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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史家史克门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rtkins Museum of Art）位于堪萨斯城，是美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馆中所藏的东方艺术品，其量之多，质之精，可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里夫兰博物馆（Cleverland Museum of Art）、佛尔利亚博物馆（Freer Gallery）相比美。中国藏品中有极高质量的青铜器、古玉、漆器和明朝家具，佛像和墓雕尤其精美。书画则以许道宁的《渔父图》为第一，另有李成的《秋山萧寺》、周昉《听琴图》卷、马远《春游赋诗图》、夏圭《山水四景》及乔仲常的白描《后赤壁赋》等，均为稀世之宝。能够收集如此丰富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应归功于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家罗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l906〜1988年）。
史克门出生于美国的丹佛市，哈佛大学毕业，1930年取得哈佛燕京研究基金来到中国，逗留至1935年。当时纳尔逊博物馆东方部的主持人名叫Langdon Warner，他曾是史克门在哈佛修读艺术史时的导师，对年轻有为的史克门一直都极为欣赏。1931年，史克门成为Langdon Warner的私人助理，在中国为纳尔逊博物馆搜集艺术品。当年的北京堪称收藏家的乐园，大量出土文物和清宫旧藏充斥于琉璃厂及私人藏家手中，而全世界对中国艺术品虎视眈眈的商人、收藏家和艺术史家，亦多云集于此，包括后来写成《中国绘画》一书的Osvald Siren。史克门的母亲也来到了北京，在一所教会学校教授英文，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少年时就曾是她的学生。聪颖的史克门很快学会中文，并师从溥儒习画，他曾给我看过两幅当年所作的山水小品，疏淡自然，笔下无尘俗气，颇为难得。他对中国艺术的认识相当全面，于明清家具、古建筑和佛教雕塑方面用力尤深，一生著作甚多，资料丰富，文辞优美，是美国艺术史系学生的必选读物。
史克门在中国有不少奇遇，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购得许道宁《渔父图》的经过：当时他居于北平，某个深夜，小院子外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外站的是个扈从打扮的瘦子，怀中揣着一个长圆包卷儿，说有某贵人急需五百美元，要即时套现。20世纪30年代，五百美元可是令人咋舌的天价。史克门把布包打开，却是一幅山水卷，构图之奇，运笔用墨之妙，直如宝玉明珠，令人目眩神骇。他立刻决定无论如何不可错过，乃尽倾家中所有，又连夜奔走，向几家朋友凑足整数，在迷蒙的晨曦中把画卷宝贝般捧回家。这画卷便是许道宁的《渔父图》，1933年入庋纳尔逊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渔父图》为绢本手卷，水墨浅设色，高48.9厘米，长209.6厘米，无款识题跋，传为许道宁作。许道宁是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长安人。画史上有关他的记载颇为简略，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说他“初卖药都门，画山水以聚观者，故早年所画俗恶”，米芾的《画史》更把当时传是李成的人物画中所有“丑怪赌博村野如伶人者”，全都算是许道宁仿李成之作，又说“许道宁画不可用，模人画太俗也”，指的大约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他的画风在中年时有极大的改变，《图绘宝鉴》称赞他“中年脱去旧学，稍自检束，行笔简易，风度益著。峰头直皴而下，林木劲硬，自成一家体，至细微处，始入妙理”。他的画名渐著，遂游于公卿之门，为相国张文懿作居壁及屏风，张文懿深加爱赏，作歌赠之曰：“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圣朝名画录》亦把他列入妙品，说他所绘的林木、平原和野水，“皆造其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颇有气焰。”《宣和画谱》记载当时御府所藏许道宁的画作达138幅之多，由画题所见，内容大都是远山江渚，杂以渔樵行旅，是北宋绘画的热门题材。可惜这一百多张作品，至今只余下二三件，这幅《渔父图》在纳尔逊博物馆，《秋山萧寺图》在日本有邻馆，两卷的风格相近，都被公认为许道宁的传世真迹。台北故宫则藏有《关山密雪图》轴，水准却比不上这两个手卷。
许道宁赋性狂逸而好饮，醉后挥毫，笔墨淋浪。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与之相交，说他“以水墨名于时”，黄庭坚亦在《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一诗中，把他作画时的癫狂痴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异时踏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将八九。醉拈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泠萧萧。山僧归寺童子后，渔伯欲渡行人招。⋯⋯
自1975至1980年初，我受聘为纳尔逊博物馆的研究员，常有机会把此图拿出来欣赏把玩。它的绢质洁密而晶润，墨色灿然，而构图之奇，笔法之妙，尤令人叹为观止。一个接一个的山峰连绵不断，自高处悠然斜落，滑成美丽的弧度向坡下汇集，溪流轻浅，漫入平川。图中央用饱含水分的大笔扫出两个削立的山峰，那是太华山陡削的雄姿，从江面上嵬然升起，像振翅的大雕正欲破空飞去。山石的皴法以简洁的拖染为主，柔美温润，似是微风中滑落的丝缎，这独特的笔法应是郭熙《早春图》等作品的前躯。人物树木则以粗笔为之，笔锋出力，意气连贯，与李成的写法最为接近。全图结构严谨，刚柔并济，许道宁即使只剩下这一件作品传世，已是孤篇横绝，足以在画史上垂名不朽。
1980年，纳尔逊博物馆和克里夫兰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s）的绘画展，在展前的两年多就开始筹备撰写图录。我适逢其会，参与展品的研究及资料搜集。在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二，有关于许道宁《雪溪渔父图》轴的记载，顺带提到了这个《渔父图》卷：
