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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孔子提出了“仁爱、民本、求利循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意深境远的价值论根据和“为学、中庸、仁知统一”等贯通古今的方法论遵循，这不仅为古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而且也为人类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基础、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和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孔子；技术价值思想；天人合一；民本；中庸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65-06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办私学。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言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与科技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孔子和儒家是排斥科技的。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就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一直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阻碍对技术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文化“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中国学者张岱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对孔子也有“重德教而卑农稼”的评价。然而，这些观点和论断如果能够完全确立的话，就无法解释一个逻辑上的难题：如果孔子和儒家文化是与科学技术截然；对立的，那么为什么在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很难设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与这一文化的大师及其主流思想儒学是完全对立的。更为重要的是，汉代和宋代是儒学兴盛的朝代，一个是独尊儒术时期，一个是儒学复兴时期，但同时这两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黄金时代，汉代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体系，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全面繁荣并走向高峰。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都是在这两个儒学兴盛的朝代发明、完善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朝代的科技并未因儒学的兴盛而停滞不前或倒退，相反，却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我们如何设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呢?不少学者以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为由来大肆抨击孔子和儒学，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然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排斥和贬抑儒家文化，科学技术并未因此而突飞猛进，相反，在尊儒传统有增无减的日本和韩国，科学技术也并不比中国落后。把孔子和儒家文化当作科技落后的替罪羊，从逻辑与历史上都说不通。事实上，一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原因，等等。有理由相信，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其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决不是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实际上，新近的研究指出，儒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一方面，儒家经典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贡献，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儒学化的特征。例如，“经世致用”、仁知合一的学科，如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地理等，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育。
纵观中国历史，笔者认为，孔子及其儒学理论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出发，一贯突出“仁爱”，始终坚持民本，主张义先利后、求利循义，重视为学，强调中庸，坚持理性，反对迷信，践行仁知统一、知行统一，奉行积极人世的态度，从根本上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世界观基础，确定了价值观方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世界观基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学历来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及其儒学之道，说到底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孔子说：“唯天为大。”(《论语·泰伯》)这里的天就是天道，即自然规律；而人则指人道，即人和人类社会的规律、道德和伦理。由于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由人道见天道，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佘》)在他看来，天道要由人道来体现，而圣人的作用正是要使人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实现天人合一。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就是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是要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乐园。因此，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问题上，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论语·述而》也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些正是使人与自然关系进入和谐的理想状态的方法。对自然界而言，使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尊重和保持其自然状态。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独特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以及《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儒学融合自然之道。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观，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和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基础，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与同一时期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自然观相比，由于其明显的经验特征和理性品格，因此可以说是先进的和实用的。