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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逸事之十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敬请垂注。
索款
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他有另一个名号，叫汪精卫。
时为1911年11月6日。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起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详见本刊上周文章）。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新军将领）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天安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至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湖北都督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主持日报的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汪兆铭即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虽然如此，但现在不能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给汪兆铭。
事败
胡鄂公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接自北京来的《国风日报》同志时，竟然在一群来客中看见了汪兆铭那张俊美的面孔。
“兆铭，”他们是老熟人，“你这种时候来天津，后日北京的大事，谁来主持？”
汪兆铭微微一笑：“九日进攻大内，自有人运筹指挥，我辈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险啦。”
这话更起疑窦。胡鄂公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谁在运筹指挥呢？”
“项城呗。”
“袁世凯吗？”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项城”称呼当今的内阁总理大臣。
“是啊，”汪兆铭很大方地承认，“其实这次举事，就是由世凯发起的，袁世凯资助我党运动费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购买枪械，还要租房、安家等等，钱不够，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凑够八千元。”
汪兆铭兴冲冲地讲起九日的计划：夜十点，炮响为号，革命同志即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处发难。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东华门，清廷还有什么可抵抗的？所以我党只负责发难，其余的事情都是袁世凯的，我们还留在北京做甚？
胡鄂公自然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说的那番话。但此刻汪兆铭俨然以北方革命领袖自居，自己初来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当天下午，清军攻陷汉阳，京津一带谣言四起，有说黎元洪已经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乱，一时也就顾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还没亮，胡鄂公住的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有人砰砰地敲门，还伴随着哭喊的声音。屋里住着十来个人，有人赶紧开了门，轰一声，白雅雨扑了进来：
“袁世凯、汪兆铭果然狼狈为奸啊！杀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党人照汪兆铭与袁世凯约定的那样，十点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但袁世凯答应的禁卫军第四标、袁克定的三千人，踪影全无，等着革命党人的只有严阵以待的军警。北京的党人本来就不多，被捕者十余人，愤而自杀者两人，被捕者也几乎尽被处决。
当天下午，天津同志开会，决定成立津军司令部，预备在天津举事。汪兆铭也在。诸人拿不住汪兆铭勾结袁世凯的证据，但无人推举这位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当司令。汪兆铭没等散会就匆匆辞去，临去倒很有风度地与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说：“兆铭早把我党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诉了袁世凯，老袁告诉他：只要你能控制他们，团体如何发展，暗杀如何进行，都随你而为……现在他当不上津军司令，肯定会自己组织队伍，不跟我们这班人厮混。”
白雅雨还说，汪兆铭在京，定期谒见袁世凯，每次都是一个人，每次都是暮夜，有时汪兆铭不去，袁世凯“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去见袁世凯。出来后魏宸组怪汪兆铭：你想让我助袁世凯杀革命同志吗？汪辩解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在外交部刺杀袁世凯，所以让你先熟悉他的样子。魏宸组推辞说：暗杀事不是我熟习的勾当。汪兆铭反驳道：不能暗杀，何言革命？—汪兆铭注目于暗杀，是无疑的了，而暗杀，无非也是制造恐怖气氛，帮袁世凯夺权而已。
胡鄂公绝不怀疑白雅雨。不过，他对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过袁的警察总监赵秉钧传出来的，会不会是离间？
胡鄂公有此疑虑，只好安抚众人说：“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铭来杀革命同志，但兆铭是老革命党，我不相信兆铭会甘心为老袁利用。”
十月十一日晚九时，汪兆铭突然召集在京同志，声明要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怀疑汪兆铭的白雅雨等人因为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刺张怀芝（天津镇总兵）、刺袁世凯、刺良弼（皇族权贵），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南下
辛亥年底，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但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为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12月27日，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这天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其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也听说了汪兆铭南下的消息。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
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
清末的公园规章
外滩公园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1885年《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规定：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规定：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公共租界娱乐场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规定：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法国公园
