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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昌学院
摘要：余华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其作品投入了更多对人性的关注，开始抒写用小人物在面对苦难时的自我消解，用悲悯的温情来融化暴力，让人倍感温暖，代表作是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本文拟通过对三部长篇小说的解读，全方位研究余华小说，从而实现对作家余华的全面认识与了解。
关键词：余华长篇小说；父亲；温情
余华1984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而开始登上文坛，之后陆续发表了《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等被誉为是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到了90年代，随着先锋的式微余华开始转型，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
余华一度被人们贴上“先锋作家”的标签。的确在80年代中期，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先锋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期，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写死亡、血腥、暴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这个时期，余华的小说在呈现非凡想象力的同时又处处透露着一种奇特怪异的氛围。小说中作者冷静理智的叙述方式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90年代随着先锋小说的式微，许多先锋作家开始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但余华却开始在先锋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一条更为开阔的道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与先锋渐行渐远，逐渐回归到现实的道路上来。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几乎是以写实的方式书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探寻人性中美好的情感，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三部长篇中余华中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一次转变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锋转向现实，从对命运的思考转向对生命的体恤，从冷静的理性立场转向感性的人道立场。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父亲形象的重塑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父亲阴险、龌龊、无耻，道德沦丧，子辈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神圣和尊严的光环，他非但未给子辈以庇荫，反而对子辈进行着无情的戕害，不惜以牺牲子辈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丑陋、邪恶的欲望。”[1]“先锋时期的余华在其作品中对父亲的各种丑恶姿态进行了无情的刻画和嘲讽。《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父亲让我独自远行的冷漠，《现实一种》中父亲的缺失造成家庭的无序，《鲜血梅花》中无父的焦虑等等。
但是到了余华转型之后，他从90年代初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接着又创作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他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在细雨中呼喊》里余华塑造了一个极端无耻，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他彻底颠覆了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在以他为中心的这个家庭里完全没有传统的“父慈子孝”的痕迹。作者用一种冷漠而尖锐的笔触将“父亲”的神圣与威严彻底击碎，将“父亲”的丑陋、龌龊、无耻无赖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里似乎还在延续着余华先锋时期的套路，但小说中对亲情的呈现又使它与其他先锋小说有了很明显的不同。
余华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的回归是从《活着》开始的。方维保在《活着：先锋派的终结仪式》中写到：父亲形象已“在余华那里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坚实地矗立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以信任的重建替代了对于父亲传统文化的反人类性的探讨，以崇拜的颂扬替代对于它的作为暮年文化化身的诅咒。余华在若干年遗忘父亲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在《活着》中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缺席的父亲’”。[2]《活着 》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经历了人世变迁之后，幡然醒悟，一改年少的轻狂与放荡，成为一个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好父亲，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在福贵身上，我们看到了“父亲”的坚韧与顽强，尽管命运如此残忍，把他作为一个父亲掠夺得一无所有----儿子死了，女儿死了，妻子死了，女婿死了，孙子也死了，他身边的人都死了，只有一头牛陪伴他，但福贵还活着，他坚强的活着。小说塑造了一个面对苦难的命运却坚强不屈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很多情节读来无不让人感动。当有庆因为输血死后，福贵不敢告诉正在生病的妻子，半夜一个人到有庆的坟头一个一个的捡石子，因为他担心这些石子咯着有庆的身子。这样的描写在之前余华的小说文本中从未出现。《活着》既表现出对父辈精神的认可，也第一次真正写出了父爱的复归。