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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党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要比中国共产党人早，五四时期，他们的宣传在客观上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传播汇合，造成强大的舆论力量，使马克思主义从众多思潮中脱颖而出。戴季陶在国民党中堪称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贡献及后来反共理论“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对以陈独秀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袖主体的形成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戴季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领袖主体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3-0119-03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在报告中，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是国民党在先。……70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1]，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由国外到中国国内的高潮时期，部分国民党人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人是主要代表。也因此，才会给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形成如下印象：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含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2]本文以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关系演变为例，就早期国民党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形成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阶段：才华横溢，意气相投，互相合作
戴季陶和陈独秀，在中共成立之前，二人就已经是中国的新闻人物，知名度相当高。1910年，戴季陶经过激烈竞争成为上海《天铎报》的编辑，从此开始他人生史上著名的“天仇”时代。“天仇”是戴季陶发表评论时用的笔名，他的文章“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在戴季陶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身在美国的孙中山认为应回国尽力于革命事业，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见到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戴季陶。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因为督办全国铁路事宜，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戴季陶被聘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此时孙中山46岁，戴季陶22岁，是当年追随孙中山的同志中间，算是最年轻的一个，此后戴季陶便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左右。而陈独秀在中共成立之前，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如郭沫若所言：“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作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深受五四一代青年的尊敬。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戴陈二人深刻地感觉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也打破了他们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及资本主义社会寄予的幻想，他们觉醒了。陈独秀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3]。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陈独秀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写道：“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起初戴季陶对俄国革命也难以接受，他极力推崇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而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后，戴季陶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戴季陶形象比喻：“雇主和工人同一个公所，好比老虎和羊子同一个牢，于老虎有好处，于羊子是丝毫没有好处的。”[4]戴季陶完全抛弃了早期的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的论调，果断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他也做了许多实在的事情。《共产党宣言》就是《星期评论》约请陈望道翻译的，戴季陶自己全文翻译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他最具唯物史观的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也是这个时期所写，此时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空前相近。戴季陶、沈玄庐主编的《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为著名三份刊物，它们领导着上海乃至全国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潮流。戴陈二人互相为对方所办的刊物积极撰稿，戴季陶曾是《新青年》的积极撰稿人。
1920年5月，维经斯基率领共产国际工作小组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工作小组于5月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而时任《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与沈玄庐、李汉俊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作为宣传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也会见了维经斯见这位最初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①可见当时，陈独秀是把戴季陶作为社会主义宣传的先进分子和建立党组织的中流砥柱来看待的。1920年8月，由陈独秀发起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成。戴季陶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成为该小组第一批成员。而后受国民党人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可见，此时即使中共初创，国共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时有发生。 二、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阶段：党际利益，思想分歧，最终决裂
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到中国建立共产党实践当中时，戴季陶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以不能背叛国民党和孙中山为名，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处于低潮时期，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开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此时戴季陶虽有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孙中山的权威，总还是没能彻底翻脸。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5月18日的国民党中央一届三中全会上，拿出提前写好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请大会讨论。在这个宣言中，戴季陶提出了“纯正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作为建立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号称孙文主义不容许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这份提案的实质是“反对新三民主义、恢复旧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宣言书”。因为戴季陶打着总理遗嘱的旗号，加之一些人还观察不到他反共的最终企图，会议最终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戴季陶接着于1925年六七月间，在上海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适应国民党右派反共需要而产生的反革命理论。戴季陶的意图首先是反对国共合作，强调国民党的独立性、排他性和支配性，其实质即是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结的目的。在生存的进行中，逢着一种障碍的时候，求生的冲动，便明显地，引导着人生发出一种生存的欲望。……就欲望的性质上说，无论是哪一种欲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再合拢来看，独占性是统一性的基础，排他性是支配的基础。”[5]1戴季陶排斥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没有主义，便不能成为一个党。”[5]39而且反复叫喊：“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5]3戴季陶诬蔑国共合作是共产党的寄生政策，攻击共产党“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5]45。
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号召全党坚决同“戴季陶主义”做斗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在文中，针对戴季陶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错误论调，陈独秀批驳道：“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斗争这个矛盾的事实”。陈独秀强调道，“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绝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斗争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应不主张之”，陈独秀认为，国共两党政策应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需要为首要考虑，不能因为只站在今天国民党的角度，就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对于戴季陶认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联合革命，主张阶级争斗就会破坏各阶级联合的革命。陈独秀反驳说，戴季陶所犯的根本错误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陈独秀进一步分析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对于戴季陶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的论调的实质，陈独秀揭露道，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的错误论调，陈独秀驳斥道，“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在此，陈独秀用数据有力地证明戴季陶的错误思想。
在陈独秀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驳的同时，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毛泽东、恽代英等也纷纷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错误言论进行全面揭露和批判。从五四运动开始，曾经志趣相投，互相帮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戴陶两人，最终因为国共两党之间主义之争、领导权之争，矛盾从此公开化了，他们开始走向决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运用的中国化阶段，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戴季陶等早期国民党人是功不可没的，共产党人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在1927年曾评价道，“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6]。而后的形势变化，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炉，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在与“戴季陶主义”的论战中，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尤其是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对民众觉悟的唤醒。北伐前后，国民党虽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因两报更侧重于新闻报道，不同于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7]。国民党人也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唯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一位国民党青年感叹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8]国共之间，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9]。这个时期中共的几位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向导》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有时整个一期全是他的文章。①而国民党方面，自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在试图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对垒的过程中，立即遭到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集体文字围剿，无力回击而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2]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04.
