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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致中先生逝世快有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写写我和他不多的交往，往往写下三两行，思路阻塞，难以成文。但他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又是深湛的，不随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损，就像一条挣不脱的红丝线，每逢他的祭日，紧紧地缠绕着我的心灵。
我最早一次见那致中先生，是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
那年我二十七岁，在一所军工厂子弟中学教语文。婚姻问题成为我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军工厂的适龄女工月工资43.5元，比我多6.5元，当时在我所在地方是一个“天文数字”，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嫁一个“臭教书匠”，何况我还有父亲档案里的那些说不清楚的所谓“历史问题”。我看中的，对方不同意;领导、朋友、家人介绍的，我又不情愿。
这时候，我在吉林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皇甫修文，给我介绍了正在该校读书的学生，即我现在的老伴。认识不久，她就说，要过一关，去见她的大伯父。
记得是一个周日，我一大早坐6路专线公交车从郊区赶到市里，与她会合，到了后来我十分熟悉、不足十平米的福绥街小屋。这是一位退休在家的老人，高高的个子，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说话语速不快不慢，有板有眼。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厚重。人长得厚重，为人也厚重。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张罗喝酒，花生米、黄瓜钱、土豆干……都是下酒菜，记得拿出的是一瓶“永吉原浆”，似乎可不可以过他这关，全看喝酒。我那时还不喝酒，也没见过这阵势，就这么一盅一盅喝起来，几盅下肚，脸就开始发红，没过多久，半瓶就没了。“看这酒品，可交！”一锤定音。那天，我记不得是怎么坐长途汽车回到远郊的中学教师宿舍的。
二
渐渐地，我对“老那家”，特别是这位大伯父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Nā）姓，是满族八大姓氏中的第七个姓氏，出自于音译的多音节满族姓氏纳拉氏（那拉氏）。纳拉氏是以其历史上氏族的居住地纳拉河冠以姓氏的，散居在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等地，辉发、叶赫两部与哈达、乌拉两部虽同属纳拉氏氏族，但并不同宗。叶赫那拉氏出过著名的慈禧太后。据史料记载，哈达、乌拉两部的纳拉氏族先人，原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元末明初之际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迁徙，落脚地之一是现今的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后续子孙在这里生活了五六百年，被视为“满族发祥之地”，至今留有“乌拉古城墙”“百花公主点将台”等遗址及其种种传说故事。
那致中，满洲镶黄旗那拉氏后人，1911年（辛亥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乌拉街满族镇靠近松花江的三家子村，字和溥，号松水逸人，斋号晚晴斋。生于诗书礼仪之家，遵从“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6岁入私塾，开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学了“四书”“五经”，熟读《大学》和《中庸》，他作为经过系统传统教育的“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充分领悟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诗书画结缘，同时，他又深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他的人生之路的。
我所知道的是，大伯父那致中民国以来成为三家子“那氏家族”的“主事人”，最为这个家族后人念念不已的，是他改变整个家族命运之举。
