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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美术界的一件大事就是“新生代”的崛起，而作为代表人物的申玲自然成了时代潮流的标志，成了后辈的偶像。中国艺术市场空前膨胀的当下，艺术家们在各大展览上你追我跑，而申玲在这样的节奏下，几年来却鲜少参加展览，显得不那么“活跃”。直到最近，她才审慎地拿出了自己的个展《花鸟》。
在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花鸟：申玲个展”，展出了她的花鸟系列作品、人物创作、铅笔画作品以及手稿等内容，在现场看她的大量作品，可以感受到画法自由洒脱、颜色强烈浓重，落笔率意随性的同时，是她拥抱自然的内心。
申玲这样解释自己的淡然，“年轻的时候可能画完了就参加一个展览，开心了、高兴了，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现在希望不停地画，希望不被外界干扰，变得更加注意到自己内心空间的变化，这种心态的转变导致我不太那么关注外面发生了什么。现在我觉得画上真的是有所提高，觉得是不一样了，才会参加或办展览。”一切随性的她，在这点上比年轻的时候要显得苛刻。
成名很早的申玲可以说一路平顺。她自幼便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绘画，并顺利走上了一条令人艳羡的精英教育道路。她从美院附中读起，在美院油画系本科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直至今日。80年代末，在同学一辈彷徨徘徊之际，申玲和丈夫王玉平就已经联袂在中国美术馆开了画展，可谓少年成名，开幕式搞得轰轰烈烈，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嗨到爆棚”。1991年，她参加“新生代艺术展”，并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个展，申玲成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绘画群体中一名形象鲜明的艺术家。
陈丹青第一次看到申玲，是在她和丈夫王玉平在一个大画室里，“她刚刚哭过，然后一会儿泪珠还挂着她就又开始笑了。申玲是个才女，很率性，我很喜欢她的画”。申玲的性格是快人快语式的利落，而她画中私密的内容、直接的表达，与她的上一代艺术家严肃的大叙述、大历史有着天壤之别。“她提前敏感到下一代才开始集体感到的那种兴奋，她提前做了80后和90后愿意做的事情。”陈丹青认为，私人化的创作内容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变，而申玲提前做到了这一点。
“新生代”当时对于中国美术史的意义，在于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艺术新势力开始登堂入室。在那个年代，“新生代”确立了“个性”的正当要求，张扬了“我”的身份价值。申玲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自己强烈的表现性风格，她的作品大胆而前卫：完全以既浓又重的粗线条造型，直接使用大量的纯色，画面显出怪诞和夸张的特质。
那个时期，她的作品带着强烈的叙述性，都是关于“我”的主题和围绕着“我”的周遭环境，画中的“主角”永远是她自己、亲人、同学、朋友和学生，画中的“地点”大多是美院的大教室、简陋的工作间、同学的出租房以及校园附近的理发店等。90年代申玲还参加了一个名为“女画家的世界”的系列展览，这个系列展览被称之为“90年代第一个女性艺术展”，并“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发端”。事实上，申玲能从“新生代”中脱颖而出，就是源自她突出的个性和作为女性创作者的身份觉醒。
