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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件的背后必有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当我们将生源问题与我国的人口转变放在一起来考察的时候,就会发现,中职生源的萎缩是一种必然,学龄人数的下降将呈加速之势。在职业教育需要大发展,需要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引擎的时候,找到问题的症结,总结卓有成效的经验,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就显得尤为重要。
生源危机之一
不能再增长的生源
◎文·刘增辉
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是必然的生源萎缩。而且,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8月,教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本是一次专门研究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会议,但会上一位中职校长关于“生源危机”的发言,却使得整个会议几乎成了研究中职生源问题的大讨论。
事实上,在校长们进京之前,中职生源的危机已经涛声可闻。
流行的说法是“传统的观念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今年一家权威机构的蓝皮书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并通过调查认为,中职生普遍受到歧视,解决的办法是彻底改变观念。
但当我们回望并前瞻,看到小学生源的变化以及高校即将面临的生源短缺时,或者,再将目光放远,看到中国的劳动力迁徙已从“民工潮”演变成“民工荒”时,我们看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我们试图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对话时,我们发现,转换一个角度,跳出职教的范畴,从外部观察职教生存的社会变化格局,也许会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人口转变的奇迹
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说,人类社会很多问题的“老根”在人口上。
一个广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20世纪70年代初,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强有力干预下,我国已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90年代末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国家计生委的预测表明,在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到201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达到13.8亿人,大约在204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规模15.5亿人,之后开始零增长,但为时甚短,很快将被负增长所取代,这一过程将延续40年之久,到2085年前后才会恢复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这是一个奇迹,也实现了中国人多年的一个梦想。由于极有效果的实践,我国的人口增长在极短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以上,我国仅以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众多发达国家耗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这种奇迹,有可能空前绝后。
3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国少生4亿多人,这使人口增长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由于人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形成了劳动年龄比重高、青少年及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人口红利期,即所谓“生之者重,食之者寡”。这种人口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相呼应,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廉价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的GDP在1978-2002年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200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0%的平台上加速,2005年为10.4%,2006年更达到11.1%。
正是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加入,才使得世界看到了一个青春的中国。
始料未及的变化
人口的转变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教育事业也不例外。
7月是哈尔滨公办小学的新生报名时间,但一些小学却门庭冷落。一名家长感到不解:他领着孩子报名时发现,学校今年只招了一个班,而且还没有固定校舍。
由于生源锐减,在哈尔滨,小学新生仅有100多名的学校不在少数,这些学校都处于中心商业区的繁华地带,但适龄儿童却很少。许多小学、中学由于生源萎缩引发了生存危机。
这个问题并不是哈尔滨市所独有。生源问题正在大中城市的各学龄段的学校中蔓延。20世纪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新出生人数快速下降,在最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学龄人群萎缩、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小学合并、班级数量逐年减少、班级规模缩小的现象。随着学龄人口向后推移,重复着同样的现象,在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各学龄段,入学人数达到高峰之后都呈急剧下降趋势。
在2006年前,小学学龄段(6-11岁)人数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1.245亿人减少到2003年的9975万人,再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8591万人。初中学龄段(12-14岁)人数从2000年的7405万人升至2001年的最高峰7600万人后逐步下降,到2010年只有4369万人,高中学龄段(15-17岁)人口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为7600万人。高等教育学龄段(18-22岁)人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峰,为1.25亿人,之后快速下滑。
大中城市最先感受到计划生育工作对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北京为例,从图一、图二可以看出,北京的小学及初中的招生人数自2001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其中,初中招生人数从2001年的16.6174万人锐减至2005年的9.3048万人,相差7.3126万人。这直接影响到中职招生,中职招生人数自2002年达到8.4679万人的高峰后,之后几年快速下降,到2005年只有6.1190万人,相差2.3589万人。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家长、学生对职教的认识问题,但同时期的普高招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招生人数自2003年攀升至9.4894万人的峰值后,一路下滑至2005年的8.4481万人,相差1.0413万人。(见图三)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计划生育效果的快速显现是造成生源危机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中职感到危机，大学也感到这种变化。那么,随着这种情况延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今年完成了一份针对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的调研。调查报告显示,从2006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北京中等职业学校普遍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其中,某全国重点中专计划招生600人,实际仅招收200多名学生。
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市高中各年级在校生分别为:高中一年级9.4131万人、高中二年级9.5873万人、高中三年级8.4799万人。推算可知,北京市高中一个年级的平均容量约为9.2000万人左右,而2008年初中毕业生的人数为9.2094万人。
由此,报告认为,即使不考虑高中的进一步发展扩大,到2008年北京市所有的初中毕业生也均有条件进入普通高中就读。而从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市民对教育的认识和需求来看,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会优先选择普通高中就读,中职学校将无生可招。
换句话说,到2008年,北京市中职学校将面对零生源。
最先完成人口转变并在1993年实现了人口负增长的上海,更是体验到了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中职学校规模的压力。2003年初中毕业生为18.4万人,2007年减至11.8万人,2010年将进一步减少至10.5万人。上海市初中毕业生人数的不断下降,使中职学校生源人数明显减少。
上海一位职教界人士称,“按照‘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并参考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比例,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可招生5.37万人,2010年为4.78万人,这距上海市年均需补充中职毕业生10万人左右的目标相差甚远。”
不仅仅是中职感受到危机,大学也已感到这种变化。2008年,江苏高考考生人数将达到巅峰,此后,生源总数就会逐步减少。江苏不少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已经逐步将招生“战线”拉到了外省。
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是必然的生源萎缩。而且,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此,固守一隅,仅仅在本地户籍生源上进行开拓挖掘,并不是大中城市解决生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充满期待的10年
当中职校长们忧心忡忡于生源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则焦虑于另一个现实: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之源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某个时期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到2015年左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不再增加,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到2020年左右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期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
蔡昉说,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最好在人口红利期完成,如果产业结构升级花费的时间较长,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产业结构转变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对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刚刚开始,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途中,这一进程所需要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百万计的专业人才尚未培养出来,10年左右的时间可谓非常宝贵而短暂。
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已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前台,但面对户籍生源的萎缩,中职发展是否还有更多的曙光?