那是林彪部队“围困长春”那年，我刚刚故去的朋友白光润，五岁时就经历了全家七口人九死一生地逃出长春、落脚农村的全过程，在他的回忆录《时代与人生》中生动记录了这场灾难后弥漫乡间的“城市恐惧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伯父那致中说服三家子“那氏家族”老老少少，舍弃全部房产和土地，举家迁往原名“吉林乌拉”的吉林市，这是需要眼界和胆识的。依依不舍房产和土地的二伯父，到铁路部门枕木防腐厂当了工人（后全家去了哈尔滨），我岳父以教书为业，辗转于永吉三中、八中任教，姑母随老姑父去了建筑部门（后调到大连），大伯父则在吉林市做小买卖艰难度日，“公私合营”后在一个日杂商铺任会计。这就使“那氏家族”及其子弟在其后接踵而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中未受波及，家庭成分被定为“城市贫民”，1940年前后出生的子女大多顺利考取了国家重点大学，大伯父二儿子甚至进了航空学院，有的顺理成章地享有国家助学金，是后来的子嗣艳羡不已、望尘莫及的（虽然文革中所在单位到三家子外调，还有三家子的所谓“追逃”，又被重新划为“富农”，直至“文革”结束才恢复“城贫”）。
三
我真正熟悉了大伯父那致中，并有了深度了解，是1977年后，我以郊区（今丰满区）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吉林师范学院（今北华大学），读书及留校任教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读《那致中诗书画集》（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以及网上可以搜到的回忆文章，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大伯父书法艺术的“黄金期”，人们尽可以用“四人帮”粉碎后迎来的“艺术的春天”形容之，真可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大伯父侄女、《那致中诗书画集》主编那常筠教授，对伯父在窘迫生活中痴迷书法有生动的描述：“年轻时因家境贫寒没钱买纸墨，他就用自做的‘笔’蘸水在沙地上练书法。前些年，纸张难买到，伯父上街，若遇到卖宣纸的，想方设法买到手。有一年春节，伯母等着伯父买回干豆腐炒菜，没想到打开一看竟是一叠浅黄色的宣纸，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家里的报纸、废书、废本，甚至买东西的包装纸等伯父都写上墨笔字，有時稍不留神，家里连一张能当‘手纸’用的纸都找不到。”（《缅怀伯父那致中先生》）
我是诗书画的“门外汉”，只能精选出书画界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的评价，择要录之。著名书法家张运城老先生说：
那老擅写草书，他是在二王等行草书、特别是《十七帖》上下过苦功夫的人，深得草书三昧。细观那老所作草书，大气苍秀，玉蕴巉崖，倘能瞻山识璞，定能获知音之快。那老又擅写榜书，如庚申年为吉林北山所题“泛雪堂”，藏颜寓柳，端凝朴厚，常惹过往行人驻足瞻赏。那老又能以书绘竹，再题上自作诗，书竹相映，朴厚潇洒之至，如其为人。像那老这样诗书画造诣均深之人，在书画界并不多见（见《神州传翰墨，海国植风竹——怀念可敬的师长那老致中先生》，收《那致中诗书画集》）。 “松江一帆”的新浪博客转载的陈德江、戴景新的文章也可一引。对大伯父的诗、书、画研究甚深的陈德江说：“那致中帖学独尊王羲之十七帖，又心摹手追秦、汉、魏、晋碑刻，融碑学、帖学于一体。”又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那致中先生书法艺术的巅峰期，以行草书和大字榜书载誉书坛。他的榜书奇肆、奇险、奇古，其气峻宕，其神飞逸。骨力若金石，苍古若摩崖。解放前，那先生所题匾额就遍布河南街以西地段，特别是北大街、顺城街、西大街、德胜街、临江门，更是随处可见。……题写‘泛雪堂’匾，以神采之足、气韵之美享誉江城……那先生亦擅篆刻，为市印刷厂刘美兰女士所治‘刘美兰印’系其代表作”（《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见2014年3月27日《江城日报》）。同样是《江城日报》，2014年4月1日登载的戴景新《深深缅怀永在心——纪念那致中先生诞辰105周年》说：“（那老）晚年喜欢画梅、兰、竹、菊。所画之梅具‘冷艳寒香清彻骨’的高洁，兰有‘超尘拔俗高士风’的清雅，竹带‘劲节虚心傲骨雄’的洒脱，菊含‘坚贞自持晚节终’的操守。他凡画都自作诗题之，诗、书、画、印相得益彰，显示了书画大家的才华。”
2015年“江城四老书法展”的策划人和主持者王宝林先生，综合赵连成、张运城等耄耋老人，还有著名书法评论家张瑞田的回忆文章，所写《江城书坛大布衣——怀念那致中先生》（见“三惜草堂”的新浪博客）对大伯父的诗、书、画及交友、为师，还有清贫自守，均有言及腠理的评述。我最为赞赏的，是他的文章冠以“大布衣”的称谓。我是浙江海宁人，清中叶那里就出过著名的“西泠五布衣”（吴颖芳、丁敬、金农、魏之琇、奚冈），他们都以诗书画名世，却不应科举，鸿博不就，沽酒街市，寄情山水，逸韵超隽，其一致坚守的布衣精神，就是不畏于势，不惑于神，不弃尊严，不趋炎附势，孤守、叛逆、自由而旷达。大伯父也是这样一位可以南北相映衬的“大布衣”，除了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外，较之“西泠五布衣”，他接受了现代新文化，身上尤重“清贫淡泊，一诺千金，解危济困”的墨家精神，近代墨学复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鲁迅说“墨子之徒为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呼朋唤友，己诺必诚”的侠义之气在大伯父身上亦熠熠生辉。
四