2003年，申玲搬到了远离城市的北京近郊，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画室生活。她似乎放下了一切的重负，从人们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但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怡然自得。北京罗各庄和马头庄之间有个罗马湖，是钓鱼、喝茶、散步的好地方。申玲说，她不在望京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工作室附近待着，画画之余她也经常来到罗马湖边自己心仪的咖啡馆里独处思考。而创作态度也逐渐“内敛”，观察方式随之从“外观”走向“内观”。她更多的开始画“女人”，“我喜欢画女人，喜欢观察周围的女人”，申玲这样解释，“那一张张涂着厚厚的粉，描了眼圈，扑了腮红，抹了红嘴唇的脸，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提起我的兴趣。”
经过诸多的尝试，她开始将绘画的题材照入私生活的秘境，《男人女人》系列以他们夫妇俩自身作为描绘对象，将性爱的欢愉大胆赤裸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评论家贾方舟描述她是“中国第一个以主体的身份和非常阳光的心态表现‘性主题’的女性艺术家”。其后的《粉床》《绯闻》系列则将目光扩展到更为丰富的生活场域，酒吧间和夜总会以及私人聚会中的男男女女，《多陪会儿》《大花爷》《新女性》《Party动物》等作品，已然不同于此前沉迷于纯粹的私人情感表达，体现出的是新世代社会巨变期混乱而迷离的时代气息。
这些年来，申玲的绘画探索气象一新，她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对人的观察过渡到大自然。在本次展出的花鸟系列作品中，画面充实紧凑，大量鲜艳的颜色层叠堆积铺满画布，而其中却掩藏着许多稚趣的细节：有飞虫鸟蝇、有游鱼穿梭，有涂了红色指甲油的美女笑靥，也有藏在花瓣后的猫咪和梦中之人……
在展览中还可以看到申玲的铅笔画数量惊人，类似生活流水账或者打发时光的日记。往往在闲暇的午后，悠然地在咖啡店里发呆或者在自家的小花园里瞄着树影婆娑。人物、花草以及生活中各种小物件无不入画，鲜活生动充满温度，画面的空白处大多会写上些许文字，短诗、随笔，寥寥数语，或多或少。
在经过了“拿起”和“放下”的生命历练之后，申玲似乎可以做到内心荣辱不惊和笑看江湖风云了，于是就有了“花鸟”这一新的系列。她把“花鸟”系列归结于每天的平淡生活，以及画家对于自我生活方式的推崇与尊敬。她说现在的自己更像是一个活在真实之中的女人，而画室的生活就是这个女人的全部生活。“为了画一张牵牛花的作品，我可以每天到花园去观察，之后就是在画室里画到天黑，画到手臂都无法抬起为止”，申玲这样告诉我。申玲的“花鸟”系列，选择的就是她住家周围的花花草草，有些是按照不同季节去画的同一个主题，自然而然就“生长”出了两拼、三拼的超大画幅，还有几张一个系列的作品组合。而当平淡成为无可挑剔的时候，观赏者的感动就会油然而生。
在北京蜂巢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花鸟：申玲个展”，展出了她的花鸟系列作品、人物创作、铅笔画作品以及手稿等内容，在现场看她的大量作品，可以感受到画法自由洒脱、颜色强烈浓重，落笔率意随性的同时，是她拥抱自然的内心。
申玲这样解释自己的淡然，“年轻的时候可能画完了就参加一个展览，开心了、高兴了，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而现在希望不停地画，希望不被外界干扰，变得更加注意到自己内心空间的变化，这种心态的转变导致我不太那么关注外面发生了什么。现在我觉得画上真的是有所提高，觉得是不一样了，才会参加或办展览。”一切随性的她，在这点上比年轻的时候要显得苛刻。
成名很早的申玲可以说一路平顺。她自幼便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绘画，并顺利走上了一条令人艳羡的精英教育道路。她从美院附中读起，在美院油画系本科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直至今日。80年代末，在同学一辈彷徨徘徊之际，申玲和丈夫王玉平就已经联袂在中国美术馆开了画展，可谓少年成名，开幕式搞得轰轰烈烈，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嗨到爆棚”。1991年，她参加“新生代艺术展”，并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个展，申玲成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绘画群体中一名形象鲜明的艺术家。