又高头《渔父》卷，淡黄绢本，质硬色佳，高一尺四寸，长七尺。远山笔势苍茫，近山皴烘秀润，树高五寸许，极寒林飒爽之致，渔舟人物，水墨点染俱古雅。惜无款印，亦无前人题识。后得耿都尉收藏，始绯印奕奕。
吴升说卷中收藏印以耿信公（1640〜1686年）为最早，但我在图的左下角发现了宋高宗《绍兴》印的半方残印，这令史克门及当时任职东方部主管的武丽生（Marc Wilson）大为兴奋。卷上另有耿昭忠、耿嘉祚、安岐、安元忠及怡亲王的藏印。我又在《湖社月刊》第52期查到这卷《渔父图》的影印出版。《湖社月刊》由北平名画家金北楼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主持创刊，以影印公私收藏的名迹为主，也有简短的艺文评述。第52期应是创刊之后四年多，约为1930年中至1931年底。《渔父图》影印本旁有文字注明“周大文藏”，这位周大文是个传奇人物，出生于1893年（一说为1896年），1971年卒，号华章，祖籍江苏。他与张学良是儿时玩伴，后来出任张作霖大帅府的密电处长，也做过电报局长、东北三省的电政总监督，1931至1932年任北平市长。他在市长任期上派扈从夜半叩门把《渔父图》急售给史克门，有传是因豪赌所累。周大文喜京戏，尤擅烹调，“七七”事变后经营西菜馆“新月食堂”，张大千、张学铭、荀慧生等都是座上常客。一位京城父母官竟下海成为名厨，其原因及过程皆耐人寻味。解放后他仍经营饭馆，在1958年以周华章署名出版过一本《烹调与健康》，在北京饮食界颇有声誉。《渔父图》后来由日本二玄社重新拍照，按原大印刷出版，效果良好。我也买了一卷，并以草书抄录了黄庭坚的《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全诗，附以跋文，合裱于画卷之后，作为我摩挲《渔父图》长达五年的纪念。
对史克门而言，《渔父图》更是他生命中的虹彩。他由中国返美后，1945年成为纳尔逊博物馆的副馆长，1953年升任馆长，1977年退休。在他长逾三十年的工作中，不断为博物馆增添收藏，其中有不少他津津乐道的旧事，例如以极低的价钱为纳尔逊博物馆购入宋代马远的《春游赋诗图》卷。当他还旅居北京之时，曾受一位美国藏家之托搜求中国古画，史克门替他买入一个画卷，绢本著色，外签题为“马远春游赋诗图”，描写贵族及文人在湖畔园林中宴聚的情景，或据案而书，或林间闲步。画上无作者款印，但笔墨高古厚润，纯属宋人韵味，树石人物与马远的风格尤其一致，历经梁清标、安岐、怡亲王等递藏，钤印都很好。画卷带回美国后，艺术史家们却都认为只是明人无款之作，以高价购入是吃亏了。这当然令买家对史克门非常不满，大大伤害了两人的交情。1968年，史克门到纽约出差，赫然看到这画卷被丢在苏富比的小拍里，签条上“马远”两字已被圈涂，估价只几百美元。他立即改变行程，留在纽约亲自参与拍卖，结果仅以约1500美元把画卷捧回博物馆。在这方面我真佩服史克门，他对书画鉴定其实所懂不多，但艺术的敏感度远超常人，能够如此大胆地购入《渔父图》和《春游赋诗图》，可见他真能呼吸到古画的气息，而且充满自信和魄力。
《春游赋诗图》现已被承认为马远的真迹，谢稚柳先生编辑《唐五代宋元名迹》一书，把它定名为马远《西园雅集图》。我完全同意它是马远的作品，但题为“西园雅集”却并不贴切，图中人物与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不能配对，而且姬人童仆之外还有稚龄儿童，也不纯是文人雅集。我翻查宋人诗文集，在张鎡的《南湖集》中找到他曾有诗赠马远，诗前附一小序，称赞马远所绘“人物山水，皆极其能，余尝令图写林下景”。张鎡（1153〜1211年）为循王张俊的曾孙，历任大理司直、婺州通判，迁司农寺丞。他能诗擅词，又能绘竹石古木，家住西湖边，南宋周密在著作中多次记载他风雅的园林生活，《齐东野语》谓“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武林旧事》更说他一年十二个月都要巧立名目，或赏花、或试茶，常设家宴，每月在园中有大小宴聚十余次，“引客携觞，啸歌往来”，“一旦相逢，不为生客”。而杨万里、楼钥、姜白石等皆与之游，南湖宴聚在当时的杭州，是远近知名的盛事。这幅画卷起首处一段长堤，半弯清水，正是西湖最明显的特征，园中小桥浅溪，杨柳依依配以古梅修木，也是江南景色。张鎡既然明确地指出马远曾为他绘“林下景”，则画中所记，恐怕不是王诜的西园，而是张家在西湖边的园池。何况画卷的原签是《春游赋诗图》，在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清单中，此画名为Composing Poetry on a Spring Outing，亦正是《春游赋诗图》之意，这是博物馆所用的正式画题，不能与《西园雅集图》混乱。
纳尔逊博物馆藏品中的另一件名迹，署款为“太古遗民”的《江山行旅图》，其购藏的经过也颇值—记。它原是陈仁涛的旧藏，陈氏在解放前是上海永兴地产公司的老板，经营房地产及银楼等生意，家财钜富。他收藏古物极多，以古钱币最为著名，也收藏唐宋名画。解放前夕，陈仁涛携大部分藏品南迁香港，所藏的古钱币后来由郑振铎主持购回国内，书画则由香港运往美国。但当时美国海关的法例，严禁新中国的物品赴美，包括由香港运入的物品，都必须证明是1949年前已运到中国境外。陈仁涛这批书画就被美国海关扣留了，几经波折，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还，当时陈仁涛已经去世，由他居于伦敦的女儿接收，才公开寻找买家。结果旅居日本的萱晖堂主人程伯奋先生购得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和董源的《溪山雪霁图》，后来伯奋先生为这两件名迹撰写的题跋，都是由我抄录在画卷上的。纳尔逊博物馆则找到热心支持艺术活动的史宾沙夫妇捐赠了二十多万美元，在1974年买入《江山行旅图》。
当时我在堪萨斯大学预备博士论文，经常耗在博物馆里，所以未正式购买时就已经看过了。因为画上有“太古遗民”的署款，吴宽在卷末的题跋就把它的作者定为孙之微，《式古堂书画汇考》及《石渠宝笈初编》皆沿用此说。孙之微是五代宋初的画家，字太古，四川人。但此图的风格绝不到五代，纳尔逊博物馆决定买下时，也根本没把它看成五代或宋初的作品。我当时对史克门及武丽生指出，此画以硬笔短皴写北方雄峻的山水，源出荆浩、关仝，却又不似他们的苍厚高古，它亦不是南宋的风格，更不会晚至元初，它的画风与金朝其他画家传世的作品非常接近，如李山的《风雪杉松图》（佛尔利亚美术馆藏）及台北故宫藏武元直的《赤壁图》，所以我把它的时代定于统治了中国北方领土的金朝。武丽生在1980年的英文原版《八代遗珍》展览图录中就采用了这些意见，作了一篇长文，分析颇为详细。杨仁恺先生是迟至1985年到美国访问时才看到这个画卷的，国内学者周积寅先生介绍这卷《江山行旅图》时，说是杨先生把它定为金朝画作，这是不熟识外国资料所引致的舛误。我亦认为“太古遗民”与“字太古”根本是两回事，而且署款上钤有“东皋”一印，“东皋”二字在中国文学中一直都别具深意，阮籍的《辞蒋太尉辟命奏记》就说：“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陶渊明《归去来辞》有“登东皋以啸舒”，诗人王绩自隋入唐，后弃官还乡，自号东皋子，著《东皋子集》，所作《野望》一诗起句即云“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结句更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他们都是在政治动荡或朝代更替的环境下，无奈地选择了退隐归耕。这个“太古遗民”经历了靖康之耻，生活在被金朝统治下的中原，似乎连姓名都不愿再提起了。
