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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夏石窟中的《药师经变》，在艺术手法和内容上，早期多模仿唐宋以及西域回鹘艺术手法，中晚期形成独特的民族风格。学术界对西夏《药师经变》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药师经变》不同时期的历史演变和西夏《药师经变》的特点进行解读，分析了西夏时期《药师经变》和不同时期《药师经变》的艺术特征对比。
关键词：《药师经变》；西夏；莫高窟
一、药师佛的起源
关于药师佛的起源资料非常少见，药师佛像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现在没有定论。因此，学界有关药师佛的起源地点等，还存在着印度、中亚、西域和中国等不同的说法[1]。对此，也有人提出药师佛信仰应该追溯到佛陀，佛教借医弘教，药师佛信仰得以创建。虽然药师经在印度影响很小，但是其传入中国后，与神仙求长寿、除医患的主旨相结合，给当时战乱频发中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强大的心灵慰藉，从而在中土影响深远，绵绵流长[2]。《药师经变》的内容主要讲《药师经》，讲佛为众菩萨、护法、天人宣讲东方净琉璃国土教主药师琉璃光佛，发十二大愿，令众生所求皆得救众生之病源，治无明之痼疾，除“九横死”之厄难以及燃灯悬播，供养药师佛等内容[3]。
二、《药师经变》的发展演变
《药师经变》出现在隋代，由于资料局限，很难看到《药师经变》之前存在的痕迹。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述东都寺观画壁中，记载“昭成寺……香炉两头净土变、药师变，程逊画”。但这都晚于敦煌莫高窟《药师经变》[4]。莫高窟现存《药师经变》97铺。隋代《药师经变》属于初创阶段，从内容和构图来看都比较简单。唐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和兴盛，将隋代较简单的《药师经变》发展成了鸿篇巨制的大幅经变，东方琉璃世界被描绘得富丽繁华，《药师经变》的构图已不再是说法图的形式，而是净土庄严的图像，规模宏伟、内容丰富，如莫高窟第148窟（图一）。
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画中心绘七佛药师像，敦煌《药师经变》以药师七佛为主尊就仅此一铺[5]。罗华庆[6]在《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中提到，初唐《药师经变》相对而言，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药师经》的主题思想，增加了菩萨、阿修罗等形象，虽然没有药师“十二大愿”与“九横死”的内容。
继初唐之后盛唐第148窟的《药师经变》，在经变中出现了表现药师“十二大愿”和“九横死”的内容，使经变的内容进一步扩展，虽然在形式上富于变化，但在内容上都是依照此内容绘制的，没有超出《药师经》的范围。
王艳云[7]所著的《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论文中提到，五代和宋代的《药师经变》在规模上继承唐代大幅经变的传统，壁画建筑宏伟、内容多彩、人物众多，场景中的人物和事物都有特定的位置，布局安排比较固定，构图上更加完整。但总的艺术技巧和意境都不如唐前期那样精湛、丰厚，比较缺乏变化，个别场景虽然着力精雕细绘，但是已失去生动之趣。
三、西夏药师佛和《药师经变》的特点
（一）西夏药师信仰
西夏药师信仰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的描述：第一，西夏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过着原始游牧部落生活。在迁入西北之前，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后来由自然崇拜发展成对鬼神的信仰。第二部分主要讲了1949年以后，医药知识匮乏，在宫廷中都病无可医，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当时向宋代学习了医药技术，但医药水平还是不高，而且当时人们对于巫术和医术区分得不明显。第三部主要讲受以上两个部分的影响，西夏的统治者大兴佛事，药师佛及《药师经变》这些宗教题材的壁画绘制非常突出。西夏官方主办的药师道场与法会也极其隆重和盛大[7]。
（二）西夏药师佛
王艳云[7]在《西夏药师经变画艺术研究》中说到药师佛尊像画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但只是绘制，在西夏中晚期却非常兴盛。西夏早期的药师尊像画，仍极力仿效唐宋模式，面貌身材多为汉式。到了中期，药师尊像画与唐宋的中原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如莫高窟西夏310窟《药师佛像》（图二），药师及众菩萨、弟子的形体明显增高增大，且大多面部呈长方圆形，躯干魁伟，细眉长眼，躯干魁梧。