陈丹青第一次看到申玲，是在她和丈夫王玉平在一个大画室里，“她刚刚哭过，然后一会儿泪珠还挂着她就又开始笑了。申玲是个才女，很率性，我很喜欢她的画”。申玲的性格是快人快语式的利落，而她画中私密的内容、直接的表达，与她的上一代艺术家严肃的大叙述、大历史有着天壤之别。“她提前敏感到下一代才开始集体感到的那种兴奋，她提前做了80后和90后愿意做的事情。”陈丹青认为，私人化的创作内容是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变，而申玲提前做到了这一点。
“新生代”当时对于中国美术史的意义，在于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艺术新势力开始登堂入室。在那个年代，“新生代”确立了“个性”的正当要求，张扬了“我”的身份价值。申玲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确立了自己强烈的表现性风格，她的作品大胆而前卫：完全以既浓又重的粗线条造型，直接使用大量的纯色，画面显出怪诞和夸张的特质。
那个时期，她的作品带着强烈的叙述性，都是关于“我”的主题和围绕着“我”的周遭环境，画中的“主角”永远是她自己、亲人、同学、朋友和学生，画中的“地点”大多是美院的大教室、简陋的工作间、同学的出租房以及校园附近的理发店等。90年代申玲还参加了一个名为“女画家的世界”的系列展览，这个系列展览被称之为“90年代第一个女性艺术展”，并“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的发端”。事实上，申玲能从“新生代”中脱颖而出，就是源自她突出的个性和作为女性创作者的身份觉醒。
2003年，申玲搬到了远离城市的北京近郊，开始了“离群索居”的画室生活。她似乎放下了一切的重负，从人们的视野中悄然消失，但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怡然自得。北京罗各庄和马头庄之间有个罗马湖，是钓鱼、喝茶、散步的好地方。申玲说，她不在望京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工作室附近待着，画画之余她也经常来到罗马湖边自己心仪的咖啡馆里独处思考。而创作态度也逐渐“内敛”，观察方式随之从“外观”走向“内观”。她更多的开始画“女人”，“我喜欢画女人，喜欢观察周围的女人”，申玲这样解释，“那一张张涂着厚厚的粉，描了眼圈，扑了腮红，抹了红嘴唇的脸，总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提起我的兴趣。”
经过诸多的尝试，她开始将绘画的题材照入私生活的秘境，《男人女人》系列以他们夫妇俩自身作为描绘对象，将性爱的欢愉大胆赤裸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评论家贾方舟描述她是“中国第一个以主体的身份和非常阳光的心态表现‘性主题’的女性艺术家”。其后的《粉床》《绯闻》系列则将目光扩展到更为丰富的生活场域，酒吧间和夜总会以及私人聚会中的男男女女，《多陪会儿》《大花爷》《新女性》《Party动物》等作品，已然不同于此前沉迷于纯粹的私人情感表达，体现出的是新世代社会巨变期混乱而迷离的时代气息。
这些年来，申玲的绘画探索气象一新，她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对人的观察过渡到大自然。在本次展出的花鸟系列作品中，画面充实紧凑，大量鲜艳的颜色层叠堆积铺满画布，而其中却掩藏着许多稚趣的细节：有飞虫鸟蝇、有游鱼穿梭，有涂了红色指甲油的美女笑靥，也有藏在花瓣后的猫咪和梦中之人……
在展览中还可以看到申玲的铅笔画数量惊人，类似生活流水账或者打发时光的日记。往往在闲暇的午后，悠然地在咖啡店里发呆或者在自家的小花园里瞄着树影婆娑。人物、花草以及生活中各种小物件无不入画，鲜活生动充满温度，画面的空白处大多会写上些许文字，短诗、随笔，寥寥数语，或多或少。
在经过了“拿起”和“放下”的生命历练之后，申玲似乎可以做到内心荣辱不惊和笑看江湖风云了，于是就有了“花鸟”这一新的系列。她把“花鸟”系列归结于每天的平淡生活，以及画家对于自我生活方式的推崇与尊敬。她说现在的自己更像是一个活在真实之中的女人，而画室的生活就是这个女人的全部生活。“为了画一张牵牛花的作品，我可以每天到花园去观察，之后就是在画室里画到天黑，画到手臂都无法抬起为止”，申玲这样告诉我。申玲的“花鸟”系列，选择的就是她住家周围的花花草草，有些是按照不同季节去画的同一个主题，自然而然就“生长”出了两拼、三拼的超大画幅，还有几张一个系列的作品组合。而当平淡成为无可挑剔的时候，观赏者的感动就会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