[4]戴季陶.劳动问题杂谈：三[N]//星期评论：第五十一号，1920-05-23.
[5]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
[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4.
[7]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G].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6：412.
[8]格孚.一封信[J].现代青年，1927（4）.
[9]对青年军人所说的一席话[M]//居正.清党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468.
（责任编辑：李鹏飞）
关键词：戴季陶；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化；领袖主体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3-0119-03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报告。在报告中，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1843年到1917年，74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是国民党在先。……70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1]，由此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是由国外到中国国内的高潮时期，部分国民党人率先传播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戴季陶、胡汉民等人是主要代表。也因此，才会给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袖主体形成如下印象：陈独秀曾经说，“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这是很实在的评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三层含义，即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运用的中国化和创新的中国化[2]本文以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陈独秀关系演变为例，就早期国民党理论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形成的影响进行论述。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阶段：才华横溢，意气相投，互相合作
戴季陶和陈独秀，在中共成立之前，二人就已经是中国的新闻人物，知名度相当高。1910年，戴季陶经过激烈竞争成为上海《天铎报》的编辑，从此开始他人生史上著名的“天仇”时代。“天仇”是戴季陶发表评论时用的笔名，他的文章“以极犀利词锋，写极激越言论，煽动力至强，引起读者兴趣，一时名满海内”。（戴季陶（传贤）先生编年传记）在戴季陶的政治生涯中，孙中山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后，身在美国的孙中山认为应回国尽力于革命事业，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见到了他心目中的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戴季陶。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因为督办全国铁路事宜，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戴季陶被聘为孙中山的机要秘书，此时孙中山46岁，戴季陶22岁，是当年追随孙中山的同志中间，算是最年轻的一个，此后戴季陶便长期追随孙中山革命左右。而陈独秀在中共成立之前，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这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如郭沫若所言：“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作为新文化的倡导者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深受五四一代青年的尊敬。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戴陈二人深刻地感觉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也打破了他们长期以来对西方国家及资本主义社会寄予的幻想，他们觉醒了。陈独秀说：“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3]。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态度，陈独秀在1919年4月20日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写道：“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起初戴季陶对俄国革命也难以接受，他极力推崇英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而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后，戴季陶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戴季陶形象比喻：“雇主和工人同一个公所，好比老虎和羊子同一个牢，于老虎有好处，于羊子是丝毫没有好处的。”[4]戴季陶完全抛弃了早期的改良主义和阶级调和的论调，果断提出阶级斗争的问题。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他也做了许多实在的事情。《共产党宣言》就是《星期评论》约请陈望道翻译的，戴季陶自己全文翻译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他最具唯物史观的文章《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也是这个时期所写，此时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空前相近。戴季陶、沈玄庐主编的《星期评论》与《新青年》以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为著名三份刊物，它们领导着上海乃至全国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潮流。戴陈二人互相为对方所办的刊物积极撰稿，戴季陶曾是《新青年》的积极撰稿人。
1920年5月，维经斯基率领共产国际工作小组到中国。他们先在北京见到李大钊，并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工作小组于5月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而时任《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与沈玄庐、李汉俊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作为宣传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也会见了维经斯见这位最初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①可见当时，陈独秀是把戴季陶作为社会主义宣传的先进分子和建立党组织的中流砥柱来看待的。1920年8月，由陈独秀发起的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成。戴季陶也参加了这次活动，成为该小组第一批成员。而后受国民党人诚邀，陈独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长。可见，此时即使中共初创，国共双方一些主要成员之间的良好关系也并未改变，相互交往、合作的事情时有发生。 二、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阶段：党际利益，思想分歧，最终决裂