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又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父亲的形象许三观。这是一个根在农村，生活在小城市的小人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妻儿，他一次次地卖血，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尤其是在对待大儿子一乐的态度上更是让人动容。一乐是妻子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是许三观耻辱的标志。但也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才让余华重塑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小说的精彩部分就集中在“卖血”这一行为上。卖血作为一种话语，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浸润了浓郁的生命色彩——血就是命。在普通人眼里，卖血几乎无异于卖命。就像许玉兰所说：“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就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3]然而，小说中许三观共有十二次卖血行为，其中九次都是为承担父亲的责任，而且大多数是为非血亲的一乐而卖。为救一乐的命，许三观从家乡一路卖血到上海，餓了就吃盐、 渴了就喝冰冷的水，险些把命搭上。毫不夸张的说，许三观是用自己的血喂大了一乐。对一乐的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宽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宽容和牺牲精神，世界才充满了温情。至此，之前的作品中那些邪恶的父亲形象被完全颠覆。一位具有人性缺点却更有慈祥、善良、坚毅等人性之光的真实而传统的正面父亲形象得以终极回归，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完成了对父亲形象的重塑。
二、亲情的回归
一位诗人这样说过：“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于是终于对世界产生了妥协，产生了温情。”[4]90年代后，余华的作品中投入了更多对人性的关注，让我们感到了丝丝温情。 这一时期的作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最让人感动。《活着》中余华的表达方式仍然是冷静的，但小说中有了明显的温情的书写。“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悲惨的一生是对苦难意识的最好的诠释。他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精神上遭受到巨大的创伤，他慢慢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活着》通过各种人物不同的命运历程凸现了福贵身上潜藏的旺盛的生命力，思考了人的生命价值，人对苦难的承受力，人在承受苦难的过程中与命运结成的相依相靠的亲情才可能成为人的生命价值的显现； 人的生命价值不是生命之外的身外之物，而是在生命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命运之间的那份血肉亲情，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亲情才让福贵有了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 到《许三观卖血记》，余華更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表达了人物对苦难的承受勇气，展示了生命的坚韧质地。小说中许三观一共卖血十二次，每次卖血都有不同的目的，卖血成为许三观生存状态与磨练人生的一种象征。他把卖血视为一种苦难的救赎方式，通过卖血，他可以娶媳妇，他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更可以救一乐的命（尽管知道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还是那么做了）。许三观的卖血最开始于好奇，终于慰藉，他承担着很大的生活压力，还有各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他却挺过来了，小说表现了一个平凡人在苦难面前的坚忍顽强，让许三观在精神上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小说中有很多温清的片断，一乐是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许三观本应该很憎恨何小勇，但当何小勇病危时，许三观却力劝一乐去替他叫魂，并教导一乐：“何小勇以前对不起我们，这是以前的事了，我们就不要记在心里了，现在何小勇性命难保，救命要紧，怎么说何小勇也是个人，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做人要有良心”[6]（P155）。这恳切的话语深刻折射出许三观的正直与宽容，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弥漫在世间的是阳光与温情。文革时，妻子许玉兰被当作“破鞋”揪出来批斗示众，是许三观给了她无尽的温暧。另外小说结尾处还写到：“许三观伸手去摸了摸一乐的肩膀，对一乐说：一乐，你好多了，你的脸色也不发灰了，你说话声音也响了，你看上去有精神了，你的肩膀还是这么瘦。一乐，我进来看到你的床空了，我就以为你死了……说着许三观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许玉兰推推他说：许三观，你怎么又哭了，许三观擦了擦眼泪对她说：我刚才哭是以为一乐死了，现在哭是看到一乐还活
着……”[6]（P250）。在这里温情被余华渲染到了极致，之前的暴力和冷漠已被这时的温情所湮没。
综上所述，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余华从先锋时期的暴力血腥冷漠转向了温情的抒写人性的美好与崇高，尤其是通过父亲形象的塑造，亲情的回归让这样的转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胡秦葆.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J].广州大学学报，2007（9）.
[2]方维保.活着：先锋派的终结仪式[J].淮南帅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南海出版公司，1998.
[4]杨振宁.余华小说创作中苦难主题的嬗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1）：80.
[5]余华.活着[M].上海出版社，2003.
[6]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03.