我想多说一些的，就是大伯父那致中老先生身上的这一面，一个较少为人谈及的一面，这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不书法”、只喝酒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亲朋好友，有机关干部、搞工程技术的、教书的，也有街头理发剃须者、做手艺活的……九流三教，来者不拒;这个世界重亲情，友情，亲戚朋友之间无论谁跟谁，从不说重话，不同辈份之间有难处，能够帮忙的，一定帮。
大伯父很看重我，凡是这个“福绥街小屋”热闹一点的聚会，必会通知正在吉林师范学院读书的我参加。他的通知方式很特别，从不用电话，却总能以各种方式准确地找到我。一次老姑父从大连来，是我所在系另一班级的一位女同学告我晚上按时到，后来一打听，让她通知我的，是几乎隔三差五、有事没事都要到“小屋”坐坐的一位“瓦匠”;还有一次，是外系同学绕了几个弯转到我这里的一张纸条，问出处，回答是某煤场送煤的“车夫”……“福绥街小屋”常常是少长咸集，宾客满座，围桌畅饮，其乐融融。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活动中，我更多地知道了吉林古城的今昔，北山风光一时的过往，龍潭山的步步是典……仿佛这座城市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没有大伯父不知晓的。大伯父不仅熟悉他的前辈“吉林三杰”（宋小濂、徐鼐霖、成多禄）的工诗善书，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他聊起“五四”后的新文化，他则列举与他同时代的“吉林四大天”（吉林市有四位被认为颇有才气的现代青年，他们的名号中都有个“天”字，因而被人们称作“吉林四大天”）对江城现代文化的开拓，说起他们的贡献来，他更是精气十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我后来研究“吉林四大天”之一的穆木天，“福绥街小屋”便成了我经常登临之地。
穆木天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1900年出生在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1913年考入省城吉林（市）第一中学，两年后被该校保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18年7月毕业，回吉林（市）考取了吉林省公署旗蒙科官费留学资格，往日本留学。翌年9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高”），1920年升入京都“三高”文科部，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是发起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1923年他利用假期回吉林市毓文中学授课，并与友人创办了东北最早的新文学团体白杨社，出版了诗刊《白杨》。1929年再度回到吉林市，担任吉林大学教授两年。大伯父就讲到，穆木天每次上课，开始十分钟，总要抨击时政，上至蒋介石卖国，下至张作相腐败，旁至社会丑闻、市井恶习，痛骂一通才开讲。穆木天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把吉林市视为故乡，表现故乡的自然山水、城市风光、社会生活、民间疾苦，是他创作的诗集《旅心》《流亡者之歌》的一个核心内容。我后来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穆木天传略》《穆木天著译年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在该书“自序”中说：“我的妻子是满族人，这使我结识了很多有‘老吉林’之称的旗人，尤其是我始终敬重的大伯父那致中老先生，他经常谈到这座古老的江城的历史、名人和风俗习惯，谈到穆木天在吉林市的经历和生活佚事，这些，也有助于我去接近穆木天及其诗歌。”
五
我熟悉、了解的日常的大伯父，无疑更亲近这个喝酒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三六九等之分，来的都是朋友，书法只是他结交朋友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一些回忆所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发配到吉林的江学张、窦黎明都成为他的好友，虽没有资料表明，他们的结交在右派平反之前，但从他为江学张不幸逝世所作感怀诗，以及窦黎明的那句“能为我师者，惟那致中耳！”可见，右派与否，不会丝毫减损他们之间的友情。这从一个侧面有助于理解他为什么始终如一“淡泊明志”。同样来自乌拉街三家子的赵连成在《那致中诗书画集·序言》中说：“‘伪满’时期，当地政府听说他识文断字，在乡间威信很高，曾多次动员他到伪乡、县部门做事，他断然拒绝。”陈德江回忆，1979年吉林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书画展览，他的两件行书作品荣获第一名，并被中国书法研究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前身）发展为会员（吉林市唯一一位），这无疑是宣传自己的大好时机，他却不以为意。