史克门为博物馆购入的藏品并不仅限于东方艺术，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买到莫奈的巨幅《荷花》，罗丹的雕塑《亚当》，还有大量当代艺术名家之作。在中国书画藏品上，他把目标锁定了顾洛阜（John M. Crawford，Jr.,1913〜1988年）的收藏。史克门和顾洛阜均不婚不娶，在人生的选择上非常接近，两人深厚的情谊维系了数十年，据说顾洛阜连遗嘱都预备好了，身后会把藏品都赠送给纳尔逊博物馆，以彰显史克门为博物馆奉献一生的功劳。但顾洛阜晚年遭遇突变，所藏书画最终落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一结果大约令史克门九泉含恨。
二、大收藏家顾洛阜
顾洛阜的家族早年由爱尔兰移民美国，他的父亲经营石油生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死后由顾洛阜承继了大笔遗产。顾洛阜运用这笔巨款投资生利，也涉及文物收藏。他的收藏由英文善本书籍开始，也有中国的古玉器物，但最重要而且能令他在收藏界名垂千古的，则是他那超过二百件的中国书画，其中大部分曾是张大千大风堂的珍品。
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经香港移居南美，最终选择定居于巴西。他在1953年以一万美元的低价，购下圣保罗郊外270亩田园，那是四面丘陵环抱中的一个小平原，满满种了几千株柿子树。段成式著《酉阳杂俎》谓柿有七德：长寿、多阴、无巢鸟、无虫害、霜叶嫣红可玩、果实可奉宾客、叶子肥大可以书写。张大千又在医书上得知柿叶煎水能治胃疾，合为八德，因名之为“八德园”。张大千心怀故国，又极注重生活享受，不惜花巨资大造中国式园林，单说由远东运来的大批梅树、古松及奇石已所费不菲，其后又不断扩充修建，所耗惊人，只好把一批大风堂的旧藏书画出售。当年日本对外汇管制极严，国内财阀即使能够出价，款项也不易运往巴西，香港台湾都没有这样大的买家。而战后欧美两地的收藏家，可以说还没一个懂得中国书画，愿意花大价钱买一批陌生文物的藏家真正难寻。在纽约开店的日裔古董商濑尾梅雄（Joseph Umeo Seo,1911〜1998年）与顾洛阜相识已久，便向他推介。顾洛阜于中文及中国书画一窍不通，但他极为好学，对神秘的东方古文化非常倾慕，亦很信任濑尾梅雄。顾洛阜后来在闲谈中告诉我，一开始时张大千只卖给他几件普通之作，他就对大千说：“张先生，你要我付大价钱，就得给我最好的作品。”张大千对收藏书画自有一种潇洒的风度，无论多么难得的珍品，拥有过，欣赏过，值得学习的地方都已摸得通通透透，就可以南北东西永别离。约在1958年，他把收藏中的一批精品，包括宋徽宗的《竹禽图》卷、郭熙《树石平远图》卷、李结《西塞渔社图》卷，另有赵孟頫、赵孟坚、倪瓒、沈周、唐寅等的书画，以68万美元即时兑现，让给顾洛阜。濑尾梅雄后来又再为顾洛阜买得米芾的《吴江舟中诗》、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合传》、耶律楚材《送刘满诗》等手卷，洋洋大观。顾洛阜幸运地少走了许多歧路，迅速成为欧美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藏家。
当时在美国的美术史教授大都为洋人，对中国文字所懂非常肤浅，文言更是他们的死穴，比如简简单单的一句“师许道宁”，他们可以译成“许道宁之师”（the teacher of Hsu Tao-ning），所有由此引申的论点便全盘错误。评论中国画，也只能在结构和造型上作分析，论的是构图上的风格，看不懂画家在笔墨中表现的独特风神。但他们写论文自有一套方法，条理清楚，逻辑性强，颇有威吓作用。他们又认为张大千是造假巨手，凡是张大千收藏过的书画都有疑问，对于高古的宋元画更没有信心。所以顾洛阜这批藏品，并非一开始就获得学者们的承认。1962年，史克门要为顾洛阜筹备—个中国书画珍藏展，请了Max Loehr、Richard Edwards、James Cahill（高居翰）等著名美术史家联名撰写展览目录。但在书画鉴定上，往往是几个诸葛亮，反合成一个四不像。这些专家们讨论的结果令顾洛阜勃然大怒，要向濑尾梅雄追回全部款项。经过史克门的大力周旋，展览总算如期在纽约的Pierpont Morgan Library举行，也印制了一本令顾洛阜满意的图录。这段瓜葛在高居翰的著作中叙述颇详。
我认识顾洛阜是在展览会事件发生十年之后。1972年初，美国的李铸晋教授给我一份奖学金，到堪萨斯大学修读东方美术史的硕士课程，并作他的研究助手。李教授把我介绍给当时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家，观赏或为他们整理藏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顾洛阜。三月中，学校放春假，我奔赴芝加哥看望阔别20年的父母，然后转往纽约，单人匹马往访顾洛阜。
顾洛阜的家是一幢三层高的老式房子，在纽约城东第82街近第五大道处，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只一街之遥。房子的木楼梯已非常古旧，我踏着吱咯吱咯的楼板上到二楼，顾洛阜带着亲切的笑容接待我。他当时年近六十，身型圆胖，精神奕奕。楼层内有一个会客室和小饭厅，会客室墙边都摆满柜子，我后来知道他的藏品就随随便便放在柜子里，从不上锁，三楼则是他的卧房。他把我带到三楼去，靠壁也是一排长柜，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让我随便挑看。我略瞄一下包首的签条，立刻抽出了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卷。
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于虞世南及米芾两家用功最多。所有米芾作品的拓本和影印本我都熟记于胸，亦曾在展览会中看过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藏的《虹县诗》卷、《行书三帖》、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草书四帖》等原迹，更曾多次摩挲过程伯奋先生收藏的《腊白帖》。但这一切美好的经验，仍使我在展开《吴江舟中诗》时禁止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水墨挥洒之美，艺术家感情的喷发，如此扣人心弦!我这如痴如醉的神情一定感动了顾洛阜，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解卷中的诗意、用笔和印章，近一小时而不疲。然后又看了黄山谷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合传》、耶律楚齐的《送刘满诗》卷，都是了不得的精品。