与西方相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泰勒斯的“水”论、赫拉克利特的“火”论、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不同，它不仅具有更为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性质，而且具有更为具体、更为实用的特点，不像古希腊自然观那样抽象深奥、远离现实，更不像中世纪自然观那样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与古代人类生活生产的实际有着更多的直接关联和价值作用，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为早期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基础，构成了实用型、农业型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层理论基础。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处于领先水平的根本原因。同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必然还是一种崇尚自然、扎根自然并顺应自然的宇宙观，它与以农为本的农业科技、生态科技有着天然联系，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仅以农业科技的成就最为辉煌，形成了以五大农书为代表的实用农业科学体系，而且全部科技成果大都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否则，既无法理解中国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也无法理解孔子热爱大自然的“乐山乐水”精神，无法理解他保护大自然的“弋不射宿”意识，以及“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二、价值观根据：仁爱、民本、求利循义
(一)“仁者，爱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人是孔子，孑L子的人生理想就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日：“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自己希望自立于社会也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让别人事事成功，这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已及人的原则。“仁”的基本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讲，这体现了“爱人”的原则。然而“仁”又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爱，不是姑息之爱，而是“爱人以德”，所以仁者有时也会恶人。这就是孔子说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喜爱、厌恶，要有一定的准则，这就是“礼”，即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范、准则和仪式。孔子讲过“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让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社会生活的准则。
(二)“敏则有功”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仁”呢?孔子说：“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此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就是说，一个人若能实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便是仁了。即：恭敬别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实讲信用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敏捷有能就能提高做事的效率，施行恩惠就能使唤动人。在这里，前两点是教人如何做人的，三、四两点是教人如何做事的，最后一点是教人如何做官的。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第四点，即“敏则有功”，这里的“敏”即做事有智慧、有能力、有方法。只有有智慧有能力懂方法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才能有所贡献、惠及别人，才能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由此可见，孔子的“仁”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并不是只讲“道”不讲“得”，只要人文不讲科技。在孔子看来，“仁”不能没有高远的境界和理想，但也需要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技能。丰富的知识、娴熟的技术、科学的方法是实现“仁”、成就“仁”不可缺少的工具和基础。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和世界少有的圣哲，虽然力倡仁爱、罕言科技，但却具有非常明确的科技意识，深知技术的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孔子在2500年前那个迷信盛行、科学阙如、鬼神肆虐的时代，旗帜鲜明地高扬理性的旗帜，重视经验，反对迷信，搁置鬼神，驱逐宗教，主张“学”“思”结合，坚持因材施教，使中华民族最先踏上实用理性的大道，使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古代科技成为仁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工具。在孔子看来，上述五种品德对于个人来说，是每个人完成“仁”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又是社会实现“仁”之理想的某种分工。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说：“来百工，则财用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里仁》)这些讲的都是为“仁”必须实实在在、求真务实的道理和途径。技术的价值，即“工”或“百工”的作用，或者更一般地说科技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孔子贬低、排斥的。
(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本表现是“以民为本”。孔子一贯主张施利于民，造福百姓。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将“足食”摆在第一位，这种把民利、农业和仁政相统一的“重农”思想，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的主流。正是因为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孔子及其儒家才反复强调：“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国家制定政令措施时要“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如果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尧、舜尚且难于做到呢。可见，孔子对有益于百姓的善举是大加赞赏的，其民本思想是清楚可见的。反之。凡是对百姓横征暴敛、搜刮不已的匪盗行径，孔子表示极大愤慨。他说：“苛政猛于虎。”要使百姓获得好处，途径多多，孔子主张“使民以时”，明确提出“来百工，则财用足”等，但最根本的一条普遍性原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种民本、利民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最高体现，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
孔子民本、利民思想必然要求重农，必然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上，与发展农业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必然受到高度重视，必然得到优先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缘于此。孔子在同鲁哀公谈论国事时，就明确提出要“来百工，则财用足”这一条。这里的“财用足”，当然是说经济状况和社会效益好，而“来百工”则包括当时的所有技术门类。显然，孔子是深知技术的价值的。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里仁》)
(四)“见利思义”