1985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来吉林录制他的书、画艺术专题节目，他却避而不见（见《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 这切合我记忆中的大伯父，他从不以自己为江城“书坛四老”之一自居，不以“著名书法家”的赞誉而自诩，他常常认为自己不过一个普通老人，只是比别人见多识广一些，他不想被这些“身外之物”束缚身心自由，仅仅把书法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如他的好友所言，淡然蜗居庐內，偶有感触，品酒挥毫，吟诗作画。这应该是他遗留下的书画作品真迹非常之少，仅是其他书画名家作品存世量的几十分之一，而为书画界后人慨叹不已的主要原因。
可以举一桩最有说服力的事例以证之。
大伯父从乌拉街三家子搬迁至吉林市，我以为最适合他喜爱的诗书画艺术发展的，是以教书为业。而且，他也擅长此道，十七岁时在乡间就延揽族中子弟，在家中立塾讲学，小他十余岁的老姑父、我岳父都是他的学生，经他之手，把那氏家族“以读书为重”的一脉传统传递了下去——这个家族后续子孙时时提起，1977年大连老姑父带着高考落榜的儿子几闯教育主管部门，硬是把被漏批的考卷找回来，把儿子送进大连理工大学——我从中看到了大伯父那致中的身影。
已近“不惑之年”的大伯父到吉林市，是他一生的重大抉择，那么，他为什么选择利润微薄、仅能活口度日的小买卖为生呢？我以为，除了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源于他的社会人生体味之深重，所求之一，就是不为外物所累的“身心自由”。虽然日后的“公私合营”“三反五反”为他始料不及;靠47元工资供养两个儿子读大学，还要时不时接济告贷上门的亲戚，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退休后还要走“五七道路”，老两口被强行发配到偏远的农村——我能想到，对于没有生产技能又缺乏体能和营殖能力的老两口，在这“苦难的岁月”中亲朋好友的重要;只有亲历过如此境遇的人，才最懂得“江湖”与“庙堂”之间，孰重孰轻？何况经历过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他，早已把上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七八十年代之交，他的书法如“出土文物”，腾空而起，古色古香，陈德江说当时学“那体书法”成为一种“时尚”，但1980年后的他依然故我，生存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那个“福绥街小屋”，还是那些故友亲朋，还是那样开怀畅饮、肆意而谈。从不计较“阿堵物”的他，“酒”依然是不可须臾离身之物，在他口中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奇效，王宝林说：“那老善饮，晚年也因饮酒过度造成手颤。为人挥毫时，经常是喝一口烈性白酒，含在口中，手竟神奇地不颤了。顷刻间，一幅动静有致、气度超然、纵横捭阖、古朴自然的‘那体书法’诞生，引得旁观者啧啧称赞”（《江城书坛大布衣——怀念那致中先生》，见“三惜草堂”的新浪博客）。
六
诗家讲“功夫在诗外”，诗人的生存方式、人生历练、精神特征、生活习性，深深地烙印在他诗歌创作的特有表现方式上，这在大伯父那致中的现代格律诗词创作中就有表现：如他的《咏梅（一）》：“不同百卉争时艳，无意争春只报春，冰雪难欺香欲烈，岁寒独放一枝春。”（《那致中诗书画集》第101页）;如他的《题竹（五）》“不论寒暑与秋冬，笑貌长存一色青，千秋由来高格调，不甘俯势与阿从。”（《那致中诗书画集》第103页）这诗与他晚年喜欢画的梅、竹交相辉映，不就是他人生的深刻写照吗？不就是他精神气质的高度凝缩吗？如此人生历练与精神特征，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与境界。陈德江先生的概括一语中的：“那先生的书法自成一格，平和之中透出苍古老辣，被称之为‘那体’”——他“创立了‘那体书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出处见前文），这是通览书法界诸多大家后提炼出的一個睿识;郭宝林先生的《沉如铁铸重精神——书法家那致中先生逝世三周年祭》认为“‘字如其人’这一点在那致中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先生流离坎坷一生，耿介正直的性格，大气凛然的气质，对形成其与此相关的艺术风格”至关重要。该文对“那体书法”有鞭辟入里的详释，不妨多一些引述：
先生属“尚碑”的书家，一位“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豪放“大汉”。其书重气、重质，形成一种“重、拙、大”的总体风格。以笔势写结构，形迹风神及审美意趣追求“金石气”，执拗地寻求深沉浑厚、奔放老辣之美，其张力与震颤的“岩味”如刀冲石，透出“阳刚”与“拙重”之气。尽管“阳刚”与“拙重”在视觉上不那么具有亲近感，且需要潜层的审美释读与深刻的回味才能接受其“拙重”之美，然而这正是内在的大真、大巧、大美。正如我国著名书法家、“当代草圣”林散之对那先生的评价那样：“起伏跌宕，古拙苍劲，沉如铁铸。”非深厚的功力，高深的造诣而难为之，先生堪称“大手笔”！