后来我们从书法谈到绘画，顾洛阜拿出一个山水卷来，说张大千定之郭熙，但有些西方美术史家认为它的风格近唐棣，是元人作品，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是《树色平远图》，绢本水墨画卷，约100厘米长，35厘米高。卷起首部分烟云疏淡，远山浅渚都以淡墨轻抹而成，山头树木亦以同样柔美的墨色点染，只有近岸的树石用墨较浓，增强了远近的距离感。前面空蒙的河水上荡着两叶小舟，舟人停了渔浆，正悠闲地隔船对答。远处又有两个行人牵着驴子，缓缓爬上山坡。这山坡连接着左右两边的构图，把前段的迷朦幽淡引导至后半的浓郁明快，画家转用较深的墨色皴染，温润清新，树木枝桠的用笔清晰而有力。全图都明显地呈现出郭熙的画风，树木、人物、水墨皴染都与《早春图》同出一手。在图正中的上方，“乾隆御览之宝”印的旁边，钤有“宣和中秘”长形印，那是宋徽宗的藏印，与故宫所藏易元吉《猴猫图》上所钤相同，可证曾是宋徽宗的内府藏物。画上虽无作者款印，但卷后的元人题跋，包括冯子振、赵孟頫、颜克焕都一致认定是郭熙所作，宋元相距不远，而这几位又都是鉴赏名家，今人若无足够资料，不宜过分狂妄推翻前人所论。
我把这些意见向顾洛阜详细解释，令他喜不自胜。而这幅《树色平远图》，现在已被承认为郭熙真迹，2006年还被台北故宫借去，与《早春图》一起在《北宋书画特展》中展出。在我与顾洛阜相交的年月中，我替他澄清了好几件重要的藏品，其中一幅倪瓒的《江渚枫林图》，也曾被西方美术史专家批评为后世仿作，他们当时只承认《容膝斋图》是倪云林传世的唯一真迹。《江渚枫林图》作于癸卯年（1363年），倪云林62岁，虽不及他最晚年时的苍冷，但其疏逸朗隽之气却是一贯特色，书法也极精美。上款“胜伯”名虞堪，字克用，又字胜伯，是虞集的后人，洪武年间为云南府学教授，他是倪云林、邓文原、陈基的好友。画上项子京、高士奇、孙承泽等的藏印都真，把它说成膺品并没有足够的论据。这些美术史家后来看的东西逐渐多了，也开始承认《容膝斋图》之外还有其他倪云林的真迹，《江渚枫林图》也终于被定为倪云林的作品。
我与顾洛阜相处愉快，他对我完全信任，我可以在他的小楼中随意翻阅藏品，他极喜欢听我讲述历代书画家及收藏家的生平故实。1977年，我在纳尔逊博物馆的一个美术厅举办书画个展，顾洛阜特别从纽约飞到堪萨斯城来捧场，买了我一张草书大字《圆通》。1981年，我为他写成名为《顾洛阜藏宋元书法名迹》的图录，并由当时在堪萨斯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教授史提芬（（Stephen Addiss）协助修改英文。次年，这批藏品先后在纽约的中华文化协会（China Institute）和堪萨斯的史宾莎博物馆（Spencer Museum）展出，《顾洛阜藏宋元书法名迹》就是当时的展览目录。这本书印证了我与顾洛阜忘年相交的岁月，也促成了我和史提芬以后合作撰写另一本著作《黄檗文化》。
一辈子生活无忧的顾洛阜，晚年在经济上却遭到沉重的打击，详细的情形外人不可得知，传闻中都说他受骗，损失惨重，急需资金填补。他曾希望史克门能找到赞助人，出资购买他的部分藏品，解决燃眉之急后，将来仍会把余下的书画按原计划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但因所涉款项过于庞大，史克门多方努力后仍然无功。而这时候，年富才多的方闻领导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顾问团，正为博物馆搜求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早期的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远不及波士顿博物馆、佛尔利亚博物馆（Freer Gallery）或纳尔逊博物馆。1971年，身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系主任的方闻，开始兼任大都会博物馆的顾问，两年后即取得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长狄龙所设立的艺术基金（Dillion Fund），购入王己千收藏的25件宋元绘画，包括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米友仁《云山图》、钱选《观鹅图》等。此后数年又获得唐氏Oscar Tang的大笔捐助，多次向王己千买入其他藏品。方闻自幼被目为神童，他与夫人皆出身名门，又都风度高雅，无论学养、家世及仪容，都可以融入西方最顶尖的上流社会。当时顾洛阜急需用钱，方闻则长于筹钱，时间地点人物配合得天衣无缝。大都会博物馆遂以高价购入顾洛阜的两件藏品，而顾洛阜则答应在若干年后，以半卖半赠送的方式把书画交给大都会。宋徽宗《竹禽图》就是第一次交易的作品之一。
《竹禽图》宽不及46厘米，高只有28厘米，绢本设色，有宋徽宗“天下一人”款书，钤“御书”印及“宣和”半印。画上两竿翠竹自石壁间斜斜伸出，竹枝上各站着一头毛色清艳的彩鸟，一鸟向上凝望，一鸟侧身回顾，神情柔美温馨，鸟眼用黑漆圆点，微凸于绢素之上。南宋邓椿的《画继》说宋徽宗绘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正与此图吻合。卷后有赵孟頫、宋荦、项元汴等题跋，画上也都钤有他们的鉴藏印，又有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58〜1398年）的“晋府书画之印”及“晋府图书”二印。张大千早年在日本购入此图时花了七千美元，再以约一万二千美元卖给了顾洛阜。这次大都会博物馆付出的价钱也许破天荒，但其实可以说是向顾洛阜预购整批书画的订金。
日渐衰老的顾洛阜，后来与我谈起这件事时，也只是隐约其辞，我亦不愿介入别人的私隐，但他说，决定把书画送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实也经过深思熟虑。纽约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文化、艺术和时尚的领航地，吸引的人流绝非地处偏僻的纳尔逊博物馆可比，藏品也可以给更多人去欣赏。而且他的居所与大都会博物馆只有一街之隔，当他老了，寂寞了，可以慢慢踱过对街，探访他一生的心血所聚。他说这些话时，双目迷茫地望着窗外，那边微露着博物馆宏伟建筑的一尖小角，在冬日的夕阳下，反照着一抹幽幽寒光。
但顾洛阜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他让史克门在纳尔逊博物馆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先选购一件藏品。史克门选择了乔仲常的白描《后赤壁图》卷，这是乔仲常作品的存世孤本，曾入清内府珍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画卷上钤有宋徽宗宠臣梁思成（?〜1126年）的藏印，又有梁清标（1620〜1691年）的收藏印章。乔仲常是李公麟的外甥，绘画风格亦深受他的影响。全图以连贯叙事的方式，把苏轼的《后赤壁赋》一段段铺陈出来，用笔朗逸，线条流畅而有力，是宋代山水与人物画结合的精品。顾洛阜又在藏画中选出仇英的《沧浪渔笛图》挂轴，用敬赠史克门的名义送给纳尔逊博物馆，以彰显史克门为博物馆的辛劳，也为两人的交情留一个纪念。《沧浪渔笛图》是张大千心爱之物，他先后临摹过几次，其中一幅曾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场。但仇英雅丽，大千穠艳，用笔设色都有很大的分别。