孔子民本、利民思想由于是建立在其仁学基础上的，因此，它又与孔子的义利观是相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是先义后利、求利循义、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是以义为本、以义制利和以义节利。孔子肯定人对物质利益需求的合理性。他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并且他毫不掩饰求富、恶贫的观点：“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对于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获得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他看来，求富贵的方式必须合义，必须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决不可见利忘义。孔子说：“君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孔子强调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要求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以义为上，以义为本，甚至唯义是从，所谓“杀身成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义利观是以义为核心、以义为统领的义利统一观。孔子的“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生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指人文社会价值；二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公利”。孔子的“利”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的经济物质利益，即经济物质价值；二是指个人的自身利 益即“私利”。孔子以义为本、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就是要求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始终做到以义制利、义先利后，也就是说，要用人文社会价值指导和控制经济物质价值，高扬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自身利益的基本原则。
孔子以义为本、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哺育和培养了中华民族求利循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扶弱济贫的民族精神，它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代和未来社会义利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孔子义利观的义利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目的与手段、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之间的关系。从技术的社会发展看，孔子义利观给人们指出了技术发展的价值论原则，这就是：技术的发展始终要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要实现人文指导和控制下的技术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和永续发展。否则，人文发展滞后或者技术发展超前，技术发展本身就会失控，就会出现以利害义、物欲膨胀、技术异化、社会动乱、人性扭曲的现象。孔子能在科技尚在形成之时就看到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强调用以义为本、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来指导和解决，可谓高瞻远瞩、意深境远。今天的技术发展已经印证了孔子的深谋远虑，也更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三、方法论遵循：为学、中庸、仁知统一
(一)“游文于六经之中”
关于孔子和“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可以看出，孔子和儒家有几个特点，即志于道，依于仁，重为学，重致用。这也是孔子对现代技术发展的方法论启迪之一。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历来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明显的知识论倾向。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弟子学习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要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即数学知识；“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乐”即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射”即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御”即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即文学和历史方面。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其实是把一切实际知识和技能都纳入自己的教育体系中了。孔子弟子中精通六艺者有72人(一说77人)，故也不能说他们都是无用的秕糠。孔子本人在当时就被人赞叹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孔子知识是如此之广博，以致样样懂门门通，不是称某一方面的专家就能概括得了的。这是住在达巷这个地方的一般群众的感叹。另外有一个官居大宰的也惊叹“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的博学，不仅表现在他的“多能鄙事”上，即会干农圃牧养等技艺方面的事上，也表现在他的天文历法气象方面的知识水平上，如论及“为政以德”时就以天文现象来说明：“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正如中国科学院天文学史专家薄树人研究员所指出的，这里说到了恒星周日视运动都绕着北极转。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了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孔子重视教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讲授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的知识，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具有儒学精神的科学大师和技术专家，例如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等，也在全社会树立了崇尚理性、反对迷信、经世致用、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为古代中国的崛起奠定了知识和人才基础。
(二)“过犹不及”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在孔子哲学思想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一，中庸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本质。孔子认为，天地自然是一个有其运动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和谐整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就是说，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是和谐统一的。天无私地覆盖着万物。地无私地承载着万物，天地之间百物和谐地生成化育。整个宇宙的生命历程都是依次而运行的，充分表现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的和谐与统一。《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二，中庸是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在人格塑造上，要求君子不能偏于极端，而应“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即既不粗野又不轻浮，而应“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而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君子人格的典范。其三，中庸是一种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方法论。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深入地认识事物内部矛盾，把握其对立统一，恰如其分地协调各方，从而达到一种平衡与稳定，实现最为合理的中和、和谐状态。其方法要点有四：一是认清矛盾，即深刻把握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二是把握关系，即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整合各种要素，做到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三是隶中达和，即合理处置事物，使事物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相辅相成，圆满和谐；四是审时度势，即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断调整目标，善始善终地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