先生属“尚意”的书家，理智地意识到主观情感及自我意象表达的重要，从不将“书法”与“写字”归于同一范畴。先生最忌雷同、媚俗，不因袭他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也不因袭自己，“画到生时是熟时”。在他的总体风格中，我们看到的是面貌各异的书法作品。“无法而法”“没有风格的风格”。或庄或谐，或张或驰，或魏或隶，全凭作品内容及届时之意趣、灵感，全然忘却自己在写字，只觉得在创作、在抒发。个性的心脏不停地跳动。一任宣泄，每每妙墨佳构如湿地之蘑，于案头匆匆而生。
与古往今来社稷、江山的建功立业者一样，在如此而成的诗书画里挺立起来的，不同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吗？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
那致中先生逝世快有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写篇文章，写写我和他不多的交往，往往写下三两行，思路阻塞，难以成文。但他的影像，在我的心目中又是深湛的，不随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的减损，就像一条挣不脱的红丝线，每逢他的祭日，紧紧地缠绕着我的心灵。
我最早一次见那致中先生，是在“文革”尚未结束的1975年。
那年我二十七岁，在一所军工厂子弟中学教语文。婚姻问题成为我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军工厂的适龄女工月工资43.5元，比我多6.5元，当时在我所在地方是一个“天文数字”，她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嫁一个“臭教书匠”，何况我还有父亲档案里的那些说不清楚的所谓“历史问题”。我看中的，对方不同意;领导、朋友、家人介绍的，我又不情愿。
这时候，我在吉林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皇甫修文，给我介绍了正在该校读书的学生，即我现在的老伴。认识不久，她就说，要过一关，去见她的大伯父。
记得是一个周日，我一大早坐6路专线公交车从郊区赶到市里，与她会合，到了后来我十分熟悉、不足十平米的福绥街小屋。这是一位退休在家的老人，高高的个子，眼睛不大却炯炯有神，说话语速不快不慢，有板有眼。一见面，就让人倍感亲切、厚重。人长得厚重，为人也厚重。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张罗喝酒，花生米、黄瓜钱、土豆干……都是下酒菜，记得拿出的是一瓶“永吉原浆”，似乎可不可以过他这关，全看喝酒。我那时还不喝酒，也没见过这阵势，就这么一盅一盅喝起来，几盅下肚，脸就开始发红，没过多久，半瓶就没了。“看这酒品，可交！”一锤定音。那天，我记不得是怎么坐长途汽车回到远郊的中学教师宿舍的。
二
渐渐地，我对“老那家”，特别是这位大伯父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Nā）姓，是满族八大姓氏中的第七个姓氏，出自于音译的多音节满族姓氏纳拉氏（那拉氏）。纳拉氏是以其历史上氏族的居住地纳拉河冠以姓氏的，散居在叶赫、乌拉、哈达、辉发等地，辉发、叶赫两部与哈达、乌拉两部虽同属纳拉氏氏族，但并不同宗。叶赫那拉氏出过著名的慈禧太后。据史料记载，哈达、乌拉两部的纳拉氏族先人，原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元末明初之际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迁徙，落脚地之一是现今的永吉县乌拉街满族镇，后续子孙在这里生活了五六百年，被视为“满族发祥之地”，至今留有“乌拉古城墙”“百花公主点将台”等遗址及其种种传说故事。
那致中，满洲镶黄旗那拉氏后人，1911年（辛亥年）农历二月二十六日出生在乌拉街满族镇靠近松花江的三家子村，字和溥，号松水逸人，斋号晚晴斋。生于诗书礼仪之家，遵从“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6岁入私塾，开蒙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学了“四书”“五经”，熟读《大学》和《中庸》，他作为经过系统传统教育的“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充分领悟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与诗书画结缘，同时，他又深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是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他的人生之路的。
我所知道的是，大伯父那致中民国以来成为三家子“那氏家族”的“主事人”，最为这个家族后人念念不已的，是他改变整个家族命运之举。