陈育宁等[8]所写的《西夏艺术史》一书对黑水城出土的卷轴唐卡中的西夏药师佛作了详细的介绍，主要讲了3个部分。首先，对整个画面的布局和人物作了说明。其次，主要对药师佛的形象作了分析，说明了药师佛与汉式风格为主的阿弥陀佛不同。最后，药师佛卷轴画主要以藏式风格呈现。藏传风格的药师佛变轴画创作，丰富了敦煌及西夏药师佛绘画的艺术表现。其中莫高窟第310窟的药师佛是西夏重绘的佛像，在主室西壁龛外南北各绘药师立佛尊，以立像表示药师行道。药师佛着覆肩田相袈裟，赤脚立于莲台，面相为长圆形，右手持配环锡杖，左手托药钵，细眉浓眼，显得十分慈祥。
（三）西夏《药师经变》
西夏《药师经变》中王艳云对[9]洞窟的分布做了总结，主要是莫高窟西夏窟中绘有药师佛或经变的有第88窟、第164窟、第235窟、第400窟、第408窟、第418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有第29窟，东千佛洞西夏第2窟，肃北五个庙第3窟等。
霍永军[10]《西夏壁画药师佛像的出现与造像特点》的论文对西夏《药师经变》画继承了唐宋的风格，又具有党项的民族风格，从壁画的发展来看作了总结，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夏早期。西夏早期的《药师经变》，从背景来看建筑构造充实，格局比较复杂，且层次分明、对称均衡。西夏中期以后的《药师经变》画受到了沙州回鶻壁画的影响，从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开始趋于简约，画面上没有了原先经变图中的楼台琼阁，形体明显增高增大，且大多面部呈长方圆形，躯干魁伟，细眉长眼，并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个体特征。西夏晚期。随着民族艺术的逐步成熟，西夏晚期的壁画开始反映出以民族为主体的精神风貌和气质[10]。 （四）敦煌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特点
在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图三）其建筑的场地在东方琉璃世界的一个宫殿院落内，也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宫殿院落描绘的。其有正殿、回廊、角楼，莲池上搭建了平台、栏杆，人物有序地坐在特定的位置，画面井然有序，展现一种和谐庄严的秩序感。药师王佛居正殿持杖托钵，头顶有大智慧发出的七彩光芒，身光内圈彩色斑斓，外圈为重重炽光，周围菩萨、声闻弟子听法。前方绘药师灯轮，灯轮一侧有人来献羊。
该窟开凿于隋代，人物形象有唐五代特色，面相丰腴，衣冠华丽，佛如帝王，菩萨天人如仕女宫娃。装饰也承唐五代，如佛头顶光芒呈七彩弯曲线，顶上装饰华丽的伞盖。当时，壁画七彩艳丽，西夏重绘时，色彩有所变化，以石绿为主，显得冷重、肃穆、庄严。由于宫廷建筑为层层院落，人物组群结合，用围栏相隔，秩序井然地布满台上，加之边饰华丽，虽色彩凝冷，但不失富丽堂皇，反映了西夏初期宣扬汉地佛教的特点。
（五）肃北五个庙第3窟西北《药师经变》特点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第3窟（图四）开凿于北周，西夏重修，表层壁画属于西夏。其洞窟形制为人字坡顶，主室窟顶人字坡南坡绘《药师经变》一铺[11]。
王艳云[7]在《西夏药师经变艺术研究》中对肃北五个庙《药师经变》的构图、内容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和唐代的《药师经变》作了构图和内容上的对比。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药师经变》描绘“放生”情节很少，肃北五个庙的第3窟其绘放生场景图就是其中之一（图五）。图中有一位小吏戴展脚幞头，穿圆领小袖长袍，腰束带，双手合十作供养状，一侍从正从笼中取鸟放生，空中刚刚放飞的三只鸟腾空飞翔。王艳云指出在构图上，肃北五个庙《药师经变》继承了唐代的画面上下两个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画面上部的主体，由唐宋药师佛和众菩萨天王的饱满式构图布局，转变为背景人物大量减少，主体只有药师和很少的菩萨天众，主题比较突出。在风格上，与细腻繁复的画风相比，人物造型简单准确，线条流畅，敷彩简单，绘画呈现豪放粗简的风格。
（六）榆林窟第29窟西夏《药师经变》特点
朱生云[12]在《榆林窟第29窟壁画研究》的论文中对榆林窟第29窟西夏《药师经变》（图六）的内容作了详尽的描述，上部绘药师佛，左手托药钵，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药师左侧建筑内绘一菩萨面朝佛而立，周围绘6身听法众，建筑上方挂有帷幔。右侧建筑中绘大一菩萨，右手拈花，立于佛前，周围绘6身听法随众。
