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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建构论的策略是改写“人”与“物”的关系，发现人的能动力量，正视、直面、充满自信地应对地震和一切灾害。
因为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对大灾大难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反思。面对灾害，更多的人在经历短暂的伤痛之后，选择了积极的应对方式，努力探尋战胜灾害的力量，以构建全新、和谐的社会空间。
显然，这种以建构性看待灾害意识的形成弥足珍贵。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建构性灾害意识。
“灾害存在吗?”
当灾害来临时，人们肯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从实体论的视角看，它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提出，“你是怎样知道它存在的?”“谁在叙述灾害的事实?”相关的疑问就会显现出来：灾害可以是什么?人们是如何呈现它的?它到底是什么?于是，灾害的“真实性”就不再只是一个提问，而变成了很现实的建构论话题。
提出灾害建构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想强调，人们面对灾害将选择何种态度、观点和视角，并意味着在回应灾害的过程中期望达到怎样的目标。对于灾害，人们用不同的心态、视角去看待，就会得出不同的感受和经验。
从建构论的取向看待灾害，首要面对的就是认同人们记录、记忆的灾难图像，无论是亲历或是转述，都是对灾害“事实”的再呈现。尽管不同的人在灾害呈现中本意大抵是想以“真实”取代“虚假”事实，然而，由于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价值、视角的局限，所呈现的结果一定是当事人对“事实”加工后的灾害图像，是出于不同视角和发声位置建构的灾害“事实”。这正是灾害建构性的基本观点。因此，建构论的灾害观并不是要忽视、回避灾害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是惨不忍睹的状态，恰恰相反，建构论的理念在于面对困难、矛盾、压力等，持守一种经验上的开放心态，以更加积极的视角解构“灾害”，并为回应灾害的挑战做出更具建设性的解释和实践。
要想解构“灾害”，就必须解构习以为常的“灾害”话语，跳出一贯的“灾害”语境和思维的陷阱。同乐观的人看待事物总是朝向阳光一样，积极的视角对灾害带来的不幸也会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心态。这种建构性为人们重新认识灾害、书写灾害、呈现灾害、定义灾害，并努力战胜灾害，提供了勇气和信心。
建构性的灾害意识是社会事实、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建设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它不因循不容置疑的知识体系对灾害标签化了的“灭顶之灾”的悲观情绪，相反，它更强调揭示隐藏在灾害“事实”背后的意义。“地震灾害”带来“山崩地裂”、“家毁人亡”是一种对事实的呈现，是一种建构，“地震灾害”带来“震撼天地”、“振奋精神”同样也是一种对事实的呈现，是另一种建构。前者的取向是对“物”的、灾害结果消极取向的表达，后者则是对“人”的、灾害结果的积极描写。对“地震灾害”的叙述，在建构论视角下，与其说是对地震本身的描述，不如说是对自我知识的一种新的超越。
在建构有关灾害的知识时，阐释灾害的“隐喻”是不可或缺的任务。传统的“灾害”话语，提到“地震”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人们看到、听到的似乎总是生命的被挤压、人们的“无助”、“被动”、“求救”，甚至“死亡”。这一话语形式，其实是在强化着“地震”主体的位置，把人当成被动的客体。于是，人在地震话语位置上尽管会使用“防震”、“抗震”、“避震”等字眼，但并不能改变被动的话语结构，相反，却不断强化着“灾害”的隐喻：伤、亡、心理伤害、无家可归等，从而达致心理上对“地震”的恐惧。这些看似正常的“地震”话语，如果不加以修改，只会使人们在处于“灾害”客体位置的同时，成为承担恐惧和被伤害的主体。
把“地震”同“灾难”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意味着混淆了两者应该区分的界线。“地震”与“灾难”之间事实上是存在着某种间隙的，它们相互影响，却又有所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以“物”为主体，后者则更多的试图说明“人”的情景，以人为主体。然而，这种人为的联接无疑将人物化、被动化，直接的负面作用仍是在突显与强化灾害的主体位置。因此，灾害建构论的策略正是改写“人”与“物”的关系，发现人的能动力量，以正视、直面、充满自信地应对地震灾害。
灾害的隐喻往往是由相关灾害的写作脚本完成的。为此，改写相关的灾害脚本显得尤为重要。改写“地震灾害”脚本，解构“地震灾害”叙事，就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自汶川地震以来不断使用的“地动天不摇”、“大震有大爱”、“灾害无情，人间有爱”等词汇，都是人们在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重新书写人的心灵的力量，而恢复本该属于人的主体位置。
战胜地震灾害，要有勇气颠覆恐慌、无能、被动、悲伤、离别、死亡及相关的“地震灾害”话语。这样，即便是面对灾害的那一刻，人们也会以对人类、对家园、对亲人的无限情感，来书写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
因为汶川大地震，中国人对大灾大难有了更多的认识和反思。面对灾害，更多的人在经历短暂的伤痛之后，选择了积极的应对方式，努力探尋战胜灾害的力量，以构建全新、和谐的社会空间。
显然，这种以建构性看待灾害意识的形成弥足珍贵。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可以称之为建构性灾害意识。
“灾害存在吗?”