孔子哲学中的中庸范畴作为万事万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本质，既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和人类处置一般事物的辩证方法，也是技术发展的最高原则和通用方法，对于技术发展特别是现代和未来技术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就是说，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中庸方法对技术发展的要求必然是：第一，人类的技术追求要合理。即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在理想性与现实性、可能性与条件性、新颖性与传统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不能一味地提高技术指标，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高效 性，也不能一味地固守传统，僵化不变，更不能把技术发明与创造完全置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兴趣和爱好上，而置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于不顾。第二，人类的技术认识要全面。就是说，在规划和发展技术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技术巨大的经济物质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广泛的人文社会价值；既要认识到技术对人和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和价值；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正面价值、现实价值、预期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的负面价值、长远价值和不期价值；等等。一句话，要对技术的价值与作用、成本与效率、代价和效益甚至结构与功能、系统与要素、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等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第三，人类的技术行为要适度。就是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技术推广与技术普及、技术创造与技术消费、技术发展与技术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不能一味地发展技术，仅仅追求技术的交换价值，也不能一味地消费技术，做技术享乐主义的奴隶。一句话，技术的发展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有所发展又要有所控制，要在发展和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定准方位，求得基点，做好抉择。
以技术设计为例，中庸方法是指导技术设计的最恰当、最合适的方法。技术设计的特征之一是要综合考虑并解决多种要求、多种需要、多种技术指标之间的矛盾，这些要求、需要和性能之间往往难以兼容甚至完全对立。因此，可以说技术设计具有明显的综合兼容性，技术设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求和达中、追求中庸的过程。例如，计算机的设计过程就存在着性能与成本的矛盾，提高性能就意味着增加成本，而降低成本则意味着降低性能。‘在现实的设计过程中，只能在技术发展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而不可能一味地追求一个方面而置另一个方面于不顾。又如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设计，既要求有较高的灵敏度，又要求有较高的抗干扰性，而这两者又不可调和地矛盾着。技术设计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决不可只注意单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一般地，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多种要求、多种需要，这就要协调矛盾，照顾各方，妥善处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综合、兼容、最佳。对此，陈昌曙教授指出：“技术活动又经常‘调和矛盾’，力求这一方面‘能通’，另一方面也‘可行’。”而调和矛盾“就是各方都有牺牲，又互相成全，不是一方把另一方牺牲(克服或消灭)掉，而是彼此折中地兼容在一起”。“在技术实践中，困难的不是原则上承认要有某种兼容，而是要具体地选定适度的兼容点，或在合理折中范围内的恰当参数。”对于技术活动中的折中兼容，日本技术论专家吉谷丰作过深刻阐述，他曾以“妥协下的最佳组合”为题，明确指出：“技术就是使相互冲突的要求得到妥协，从中找出最佳方案”，“设计是最佳的妥协”。可以说，兼容妥协也是中庸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正是这种和谐求中的理性与智慧，构成了技术创造与发明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现代经济生活双赢、共赢原则的基础，当然也是现代主客互利价值观的基础。
(三)“知者利仁”
孔子不仅重视为学，更注重学以致用、仁知统一和知行统一。所谓“仁知统一”、“知行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理性知识(知)和行为实践(行)的一致。在孔子看来，仁和知是统一的，知和行也是统一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再一方面，知的目的全在于行，而仁就在行中。孔子说，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仁、知、行之间内在关联、相互贯通而又完美结合的“至德”即“中庸”。在这里，“知”既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对自然事物及其规律(主要是对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农业科技知识)的认识和把握；“行”既指人的一般社会行为，也指人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行为，还指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社会职业角色行为。例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