1985年，大都会博物馆终于接收了顾洛阜所藏的书画，并特别举办了一个名为《文字与影像》（Words and Images）的展览向顾洛阜致意。但体力已衰的顾洛阜有点意兴阑珊，心底深处，也许只剩下繁华落尽的寂寞。此后他几乎不愿在公众场合出现，我偶而和他通个电话，也感受到他的疲累，那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我和史克门也没有联系，只知他退休后孑然一身，把所有个人收藏都捐给了纳尔逊博物馆。我间或会想起他们，想起因这一批中国书画而相连在一起的许多人，无论多么富贵辉煌，竟不及一纸作品可以流传久远。我亦宁愿相信顾洛阜和史克门之间的情谊，并没有因暮年的波折而淡去，因为上天甚至安排他们结伴向人间告别：两人均殁于1988年。
责任编辑：郑寒白
纳尔逊艺术博物馆（Nelson-Artkins Museum of Art）位于堪萨斯城，是美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之一。馆中所藏的东方艺术品，其量之多，质之精，可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里夫兰博物馆（Cleverland Museum of Art）、佛尔利亚博物馆（Freer Gallery）相比美。中国藏品中有极高质量的青铜器、古玉、漆器和明朝家具，佛像和墓雕尤其精美。书画则以许道宁的《渔父图》为第一，另有李成的《秋山萧寺》、周昉《听琴图》卷、马远《春游赋诗图》、夏圭《山水四景》及乔仲常的白描《后赤壁赋》等，均为稀世之宝。能够收集如此丰富精美的中国艺术品，应归功于著名的东方艺术史家罗伦斯•史克门（Laurence Sickman，l906〜1988年）。
史克门出生于美国的丹佛市，哈佛大学毕业，1930年取得哈佛燕京研究基金来到中国，逗留至1935年。当时纳尔逊博物馆东方部的主持人名叫Langdon Warner，他曾是史克门在哈佛修读艺术史时的导师，对年轻有为的史克门一直都极为欣赏。1931年，史克门成为Langdon Warner的私人助理，在中国为纳尔逊博物馆搜集艺术品。当年的北京堪称收藏家的乐园，大量出土文物和清宫旧藏充斥于琉璃厂及私人藏家手中，而全世界对中国艺术品虎视眈眈的商人、收藏家和艺术史家，亦多云集于此，包括后来写成《中国绘画》一书的Osvald Siren。史克门的母亲也来到了北京，在一所教会学校教授英文，著名的收藏家王世襄少年时就曾是她的学生。聪颖的史克门很快学会中文，并师从溥儒习画，他曾给我看过两幅当年所作的山水小品，疏淡自然，笔下无尘俗气，颇为难得。他对中国艺术的认识相当全面，于明清家具、古建筑和佛教雕塑方面用力尤深，一生著作甚多，资料丰富，文辞优美，是美国艺术史系学生的必选读物。
史克门在中国有不少奇遇，他最引以为傲的是购得许道宁《渔父图》的经过：当时他居于北平，某个深夜，小院子外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门外站的是个扈从打扮的瘦子，怀中揣着一个长圆包卷儿，说有某贵人急需五百美元，要即时套现。20世纪30年代，五百美元可是令人咋舌的天价。史克门把布包打开，却是一幅山水卷，构图之奇，运笔用墨之妙，直如宝玉明珠，令人目眩神骇。他立刻决定无论如何不可错过，乃尽倾家中所有，又连夜奔走，向几家朋友凑足整数，在迷蒙的晨曦中把画卷宝贝般捧回家。这画卷便是许道宁的《渔父图》，1933年入庋纳尔逊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渔父图》为绢本手卷，水墨浅设色，高48.9厘米，长209.6厘米，无款识题跋，传为许道宁作。许道宁是北宋时期的山水画家，长安人。画史上有关他的记载颇为简略，夏文彦在《图绘宝鉴》中说他“初卖药都门，画山水以聚观者，故早年所画俗恶”，米芾的《画史》更把当时传是李成的人物画中所有“丑怪赌博村野如伶人者”，全都算是许道宁仿李成之作，又说“许道宁画不可用，模人画太俗也”，指的大约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他的画风在中年时有极大的改变，《图绘宝鉴》称赞他“中年脱去旧学，稍自检束，行笔简易，风度益著。峰头直皴而下，林木劲硬，自成一家体，至细微处，始入妙理”。他的画名渐著，遂游于公卿之门，为相国张文懿作居壁及屏风，张文懿深加爱赏，作歌赠之曰：“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圣朝名画录》亦把他列入妙品，说他所绘的林木、平原和野水，“皆造其妙而又命意狂逸，自成一家，颇有气焰。”《宣和画谱》记载当时御府所藏许道宁的画作达138幅之多，由画题所见，内容大都是远山江渚，杂以渔樵行旅，是北宋绘画的热门题材。可惜这一百多张作品，至今只余下二三件，这幅《渔父图》在纳尔逊博物馆，《秋山萧寺图》在日本有邻馆，两卷的风格相近，都被公认为许道宁的传世真迹。台北故宫则藏有《关山密雪图》轴，水准却比不上这两个手卷。
许道宁赋性狂逸而好饮，醉后挥毫，笔墨淋浪。黄庭坚的父亲黄庶与之相交，说他“以水墨名于时”，黄庭坚亦在《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一诗中，把他作画时的癫狂痴态描写得活灵活现：
往逢醉许在长安，蛮溪大砚磨松烟。忽呼绢素翻砚水，久不下笔或经年。异时踏门闯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举杯意气欲翻盆，倒卧虚樽将八九。醉拈枯笔墨淋浪，势若山崩不停手。数尺江山万里遥，满堂风物泠萧萧。山僧归寺童子后，渔伯欲渡行人招。⋯⋯
自1975至1980年初，我受聘为纳尔逊博物馆的研究员，常有机会把此图拿出来欣赏把玩。它的绢质洁密而晶润，墨色灿然，而构图之奇，笔法之妙，尤令人叹为观止。一个接一个的山峰连绵不断，自高处悠然斜落，滑成美丽的弧度向坡下汇集，溪流轻浅，漫入平川。图中央用饱含水分的大笔扫出两个削立的山峰，那是太华山陡削的雄姿，从江面上嵬然升起，像振翅的大雕正欲破空飞去。山石的皴法以简洁的拖染为主，柔美温润，似是微风中滑落的丝缎，这独特的笔法应是郭熙《早春图》等作品的前躯。人物树木则以粗笔为之，笔锋出力，意气连贯，与李成的写法最为接近。全图结构严谨，刚柔并济，许道宁即使只剩下这一件作品传世，已是孤篇横绝，足以在画史上垂名不朽。
1980年，纳尔逊博物馆和克里夫兰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个名为“八代遗珍”（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s）的绘画展，在展前的两年多就开始筹备撰写图录。我适逢其会，参与展品的研究及资料搜集。在清代吴升《大观录》卷十二，有关于许道宁《雪溪渔父图》轴的记载，顺带提到了这个《渔父图》卷：