当灾害来临时，人们肯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从实体论的视角看，它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提出，“你是怎样知道它存在的?”“谁在叙述灾害的事实?”相关的疑问就会显现出来：灾害可以是什么?人们是如何呈现它的?它到底是什么?于是，灾害的“真实性”就不再只是一个提问，而变成了很现实的建构论话题。
提出灾害建构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想强调，人们面对灾害将选择何种态度、观点和视角，并意味着在回应灾害的过程中期望达到怎样的目标。对于灾害，人们用不同的心态、视角去看待，就会得出不同的感受和经验。
从建构论的取向看待灾害，首要面对的就是认同人们记录、记忆的灾难图像，无论是亲历或是转述，都是对灾害“事实”的再呈现。尽管不同的人在灾害呈现中本意大抵是想以“真实”取代“虚假”事实，然而，由于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价值、视角的局限，所呈现的结果一定是当事人对“事实”加工后的灾害图像，是出于不同视角和发声位置建构的灾害“事实”。这正是灾害建构性的基本观点。因此，建构论的灾害观并不是要忽视、回避灾害带来的不良后果，甚至是惨不忍睹的状态，恰恰相反，建构论的理念在于面对困难、矛盾、压力等，持守一种经验上的开放心态，以更加积极的视角解构“灾害”，并为回应灾害的挑战做出更具建设性的解释和实践。
要想解构“灾害”，就必须解构习以为常的“灾害”话语，跳出一贯的“灾害”语境和思维的陷阱。同乐观的人看待事物总是朝向阳光一样，积极的视角对灾害带来的不幸也会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心态。这种建构性为人们重新认识灾害、书写灾害、呈现灾害、定义灾害，并努力战胜灾害，提供了勇气和信心。
建构性的灾害意识是社会事实、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建设想象力相结合的产物。它不因循不容置疑的知识体系对灾害标签化了的“灭顶之灾”的悲观情绪，相反，它更强调揭示隐藏在灾害“事实”背后的意义。“地震灾害”带来“山崩地裂”、“家毁人亡”是一种对事实的呈现，是一种建构，“地震灾害”带来“震撼天地”、“振奋精神”同样也是一种对事实的呈现，是另一种建构。前者的取向是对“物”的、灾害结果消极取向的表达，后者则是对“人”的、灾害结果的积极描写。对“地震灾害”的叙述，在建构论视角下，与其说是对地震本身的描述，不如说是对自我知识的一种新的超越。
在建构有关灾害的知识时，阐释灾害的“隐喻”是不可或缺的任务。传统的“灾害”话语，提到“地震”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人们看到、听到的似乎总是生命的被挤压、人们的“无助”、“被动”、“求救”，甚至“死亡”。这一话语形式，其实是在强化着“地震”主体的位置，把人当成被动的客体。于是，人在地震话语位置上尽管会使用“防震”、“抗震”、“避震”等字眼，但并不能改变被动的话语结构，相反，却不断强化着“灾害”的隐喻：伤、亡、心理伤害、无家可归等，从而达致心理上对“地震”的恐惧。这些看似正常的“地震”话语，如果不加以修改，只会使人们在处于“灾害”客体位置的同时，成为承担恐惧和被伤害的主体。
把“地震”同“灾难”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意味着混淆了两者应该区分的界线。“地震”与“灾难”之间事实上是存在着某种间隙的，它们相互影响，却又有所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以“物”为主体，后者则更多的试图说明“人”的情景，以人为主体。然而，这种人为的联接无疑将人物化、被动化，直接的负面作用仍是在突显与强化灾害的主体位置。因此，灾害建构论的策略正是改写“人”与“物”的关系，发现人的能动力量，以正视、直面、充满自信地应对地震灾害。
灾害的隐喻往往是由相关灾害的写作脚本完成的。为此，改写相关的灾害脚本显得尤为重要。改写“地震灾害”脚本，解构“地震灾害”叙事，就要建立以人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自汶川地震以来不断使用的“地动天不摇”、“大震有大爱”、“灾害无情，人间有爱”等词汇，都是人们在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重新书写人的心灵的力量，而恢复本该属于人的主体位置。
战胜地震灾害，要有勇气颠覆恐慌、无能、被动、悲伤、离别、死亡及相关的“地震灾害”话语。这样，即便是面对灾害的那一刻，人们也会以对人类、对家园、对亲人的无限情感，来书写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