由于知、仁、行的内在关联，所以，凡是其认识对象具有道德属性和符合仁爱思想(仁)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知)，以及凡是其实践行为具有道德属性、满足民利需要(仁)的技术活动(行)，在孔子仁知统一、知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这些学科和技术必然受到社会重视，必然会得到较快发展。这些学科和技术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实用科学和十大实用技术，即历史悠久的农业科学、群星璀璨的天文学、计算见长的数学和挖掘不尽的医学，以及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后来居上的冶炼技术、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誉满全球的纺织技术、别具一格的建筑技术、名扬天下的制瓷技术和举世闻名的航海技术。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史实看，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定性、定向和推动作用，其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长远的和多方面的，尽管不排除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孔子一生把事业的重点放在论“仁”忧“道”上，其直接目的是要培养一大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所以，相比之下，他对科学技术的论述远不如对以“仁”为宗旨的社会伦理观的论述系统、深入。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孔子技术思想的了解和分析。纵观孔子整个学术思想，孔子对科技的重视是不容否认的，对科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发展，孔子思想对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固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下降，但从总的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其世界观基础、价值观导向和方法论指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说其作用和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
[关键词]孔子；技术价值思想；天人合一；民本；中庸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4-0065-06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办私学。其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言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与科技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孔子和儒家是排斥科技的。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就指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一直反对科学地探索自然，阻碍对技术做出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儒家文化“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中国学者张岱年先生在《孔子哲学解析》一文中对孔子也有“重德教而卑农稼”的评价。然而，这些观点和论断如果能够完全确立的话，就无法解释一个逻辑上的难题：如果孔子和儒家文化是与科学技术截然；对立的，那么为什么在儒家文化的巨大影响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却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毫无疑问，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很难设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与这一文化的大师及其主流思想儒学是完全对立的。更为重要的是，汉代和宋代是儒学兴盛的朝代，一个是独尊儒术时期，一个是儒学复兴时期，但同时这两个朝代也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黄金时代，汉代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体系，宋代中国传统科技全面繁荣并走向高峰。对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都是在这两个儒学兴盛的朝代发明、完善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朝代的科技并未因儒学的兴盛而停滞不前或倒退，相反，却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我们如何设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而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是阻碍科技发展的呢?不少学者以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为由来大肆抨击孔子和儒学，高呼要“打倒孔家店”，然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排斥和贬抑儒家文化，科学技术并未因此而突飞猛进，相反，在尊儒传统有增无减的日本和韩国，科学技术也并不比中国落后。把孔子和儒家文化当作科技落后的替罪羊，从逻辑与历史上都说不通。事实上，一个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思想文化原因，等等。有理由相信，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其同时期的主流文化决不是水火不容的排斥关系。实际上，新近的研究指出，儒家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科技内涵。一方面，儒家经典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诗经》、《尚书·尧典》、《礼记·月令》等，包含着丰富的科技知识；另一方面，历史上有众多儒家学者参与科技研究，并作出了贡献，使得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儒学化的特征。例如，“经世致用”、仁知合一的学科，如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地理等，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育。
纵观中国历史，笔者认为，孔子及其儒学理论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出发，一贯突出“仁爱”，始终坚持民本，主张义先利后、求利循义，重视为学，强调中庸，坚持理性，反对迷信，践行仁知统一、知行统一，奉行积极人世的态度，从根本上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世界观基础，确定了价值观方向，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一、世界观基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学历来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孔子及其儒学之道，说到底就是“天人合一”之道。孔子说：“唯天为大。”(《论语·泰伯》)这里的天就是天道，即自然规律；而人则指人道，即人和人类社会的规律、道德和伦理。由于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由人道见天道，所以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佘》)在他看来，天道要由人道来体现，而圣人的作用正是要使人完完全全地体现天道，实现天人合一。这种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就是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就是要顺乎天道、顺应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乐园。因此，在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问题上，孔子赞扬“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论语·述而》也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些正是使人与自然关系进入和谐的理想状态的方法。对自然界而言，使万物各得其所就是要尊重和保持其自然状态。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独特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以及《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这些都充分表明了儒学融合自然之道。