又高头《渔父》卷，淡黄绢本，质硬色佳，高一尺四寸，长七尺。远山笔势苍茫，近山皴烘秀润，树高五寸许，极寒林飒爽之致，渔舟人物，水墨点染俱古雅。惜无款印，亦无前人题识。后得耿都尉收藏，始绯印奕奕。
吴升说卷中收藏印以耿信公（1640〜1686年）为最早，但我在图的左下角发现了宋高宗《绍兴》印的半方残印，这令史克门及当时任职东方部主管的武丽生（Marc Wilson）大为兴奋。卷上另有耿昭忠、耿嘉祚、安岐、安元忠及怡亲王的藏印。我又在《湖社月刊》第52期查到这卷《渔父图》的影印出版。《湖社月刊》由北平名画家金北楼在民国十五年（1926年）主持创刊，以影印公私收藏的名迹为主，也有简短的艺文评述。第52期应是创刊之后四年多，约为1930年中至1931年底。《渔父图》影印本旁有文字注明“周大文藏”，这位周大文是个传奇人物，出生于1893年（一说为1896年），1971年卒，号华章，祖籍江苏。他与张学良是儿时玩伴，后来出任张作霖大帅府的密电处长，也做过电报局长、东北三省的电政总监督，1931至1932年任北平市长。他在市长任期上派扈从夜半叩门把《渔父图》急售给史克门，有传是因豪赌所累。周大文喜京戏，尤擅烹调，“七七”事变后经营西菜馆“新月食堂”，张大千、张学铭、荀慧生等都是座上常客。一位京城父母官竟下海成为名厨，其原因及过程皆耐人寻味。解放后他仍经营饭馆，在1958年以周华章署名出版过一本《烹调与健康》，在北京饮食界颇有声誉。《渔父图》后来由日本二玄社重新拍照，按原大印刷出版，效果良好。我也买了一卷，并以草书抄录了黄庭坚的《答王道济寺丞观许道宁山水图》全诗，附以跋文，合裱于画卷之后，作为我摩挲《渔父图》长达五年的纪念。
对史克门而言，《渔父图》更是他生命中的虹彩。他由中国返美后，1945年成为纳尔逊博物馆的副馆长，1953年升任馆长，1977年退休。在他长逾三十年的工作中，不断为博物馆增添收藏，其中有不少他津津乐道的旧事，例如以极低的价钱为纳尔逊博物馆购入宋代马远的《春游赋诗图》卷。当他还旅居北京之时，曾受一位美国藏家之托搜求中国古画，史克门替他买入一个画卷，绢本著色，外签题为“马远春游赋诗图”，描写贵族及文人在湖畔园林中宴聚的情景，或据案而书，或林间闲步。画上无作者款印，但笔墨高古厚润，纯属宋人韵味，树石人物与马远的风格尤其一致，历经梁清标、安岐、怡亲王等递藏，钤印都很好。画卷带回美国后，艺术史家们却都认为只是明人无款之作，以高价购入是吃亏了。这当然令买家对史克门非常不满，大大伤害了两人的交情。1968年，史克门到纽约出差，赫然看到这画卷被丢在苏富比的小拍里，签条上“马远”两字已被圈涂，估价只几百美元。他立即改变行程，留在纽约亲自参与拍卖，结果仅以约1500美元把画卷捧回博物馆。在这方面我真佩服史克门，他对书画鉴定其实所懂不多，但艺术的敏感度远超常人，能够如此大胆地购入《渔父图》和《春游赋诗图》，可见他真能呼吸到古画的气息，而且充满自信和魄力。
《春游赋诗图》现已被承认为马远的真迹，谢稚柳先生编辑《唐五代宋元名迹》一书，把它定名为马远《西园雅集图》。我完全同意它是马远的作品，但题为“西园雅集”却并不贴切，图中人物与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不能配对，而且姬人童仆之外还有稚龄儿童，也不纯是文人雅集。我翻查宋人诗文集，在张鎡的《南湖集》中找到他曾有诗赠马远，诗前附一小序，称赞马远所绘“人物山水，皆极其能，余尝令图写林下景”。张鎡（1153〜1211年）为循王张俊的曾孙，历任大理司直、婺州通判，迁司农寺丞。他能诗擅词，又能绘竹石古木，家住西湖边，南宋周密在著作中多次记载他风雅的园林生活，《齐东野语》谓“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武林旧事》更说他一年十二个月都要巧立名目，或赏花、或试茶，常设家宴，每月在园中有大小宴聚十余次，“引客携觞，啸歌往来”，“一旦相逢，不为生客”。而杨万里、楼钥、姜白石等皆与之游，南湖宴聚在当时的杭州，是远近知名的盛事。这幅画卷起首处一段长堤，半弯清水，正是西湖最明显的特征，园中小桥浅溪，杨柳依依配以古梅修木，也是江南景色。张鎡既然明确地指出马远曾为他绘“林下景”，则画中所记，恐怕不是王诜的西园，而是张家在西湖边的园池。何况画卷的原签是《春游赋诗图》，在纳尔逊博物馆的收藏清单中，此画名为Composing Poetry on a Spring Outing，亦正是《春游赋诗图》之意，这是博物馆所用的正式画题，不能与《西园雅集图》混乱。
纳尔逊博物馆藏品中的另一件名迹，署款为“太古遗民”的《江山行旅图》，其购藏的经过也颇值—记。它原是陈仁涛的旧藏，陈氏在解放前是上海永兴地产公司的老板，经营房地产及银楼等生意，家财钜富。他收藏古物极多，以古钱币最为著名，也收藏唐宋名画。解放前夕，陈仁涛携大部分藏品南迁香港，所藏的古钱币后来由郑振铎主持购回国内，书画则由香港运往美国。但当时美国海关的法例，严禁新中国的物品赴美，包括由香港运入的物品，都必须证明是1949年前已运到中国境外。陈仁涛这批书画就被美国海关扣留了，几经波折，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还，当时陈仁涛已经去世，由他居于伦敦的女儿接收，才公开寻找买家。结果旅居日本的萱晖堂主人程伯奋先生购得宋徽宗的《金英秋禽图》和董源的《溪山雪霁图》，后来伯奋先生为这两件名迹撰写的题跋，都是由我抄录在画卷上的。纳尔逊博物馆则找到热心支持艺术活动的史宾沙夫妇捐赠了二十多万美元，在1974年买入《江山行旅图》。
当时我在堪萨斯大学预备博士论文，经常耗在博物馆里，所以未正式购买时就已经看过了。因为画上有“太古遗民”的署款，吴宽在卷末的题跋就把它的作者定为孙之微，《式古堂书画汇考》及《石渠宝笈初编》皆沿用此说。孙之微是五代宋初的画家，字太古，四川人。但此图的风格绝不到五代，纳尔逊博物馆决定买下时，也根本没把它看成五代或宋初的作品。我当时对史克门及武丽生指出，此画以硬笔短皴写北方雄峻的山水，源出荆浩、关仝，却又不似他们的苍厚高古，它亦不是南宋的风格，更不会晚至元初，它的画风与金朝其他画家传世的作品非常接近，如李山的《风雪杉松图》（佛尔利亚美术馆藏）及台北故宫藏武元直的《赤壁图》，所以我把它的时代定于统治了中国北方领土的金朝。武丽生在1980年的英文原版《八代遗珍》展览图录中就采用了这些意见，作了一篇长文，分析颇为详细。杨仁恺先生是迟至1985年到美国访问时才看到这个画卷的，国内学者周积寅先生介绍这卷《江山行旅图》时，说是杨先生把它定为金朝画作，这是不熟识外国资料所引致的舛误。我亦认为“太古遗民”与“字太古”根本是两回事，而且署款上钤有“东皋”一印，“东皋”二字在中国文学中一直都别具深意，阮籍的《辞蒋太尉辟命奏记》就说：“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税，以避当涂者之路”，陶渊明《归去来辞》有“登东皋以啸舒”，诗人王绩自隋入唐，后弃官还乡，自号东皋子，著《东皋子集》，所作《野望》一诗起句即云“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结句更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他们都是在政治动荡或朝代更替的环境下，无奈地选择了退隐归耕。这个“太古遗民”经历了靖康之耻，生活在被金朝统治下的中原，似乎连姓名都不愿再提起了。