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曾经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们。
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现在人数达1.5亿左右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
在为当地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年轻农民工的到来所导致的“移峰添谷”的补偿效应,也大大缓解了东部大中城市的老龄化进程。
因此,将农民工及其子女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并不是损失当地的教育资源,而是让他们享受应有的权利,也是弥补我国人口结构现状的必然。
这不是权宜之计。研究表明,未来城市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将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力量。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进程,还具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给东部大中城市解决职教生源问题带来了契机。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39.8%、32.2%和28%。然而,需接受教育阶段人口的分布,却是中西部地区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在0－10岁阶段,东部地区人口占34%－35%,中部地区占30%－36%,西部地区占28%－35%。显然,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对中等和初等教育有更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也承担着更大的教育投入负担。那么,是否可以将东部大中城市相对闲置的教育资源与中西部生源结合起来呢?
人口的快速转变对我国的职教发展带来了影响,同时也提供了大力发展的可能。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和配置现已相对宽松的教育资源,就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之际,获得人力资本提高的另一种红利。
生源危机之二
不断延展的招生空间
◎文·张韦韦
无论是东、西部合作办学,还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及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培训,在初中毕业生生源紧缺的情况下,中职学校解决招生困境的种种做法,为中职学校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中等职业教育的话语空间里,对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坚持和强调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实却指向了另一个答案。
生源告急,这是一些职校近几年来所处困境的真实写照。
面对现状,中职学校有很多无奈:一边是国家下达的规模庞大的扩招任务,一边是数量锐减的初中毕业生;一边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大力支持的良好氛围,一边是守着好政策却苦于生源不足。
为了生存,职校不得不将偌大一个城市变成争夺有限生源的擂台,但每年一次的生源大战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发展至今,生源不足已不再是某座城市、某所学校独有的困惑,而是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该是反思的时候了。与其争夺每况愈下的生源,不如转换思路,拓展其它生存空间。
事实上,面对生源短缺的严峻问题,很多职业学校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尝试以各种方式奋力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实践,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们的探索,也为职教的大力发展指出了可行之路。
远水能解近渴
2006年,教育部曾就职业教育问题发文,要求各地“积极落实中等职业教育扩招任务,大力推进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合作办学”。
西部职教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规模小、效益低、质量不高是不争的事实。
以甘肃、宁夏为例,多数职业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在100人以下,生均教育成本极高。学校不仅规模小,师资弱,而且实习基地严重缺乏,校办企业(工厂)几乎没有。说是职业学校,学生却难以学到一技之长。
但加速职业学校建设,对于西部大多数地区而言,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西部的贫困县市太多,每年有限的财政收入尚不能保证“吃饭财政”,哪还有多余的经费用来发展职教?