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是严格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观，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和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世界观基础，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与同一时期其他民族和地区的自然观相比，由于其明显的经验特征和理性品格，因此可以说是先进的和实用的。与西方相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泰勒斯的“水”论、赫拉克利特的“火”论、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基督教的神学自然观不同，它不仅具有更为明显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性质，而且具有更为具体、更为实用的特点，不像古希腊自然观那样抽象深奥、远离现实，更不像中世纪自然观那样虚无缥缈、荒诞不经，与古代人类生活生产的实际有着更多的直接关联和价值作用，具有实用性、合理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它为早期的科学技术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基础，构成了实用型、农业型科学技术发展的深层理论基础。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处于领先水平的根本原因。同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必然还是一种崇尚自然、扎根自然并顺应自然的宇宙观，它与以农为本的农业科技、生态科技有着天然联系，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事实也正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不仅以农业科技的成就最为辉煌，形成了以五大农书为代表的实用农业科学体系，而且全部科技成果大都是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否则，既无法理解中国农业科技的辉煌成就，也无法理解孔子热爱大自然的“乐山乐水”精神，无法理解他保护大自然的“弋不射宿”意识，以及“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意识。
二、价值观根据：仁爱、民本、求利循义
(一)“仁者，爱人”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崇高的人生理想的人是孔子，孑L子的人生理想就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日：“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就是说，自己希望自立于社会也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让别人事事成功，这也就是将心比心、推已及人的原则。“仁”的基本宗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根本上讲，这体现了“爱人”的原则。然而“仁”又不是无是非、无原则的爱，不是姑息之爱，而是“爱人以德”，所以仁者有时也会恶人。这就是孔子说的“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就是说，对于别人的喜爱、厌恶，要有一定的准则，这就是“礼”，即关于社会生活的具体规范、准则和仪式。孔子讲过“克己复礼为仁”，强调必须以社会生活的公共准则约束自己才能实现“仁”。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让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纳入社会生活的准则。
(二)“敏则有功”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仁”呢?孔子说：“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此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就是说，一个人若能实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便是仁了。即：恭敬别人就不会受到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众人的拥护，诚实讲信用就能得到别人的任用，敏捷有能就能提高做事的效率，施行恩惠就能使唤动人。在这里，前两点是教人如何做人的，三、四两点是教人如何做事的，最后一点是教人如何做官的。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第四点，即“敏则有功”，这里的“敏”即做事有智慧、有能力、有方法。只有有智慧有能力懂方法才能提高效率、事半功倍，才能有所贡献、惠及别人，才能建功立业、干一番事业。由此可见，孔子的“仁”作为人生最高的理想并不是只讲“道”不讲“得”，只要人文不讲科技。在孔子看来，“仁”不能没有高远的境界和理想，但也需要实实在在的知识和技能。丰富的知识、娴熟的技术、科学的方法是实现“仁”、成就“仁”不可缺少的工具和基础。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和世界少有的圣哲，虽然力倡仁爱、罕言科技，但却具有非常明确的科技意识，深知技术的价值所在。众所周知，孔子在2500年前那个迷信盛行、科学阙如、鬼神肆虐的时代，旗帜鲜明地高扬理性的旗帜，重视经验，反对迷信，搁置鬼神，驱逐宗教，主张“学”“思”结合，坚持因材施教，使中华民族最先踏上实用理性的大道，使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古代科技成为仁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实工具。在孔子看来，上述五种品德对于个人来说，是每个人完成“仁”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又是社会实现“仁”之理想的某种分工。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孔子说：“来百工，则财用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里仁》)这些讲的都是为“仁”必须实实在在、求真务实的道理和途径。技术的价值，即“工”或“百工”的作用，或者更一般地说科技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孔子贬低、排斥的。
(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孔子仁爱思想的根本表现是“以民为本”。孔子一贯主张施利于民，造福百姓。子贡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将“足食”摆在第一位，这种把民利、农业和仁政相统一的“重农”思想，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以来的主流。正是因为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孔子及其儒家才反复强调：“民事不可缓也”(《孟子·滕文公上》)，要求统治者要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国家制定政令措施时要“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子贡曾问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如果有人能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这样的人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尧、舜尚且难于做到呢。可见，孔子对有益于百姓的善举是大加赞赏的，其民本思想是清楚可见的。反之。凡是对百姓横征暴敛、搜刮不已的匪盗行径，孔子表示极大愤慨。他说：“苛政猛于虎。”要使百姓获得好处，途径多多，孔子主张“使民以时”，明确提出“来百工，则财用足”等，但最根本的一条普遍性原则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这种民本、利民思想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最高体现，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
孔子民本、利民思想必然要求重农，必然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上，与发展农业相关的各种科学技术必然受到高度重视，必然得到优先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缘于此。孔子在同鲁哀公谈论国事时，就明确提出要“来百工，则财用足”这一条。这里的“财用足”，当然是说经济状况和社会效益好，而“来百工”则包括当时的所有技术门类。显然，孔子是深知技术的价值的。不仅如此，他还明确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里仁》)