史克门为博物馆购入的藏品并不仅限于东方艺术，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买到莫奈的巨幅《荷花》，罗丹的雕塑《亚当》，还有大量当代艺术名家之作。在中国书画藏品上，他把目标锁定了顾洛阜（John M. Crawford，Jr.,1913〜1988年）的收藏。史克门和顾洛阜均不婚不娶，在人生的选择上非常接近，两人深厚的情谊维系了数十年，据说顾洛阜连遗嘱都预备好了，身后会把藏品都赠送给纳尔逊博物馆，以彰显史克门为博物馆奉献一生的功劳。但顾洛阜晚年遭遇突变，所藏书画最终落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此一结果大约令史克门九泉含恨。
二、大收藏家顾洛阜
顾洛阜的家族早年由爱尔兰移民美国，他的父亲经营石油生意，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死后由顾洛阜承继了大笔遗产。顾洛阜运用这笔巨款投资生利，也涉及文物收藏。他的收藏由英文善本书籍开始，也有中国的古玉器物，但最重要而且能令他在收藏界名垂千古的，则是他那超过二百件的中国书画，其中大部分曾是张大千大风堂的珍品。
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大千经香港移居南美，最终选择定居于巴西。他在1953年以一万美元的低价，购下圣保罗郊外270亩田园，那是四面丘陵环抱中的一个小平原，满满种了几千株柿子树。段成式著《酉阳杂俎》谓柿有七德：长寿、多阴、无巢鸟、无虫害、霜叶嫣红可玩、果实可奉宾客、叶子肥大可以书写。张大千又在医书上得知柿叶煎水能治胃疾，合为八德，因名之为“八德园”。张大千心怀故国，又极注重生活享受，不惜花巨资大造中国式园林，单说由远东运来的大批梅树、古松及奇石已所费不菲，其后又不断扩充修建，所耗惊人，只好把一批大风堂的旧藏书画出售。当年日本对外汇管制极严，国内财阀即使能够出价，款项也不易运往巴西，香港台湾都没有这样大的买家。而战后欧美两地的收藏家，可以说还没一个懂得中国书画，愿意花大价钱买一批陌生文物的藏家真正难寻。在纽约开店的日裔古董商濑尾梅雄（Joseph Umeo Seo,1911〜1998年）与顾洛阜相识已久，便向他推介。顾洛阜于中文及中国书画一窍不通，但他极为好学，对神秘的东方古文化非常倾慕，亦很信任濑尾梅雄。顾洛阜后来在闲谈中告诉我，一开始时张大千只卖给他几件普通之作，他就对大千说：“张先生，你要我付大价钱，就得给我最好的作品。”张大千对收藏书画自有一种潇洒的风度，无论多么难得的珍品，拥有过，欣赏过，值得学习的地方都已摸得通通透透，就可以南北东西永别离。约在1958年，他把收藏中的一批精品，包括宋徽宗的《竹禽图》卷、郭熙《树石平远图》卷、李结《西塞渔社图》卷，另有赵孟頫、赵孟坚、倪瓒、沈周、唐寅等的书画，以68万美元即时兑现，让给顾洛阜。濑尾梅雄后来又再为顾洛阜买得米芾的《吴江舟中诗》、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合传》、耶律楚材《送刘满诗》等手卷，洋洋大观。顾洛阜幸运地少走了许多歧路，迅速成为欧美最大的中国书画私人藏家。
当时在美国的美术史教授大都为洋人，对中国文字所懂非常肤浅，文言更是他们的死穴，比如简简单单的一句“师许道宁”，他们可以译成“许道宁之师”（the teacher of Hsu Tao-ning），所有由此引申的论点便全盘错误。评论中国画，也只能在结构和造型上作分析，论的是构图上的风格，看不懂画家在笔墨中表现的独特风神。但他们写论文自有一套方法，条理清楚，逻辑性强，颇有威吓作用。他们又认为张大千是造假巨手，凡是张大千收藏过的书画都有疑问，对于高古的宋元画更没有信心。所以顾洛阜这批藏品，并非一开始就获得学者们的承认。1962年，史克门要为顾洛阜筹备—个中国书画珍藏展，请了Max Loehr、Richard Edwards、James Cahill（高居翰）等著名美术史家联名撰写展览目录。但在书画鉴定上，往往是几个诸葛亮，反合成一个四不像。这些专家们讨论的结果令顾洛阜勃然大怒，要向濑尾梅雄追回全部款项。经过史克门的大力周旋，展览总算如期在纽约的Pierpont Morgan Library举行，也印制了一本令顾洛阜满意的图录。这段瓜葛在高居翰的著作中叙述颇详。
我认识顾洛阜是在展览会事件发生十年之后。1972年初，美国的李铸晋教授给我一份奖学金，到堪萨斯大学修读东方美术史的硕士课程，并作他的研究助手。李教授把我介绍给当时美国的中国书画收藏家，观赏或为他们整理藏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顾洛阜。三月中，学校放春假，我奔赴芝加哥看望阔别20年的父母，然后转往纽约，单人匹马往访顾洛阜。
顾洛阜的家是一幢三层高的老式房子，在纽约城东第82街近第五大道处，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只一街之遥。房子的木楼梯已非常古旧，我踏着吱咯吱咯的楼板上到二楼，顾洛阜带着亲切的笑容接待我。他当时年近六十，身型圆胖，精神奕奕。楼层内有一个会客室和小饭厅，会客室墙边都摆满柜子，我后来知道他的藏品就随随便便放在柜子里，从不上锁，三楼则是他的卧房。他把我带到三楼去，靠壁也是一排长柜，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让我随便挑看。我略瞄一下包首的签条，立刻抽出了米芾的《吴江舟中诗》卷。
我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于虞世南及米芾两家用功最多。所有米芾作品的拓本和影印本我都熟记于胸，亦曾在展览会中看过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藏的《虹县诗》卷、《行书三帖》、及大阪市立美术馆藏《草书四帖》等原迹，更曾多次摩挲过程伯奋先生收藏的《腊白帖》。但这一切美好的经验，仍使我在展开《吴江舟中诗》时禁止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水墨挥洒之美，艺术家感情的喷发，如此扣人心弦!我这如痴如醉的神情一定感动了顾洛阜，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解卷中的诗意、用笔和印章，近一小时而不疲。然后又看了黄山谷的草书《廉颇蔺相如合传》、耶律楚齐的《送刘满诗》卷，都是了不得的精品。后来我们从书法谈到绘画，顾洛阜拿出一个山水卷来，说张大千定之郭熙，但有些西方美术史家认为它的风格近唐棣，是元人作品，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那是《树色平远图》，绢本水墨画卷，约100厘米长，35厘米高。卷起首部分烟云疏淡，远山浅渚都以淡墨轻抹而成，山头树木亦以同样柔美的墨色点染，只有近岸的树石用墨较浓，增强了远近的距离感。前面空蒙的河水上荡着两叶小舟，舟人停了渔浆，正悠闲地隔船对答。远处又有两个行人牵着驴子，缓缓爬上山坡。这山坡连接着左右两边的构图，把前段的迷朦幽淡引导至后半的浓郁明快，画家转用较深的墨色皴染，温润清新，树木枝桠的用笔清晰而有力。全图都明显地呈现出郭熙的画风，树木、人物、水墨皴染都与《早春图》同出一手。在图正中的上方，“乾隆御览之宝”印的旁边，钤有“宣和中秘”长形印，那是宋徽宗的藏印，与故宫所藏易元吉《猴猫图》上所钤相同，可证曾是宋徽宗的内府藏物。画上虽无作者款印，但卷后的元人题跋，包括冯子振、赵孟頫、颜克焕都一致认定是郭熙所作，宋元相距不远，而这几位又都是鉴赏名家，今人若无足够资料，不宜过分狂妄推翻前人所论。