王艳云在《西夏药师经变艺术研究》中指出了榆林窟第29窟和唐宋时期的《药师经变》的区别，唐宋时期的《药师经变》是尊卑有序、正襟危坐的样子，但在榆林窟第29窟《药师经变》中，无论天人弟子，还是听法圣众，则是自由自在地散落立于殿前绿色的庭院中，这在敦煌经变艺术中是十分少见的[7]。
五、总结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的前期研究填补了对于西夏《药师经变》这一领域研究的部分空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西夏《药师经变》的研究工作仍然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就比如肃北五个庙中放生情节艺术特点的分析等问题，以及社会宗教信仰和宗派传播发展等问题都可供学者们深入研究。西夏《药师经变》又是西夏经变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西夏其他经变画的研究，《药师经变》画构图简单，在风格上具有人物造型简单准确、线条流畅、敷彩简单，绘画豪放粗简的风格。需要说明的是，发展到这个时期，敦煌莫高窟《药师经变》形象多为汉传风格，《药师经变》发展到西夏时期，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卷轴画中，出现了藏传风格的药师佛唐卡，且黑水城西夏阿弥陀的背景中还出现了药师佛的形象，揭示了当时西夏人对药师净土特有的尊崇和独特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王忠林.药师佛造像的历史演变[J].理论观察，2013（12）：52-53.
[2]许立权.中国药师佛信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3]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J].敦煌研究，1989（2）.
[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70.
[5]吴信如.药师经法的本质与精神—《药师经法研究》[J].法音，1997（12）：5-6.
[6]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J].敦煌研究，1989（2）：5-18.
[7]王艳云.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36-37.
[8]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56-57.
[9]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J].寧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4-16.
[10]霍永军.西夏壁画药师佛像的出现与造像特点[J].读者欣赏（理论版），2011（1）：75-77.
[11]王胜泽.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12]朱生云.榆林窟第29窟壁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
关键词：《药师经变》；西夏；莫高窟
一、药师佛的起源
关于药师佛的起源资料非常少见，药师佛像到底什么时候产生，现在没有定论。因此，学界有关药师佛的起源地点等，还存在着印度、中亚、西域和中国等不同的说法[1]。对此，也有人提出药师佛信仰应该追溯到佛陀，佛教借医弘教，药师佛信仰得以创建。虽然药师经在印度影响很小，但是其传入中国后，与神仙求长寿、除医患的主旨相结合，给当时战乱频发中的社会大众提供了强大的心灵慰藉，从而在中土影响深远，绵绵流长[2]。《药师经变》的内容主要讲《药师经》，讲佛为众菩萨、护法、天人宣讲东方净琉璃国土教主药师琉璃光佛，发十二大愿，令众生所求皆得救众生之病源，治无明之痼疾，除“九横死”之厄难以及燃灯悬播，供养药师佛等内容[3]。
二、《药师经变》的发展演变
《药师经变》出现在隋代，由于资料局限，很难看到《药师经变》之前存在的痕迹。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述东都寺观画壁中，记载“昭成寺……香炉两头净土变、药师变，程逊画”。但这都晚于敦煌莫高窟《药师经变》[4]。莫高窟现存《药师经变》97铺。隋代《药师经变》属于初创阶段，从内容和构图来看都比较简单。唐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和兴盛，将隋代较简单的《药师经变》发展成了鸿篇巨制的大幅经变，东方琉璃世界被描绘得富丽繁华，《药师经变》的构图已不再是说法图的形式，而是净土庄严的图像，规模宏伟、内容丰富，如莫高窟第148窟（图一）。