西部的职教现状,客观上为东部职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因为相对于西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职业教育已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
有专家指出,与其花大力气去投资建设西部基础薄弱的职业学校,不如采用最节省的办法“借鸡生蛋”。东、西部可以开展联合办学,有组织、有规模、有意向地按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的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拓宽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这样可以使东部城市的职教资源优势、生源弱势与西部农村的职教资源弱势、生源优势相互弥补,使资源与生源充分结合。既充分发挥东部发达的职业教育的巨大优势,为西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也可为东部职校自身的发展开辟途径。
但这一看似双赢的办法却在实施中遭到了冷遇。
一些东部城市的有关部门认为,职业教育是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是培养本地学生。所以,在应对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联合办学时,并没有以积极的态度去开展,而是消极观望。
东部职校也有顾虑:从西部招生,学生招进来后,没有政府的生均拨款,学生的培养经费还要自己出。“我们学校也招了部分外地学生,但都是在赔钱做。所以,即使招生再困难,很多学校也不愿去招外地生源。” 北京某职业学校校长的话折射出很多职业学校校长的想法。
难道没有破解僵局的办法?难道实现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合作办学,只有财政拨款一条路可走?“不是,政府引导也很重要,不是只有拨款才能解决问题。”一位职业校长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如果当地政府允许你招收外地学生,允许他们在本地就业,就意味着对外招生市场化了。你的生源好了、就业好了,对其他学生产生了一定吸引力,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在天津已见成效。作为国家职教改革试验区,天津市从2005年开始,由市教委组织实施与西部合作办学。今年,天津市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到甘肃、陕西、青海、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的16个省份洽谈联合招生工作,初步签订招生协议的达到3万余人,超过2006年2.5万余人的水平,超出了教育部给天津市的中职招生任务。
为做好与中西部及农村地区中职学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工作,天津市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采取了“五项措施”专门为联合招生打造“绿色通道”:第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招生制度。把过去一季招生、一次录取的做法,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多次补录。只要是面向西部或农村地区的招生,在保证生源条件和质量的前提下,随时办理录取手续;第二、创立了东西部合作办学协作会议,负责省市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沟通及合作办学的协调;第三、实行灵活、开放的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制度;第四、根据西部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建立了贫困生资助制度;第五、根据国家劳动制度和社会就业结构调整情况,对面向西部招生的学校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建立了由校长挂帅的职业指导专门机构,负责招生和职业指导工作,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的办学模式。
天津中等职校面向西部招生并安排毕业生在天津就业,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生源问题,而且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创立了中国独特的“大企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山东,其职教也有着别样的气象。近年来,濒海的山东与远在西北内陆的宁夏的关系日趋紧密。今年,宁夏成为第一个到山东学习、考察中等职业教育联合招生、合作办学、推荐就业、寻求对口帮扶的西部省区。
在宁夏职业教育代表团到山东学习考察期间,分别与山东省教育厅和济南、烟台、潍坊、威海、青岛等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了洽谈协商,并深入到24所学校、9个校企联合的骨干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了解。经过两省区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协商,最终决定采取2.5+0.5、2+1、1.5+1.5、1+2学制或对高中毕业生(高考未被录取)进行短期培训等办学方式开展职业教育。新生入学在宁夏对口学校分段完成文化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学习后,再到山东对口学校继续接受技能培训并开展实习工作,学生毕业后由山东协议学校推荐就业。
如何评价东、西部合作办学,上海市教委职成教处副处长王向群的话令人印象颇深,“其实很多中职学校的校长都算过这笔账,并且产生了很强的生存危机意识。因此,即使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单从学校自身的发展来看,中职学校也需要把握住‘对外省市招生’这一机遇”。
谁握着解决生源困境的钥匙?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涌入城市,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人群,成了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上海800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超过一半。如何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职业培训?当现实将这个严峻的问题抛给上海时,它会以何种姿态应对?
没有回避,没有冷漠。200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把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纳入了上海终身教育体系之列。
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多年的浦东浦育进修学院院长谢茂树表示,自学院开办以来,共为几千名农村劳动人口进行了技能培训,其中外来农民工也达到了一定比例,他们主要接受计算机初级、办公自动化、专业技能等知识的培训,这为他们的再就业做了铺垫。
“在中国,参与过各级各类培训教育的农民数仅占总农民数的10%左右,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城市终身教育体系,将大大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也将极大地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郝克明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职业培训的社会意义作出了这样的诠释。
2004年,北京的农民工已达286.5万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提出,年轻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北京现代产业工人的最佳人选。应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将农民工专业化职业培训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花大力气培养一大批“永久型”的非北京户籍的产业技术工人,作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支柱力量。
但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培训始终难以真正贯彻下去。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分析,现在大城市的孩子不愿意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虽然文化水平可能多数在初中以下,却由于现有户籍人口制度的制约,这些最需要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人无法在中职学校就读。究其原因,除了户籍限制外,中职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也表现冷淡。
“校长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去做培训,而是把所有重点都放在了争夺中考生源上,原因在于投资体制。例如在北京,招一个学历教育的学生,政府会按生均给学校拨款。而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由于务工人员本身无法承担培训费用,加之政府的经费支持缺乏,学校所支付的高额培训成本无法获得补偿。”一位中职校长向《教育与职业》道出了实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方面的不足影响了自身发展,也渴望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得到提升。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学习和培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生源,毕竟没有生源学校无法循环,但因为相应的配套政策尚未到位,职业学校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这位校长说。
看来,无论是招收西部学生还是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政府存在缺位现象。除了职业学校的热情,更需要政府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只有配套政策到位了,进城务工人员才算拿到了过关的钥匙。
给中职更多机会
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数百万普通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入高等学校,由于他们只掌握了文化基础知识,不具备用人单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因此不得不加入到了四处流动的求职大军中。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发文“动员和组织各类职业院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
根据规定,各地中等职业学校将采取更加宽松、灵活的招生政策,放宽年龄限制,取消应、往届等方面的区别,简化招生入学手续。学校可以普通高中毕(结)业证书为依据,通过注册入学方式自主招生,跨省招生;可以根据专业设置和高中毕业生的学习需要在一年中多次组织招生;在教学管理上,以单独编班组织教学为主,也可将学生安排在相应的班级随班就读。
今年,北京市已决定在北京市交通学校等9所中等职业学校继续进行招收未升学高中毕业生试点。被录取的农业户口学生可自愿办理农转非。在政策上,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拨款标准和渠道不变。经物价部门批准,按照现行的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2007年部分中等职业学校招收未升学高中毕业生情况
为扩大生源数量,各省也在各显神通。
在湖北,除应、往届高中毕业生、高中辍学生外,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可以入读中职。河北允许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招生部门多次补录等方式自主招生。在山西省2007年中职招生计划里,更是首次将退役士兵纳入到了中职招生范围内。
无论是东、西部合作办学,还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及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培训,在初中毕业生生源紧缺的情况下,中职学校解决招生困境的种种做法,为中职学校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更多选择。
生源危机之三
数量再少也不能取消中职
——对话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姜大源
◎文·芒刺
面对生源危机,中职必须大发展的方向不可动摇
高中、中职同样重要
《教育与职业》(以下简称《教》):目前,一些大中城市的中职教育需要面对一个新问题——初中毕业生人数锐减。
姜大源(以下简称姜):是的,这些年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的确在减少。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为9万人,但现在初中毕业生却只有7万人。
《教》:面对这一现状,政府态度如何?