那是林彪部队“围困长春”那年，我刚刚故去的朋友白光润，五岁时就经历了全家七口人九死一生地逃出长春、落脚农村的全过程，在他的回忆录《时代与人生》中生动记录了这场灾难后弥漫乡间的“城市恐惧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伯父那致中说服三家子“那氏家族”老老少少，舍弃全部房产和土地，举家迁往原名“吉林乌拉”的吉林市，这是需要眼界和胆识的。依依不舍房产和土地的二伯父，到铁路部门枕木防腐厂当了工人（后全家去了哈尔滨），我岳父以教书为业，辗转于永吉三中、八中任教，姑母随老姑父去了建筑部门（后调到大连），大伯父则在吉林市做小买卖艰难度日，“公私合营”后在一个日杂商铺任会计。这就使“那氏家族”及其子弟在其后接踵而来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运动中未受波及，家庭成分被定为“城市贫民”，1940年前后出生的子女大多顺利考取了国家重点大学，大伯父二儿子甚至进了航空学院，有的顺理成章地享有国家助学金，是后来的子嗣艳羡不已、望尘莫及的（虽然文革中所在单位到三家子外调，还有三家子的所谓“追逃”，又被重新划为“富农”，直至“文革”结束才恢复“城贫”）。
三
我真正熟悉了大伯父那致中，并有了深度了解，是1977年后，我以郊区（今丰满区）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吉林师范学院（今北华大学），读书及留校任教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读《那致中诗书画集》（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以及网上可以搜到的回忆文章，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大伯父书法艺术的“黄金期”，人们尽可以用“四人帮”粉碎后迎来的“艺术的春天”形容之，真可谓“梅花香自苦寒来”。大伯父侄女、《那致中诗书画集》主编那常筠教授，对伯父在窘迫生活中痴迷书法有生动的描述：“年轻时因家境贫寒没钱买纸墨，他就用自做的‘笔’蘸水在沙地上练书法。前些年，纸张难买到，伯父上街，若遇到卖宣纸的，想方设法买到手。有一年春节，伯母等着伯父买回干豆腐炒菜，没想到打开一看竟是一叠浅黄色的宣纸，弄得全家人哭笑不得。家里的报纸、废书、废本，甚至买东西的包装纸等伯父都写上墨笔字，有時稍不留神，家里连一张能当‘手纸’用的纸都找不到。”（《缅怀伯父那致中先生》）
我是诗书画的“门外汉”，只能精选出书画界德高望重的先生们的评价，择要录之。著名书法家张运城老先生说：
那老擅写草书，他是在二王等行草书、特别是《十七帖》上下过苦功夫的人，深得草书三昧。细观那老所作草书，大气苍秀，玉蕴巉崖，倘能瞻山识璞，定能获知音之快。那老又擅写榜书，如庚申年为吉林北山所题“泛雪堂”，藏颜寓柳，端凝朴厚，常惹过往行人驻足瞻赏。那老又能以书绘竹，再题上自作诗，书竹相映，朴厚潇洒之至，如其为人。像那老这样诗书画造诣均深之人，在书画界并不多见（见《神州传翰墨，海国植风竹——怀念可敬的师长那老致中先生》，收《那致中诗书画集》）。 “松江一帆”的新浪博客转载的陈德江、戴景新的文章也可一引。对大伯父的诗、书、画研究甚深的陈德江说：“那致中帖学独尊王羲之十七帖，又心摹手追秦、汉、魏、晋碑刻，融碑学、帖学于一体。”又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那致中先生书法艺术的巅峰期，以行草书和大字榜书载誉书坛。他的榜书奇肆、奇险、奇古，其气峻宕，其神飞逸。骨力若金石，苍古若摩崖。解放前，那先生所题匾额就遍布河南街以西地段，特别是北大街、顺城街、西大街、德胜街、临江门，更是随处可见。……题写‘泛雪堂’匾，以神采之足、气韵之美享誉江城……那先生亦擅篆刻，为市印刷厂刘美兰女士所治‘刘美兰印’系其代表作”（《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见2014年3月27日《江城日报》）。同样是《江城日报》，2014年4月1日登载的戴景新《深深缅怀永在心——纪念那致中先生诞辰105周年》说：“（那老）晚年喜欢画梅、兰、竹、菊。所画之梅具‘冷艳寒香清彻骨’的高洁，兰有‘超尘拔俗高士风’的清雅，竹带‘劲节虚心傲骨雄’的洒脱，菊含‘坚贞自持晚节终’的操守。他凡画都自作诗题之，诗、书、画、印相得益彰，显示了书画大家的才华。”
2015年“江城四老书法展”的策划人和主持者王宝林先生，综合赵连成、张运城等耄耋老人，还有著名书法评论家张瑞田的回忆文章，所写《江城书坛大布衣——怀念那致中先生》（见“三惜草堂”的新浪博客）对大伯父的诗、书、画及交友、为师，还有清贫自守，均有言及腠理的评述。我最为赞赏的，是他的文章冠以“大布衣”的称谓。我是浙江海宁人，清中叶那里就出过著名的“西泠五布衣”（吴颖芳、丁敬、金农、魏之琇、奚冈），他们都以诗书画名世，却不应科举，鸿博不就，沽酒街市，寄情山水，逸韵超隽，其一致坚守的布衣精神，就是不畏于势，不惑于神，不弃尊严，不趋炎附势，孤守、叛逆、自由而旷达。大伯父也是这样一位可以南北相映衬的“大布衣”，除了深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外，较之“西泠五布衣”，他接受了现代新文化，身上尤重“清贫淡泊，一诺千金，解危济困”的墨家精神，近代墨学复兴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鲁迅说“墨子之徒为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呼朋唤友，己诺必诚”的侠义之气在大伯父身上亦熠熠生辉。
四