摘要：余华的创作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早期的作品充满了暴力和血腥；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其作品投入了更多对人性的关注，开始抒写用小人物在面对苦难时的自我消解，用悲悯的温情来融化暴力，让人倍感温暖，代表作是三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本文拟通过对三部长篇小说的解读，全方位研究余华小说，从而实现对作家余华的全面认识与了解。
关键词：余华长篇小说；父亲；温情
余华1984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而开始登上文坛，之后陆续发表了《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往事与刑罚》等被誉为是先锋小说代表人物之一。到了90年代，随着先锋的式微余华开始转型，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
余华一度被人们贴上“先锋作家”的标签。的确在80年代中期，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着现代主义的理论主张，在先锋小说的第二个高潮期，余华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写死亡、血腥、暴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这个时期，余华的小说在呈现非凡想象力的同时又处处透露着一种奇特怪异的氛围。小说中作者冷静理智的叙述方式与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90年代随着先锋小说的式微，许多先锋作家开始逐渐淡出了大众视线，但余华却开始在先锋与现实之间寻找到了一条更为开阔的道路。从《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与先锋渐行渐远，逐渐回归到现实的道路上来。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几乎是以写实的方式书写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探寻人性中美好的情感，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三部长篇中余华中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自我艺术上的一次转变而且也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又一次迁徙：从先锋转向现实，从对命运的思考转向对生命的体恤，从冷静的理性立场转向感性的人道立场。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一、父亲形象的重塑
“在余华的先锋小说中，父亲阴险、龌龊、无耻，道德沦丧，子辈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任何神圣和尊严的光环，他非但未给子辈以庇荫，反而对子辈进行着无情的戕害，不惜以牺牲子辈的利益来满足自己丑陋、邪恶的欲望。”[1]“先锋时期的余华在其作品中对父亲的各种丑恶姿态进行了无情的刻画和嘲讽。《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父亲让我独自远行的冷漠，《现实一种》中父亲的缺失造成家庭的无序，《鲜血梅花》中无父的焦虑等等。
但是到了余华转型之后，他从90年代初创作《在细雨中呼喊》开始，接着又创作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他对父亲的形象进行了重塑。《在细雨中呼喊》里余华塑造了一个极端无耻，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人性的父亲形象孙广才，他彻底颠覆了父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圣地位。在以他为中心的这个家庭里完全没有传统的“父慈子孝”的痕迹。作者用一种冷漠而尖锐的笔触将“父亲”的神圣与威严彻底击碎，将“父亲”的丑陋、龌龊、无耻无赖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里似乎还在延续着余华先锋时期的套路，但小说中对亲情的呈现又使它与其他先锋小说有了很明显的不同。
余华的小说中“父亲”的形象的回归是从《活着》开始的。方维保在《活着：先锋派的终结仪式》中写到：父亲形象已“在余华那里作为一个文化符码坚实地矗立在创作的十字路口，以信任的重建替代了对于父亲传统文化的反人类性的探讨，以崇拜的颂扬替代对于它的作为暮年文化化身的诅咒。余华在若干年遗忘父亲之后，终于无法忍受无根之轻的沉重。在《活着》中从记忆深处重新唤醒‘缺席的父亲’”。[2]《活着 》的主人公福贵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浪子回头金不换”，他经历了人世变迁之后，幡然醒悟，一改年少的轻狂与放荡，成为一个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的好父亲，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在福贵身上，我们看到了“父亲”的坚韧与顽强，尽管命运如此残忍，把他作为一个父亲掠夺得一无所有----儿子死了，女儿死了，妻子死了，女婿死了，孙子也死了，他身边的人都死了，只有一头牛陪伴他，但福贵还活着，他坚强的活着。小说塑造了一个面对苦难的命运却坚强不屈的父亲形象。小说中的很多情节读来无不让人感动。当有庆因为输血死后，福贵不敢告诉正在生病的妻子，半夜一个人到有庆的坟头一个一个的捡石子，因为他担心这些石子咯着有庆的身子。这样的描写在之前余华的小说文本中从未出现。《活着》既表现出对父辈精神的认可，也第一次真正写出了父爱的复归。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又塑造了一个近乎完美父亲的形象许三观。