姜: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主管教育的有关领导也曾邀请职教专家座谈,并就北京中职该办“两轨”、“一轨”还是“一轨半”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一轨”是取消中职教育,只保留普通高中,而“一轨半”则是普通高中+职业培训。我认为,应该实行两轨,普通高中、中职都需要办。
《教》:是否可以这样说,初中毕业生数量的减少已影响到中职学校的生存?
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教育结构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现时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技能人才。不能因为初中毕业生数量减少了,为了填补高中生源缺口而牺牲中职。因为初中毕业生人数减少而决定取消中职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并非所有学校招生都难
《教》:随着初中毕业生数量的减少,中职学校的招生应该说正呈现紧张状态。
姜:我认为生源紧张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中职招生难的问题。不是整体的生源情况不好,从2003年开始,国家每年需要扩招100万,今年又扩招50万。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地区的发展情况、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教》:但招生难确实是一些中职学校无法回避的事实。
姜:我并不否认有些中职学校的招生确实存在困难,但还有很多学校的招生情况是很好的。凡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合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它的学生所具有的能力又能够满足工作岗位需要的,这样的学校是不愁招不到学生的。
《教》:对于招不满名额的中职学校而言,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姜:一些中职学校之所以会遭遇招生难题,是因为在办学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设置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地区和行业的发展需要。二是即使是专业设置符合需要,它办学的理念、观念仍没有脱离学科体系。也就是说,专业是符合的,但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能力不符合工作岗位的需要,大大降低了就业率,并严重影响到招生。当然,不排除在个别的地区,长久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舆论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层面,在这样的地方也可能招不到学生。
出路在哪里
《教》:如果说生源数量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中职教育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出路在哪里?
姜:我认为出路有三个:第一、办职教集团;第二、面向中西部招生,开展合作办学;第三、大中城市比如北京市政府要做出政策调整。此外,还可以面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教》:但事实是一些城市拒绝面向西部招生?
姜:不面向西部招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职业教育、不需要技能人才。只是一些城市不愿意拿自己职业教育的资源去吸纳中西部的人员,而城市发展往往需要引进大量技能人才(其中很多都是中、西部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观念要变,只有观念变了,政策才能变。
《教》:您是否能介绍一下一些地区的先进经验?
姜:作为国家职教改革试验区,天津市与西部合作办学、面向西部招生的做法值得其他大中城市借鉴。广东省一开始也是拒绝面向西部招生,但现在也与西部开展合作办学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的中职,采用各种方式面向西部招生,现在招生范围已经扩大到东部一些省区了,效果也十分明显,这些毕业生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教》:在这场生源危机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您认为政府应从哪些层面给予支持?
