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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最新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是对FDI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但同时该组织发布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也指出，2011年中国FDI流入增速放缓且低于全球水平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水平，当前世界经济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为中国吸引外资带来很大挑战。该报告还显示，中国吸引FDI的结构开始向服务业倾斜，流入制造业的FDI在减缓，流入服务领域（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等）的FDI在增加，并首次超过了制造业。同时，效率导向型的吸收外资在减少，劳动密集型的外资在向东南亚转移，因为东南亚低要素价格对外资的吸引力在上升。
关键词：经济增长;VAR模型;FDI
一、引言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但其最直接的影响客体便是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本文力图对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间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当前外资形势对我国的外资政策进行研究，这对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通过外资施加有益的影响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对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才能增加经济增长。因此，利用外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一是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二是引进新技术，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的性能，提高资本产出比;三是FDI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会诱导和敦促东道国对微观经济制度、市场组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的改进，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在此经济指标G 仅表示第二、三产业的总值，JYRS 仅表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如果不加 区分地笼统地选取 GDP 和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总人数，很可能会低估 FDI对我国经济 增长和就业的作用效果。
（二） 数据来源
1985 年之前FDI在我国的份额较小，统计年鉴中只给出了1978-1984年总的数额，所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85-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三） VAR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来考察。因为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以上三个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FDI、LG和LJYRS由于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下面本文利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 LFDI、LG和 LJYRS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1。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指标LFDI、LG和LJYRS的时间序列都不平稳，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其中，LFDI和LJYRS 在 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而 LG 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本部分内容分析将采用序列LFDI、LG和LJYRS 的数据来建立 VAR 模型。根據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尝试我们将变量滞后期数确定为二阶。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上述回归模型中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值大部分在 10%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尽管有部分系数不显著，我们仍选取滞后期数为2的模型。部分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同一个方程中有同样变量的多个后值产生了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下面需要对估计出的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因为如果模型不稳定，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如脉冲响应函数标准误差）。在此本文利用AR根进行检验，即如果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
1.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 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它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方差分解实质上是一个信息计算过程，它将系统的预测均方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方差分解可以描述冲击在FDI、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基于上面所得出VAR模型进行了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FDI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对FDI 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二期才显现出来，且这种冲击相对于其FDI自身的影响非常微弱，此后呈现逐步增强态势。但从第七期开始，冲击影响趋于稳定，稳定在36%左右。表明经济增长和就业波动冲击对FDI的影响非常微弱。究其原因，应是由于影响FDI的宏微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而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对 FDI 的影响程度有限。而经济增长从第一期起就受到自身波动和FDI 的波动冲击的影响，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在第一期相对强些，在第二至三期逐渐减弱，受FDI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本期的就业人数对以后各期就业的影响会减弱。在第一期，FDI 波动的冲击对就业的影响较小，为 17.41%，这是因为FDI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FDI 波冲动幅度为（27.2%）。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程度又逐渐减小。但基本稳定在 27%左右。这也说明，FDI是对我国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 实证研究结论
基于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1.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保证FDI“增量”十分关键。数据分析得知，在短期内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FDI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带动作用;在长期，这种带动作用则呈现出越来越弱的态势。长期来看，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该国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度变迁的品质，但充分利用引进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一定程度上保证FDI“增量”依然至关重要。
2.我国经济增长对FDI流入的影响呈现波动态势，但整体仍是积极的影响，要继续优化制度和政策环境。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 FDI 的冲击会呈现上下波动的态势，这是由于FDI流入和增长的因素除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外，还包括短期内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汇率波动、生产成本、市场因此，努力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继续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规则对涉及FDI的国内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清理，努力创造有利于外资经营的软、硬投资环境，才 能更好地留住优质的FDI。
3.FDI对我国就业在总体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要侧重挑选具有产业关联效应的外商投资。从长期看，FDI就业的创造效应会带动我国的就业人数的增加，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也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早期的FDI大多进入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创造了大批的就业机会。但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又压缩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但长远看来，FDI来华投资办厂依然是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尤其对第二产业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努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也要依据具体地区的特点科学选择“高品质”的 FDI，发挥FDI的进入对该地区的产业关联效应，从而扩大就业人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参考文献
[1]蔡昉、王德文，（2004）“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财经论丛》 第6期。
[2]窦祥胜，（2002）“国际资本流动、增产因素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3]金碧、陈仲常，（2007）“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传导渠道研究”《人口与经济》 第1期。