上海顾家宅公园，因系法国园艺家柏勃设计，故名法国公园，1909年6月建成，8月开放。该公园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天津公园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游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敬请垂注。
索款
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他有另一个名号，叫汪精卫。
时为1911年11月6日。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起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详见本刊上周文章）。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新军将领）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天安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至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湖北都督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主持日报的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汪兆铭即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虽然如此，但现在不能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给汪兆铭。
事败
胡鄂公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十月初七，他去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接自北京来的《国风日报》同志时，竟然在一群来客中看见了汪兆铭那张俊美的面孔。
“兆铭，”他们是老熟人，“你这种时候来天津，后日北京的大事，谁来主持？”
汪兆铭微微一笑：“九日进攻大内，自有人运筹指挥，我辈就不需要留在北京冒险啦。”
这话更起疑窦。胡鄂公也猜到了八九分，“到底是谁在运筹指挥呢？”
“项城呗。”
“袁世凯吗？”革命同志一般不用“项城”称呼当今的内阁总理大臣。
“是啊，”汪兆铭很大方地承认，“其实这次举事，就是由世凯发起的，袁世凯资助我党运动费五千二百元，但是需要购买枪械，还要租房、安家等等，钱不够，所以我才找你要了二千八，凑够八千元。”
汪兆铭兴冲冲地讲起九日的计划：夜十点，炮响为号，革命同志即于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等处发难。袁世凯则命禁卫军第四标由西直门进攻西华门，再命袁克定率兵三千攻打东华门，清廷还有什么可抵抗的？所以我党只负责发难，其余的事情都是袁世凯的，我们还留在北京做甚？
胡鄂公自然马上想到了白雅雨日前说的那番话。但此刻汪兆铭俨然以北方革命领袖自居，自己初来乍到，也不便干涉太多。而且，当天下午，清军攻陷汉阳，京津一带谣言四起，有说黎元洪已经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人心慌乱，一时也就顾不上北京之事。
十月初十清晨，天还没亮，胡鄂公住的老西开吉祥里十四号，有人砰砰地敲门，还伴随着哭喊的声音。屋里住着十来个人，有人赶紧开了门，轰一声，白雅雨扑了进来：
“袁世凯、汪兆铭果然狼狈为奸啊！杀我北京革命同志啊！”
十月初九夜，北京革命党人照汪兆铭与袁世凯约定的那样，十点起事，分三路攻向天安门、东华门、西华门。但袁世凯答应的禁卫军第四标、袁克定的三千人，踪影全无，等着革命党人的只有严阵以待的军警。北京的党人本来就不多，被捕者十余人，愤而自杀者两人，被捕者也几乎尽被处决。
当天下午，天津同志开会，决定成立津军司令部，预备在天津举事。汪兆铭也在。诸人拿不住汪兆铭勾结袁世凯的证据，但无人推举这位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当司令。汪兆铭没等散会就匆匆辞去，临去倒很有风度地与在座同志一一握手。
白雅雨说：“兆铭早把我党在京、津、保的情形都告诉了袁世凯，老袁告诉他：只要你能控制他们，团体如何发展，暗杀如何进行，都随你而为……现在他当不上津军司令，肯定会自己组织队伍，不跟我们这班人厮混。”
白雅雨还说，汪兆铭在京，定期谒见袁世凯，每次都是一个人，每次都是暮夜，有时汪兆铭不去，袁世凯“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去见袁世凯。出来后魏宸组怪汪兆铭：你想让我助袁世凯杀革命同志吗？汪辩解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在外交部刺杀袁世凯，所以让你先熟悉他的样子。魏宸组推辞说：暗杀事不是我熟习的勾当。汪兆铭反驳道：不能暗杀，何言革命？—汪兆铭注目于暗杀，是无疑的了，而暗杀，无非也是制造恐怖气氛，帮袁世凯夺权而已。
胡鄂公绝不怀疑白雅雨。不过，他对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过袁的警察总监赵秉钧传出来的，会不会是离间？
胡鄂公有此疑虑，只好安抚众人说：“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铭来杀革命同志，但兆铭是老革命党，我不相信兆铭会甘心为老袁利用。”
十月十一日晚九时，汪兆铭突然召集在京同志，声明要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怀疑汪兆铭的白雅雨等人因为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刺张怀芝（天津镇总兵）、刺袁世凯、刺良弼（皇族权贵），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南下
辛亥年底，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但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为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12月27日，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这天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其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也听说了汪兆铭南下的消息。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
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
清末的公园规章
外滩公园
中国最早的公园是由英美租界工部局于1868年8月在上海建成开放的外滩公园。1885年《外滩公园游览须知》第一条规定：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五条规定：除西人佣仆外华人不准入内；第六条规定：儿童无西人同伴不准入内。
公共租界娱乐场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娱乐场规章》规定：华人不准入内，除非是侍奉外国人的佣人。印度人不准入内，除非是衣冠整洁者。马、汽车和自行车不得入内。狗不得入园，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条牵住。
法国公园
上海顾家宅公园，因系法国园艺家柏勃设计，故名法国公园，1909年6月建成，8月开放。该公园规定：严禁下列人和物进入公园：中国人，但照顾外国小孩的中国阿妈和伺候洋人的华仆可跟其主人入园；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洋人牵带的外加口罩的狗则可入内……
天津公园
20世纪初，中国始有公园，然而却不准男女同游。如天津的公园就规定：“星期一二三五六，准男客人游览；星期四日，独许女客人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