姜:国家给予一定政策不是不可能。这些年为发展职业教育,国家已经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因吸纳西部人员涉及到户口制度、劳动工资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大的政策调整,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生源危机之一
不能再增长的生源
◎文·刘增辉
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是必然的生源萎缩。而且,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8月,教育部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本是一次专门研究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会议,但会上一位中职校长关于“生源危机”的发言,却使得整个会议几乎成了研究中职生源问题的大讨论。
事实上,在校长们进京之前,中职生源的危机已经涛声可闻。
流行的说法是“传统的观念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今年一家权威机构的蓝皮书也坚持这样的观点,并通过调查认为,中职生普遍受到歧视,解决的办法是彻底改变观念。
但当我们回望并前瞻,看到小学生源的变化以及高校即将面临的生源短缺时,或者,再将目光放远,看到中国的劳动力迁徙已从“民工潮”演变成“民工荒”时,我们看到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当我们试图与中国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对话时,我们发现,转换一个角度,跳出职教的范畴,从外部观察职教生存的社会变化格局,也许会更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人口转变的奇迹
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说,人类社会很多问题的“老根”在人口上。
一个广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
20世纪70年代初,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强有力干预下,我国已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为90年代末期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国家计生委的预测表明,在现行生育政策的基础上,到201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达到13.8亿人,大约在2040年前后,我国人口将达到峰值规模15.5亿人,之后开始零增长,但为时甚短,很快将被负增长所取代,这一过程将延续40年之久,到2085年前后才会恢复零增长,实现相对静止人口。
这是一个奇迹,也实现了中国人多年的一个梦想。由于极有效果的实践,我国的人口增长在极短的时间内下降了一半以上,我国仅以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众多发达国家耗时一个世纪才完成的人口转变。这种奇迹,有可能空前绝后。
30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使全国少生4亿多人,这使人口增长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由于人口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形成了劳动年龄比重高、青少年及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人口红利期,即所谓“生之者重,食之者寡”。这种人口结构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相呼应,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廉价而丰裕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的GDP在1978-2002年以年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从2003年开始,经济增长率一直在10%的平台上加速,2005年为10.4%,2006年更达到11.1%。
正是年轻劳动力的不断加入,才使得世界看到了一个青春的中国。
始料未及的变化
人口的转变给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方方面面的影响,教育事业也不例外。
7月是哈尔滨公办小学的新生报名时间,但一些小学却门庭冷落。一名家长感到不解:他领着孩子报名时发现,学校今年只招了一个班,而且还没有固定校舍。
由于生源锐减,在哈尔滨,小学新生仅有100多名的学校不在少数,这些学校都处于中心商业区的繁华地带,但适龄儿童却很少。许多小学、中学由于生源萎缩引发了生存危机。
这个问题并不是哈尔滨市所独有。生源问题正在大中城市的各学龄段的学校中蔓延。20世纪7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新出生人数快速下降,在最先完成人口转变的大中城市出现了学龄人群萎缩、小学在校生规模缩小、小学合并、班级数量逐年减少、班级规模缩小的现象。随着学龄人口向后推移,重复着同样的现象,在初中、高中、高等教育各学龄段,入学人数达到高峰之后都呈急剧下降趋势。
在2006年前,小学学龄段(6-11岁)人数逐年下降,由2000年的1.245亿人减少到2003年的9975万人,再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8591万人。初中学龄段(12-14岁)人数从2000年的7405万人升至2001年的最高峰7600万人后逐步下降,到2010年只有4369万人,高中学龄段(15-17岁)人口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为7600万人。高等教育学龄段(18-22岁)人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峰,为1.25亿人,之后快速下滑。
大中城市最先感受到计划生育工作对教育带来的影响。以北京为例,从图一、图二可以看出,北京的小学及初中的招生人数自2001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其中,初中招生人数从2001年的16.6174万人锐减至2005年的9.3048万人,相差7.3126万人。这直接影响到中职招生,中职招生人数自2002年达到8.4679万人的高峰后,之后几年快速下降,到2005年只有6.1190万人,相差2.3589万人。这其中当然有社会、家长、学生对职教的认识问题,但同时期的普高招生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招生人数自2003年攀升至9.4894万人的峰值后,一路下滑至2005年的8.4481万人,相差1.0413万人。(见图三)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计划生育效果的快速显现是造成生源危机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中职感到危机，大学也感到这种变化。那么,随着这种情况延续,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今年完成了一份针对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的调研。调查报告显示,从2006年北京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情况可以看出,目前北京中等职业学校普遍没有完成招生计划,其中,某全国重点中专计划招生600人,实际仅招收200多名学生。
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市高中各年级在校生分别为:高中一年级9.4131万人、高中二年级9.5873万人、高中三年级8.4799万人。推算可知,北京市高中一个年级的平均容量约为9.2000万人左右,而2008年初中毕业生的人数为9.2094万人。
由此,报告认为,即使不考虑高中的进一步发展扩大,到2008年北京市所有的初中毕业生也均有条件进入普通高中就读。而从北京市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市民对教育的认识和需求来看,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都会优先选择普通高中就读,中职学校将无生可招。
换句话说,到2008年,北京市中职学校将面对零生源。
最先完成人口转变并在1993年实现了人口负增长的上海,更是体验到了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对中职学校规模的压力。2003年初中毕业生为18.4万人,2007年减至11.8万人,2010年将进一步减少至10.5万人。上海市初中毕业生人数的不断下降,使中职学校生源人数明显减少。
上海一位职教界人士称,“按照‘高中阶段普职比例大体相当’的要求,并参考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比例,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可招生5.37万人,2010年为4.78万人,这距上海市年均需补充中职毕业生10万人左右的目标相差甚远。”
不仅仅是中职感受到危机,大学也已感到这种变化。2008年,江苏高考考生人数将达到巅峰,此后,生源总数就会逐步减少。江苏不少高校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就已经逐步将招生“战线”拉到了外省。
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带来的是必然的生源萎缩。而且,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因此,固守一隅,仅仅在本地户籍生源上进行开拓挖掘,并不是大中城市解决生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充满期待的10年
当中职校长们忧心忡忡于生源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则焦虑于另一个现实:曾经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之源的劳动力人口,将在某个时期停止增长,并开始下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到2015年左右,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将不再增加,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到2020年左右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期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
蔡昉说,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变最好在人口红利期完成,如果产业结构升级花费的时间较长,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产业结构转变仍然没有完成,那么就可能产生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并对经济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事实上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刚刚开始,正处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的途中,这一进程所需要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百万计的专业人才尚未培养出来,10年左右的时间可谓非常宝贵而短暂。
我国新一轮的经济发展已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前台,但面对户籍生源的萎缩,中职发展是否还有更多的曙光?