这是一个根在农村，生活在小城市的小人物，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妻儿，他一次次地卖血，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尤其是在对待大儿子一乐的态度上更是让人动容。一乐是妻子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是许三观耻辱的标志。但也正是这种关系的存在才让余华重塑了一个父亲的形象。小说的精彩部分就集中在“卖血”这一行为上。卖血作为一种话语，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已经浸润了浓郁的生命色彩——血就是命。在普通人眼里，卖血几乎无异于卖命。就像许玉兰所说：“做人可以卖油条、卖屋子、卖田地——就是不能卖血。就是卖身也不能卖血，卖身就是卖自己，卖血就是卖祖宗。”[3]然而，小说中许三观共有十二次卖血行为，其中九次都是为承担父亲的责任，而且大多数是为非血亲的一乐而卖。为救一乐的命，许三观从家乡一路卖血到上海，餓了就吃盐、 渴了就喝冰冷的水，险些把命搭上。毫不夸张的说，许三观是用自己的血喂大了一乐。对一乐的爱，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宽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宽容和牺牲精神，世界才充满了温情。至此，之前的作品中那些邪恶的父亲形象被完全颠覆。一位具有人性缺点却更有慈祥、善良、坚毅等人性之光的真实而传统的正面父亲形象得以终极回归，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完成了对父亲形象的重塑。
二、亲情的回归
一位诗人这样说过：“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于是终于对世界产生了妥协，产生了温情。”[4]90年代后，余华的作品中投入了更多对人性的关注，让我们感到了丝丝温情。 这一时期的作品《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最让人感动。《活着》中余华的表达方式仍然是冷静的，但小说中有了明显的温情的书写。“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5]《活着》的主人公福贵悲惨的一生是对苦难意识的最好的诠释。他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他而去，精神上遭受到巨大的创伤，他慢慢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学会了宽容，学会了容纳，学会了接受。《活着》通过各种人物不同的命运历程凸现了福贵身上潜藏的旺盛的生命力，思考了人的生命价值，人对苦难的承受力，人在承受苦难的过程中与命运结成的相依相靠的亲情才可能成为人的生命价值的显现； 人的生命价值不是生命之外的身外之物，而是在生命延续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命运之间的那份血肉亲情，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亲情才让福贵有了面对一切苦难的勇气。 到《许三观卖血记》，余華更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表达了人物对苦难的承受勇气，展示了生命的坚韧质地。小说中许三观一共卖血十二次，每次卖血都有不同的目的，卖血成为许三观生存状态与磨练人生的一种象征。他把卖血视为一种苦难的救赎方式，通过卖血，他可以娶媳妇，他可以维持家庭生活，更可以救一乐的命（尽管知道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但他还是那么做了）。许三观的卖血最开始于好奇，终于慰藉，他承担着很大的生活压力，还有各种精神上的折磨，但是他却挺过来了，小说表现了一个平凡人在苦难面前的坚忍顽强，让许三观在精神上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小说中有很多温清的片断，一乐是许玉兰与何小勇的私生子，许三观本应该很憎恨何小勇，但当何小勇病危时，许三观却力劝一乐去替他叫魂，并教导一乐：“何小勇以前对不起我们，这是以前的事了，我们就不要记在心里了，现在何小勇性命难保，救命要紧，怎么说何小勇也是个人，只要是人的命都要去救……做人要有良心”[6]（P155）。这恳切的话语深刻折射出许三观的正直与宽容，所有的怨恨都烟消云散，弥漫在世间的是阳光与温情。文革时，妻子许玉兰被当作“破鞋”揪出来批斗示众，是许三观给了她无尽的温暧。另外小说结尾处还写到：“许三观伸手去摸了摸一乐的肩膀，对一乐说：一乐，你好多了，你的脸色也不发灰了，你说话声音也响了，你看上去有精神了，你的肩膀还是这么瘦。一乐，我进来看到你的床空了，我就以为你死了……说着许三观的眼泪又流了下来，许玉兰推推他说：许三观，你怎么又哭了，许三观擦了擦眼泪对她说：我刚才哭是以为一乐死了，现在哭是看到一乐还活
着……”[6]（P250）。在这里温情被余华渲染到了极致，之前的暴力和冷漠已被这时的温情所湮没。
综上所述，余华的三部长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余华从先锋时期的暴力血腥冷漠转向了温情的抒写人性的美好与崇高，尤其是通过父亲形象的塑造，亲情的回归让这样的转向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胡秦葆.余华小说对“父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J].广州大学学报，2007（9）.
[2]方维保.活着：先锋派的终结仪式[J].淮南帅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3]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南海出版公司，1998.
[4]杨振宁.余华小说创作中苦难主题的嬗变[J].绥化学院学报，2008.（1）：80.
[5]余华.活着[M].上海出版社，2003.
[6]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上海南海出版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