我把这些意见向顾洛阜详细解释，令他喜不自胜。而这幅《树色平远图》，现在已被承认为郭熙真迹，2006年还被台北故宫借去，与《早春图》一起在《北宋书画特展》中展出。在我与顾洛阜相交的年月中，我替他澄清了好几件重要的藏品，其中一幅倪瓒的《江渚枫林图》，也曾被西方美术史专家批评为后世仿作，他们当时只承认《容膝斋图》是倪云林传世的唯一真迹。《江渚枫林图》作于癸卯年（1363年），倪云林62岁，虽不及他最晚年时的苍冷，但其疏逸朗隽之气却是一贯特色，书法也极精美。上款“胜伯”名虞堪，字克用，又字胜伯，是虞集的后人，洪武年间为云南府学教授，他是倪云林、邓文原、陈基的好友。画上项子京、高士奇、孙承泽等的藏印都真，把它说成膺品并没有足够的论据。这些美术史家后来看的东西逐渐多了，也开始承认《容膝斋图》之外还有其他倪云林的真迹，《江渚枫林图》也终于被定为倪云林的作品。
我与顾洛阜相处愉快，他对我完全信任，我可以在他的小楼中随意翻阅藏品，他极喜欢听我讲述历代书画家及收藏家的生平故实。1977年，我在纳尔逊博物馆的一个美术厅举办书画个展，顾洛阜特别从纽约飞到堪萨斯城来捧场，买了我一张草书大字《圆通》。1981年，我为他写成名为《顾洛阜藏宋元书法名迹》的图录，并由当时在堪萨斯大学的日本美术史教授史提芬（（Stephen Addiss）协助修改英文。次年，这批藏品先后在纽约的中华文化协会（China Institute）和堪萨斯的史宾莎博物馆（Spencer Museum）展出，《顾洛阜藏宋元书法名迹》就是当时的展览目录。这本书印证了我与顾洛阜忘年相交的岁月，也促成了我和史提芬以后合作撰写另一本著作《黄檗文化》。
一辈子生活无忧的顾洛阜，晚年在经济上却遭到沉重的打击，详细的情形外人不可得知，传闻中都说他受骗，损失惨重，急需资金填补。他曾希望史克门能找到赞助人，出资购买他的部分藏品，解决燃眉之急后，将来仍会把余下的书画按原计划捐赠给纳尔逊博物馆。但因所涉款项过于庞大，史克门多方努力后仍然无功。而这时候，年富才多的方闻领导着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艺术顾问团，正为博物馆搜求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早期的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的收藏远不及波士顿博物馆、佛尔利亚博物馆（Freer Gallery）或纳尔逊博物馆。1971年，身为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系主任的方闻，开始兼任大都会博物馆的顾问，两年后即取得由前任美国财政部长狄龙所设立的艺术基金（Dillion Fund），购入王己千收藏的25件宋元绘画，包括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米友仁《云山图》、钱选《观鹅图》等。此后数年又获得唐氏Oscar Tang的大笔捐助，多次向王己千买入其他藏品。方闻自幼被目为神童，他与夫人皆出身名门，又都风度高雅，无论学养、家世及仪容，都可以融入西方最顶尖的上流社会。当时顾洛阜急需用钱，方闻则长于筹钱，时间地点人物配合得天衣无缝。大都会博物馆遂以高价购入顾洛阜的两件藏品，而顾洛阜则答应在若干年后，以半卖半赠送的方式把书画交给大都会。宋徽宗《竹禽图》就是第一次交易的作品之一。
《竹禽图》宽不及46厘米，高只有28厘米，绢本设色，有宋徽宗“天下一人”款书，钤“御书”印及“宣和”半印。画上两竿翠竹自石壁间斜斜伸出，竹枝上各站着一头毛色清艳的彩鸟，一鸟向上凝望，一鸟侧身回顾，神情柔美温馨，鸟眼用黑漆圆点，微凸于绢素之上。南宋邓椿的《画继》说宋徽宗绘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正与此图吻合。卷后有赵孟頫、宋荦、项元汴等题跋，画上也都钤有他们的鉴藏印，又有明太祖第三子朱棡（1358〜1398年）的“晋府书画之印”及“晋府图书”二印。张大千早年在日本购入此图时花了七千美元，再以约一万二千美元卖给了顾洛阜。这次大都会博物馆付出的价钱也许破天荒，但其实可以说是向顾洛阜预购整批书画的订金。
日渐衰老的顾洛阜，后来与我谈起这件事时，也只是隐约其辞，我亦不愿介入别人的私隐，但他说，决定把书画送到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其实也经过深思熟虑。纽约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也是文化、艺术和时尚的领航地，吸引的人流绝非地处偏僻的纳尔逊博物馆可比，藏品也可以给更多人去欣赏。而且他的居所与大都会博物馆只有一街之隔，当他老了，寂寞了，可以慢慢踱过对街，探访他一生的心血所聚。他说这些话时，双目迷茫地望着窗外，那边微露着博物馆宏伟建筑的一尖小角，在冬日的夕阳下，反照着一抹幽幽寒光。
但顾洛阜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朋友，他让史克门在纳尔逊博物馆能力可及的范围内，先选购一件藏品。史克门选择了乔仲常的白描《后赤壁图》卷，这是乔仲常作品的存世孤本，曾入清内府珍藏，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画卷上钤有宋徽宗宠臣梁思成（?〜1126年）的藏印，又有梁清标（1620〜1691年）的收藏印章。乔仲常是李公麟的外甥，绘画风格亦深受他的影响。全图以连贯叙事的方式，把苏轼的《后赤壁赋》一段段铺陈出来，用笔朗逸，线条流畅而有力，是宋代山水与人物画结合的精品。顾洛阜又在藏画中选出仇英的《沧浪渔笛图》挂轴，用敬赠史克门的名义送给纳尔逊博物馆，以彰显史克门为博物馆的辛劳，也为两人的交情留一个纪念。《沧浪渔笛图》是张大千心爱之物，他先后临摹过几次，其中一幅曾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场。但仇英雅丽，大千穠艳，用笔设色都有很大的分别。
1985年，大都会博物馆终于接收了顾洛阜所藏的书画，并特别举办了一个名为《文字与影像》（Words and Images）的展览向顾洛阜致意。但体力已衰的顾洛阜有点意兴阑珊，心底深处，也许只剩下繁华落尽的寂寞。此后他几乎不愿在公众场合出现，我偶而和他通个电话，也感受到他的疲累，那是一种深沉的无力感。我和史克门也没有联系，只知他退休后孑然一身，把所有个人收藏都捐给了纳尔逊博物馆。我间或会想起他们，想起因这一批中国书画而相连在一起的许多人，无论多么富贵辉煌，竟不及一纸作品可以流传久远。我亦宁愿相信顾洛阜和史克门之间的情谊，并没有因暮年的波折而淡去，因为上天甚至安排他们结伴向人间告别：两人均殁于1988年。
责任编辑：郑寒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