莫高窟初唐第220窟北壁《药师经变》画中心绘七佛药师像，敦煌《药师经变》以药师七佛为主尊就仅此一铺[5]。罗华庆[6]在《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中提到，初唐《药师经变》相对而言，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药师经》的主题思想，增加了菩萨、阿修罗等形象，虽然没有药师“十二大愿”与“九横死”的内容。
继初唐之后盛唐第148窟的《药师经变》，在经变中出现了表现药师“十二大愿”和“九横死”的内容，使经变的内容进一步扩展，虽然在形式上富于变化，但在内容上都是依照此内容绘制的，没有超出《药师经》的范围。
王艳云[7]所著的《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论文中提到，五代和宋代的《药师经变》在规模上继承唐代大幅经变的传统，壁画建筑宏伟、内容多彩、人物众多，场景中的人物和事物都有特定的位置，布局安排比较固定，构图上更加完整。但总的艺术技巧和意境都不如唐前期那样精湛、丰厚，比较缺乏变化，个别场景虽然着力精雕细绘，但是已失去生动之趣。
三、西夏药师佛和《药师经变》的特点
（一）西夏药师信仰
西夏药师信仰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的描述：第一，西夏是以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过着原始游牧部落生活。在迁入西北之前，宗教信仰是对天的崇拜，后来由自然崇拜发展成对鬼神的信仰。第二部分主要讲了1949年以后，医药知识匮乏，在宫廷中都病无可医，普通老百姓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当时向宋代学习了医药技术，但医药水平还是不高，而且当时人们对于巫术和医术区分得不明显。第三部主要讲受以上两个部分的影响，西夏的统治者大兴佛事，药师佛及《药师经变》这些宗教题材的壁画绘制非常突出。西夏官方主办的药师道场与法会也极其隆重和盛大[7]。
（二）西夏药师佛
王艳云[7]在《西夏药师经变画艺术研究》中说到药师佛尊像画在唐宋时期已经出现，但只是绘制，在西夏中晚期却非常兴盛。西夏早期的药师尊像画，仍极力仿效唐宋模式，面貌身材多为汉式。到了中期，药师尊像画与唐宋的中原形象有了明显的不同，如莫高窟西夏310窟《药师佛像》（图二），药师及众菩萨、弟子的形体明显增高增大，且大多面部呈长方圆形，躯干魁伟，细眉长眼，躯干魁梧。
陈育宁等[8]所写的《西夏艺术史》一书对黑水城出土的卷轴唐卡中的西夏药师佛作了详细的介绍，主要讲了3个部分。首先，对整个画面的布局和人物作了说明。其次，主要对药师佛的形象作了分析，说明了药师佛与汉式风格为主的阿弥陀佛不同。最后，药师佛卷轴画主要以藏式风格呈现。藏传风格的药师佛变轴画创作，丰富了敦煌及西夏药师佛绘画的艺术表现。其中莫高窟第310窟的药师佛是西夏重绘的佛像，在主室西壁龛外南北各绘药师立佛尊，以立像表示药师行道。药师佛着覆肩田相袈裟，赤脚立于莲台，面相为长圆形，右手持配环锡杖，左手托药钵，细眉浓眼，显得十分慈祥。
（三）西夏《药师经变》
西夏《药师经变》中王艳云对[9]洞窟的分布做了总结，主要是莫高窟西夏窟中绘有药师佛或经变的有第88窟、第164窟、第235窟、第400窟、第408窟、第418窟，榆林窟西夏洞窟中有第29窟，东千佛洞西夏第2窟，肃北五个庙第3窟等。
霍永军[10]《西夏壁画药师佛像的出现与造像特点》的论文对西夏《药师经变》画继承了唐宋的风格，又具有党项的民族风格，从壁画的发展来看作了总结，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夏早期。西夏早期的《药师经变》，从背景来看建筑构造充实，格局比较复杂，且层次分明、对称均衡。西夏中期以后的《药师经变》画受到了沙州回鶻壁画的影响，从内容到表现手法都开始趋于简约，画面上没有了原先经变图中的楼台琼阁，形体明显增高增大，且大多面部呈长方圆形，躯干魁伟，细眉长眼，并展现出强烈的民族个体特征。西夏晚期。随着民族艺术的逐步成熟，西夏晚期的壁画开始反映出以民族为主体的精神风貌和气质[10]。 （四）敦煌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特点
在莫高窟第400窟《药师经变》（图三）其建筑的场地在东方琉璃世界的一个宫殿院落内，也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宫殿院落描绘的。其有正殿、回廊、角楼，莲池上搭建了平台、栏杆，人物有序地坐在特定的位置，画面井然有序，展现一种和谐庄严的秩序感。药师王佛居正殿持杖托钵，头顶有大智慧发出的七彩光芒，身光内圈彩色斑斓，外圈为重重炽光，周围菩萨、声闻弟子听法。前方绘药师灯轮，灯轮一侧有人来献羊。