我想多说一些的，就是大伯父那致中老先生身上的这一面，一个较少为人谈及的一面，这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不书法”、只喝酒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亲朋好友，有机关干部、搞工程技术的、教书的，也有街头理发剃须者、做手艺活的……九流三教，来者不拒;这个世界重亲情，友情，亲戚朋友之间无论谁跟谁，从不说重话，不同辈份之间有难处，能够帮忙的，一定帮。
大伯父很看重我，凡是这个“福绥街小屋”热闹一点的聚会，必会通知正在吉林师范学院读书的我参加。他的通知方式很特别，从不用电话，却总能以各种方式准确地找到我。一次老姑父从大连来，是我所在系另一班级的一位女同学告我晚上按时到，后来一打听，让她通知我的，是几乎隔三差五、有事没事都要到“小屋”坐坐的一位“瓦匠”;还有一次，是外系同学绕了几个弯转到我这里的一张纸条，问出处，回答是某煤场送煤的“车夫”……“福绥街小屋”常常是少长咸集，宾客满座，围桌畅饮，其乐融融。正是在这样的一次次活动中，我更多地知道了吉林古城的今昔，北山风光一时的过往，龍潭山的步步是典……仿佛这座城市前前后后、里里外外，没有大伯父不知晓的。大伯父不仅熟悉他的前辈“吉林三杰”（宋小濂、徐鼐霖、成多禄）的工诗善书，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和他聊起“五四”后的新文化，他则列举与他同时代的“吉林四大天”（吉林市有四位被认为颇有才气的现代青年，他们的名号中都有个“天”字，因而被人们称作“吉林四大天”）对江城现代文化的开拓，说起他们的贡献来，他更是精气十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我后来研究“吉林四大天”之一的穆木天，“福绥街小屋”便成了我经常登临之地。
穆木天就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知识分子，1900年出生在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1913年考入省城吉林（市）第一中学，两年后被该校保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1918年7月毕业，回吉林（市）考取了吉林省公署旗蒙科官费留学资格，往日本留学。翌年9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一高”），1920年升入京都“三高”文科部，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发起成立创造社，是发起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1923年他利用假期回吉林市毓文中学授课，并与友人创办了东北最早的新文学团体白杨社，出版了诗刊《白杨》。1929年再度回到吉林市，担任吉林大学教授两年。大伯父就讲到，穆木天每次上课，开始十分钟，总要抨击时政，上至蒋介石卖国，下至张作相腐败，旁至社会丑闻、市井恶习，痛骂一通才开讲。穆木天就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把吉林市视为故乡，表现故乡的自然山水、城市风光、社会生活、民间疾苦，是他创作的诗集《旅心》《流亡者之歌》的一个核心内容。我后来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穆木天传略》《穆木天著译年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在该书“自序”中说：“我的妻子是满族人，这使我结识了很多有‘老吉林’之称的旗人，尤其是我始终敬重的大伯父那致中老先生，他经常谈到这座古老的江城的历史、名人和风俗习惯，谈到穆木天在吉林市的经历和生活佚事，这些，也有助于我去接近穆木天及其诗歌。”
五
我熟悉、了解的日常的大伯父，无疑更亲近这个喝酒聊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三六九等之分，来的都是朋友，书法只是他结交朋友的一个重要渠道，如一些回忆所记，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北京发配到吉林的江学张、窦黎明都成为他的好友，虽没有资料表明，他们的结交在右派平反之前，但从他为江学张不幸逝世所作感怀诗，以及窦黎明的那句“能为我师者，惟那致中耳！”可见，右派与否，不会丝毫减损他们之间的友情。这从一个侧面有助于理解他为什么始终如一“淡泊明志”。同样来自乌拉街三家子的赵连成在《那致中诗书画集·序言》中说：“‘伪满’时期，当地政府听说他识文断字，在乡间威信很高，曾多次动员他到伪乡、县部门做事，他断然拒绝。”陈德江回忆，1979年吉林省举办建国三十周年书画展览，他的两件行书作品荣获第一名，并被中国书法研究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前身）发展为会员（吉林市唯一一位），这无疑是宣传自己的大好时机，他却不以为意。1985年春节，中央电视台来吉林录制他的书、画艺术专题节目，他却避而不见（见《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 这切合我记忆中的大伯父，他从不以自己为江城“书坛四老”之一自居，不以“著名书法家”的赞誉而自诩，他常常认为自己不过一个普通老人，只是比别人见多识广一些，他不想被这些“身外之物”束缚身心自由，仅仅把书法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爱好。如他的好友所言，淡然蜗居庐內，偶有感触，品酒挥毫，吟诗作画。这应该是他遗留下的书画作品真迹非常之少，仅是其他书画名家作品存世量的几十分之一，而为书画界后人慨叹不已的主要原因。