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曾经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民工们。
中国社科院人口经济研究所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达21%,现在人数达1.5亿左右的农民工已占第二产业岗位的57.6%、商业和餐饮业的52.6%、加工制造业的68.2%、建筑业的79.8%。
在为当地城市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年轻农民工的到来所导致的“移峰添谷”的补偿效应,也大大缓解了东部大中城市的老龄化进程。
因此,将农民工及其子女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并不是损失当地的教育资源,而是让他们享受应有的权利,也是弥补我国人口结构现状的必然。
这不是权宜之计。研究表明,未来城市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会进一步放缓,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将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主要力量。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进程,还具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给东部大中城市解决职教生源问题带来了契机。
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口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39.8%、32.2%和28%。然而,需接受教育阶段人口的分布,却是中西部地区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在0－10岁阶段,东部地区人口占34%－35%,中部地区占30%－36%,西部地区占28%－35%。显然,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对中等和初等教育有更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也承担着更大的教育投入负担。那么,是否可以将东部大中城市相对闲置的教育资源与中西部生源结合起来呢?
人口的快速转变对我国的职教发展带来了影响,同时也提供了大力发展的可能。如果能够有效利用和配置现已相对宽松的教育资源,就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之际,获得人力资本提高的另一种红利。
生源危机之二
不断延展的招生空间
◎文·张韦韦
无论是东、西部合作办学,还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及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培训,在初中毕业生生源紧缺的情况下,中职学校解决招生困境的种种做法,为中职学校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更多选择
在中等职业教育的话语空间里,对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坚持和强调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实却指向了另一个答案。
生源告急,这是一些职校近几年来所处困境的真实写照。
面对现状,中职学校有很多无奈:一边是国家下达的规模庞大的扩招任务,一边是数量锐减的初中毕业生;一边是国家对职业教育大力支持的良好氛围,一边是守着好政策却苦于生源不足。
为了生存,职校不得不将偌大一个城市变成争夺有限生源的擂台,但每年一次的生源大战并未解决根本问题。发展至今,生源不足已不再是某座城市、某所学校独有的困惑,而是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所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该是反思的时候了。与其争夺每况愈下的生源,不如转换思路,拓展其它生存空间。
事实上,面对生源短缺的严峻问题,很多职业学校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尝试以各种方式奋力拓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他们的实践,为经济转型时期的中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他们的探索,也为职教的大力发展指出了可行之路。
远水能解近渴
2006年,教育部曾就职业教育问题发文,要求各地“积极落实中等职业教育扩招任务,大力推进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合作办学”。
西部职教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弱、规模小、效益低、质量不高是不争的事实。
以甘肃、宁夏为例,多数职业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在100人以下,生均教育成本极高。学校不仅规模小,师资弱,而且实习基地严重缺乏,校办企业(工厂)几乎没有。说是职业学校,学生却难以学到一技之长。
但加速职业学校建设,对于西部大多数地区而言,又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西部的贫困县市太多,每年有限的财政收入尚不能保证“吃饭财政”,哪还有多余的经费用来发展职教?