[4]毛英、闫敏，（2011）“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第8期。
[5]牟俊霖，（2007）“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第4期。
关键词：经济增长;VAR模型;FDI
一、引言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FDI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影响我国经济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但其最直接的影响客体便是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本文力图对FDI与经济增长和就业间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当前外资形势对我国的外资政策进行研究，这对于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通过外资施加有益的影响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外国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对FDI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才能增加经济增长。因此，利用外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一是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二是引进新技术，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的性能，提高资本产出比;三是FDI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会诱导和敦促东道国对微观经济制度、市场组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的改进，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实证检验
（一）指标的选取
考虑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在此经济指标G 仅表示第二、三产业的总值，JYRS 仅表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如果不加 区分地笼统地选取 GDP 和我国三大产业就业总人数，很可能会低估 FDI对我国经济 增长和就业的作用效果。
（二） 数据来源
1985 年之前FDI在我国的份额较小，统计年鉴中只给出了1978-1984年总的数额，所以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85-2010年间的年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三） VAR模型的构建
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来考察。因为采用它们的对数形式可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以上三个指标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FDI、LG和LJYRS由于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我们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下面本文利用ADF检验方法分别对 LFDI、LG和 LJYRS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1。
从表1结果可以看出，指标LFDI、LG和LJYRS的时间序列都不平稳，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后的序列都平稳。其中，LFDI和LJYRS 在 5%的显著水平下平稳，而 LG 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平稳。因此，本部分内容分析将采用序列LFDI、LG和LJYRS 的数据来建立 VAR 模型。根據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尝试我们将变量滞后期数确定为二阶。回归估计结果如下：
由表2可知，上述回归模型中所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值大部分在 10%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尽管有部分系数不显著，我们仍选取滞后期数为2的模型。部分系数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在同一个方程中有同样变量的多个后值产生了多重共线性造成的。下面需要对估计出的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因为如果模型不稳定，某些结果将不是有效的（如脉冲响应函数标准误差）。在此本文利用AR根进行检验，即如果估计的VAR模型所有根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则其是稳定的。
1.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 VAR模型中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它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而要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并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则需建立预测方差分解模型。方差分解实质上是一个信息计算过程，它将系统的预测均方差分解为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作的贡献。方差分解可以描述冲击在FDI、就业人数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基于上面所得出VAR模型进行了方差分解，分解结果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FDI的波动在第一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水平对FDI 波动的冲击（即对预测误差的贡献度）在第二期才显现出来，且这种冲击相对于其FDI自身的影响非常微弱，此后呈现逐步增强态势。但从第七期开始，冲击影响趋于稳定，稳定在36%左右。表明经济增长和就业波动冲击对FDI的影响非常微弱。究其原因，应是由于影响FDI的宏微观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而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对 FDI 的影响程度有限。而经济增长从第一期起就受到自身波动和FDI 的波动冲击的影响，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在第一期相对强些，在第二至三期逐渐减弱，受FDI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本期的就业人数对以后各期就业的影响会减弱。在第一期，FDI 波动的冲击对就业的影响较小，为 17.41%，这是因为FDI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FDI 波冲动幅度为（27.2%）。随着时间的延续，影响程度又逐渐减小。但基本稳定在 27%左右。这也说明，FDI是对我国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 实证研究结论
基于对外开放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数据的实证分析，结论如下：
1.FDI 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保证FDI“增量”十分关键。数据分析得知，在短期内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FDI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带动作用;在长期，这种带动作用则呈现出越来越弱的态势。长期来看，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该国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的提升、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制度变迁的品质，但充分利用引进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滞后效应、一定程度上保证FDI“增量”依然至关重要。
2.我国经济增长对FDI流入的影响呈现波动态势，但整体仍是积极的影响，要继续优化制度和政策环境。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对 FDI 的冲击会呈现上下波动的态势，这是由于FDI流入和增长的因素除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外，还包括短期内宏观经济和政治环境、汇率波动、生产成本、市场因此，努力维护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继续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规则对涉及FDI的国内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化清理，努力创造有利于外资经营的软、硬投资环境，才 能更好地留住优质的FDI。
3.FDI对我国就业在总体上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要侧重挑选具有产业关联效应的外商投资。从长期看，FDI就业的创造效应会带动我国的就业人数的增加，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存在一些结构性的问题，这也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我国，早期的FDI大多进入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创造了大批的就业机会。但外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则又压缩了就业岗位的数量，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但长远看来，FDI来华投资办厂依然是在增加就业机会的，尤其对第二产业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努力吸引外资的同时，也要依据具体地区的特点科学选择“高品质”的 FDI，发挥FDI的进入对该地区的产业关联效应，从而扩大就业人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参考文献
[1]蔡昉、王德文，（2004）“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一个人力资本分析框架”《财经论丛》 第6期。
[2]窦祥胜，（2002）“国际资本流动、增产因素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3]金碧、陈仲常，（2007）“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就业效应传导渠道研究”《人口与经济》 第1期。
[4]毛英、闫敏，（2011）“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第8期。
[5]牟俊霖，（2007）“外商投资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与管理》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