可以举一桩最有说服力的事例以证之。
大伯父从乌拉街三家子搬迁至吉林市，我以为最适合他喜爱的诗书画艺术发展的，是以教书为业。而且，他也擅长此道，十七岁时在乡间就延揽族中子弟，在家中立塾讲学，小他十余岁的老姑父、我岳父都是他的学生，经他之手，把那氏家族“以读书为重”的一脉传统传递了下去——这个家族后续子孙时时提起，1977年大连老姑父带着高考落榜的儿子几闯教育主管部门，硬是把被漏批的考卷找回来，把儿子送进大连理工大学——我从中看到了大伯父那致中的身影。
已近“不惑之年”的大伯父到吉林市，是他一生的重大抉择，那么，他为什么选择利润微薄、仅能活口度日的小买卖为生呢？我以为，除了一些偶然因素外，主要源于他的社会人生体味之深重，所求之一，就是不为外物所累的“身心自由”。虽然日后的“公私合营”“三反五反”为他始料不及;靠47元工资供养两个儿子读大学，还要时不时接济告贷上门的亲戚，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退休后还要走“五七道路”，老两口被强行发配到偏远的农村——我能想到，对于没有生产技能又缺乏体能和营殖能力的老两口，在这“苦难的岁月”中亲朋好友的重要;只有亲历过如此境遇的人，才最懂得“江湖”与“庙堂”之间，孰重孰轻？何况经历过1949年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他，早已把上层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七八十年代之交，他的书法如“出土文物”，腾空而起，古色古香，陈德江说当时学“那体书法”成为一种“时尚”，但1980年后的他依然故我，生存方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那个“福绥街小屋”，还是那些故友亲朋，还是那样开怀畅饮、肆意而谈。从不计较“阿堵物”的他，“酒”依然是不可须臾离身之物，在他口中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奇效，王宝林说：“那老善饮，晚年也因饮酒过度造成手颤。为人挥毫时，经常是喝一口烈性白酒，含在口中，手竟神奇地不颤了。顷刻间，一幅动静有致、气度超然、纵横捭阖、古朴自然的‘那体书法’诞生，引得旁观者啧啧称赞”（《江城书坛大布衣——怀念那致中先生》，见“三惜草堂”的新浪博客）。
六
诗家讲“功夫在诗外”，诗人的生存方式、人生历练、精神特征、生活习性，深深地烙印在他诗歌创作的特有表现方式上，这在大伯父那致中的现代格律诗词创作中就有表现：如他的《咏梅（一）》：“不同百卉争时艳，无意争春只报春，冰雪难欺香欲烈，岁寒独放一枝春。”（《那致中诗书画集》第101页）;如他的《题竹（五）》“不论寒暑与秋冬，笑貌长存一色青，千秋由来高格调，不甘俯势与阿从。”（《那致中诗书画集》第103页）这诗与他晚年喜欢画的梅、竹交相辉映，不就是他人生的深刻写照吗？不就是他精神气质的高度凝缩吗？如此人生历练与精神特征，使他的书法艺术达到一个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与境界。陈德江先生的概括一语中的：“那先生的书法自成一格，平和之中透出苍古老辣，被称之为‘那体’”——他“创立了‘那体书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记著名书法家那致中先生》，出处见前文），这是通览书法界诸多大家后提炼出的一個睿识;郭宝林先生的《沉如铁铸重精神——书法家那致中先生逝世三周年祭》认为“‘字如其人’这一点在那致中先生身上得到了证明”——“先生流离坎坷一生，耿介正直的性格，大气凛然的气质，对形成其与此相关的艺术风格”至关重要。该文对“那体书法”有鞭辟入里的详释，不妨多一些引述：
先生属“尚碑”的书家，一位“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的豪放“大汉”。其书重气、重质，形成一种“重、拙、大”的总体风格。以笔势写结构，形迹风神及审美意趣追求“金石气”，执拗地寻求深沉浑厚、奔放老辣之美，其张力与震颤的“岩味”如刀冲石，透出“阳刚”与“拙重”之气。尽管“阳刚”与“拙重”在视觉上不那么具有亲近感，且需要潜层的审美释读与深刻的回味才能接受其“拙重”之美，然而这正是内在的大真、大巧、大美。正如我国著名书法家、“当代草圣”林散之对那先生的评价那样：“起伏跌宕，古拙苍劲，沉如铁铸。”非深厚的功力，高深的造诣而难为之，先生堪称“大手笔”！
先生属“尚意”的书家，理智地意识到主观情感及自我意象表达的重要，从不将“书法”与“写字”归于同一范畴。先生最忌雷同、媚俗，不因袭他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也不因袭自己，“画到生时是熟时”。在他的总体风格中，我们看到的是面貌各异的书法作品。“无法而法”“没有风格的风格”。或庄或谐，或张或驰，或魏或隶，全凭作品内容及届时之意趣、灵感，全然忘却自己在写字，只觉得在创作、在抒发。个性的心脏不停地跳动。一任宣泄，每每妙墨佳构如湿地之蘑，于案头匆匆而生。
与古往今来社稷、江山的建功立业者一样，在如此而成的诗书画里挺立起来的，不同样是一个大写的“人”吗？
〔特约责任编辑 王雪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