西部的职教现状,客观上为东部职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因为相对于西部,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部职业教育已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体系。
有专家指出,与其花大力气去投资建设西部基础薄弱的职业学校,不如采用最节省的办法“借鸡生蛋”。东、西部可以开展联合办学,有组织、有规模、有意向地按东部地区城市建设的需求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拓宽西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这样可以使东部城市的职教资源优势、生源弱势与西部农村的职教资源弱势、生源优势相互弥补,使资源与生源充分结合。既充分发挥东部发达的职业教育的巨大优势,为西部培养实用技术人才,也可为东部职校自身的发展开辟途径。
但这一看似双赢的办法却在实施中遭到了冷遇。
一些东部城市的有关部门认为,职业教育是为当地的经济建设服务,是培养本地学生。所以,在应对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联合办学时,并没有以积极的态度去开展,而是消极观望。
东部职校也有顾虑:从西部招生,学生招进来后,没有政府的生均拨款,学生的培养经费还要自己出。“我们学校也招了部分外地学生,但都是在赔钱做。所以,即使招生再困难,很多学校也不愿去招外地生源。” 北京某职业学校校长的话折射出很多职业学校校长的想法。
难道没有破解僵局的办法?难道实现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合作办学,只有财政拨款一条路可走?“不是,政府引导也很重要,不是只有拨款才能解决问题。”一位职业校长提供了这样的思路,“如果当地政府允许你招收外地学生,允许他们在本地就业,就意味着对外招生市场化了。你的生源好了、就业好了,对其他学生产生了一定吸引力,就会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良性循环在天津已见成效。作为国家职教改革试验区,天津市从2005年开始,由市教委组织实施与西部合作办学。今年,天津市组织中等职业学校到甘肃、陕西、青海、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的16个省份洽谈联合招生工作,初步签订招生协议的达到3万余人,超过2006年2.5万余人的水平,超出了教育部给天津市的中职招生任务。
为做好与中西部及农村地区中职学校联合招生、合作办学工作,天津市做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胆尝试,采取了“五项措施”专门为联合招生打造“绿色通道”:第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招生制度。把过去一季招生、一次录取的做法,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多次补录。只要是面向西部或农村地区的招生,在保证生源条件和质量的前提下,随时办理录取手续;第二、创立了东西部合作办学协作会议,负责省市与学校之间的联系、沟通及合作办学的协调;第三、实行灵活、开放的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制度;第四、根据西部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建立了贫困生资助制度;第五、根据国家劳动制度和社会就业结构调整情况,对面向西部招生的学校加强职业指导工作,建立了由校长挂帅的职业指导专门机构,负责招生和职业指导工作,构建招生、培养、就业一体化的办学模式。
天津中等职校面向西部招生并安排毕业生在天津就业,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生源问题,而且为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在创立了中国独特的“大企业经济”增长模式的山东,其职教也有着别样的气象。近年来,濒海的山东与远在西北内陆的宁夏的关系日趋紧密。今年,宁夏成为第一个到山东学习、考察中等职业教育联合招生、合作办学、推荐就业、寻求对口帮扶的西部省区。
在宁夏职业教育代表团到山东学习考察期间,分别与山东省教育厅和济南、烟台、潍坊、威海、青岛等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进行了洽谈协商,并深入到24所学校、9个校企联合的骨干企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和了解。经过两省区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协商,最终决定采取2.5+0.5、2+1、1.5+1.5、1+2学制或对高中毕业生(高考未被录取)进行短期培训等办学方式开展职业教育。新生入学在宁夏对口学校分段完成文化课和部分专业基础课学习后,再到山东对口学校继续接受技能培训并开展实习工作,学生毕业后由山东协议学校推荐就业。
如何评价东、西部合作办学,上海市教委职成教处副处长王向群的话令人印象颇深,“其实很多中职学校的校长都算过这笔账,并且产生了很强的生存危机意识。因此,即使不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单从学校自身的发展来看,中职学校也需要把握住‘对外省市招生’这一机遇”。
谁握着解决生源困境的钥匙?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涌入城市,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人群,成了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
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大都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上海800万从业人员中,农民工超过一半。如何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进行职业培训?当现实将这个严峻的问题抛给上海时,它会以何种姿态应对?
没有回避,没有冷漠。200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把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纳入了上海终身教育体系之列。
从事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多年的浦东浦育进修学院院长谢茂树表示,自学院开办以来,共为几千名农村劳动人口进行了技能培训,其中外来农民工也达到了一定比例,他们主要接受计算机初级、办公自动化、专业技能等知识的培训,这为他们的再就业做了铺垫。
“在中国,参与过各级各类培训教育的农民数仅占总农民数的10%左右,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城市终身教育体系,将大大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也将极大地维护社会稳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长郝克明对进城务工农民进行职业培训的社会意义作出了这样的诠释。
2004年,北京的农民工已达286.5万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曾提出,年轻的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是北京现代产业工人的最佳人选。应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将农民工专业化职业培训作为制度确定下来,花大力气培养一大批“永久型”的非北京户籍的产业技术工人,作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支柱力量。
但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培训始终难以真正贯彻下去。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成教研究所所长马树超分析,现在大城市的孩子不愿意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而涌入城市的大量农民工虽然文化水平可能多数在初中以下,却由于现有户籍人口制度的制约,这些最需要接受劳动技能培训的人无法在中职学校就读。究其原因,除了户籍限制外,中职学校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培训也表现冷淡。