该窟开凿于隋代，人物形象有唐五代特色，面相丰腴，衣冠华丽，佛如帝王，菩萨天人如仕女宫娃。装饰也承唐五代，如佛头顶光芒呈七彩弯曲线，顶上装饰华丽的伞盖。当时，壁画七彩艳丽，西夏重绘时，色彩有所变化，以石绿为主，显得冷重、肃穆、庄严。由于宫廷建筑为层层院落，人物组群结合，用围栏相隔，秩序井然地布满台上，加之边饰华丽，虽色彩凝冷，但不失富丽堂皇，反映了西夏初期宣扬汉地佛教的特点。
（五）肃北五个庙第3窟西北《药师经变》特点
肃北五个庙石窟的第3窟（图四）开凿于北周，西夏重修，表层壁画属于西夏。其洞窟形制为人字坡顶，主室窟顶人字坡南坡绘《药师经变》一铺[11]。
王艳云[7]在《西夏药师经变艺术研究》中对肃北五个庙《药师经变》的构图、内容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并和唐代的《药师经变》作了构图和内容上的对比。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药师经变》描绘“放生”情节很少，肃北五个庙的第3窟其绘放生场景图就是其中之一（图五）。图中有一位小吏戴展脚幞头，穿圆领小袖长袍，腰束带，双手合十作供养状，一侍从正从笼中取鸟放生，空中刚刚放飞的三只鸟腾空飞翔。王艳云指出在构图上，肃北五个庙《药师经变》继承了唐代的画面上下两个部分，不同之处在于画面上部的主体，由唐宋药师佛和众菩萨天王的饱满式构图布局，转变为背景人物大量减少，主体只有药师和很少的菩萨天众，主题比较突出。在风格上，与细腻繁复的画风相比，人物造型简单准确，线条流畅，敷彩简单，绘画呈现豪放粗简的风格。
（六）榆林窟第29窟西夏《药师经变》特点
朱生云[12]在《榆林窟第29窟壁画研究》的论文中对榆林窟第29窟西夏《药师经变》（图六）的内容作了详尽的描述，上部绘药师佛，左手托药钵，跏趺坐于莲座之上。药师左侧建筑内绘一菩萨面朝佛而立，周围绘6身听法众，建筑上方挂有帷幔。右侧建筑中绘大一菩萨，右手拈花，立于佛前，周围绘6身听法随众。
王艳云在《西夏药师经变艺术研究》中指出了榆林窟第29窟和唐宋时期的《药师经变》的区别，唐宋时期的《药师经变》是尊卑有序、正襟危坐的样子，但在榆林窟第29窟《药师经变》中，无论天人弟子，还是听法圣众，则是自由自在地散落立于殿前绿色的庭院中，这在敦煌经变艺术中是十分少见的[7]。
五、总结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的前期研究填补了对于西夏《药师经变》这一领域研究的部分空白，解决了部分问题，但西夏《药师经变》的研究工作仍然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就比如肃北五个庙中放生情节艺术特点的分析等问题，以及社会宗教信仰和宗派传播发展等问题都可供学者们深入研究。西夏《药师经变》又是西夏经变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相较西夏其他经变画的研究，《药师经变》画构图简单，在风格上具有人物造型简单准确、线条流畅、敷彩简单，绘画豪放粗简的风格。需要说明的是，发展到这个时期，敦煌莫高窟《药师经变》形象多为汉传风格，《药师经变》发展到西夏时期，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卷轴画中，出现了藏传风格的药师佛唐卡，且黑水城西夏阿弥陀的背景中还出现了药师佛的形象，揭示了当时西夏人对药师净土特有的尊崇和独特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王忠林.药师佛造像的历史演变[J].理论观察，2013（12）：52-53.
[2]许立权.中国药师佛信仰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
[3]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J].敦煌研究，1989（2）.
[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70.
[5]吴信如.药师经法的本质与精神—《药师经法研究》[J].法音，1997（12）：5-6.
[6]罗华庆.敦煌壁画中的《东方药师净土变》[J].敦煌研究，1989（2）：5-18.
[7]王艳云.西夏经变画艺术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36-37.
[8]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56-57.
[9]王艳云.西夏壁画中的《药师经变》与药师佛形象[J].寧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14-16.
[10]霍永军.西夏壁画药师佛像的出现与造像特点[J].读者欣赏（理论版），2011（1）：75-77.
[11]王胜泽.美术史背景下敦煌西夏石窟绘画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9.
[12]朱生云.榆林窟第29窟壁画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