(四)“见利思义”
孔子民本、利民思想由于是建立在其仁学基础上的，因此，它又与孔子的义利观是相统一的。孔子的义利观是先义后利、求利循义、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伦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特点是以义为本、以义制利和以义节利。孔子肯定人对物质利益需求的合理性。他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的天性，“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并且他毫不掩饰求富、恶贫的观点：“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是，对于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获得利，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在他看来，求富贵的方式必须合义，必须做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决不可见利忘义。孔子说：“君子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孔子强调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要求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以义为上，以义为本，甚至唯义是从，所谓“杀身成仁”。由此可见孔子的义利观是以义为核心、以义为统领的义利统一观。孔子的“义”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生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指人文社会价值；二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即“公利”。孔子的“利”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社会的经济物质利益，即经济物质价值；二是指个人的自身利 益即“私利”。孔子以义为本、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就是要求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始终做到以义制利、义先利后，也就是说，要用人文社会价值指导和控制经济物质价值，高扬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自身利益的基本原则。
孔子以义为本、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哺育和培养了中华民族求利循义、见义勇为、舍生取义、扶弱济贫的民族精神，它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代和未来社会义利关系的调整与规范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孔子义利观的义利关系，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目的与手段、目的价值与手段价值之间的关系。从技术的社会发展看，孔子义利观给人们指出了技术发展的价值论原则，这就是：技术的发展始终要置于社会的有效控制之下，要实现人文指导和控制下的技术与人文的协调发展和永续发展。否则，人文发展滞后或者技术发展超前，技术发展本身就会失控，就会出现以利害义、物欲膨胀、技术异化、社会动乱、人性扭曲的现象。孔子能在科技尚在形成之时就看到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强调用以义为本、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来指导和解决，可谓高瞻远瞩、意深境远。今天的技术发展已经印证了孔子的深谋远虑，也更显示出孔子思想的时代价值。
三、方法论遵循：为学、中庸、仁知统一
(一)“游文于六经之中”
关于孔子和“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可以看出，孔子和儒家有几个特点，即志于道，依于仁，重为学，重致用。这也是孔子对现代技术发展的方法论启迪之一。
孔子及其所开创的儒家学说历来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明显的知识论倾向。他不仅要求自己的弟子学习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要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即数学知识；“礼”，以现代而言，包括了哲学的、政治的、教育的、社会的所有文化；“乐”即舞蹈、影剧、音乐、美术等；“射”即军事武功方面，过去是说拉弓射箭，等于现代的射击、击技、体育等；“御”即驾车，以现代来说，当然也包括驾飞机、太空船；“书”即文学和历史方面。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其实是把一切实际知识和技能都纳入自己的教育体系中了。孔子弟子中精通六艺者有72人(一说77人)，故也不能说他们都是无用的秕糠。孔子本人在当时就被人赞叹为“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意思是说孔子知识是如此之广博，以致样样懂门门通，不是称某一方面的专家就能概括得了的。这是住在达巷这个地方的一般群众的感叹。另外有一个官居大宰的也惊叹“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孔子的博学，不仅表现在他的“多能鄙事”上，即会干农圃牧养等技艺方面的事上，也表现在他的天文历法气象方面的知识水平上，如论及“为政以德”时就以天文现象来说明：“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正如中国科学院天文学史专家薄树人研究员所指出的，这里说到了恒星周日视运动都绕着北极转。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事实上，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了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孔子重视教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讲授了大量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方面的知识，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具有儒学精神的科学大师和技术专家，例如张衡、祖冲之、沈括、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等，也在全社会树立了崇尚理性、反对迷信、经世致用、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为古代中国的崛起奠定了知识和人才基础。
(二)“过犹不及”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在孔子哲学思想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其一，中庸是宇宙万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本质。孔子认为，天地自然是一个有其运动规律和内在本质的和谐整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就是说，天地的运行是自然而然的，是和谐统一的。天无私地覆盖着万物。地无私地承载着万物，天地之间百物和谐地生成化育。整个宇宙的生命历程都是依次而运行的，充分表现出了自然界万物生长的和谐与统一。《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二，中庸是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孔子在人格塑造上，要求君子不能偏于极端，而应“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允执其中”(《论语·尧曰》)，即既不粗野又不轻浮，而应“文质彬彬”(《论语·雍也》)；要求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而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的君子人格的典范。其三，中庸是一种认识和实践的辩证方法论。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通过深入地认识事物内部矛盾，把握其对立统一，恰如其分地协调各方，从而达到一种平衡与稳定，实现最为合理的中和、和谐状态。其方法要点有四：一是认清矛盾，即深刻把握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二是把握关系，即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整合各种要素，做到恰当适度，无过无不及；三是隶中达和，即合理处置事物，使事物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相辅相成，圆满和谐；四是审时度势，即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不断调整目标，善始善终地推动事物的和谐发展。