“校长为什么没有那么高的积极性去做培训,而是把所有重点都放在了争夺中考生源上,原因在于投资体制。例如在北京,招一个学历教育的学生,政府会按生均给学校拨款。而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由于务工人员本身无法承担培训费用,加之政府的经费支持缺乏,学校所支付的高额培训成本无法获得补偿。”一位中职校长向《教育与职业》道出了实情。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意识到,文化水平和工作技能方面的不足影响了自身发展,也渴望通过学习和教育培训得到提升。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工作辛苦,收入不高,在现有条件下,他们往往没有足够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学习和培训。“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生源,毕竟没有生源学校无法循环,但因为相应的配套政策尚未到位,职业学校的积极性没有那么高。”这位校长说。
看来,无论是招收西部学生还是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政府存在缺位现象。除了职业学校的热情,更需要政府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只有配套政策到位了,进城务工人员才算拿到了过关的钥匙。
给中职更多机会
近年来,我国每年都有数百万普通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入高等学校,由于他们只掌握了文化基础知识,不具备用人单位所要求的职业技能,因此不得不加入到了四处流动的求职大军中。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发文“动员和组织各类职业院校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
根据规定,各地中等职业学校将采取更加宽松、灵活的招生政策,放宽年龄限制,取消应、往届等方面的区别,简化招生入学手续。学校可以普通高中毕(结)业证书为依据,通过注册入学方式自主招生,跨省招生;可以根据专业设置和高中毕业生的学习需要在一年中多次组织招生;在教学管理上,以单独编班组织教学为主,也可将学生安排在相应的班级随班就读。
今年,北京市已决定在北京市交通学校等9所中等职业学校继续进行招收未升学高中毕业生试点。被录取的农业户口学生可自愿办理农转非。在政策上,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拨款标准和渠道不变。经物价部门批准,按照现行的中等职业学校相关专业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2007年部分中等职业学校招收未升学高中毕业生情况
为扩大生源数量,各省也在各显神通。
在湖北,除应、往届高中毕业生、高中辍学生外,未就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也可以入读中职。河北允许中等职业学校通过招生部门多次补录等方式自主招生。在山西省2007年中职招生计划里,更是首次将退役士兵纳入到了中职招生范围内。
无论是东、西部合作办学,还是对进城务工人员及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培训,在初中毕业生生源紧缺的情况下,中职学校解决招生困境的种种做法,为中职学校摆脱生存困境提供了更多选择。
生源危机之三
数量再少也不能取消中职
——对话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姜大源
◎文·芒刺
面对生源危机,中职必须大发展的方向不可动摇
高中、中职同样重要
《教育与职业》(以下简称《教》):目前,一些大中城市的中职教育需要面对一个新问题——初中毕业生人数锐减。
姜大源(以下简称姜):是的,这些年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的确在减少。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普通高中的招生数量为9万人,但现在初中毕业生却只有7万人。
《教》:面对这一现状,政府态度如何?
姜: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主管教育的有关领导也曾邀请职教专家座谈,并就北京中职该办“两轨”、“一轨”还是“一轨半”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一轨”是取消中职教育,只保留普通高中,而“一轨半”则是普通高中+职业培训。我认为,应该实行两轨,普通高中、中职都需要办。
《教》:是否可以这样说,初中毕业生数量的减少已影响到中职学校的生存?
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教育结构取决于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现时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职业教育培养大批的技能人才。不能因为初中毕业生数量减少了,为了填补高中生源缺口而牺牲中职。因为初中毕业生人数减少而决定取消中职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并非所有学校招生都难
《教》:随着初中毕业生数量的减少,中职学校的招生应该说正呈现紧张状态。
姜:我认为生源紧张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中职招生难的问题。不是整体的生源情况不好,从2003年开始,国家每年需要扩招100万,今年又扩招50万。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地区的发展情况、经济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教》:但招生难确实是一些中职学校无法回避的事实。
姜:我并不否认有些中职学校的招生确实存在困难,但还有很多学校的招生情况是很好的。凡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学校的专业设置适合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它的学生所具有的能力又能够满足工作岗位需要的,这样的学校是不愁招不到学生的。
《教》:对于招不满名额的中职学校而言,您认为问题出在哪?
姜:一些中职学校之所以会遭遇招生难题,是因为在办学过程中存在问题,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专业设置不符合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地区和行业的发展需要。二是即使是专业设置符合需要,它办学的理念、观念仍没有脱离学科体系。也就是说,专业是符合的,但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能力不符合工作岗位的需要,大大降低了就业率,并严重影响到招生。当然,不排除在个别的地区,长久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舆论仍停留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层面,在这样的地方也可能招不到学生。
出路在哪里
《教》:如果说生源数量的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您认为中职教育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出路在哪里?
姜:我认为出路有三个:第一、办职教集团;第二、面向中西部招生,开展合作办学;第三、大中城市比如北京市政府要做出政策调整。此外,还可以面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职业培训。
《教》:但事实是一些城市拒绝面向西部招生?
姜:不面向西部招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职业教育、不需要技能人才。只是一些城市不愿意拿自己职业教育的资源去吸纳中西部的人员,而城市发展往往需要引进大量技能人才(其中很多都是中、西部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观念要变,只有观念变了,政策才能变。
《教》:您是否能介绍一下一些地区的先进经验?
姜:作为国家职教改革试验区,天津市与西部合作办学、面向西部招生的做法值得其他大中城市借鉴。广东省一开始也是拒绝面向西部招生,但现在也与西部开展合作办学了。最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的中职,采用各种方式面向西部招生,现在招生范围已经扩大到东部一些省区了,效果也十分明显,这些毕业生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教》:在这场生源危机中,政府的作用极其重要,您认为政府应从哪些层面给予支持?
姜:国家给予一定政策不是不可能。这些年为发展职业教育,国家已经给予了大量的政策支持,但因吸纳西部人员涉及到户口制度、劳动工资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大的政策调整,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