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到中国建立共产党实践当中时，戴季陶出乎陈独秀的意料，以不能背叛国民党和孙中山为名，拒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处于低潮时期，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开始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此时戴季陶虽有一万个不愿意，因为孙中山的权威，总还是没能彻底翻脸。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5月18日的国民党中央一届三中全会上，拿出提前写好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提请大会讨论。在这个宣言中，戴季陶提出了“纯正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作为建立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号称孙文主义不容许任何人“不得有所独创”。这份提案的实质是“反对新三民主义、恢复旧三民主义、反对共产党、抛弃三大政策的宣言书”。因为戴季陶打着总理遗嘱的旗号，加之一些人还观察不到他反共的最终企图，会议最终通过了《接受总理遗嘱宣言》。戴季陶接着于1925年六七月间，在上海连续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民生哲学系统表》，构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它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适应国民党右派反共需要而产生的反革命理论。戴季陶的意图首先是反对国共合作，强调国民党的独立性、排他性和支配性，其实质即是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生存是人类原始的目的，同时也是人类终结的目的。在生存的进行中，逢着一种障碍的时候，求生的冲动，便明显地，引导着人生发出一种生存的欲望。……就欲望的性质上说，无论是哪一种欲望都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再合拢来看，独占性是统一性的基础，排他性是支配的基础。”[5]1戴季陶排斥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我们中国国民党是三民主义的政党，……一个政党，除了主义，便没有结合的基础，主义是党的神经系，同时是党的血管。……没有主义，便不能成为一个党。”[5]39而且反复叫喊：“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5]3戴季陶诬蔑国共合作是共产党的寄生政策，攻击共产党“不把国民革命当作真实目的，不把三民主义认作正当的道理，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他自己本身组织”[5]45。
陈独秀作为中共领导人，号召全党坚决同“戴季陶主义”做斗争。陈独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在文中，针对戴季陶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并且认为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的错误论调，陈独秀批驳道：“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斗争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斗争这个矛盾的事实”。陈独秀强调道，“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绝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斗争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应不主张之”，陈独秀认为，国共两党政策应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事实需要为首要考虑，不能因为只站在今天国民党的角度，就来反对阶级斗争这个事实。对于戴季陶认为国民革命是各阶级的联合革命，主张阶级争斗就会破坏各阶级联合的革命。陈独秀反驳说，戴季陶所犯的根本错误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陈独秀进一步分析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对于戴季陶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的论调的实质，陈独秀揭露道，中国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的错误论调，陈独秀驳斥道，“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在此，陈独秀用数据有力地证明戴季陶的错误思想。
在陈独秀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批驳的同时，瞿秋白写了《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毛泽东、恽代英等也纷纷在《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错误言论进行全面揭露和批判。从五四运动开始，曾经志趣相投，互相帮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戴陶两人，最终因为国共两党之间主义之争、领导权之争，矛盾从此公开化了，他们开始走向决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形成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运用的中国化阶段，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等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戴季陶等早期国民党人是功不可没的，共产党人也曾给予充分的肯定。瞿秋白在1927年曾评价道，“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6]。而后的形势变化，尤其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炉，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人在与“戴季陶主义”的论战中，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尤其是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对民众觉悟的唤醒。北伐前后，国民党虽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因两报更侧重于新闻报道，不同于中共的《向导》《新青年》《中国青年》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宣传。《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有时竟照搬《向导》上的言论[7]。国民党人也承认：“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刊所发的言论，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无不视为金科玉律，奉行唯谨，而真正宣传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刊物，转寂然无所闻。”一位国民党青年感叹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8]国共之间，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也承认：“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9]。这个时期中共的几位领袖人物如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等，将相当多的精力投放在意识形态宣传上。《向导》周刊几乎每期都有总书记陈独秀的文章，有时整个一期全是他的文章。①而国民党方面，自孙中山去世后，唯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在试图与中共进行意识形态对垒的过程中，立即遭到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领袖主体的集体文字围剿，无力回击而销声匿迹。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90.
[2]汪青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3（1）.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304.
[4]戴季陶.劳动问题杂谈：三[N]//星期评论：第五十一号，1920-05-23.
[5]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M].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1.
[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14.
[7]广东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辑[G].广东省档案馆编印，1986：412.
[8]格孚.一封信[J].现代青年，1927（4）.
[9]对青年军人所说的一席话[M]//居正.清党实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468.
（责任编辑：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