孔子哲学中的中庸范畴作为万事万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内在本质，既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和人类处置一般事物的辩证方法，也是技术发展的最高原则和通用方法，对于技术发展特别是现代和未来技术的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价值。就是说，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中庸方法对技术发展的要求必然是：第一，人类的技术追求要合理。即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在理想性与现实性、可能性与条件性、新颖性与传统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不能一味地提高技术指标，追求技术的先进性、高效 性，也不能一味地固守传统，僵化不变，更不能把技术发明与创造完全置于无政府主义的个人兴趣和爱好上，而置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于不顾。第二，人类的技术认识要全面。就是说，在规划和发展技术的过程中，既要认识到技术巨大的经济物质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广泛的人文社会价值；既要认识到技术对人和社会的作用和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作用和价值；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正面价值、现实价值、预期价值，又要认识到技术的负面价值、长远价值和不期价值；等等。一句话，要对技术的价值与作用、成本与效率、代价和效益甚至结构与功能、系统与要素、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等有一个全面透彻的了解。第三，人类的技术行为要适度。就是说，技术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技术引进与技术消化、技术推广与技术普及、技术创造与技术消费、技术发展与技术控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既不能一味地发展技术，仅仅追求技术的交换价值，也不能一味地消费技术，做技术享乐主义的奴隶。一句话，技术的发展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既要有所发展又要有所控制，要在发展和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定准方位，求得基点，做好抉择。
以技术设计为例，中庸方法是指导技术设计的最恰当、最合适的方法。技术设计的特征之一是要综合考虑并解决多种要求、多种需要、多种技术指标之间的矛盾，这些要求、需要和性能之间往往难以兼容甚至完全对立。因此，可以说技术设计具有明显的综合兼容性，技术设计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求和达中、追求中庸的过程。例如，计算机的设计过程就存在着性能与成本的矛盾，提高性能就意味着增加成本，而降低成本则意味着降低性能。‘在现实的设计过程中，只能在技术发展水平与经济承受能力之间寻求平衡，而不可能一味地追求一个方面而置另一个方面于不顾。又如收音机、电视机等电子产品的设计，既要求有较高的灵敏度，又要求有较高的抗干扰性，而这两者又不可调和地矛盾着。技术设计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契合点，决不可只注意单个方面问题的解决。一般地，技术在设计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多种要求、多种需要，这就要协调矛盾，照顾各方，妥善处理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综合、兼容、最佳。对此，陈昌曙教授指出：“技术活动又经常‘调和矛盾’，力求这一方面‘能通’，另一方面也‘可行’。”而调和矛盾“就是各方都有牺牲，又互相成全，不是一方把另一方牺牲(克服或消灭)掉，而是彼此折中地兼容在一起”。“在技术实践中，困难的不是原则上承认要有某种兼容，而是要具体地选定适度的兼容点，或在合理折中范围内的恰当参数。”对于技术活动中的折中兼容，日本技术论专家吉谷丰作过深刻阐述，他曾以“妥协下的最佳组合”为题，明确指出：“技术就是使相互冲突的要求得到妥协，从中找出最佳方案”，“设计是最佳的妥协”。可以说，兼容妥协也是中庸思想方法的重要表现，正是这种和谐求中的理性与智慧，构成了技术创造与发明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现代经济生活双赢、共赢原则的基础，当然也是现代主客互利价值观的基础。
(三)“知者利仁”
孔子不仅重视为学，更注重学以致用、仁知统一和知行统一。所谓“仁知统一”、“知行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理性知识(知)和行为实践(行)的一致。在孔子看来，仁和知是统一的，知和行也是统一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再一方面，知的目的全在于行，而仁就在行中。孔子说，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仁、知、行之间内在关联、相互贯通而又完美结合的“至德”即“中庸”。在这里，“知”既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也是对自然事物及其规律(主要是对与农业发展有关的农业科技知识)的认识和把握；“行”既指人的一般社会行为，也指人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行为，还指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社会职业角色行为。例如，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
由于知、仁、行的内在关联，所以，凡是其认识对象具有道德属性和符合仁爱思想(仁)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知)，以及凡是其实践行为具有道德属性、满足民利需要(仁)的技术活动(行)，在孔子仁知统一、知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这些学科和技术必然受到社会重视，必然会得到较快发展。这些学科和技术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实用科学和十大实用技术，即历史悠久的农业科学、群星璀璨的天文学、计算见长的数学和挖掘不尽的医学，以及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后来居上的冶炼技术、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誉满全球的纺织技术、别具一格的建筑技术、名扬天下的制瓷技术和举世闻名的航海技术。
总之，从历史发展的史实看，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定性、定向和推动作用，其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长远的和多方面的，尽管不排除其对中国科技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曾经有过某种程度的负面作用。孔子一生把事业的重点放在论“仁”忧“道”上，其直接目的是要培养一大批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家，所以，相比之下，他对科学技术的论述远不如对以“仁”为宗旨的社会伦理观的论述系统、深入。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孔子技术思想的了解和分析。纵观孔子整个学术思想，孔子对科技的重视是不容否认的，对科技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发展，孔子思想对技术发展的指导作用固然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下降，但从总的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其世界观基础、价值观导向和方法论指导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说其作用和价值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