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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井盐生产远肇秦汉时期开凿的、类似汉画像砖的大口浅井，中间经历了千余年的艰苦探索。到北宋庆历、皇祐年间（1041—1053）创造的“卓筒井”工艺，使古老的井盐生产技术发生了重要革新，成为中国凿井技术从大口浅井向小口深井过渡的标志。[1]但是“卓筒井”工艺在其发展初期是有不少缺陷的，例如钻凿方法简单，固井措施不力，无法有效解决井下随时发生的事故;采卤动力受人力限制等，影响了盐井加深和采卤能力。明代后期，在盐业政策相对缓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井盐生产工艺的再度创新。这次创新发生在盛产食盐的射洪县。
一、郭子章与《盐井图说》
要解开这次井盐生产工艺在明代后期发生再度创新的历史情节，首先得从晚明学人郭子章谈起。因为没有那时任四川督学的郭子章对井盐生产工艺再度创新产生的浓厚兴趣，就没有机会对这一创新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和敦促县人绘撰《盐井图说》的冲动，我们今天也就无法知晓这次井盐生产工艺创新究竟比宋代“卓筒井”工艺有哪些进步，它在人类深井钻探和采卤工艺的演进中有何独特贡献。值得关注的更深一层问题是，郭子章作为四川主管学校教育的官员，为何对发生在荒山野岭中默默无闻的“灶丁”“井匠”的整治凿井、采卤工艺有那么高的兴趣？促成他实地考察这些打井采卤新工艺蕴含的趋动性精神力量在哪里？这里，我们得用剥笋的方法，层层揭示其真相。
郭子章，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2]万历十年（1582年）任广东潮州知府，四年后调任四川督学。此后数十年，其迁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铲除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他还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军功授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其辗转抚按大吏、肩负重大征伐活动，宦历可谓丰富多彩。他至67岁时告老还乡，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去世。
郭子章天资聪明，自幼勤奋读书，视野广阔，无书不读，绝不局限于科举制艺，因此一生著述宏富。据其七世孙郭子仁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做统计，当时存世的郭子章著作就有92种、约数百卷之多，包括：《粤草》十卷、《蜀草》七卷、《晋草》九卷、《楚草》十二卷、《家草》七卷、《黔草》二十一卷、《闽草》十六卷、《浙草》十六卷、《闽藩草》九卷、《养草》一卷、《苫草》六卷、《传草》三十四卷，以及《平播始末》《豫章书》《豫章诗话》《圣门人物志》《阿育王山志》《马记》《剑记》《六语》《易解》《郡县释名》等，均载《四库全书总目》。至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收藏着郭子章著作11种，均系万历、天启年间刻本。这些著作包罗万象，从他宦历所及地区，到他领兵征战所指;从其习易心得，到圣门人物;从各省风土民情，到郡县地名沿革;从兵器战马到文学诗词，皆有涉猎，足见郭子章的研究、创作领域十分广博。
值得注意的是，数年粤海宦历，使郭子章有机会接触到晚明东渐的西学。当时正值利玛窦和罗明坚等罗马教廷使者得到肇庆知府王泮支持之时。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传教基地，并翻译和印刷了世界地图。[3]郭子章不仅刊刻了利玛窦等传入的世界地图，还撰写了《山海舆地全图》的序文一篇，介绍欧洲地理知识（后载入《黔草》一书中）。这是他与一般皓首穷经的士大夫的最大区别。他重视新知识、新学问。
在这种背景下，万历十四年（1586年）任四川督学的郭子章，自然对四川独特的盐矿地质理论、机械凿井和开采盐卤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过射洪时，同县令马骥（字明衡）及士子岳谕方考察了井盐生产工艺创新的发祥地——四川射洪县井盐产区，实地调查研究，不辞辛劳。他“三问灶丁、井匠，颇得其详。顾命岳谕方记之，谕方前为图，后记其事，末言苦在灶丁，利入商囊，征输告急，势必流徙，则庶几仁人言哉。”[4]他高度赞赏岳谕方最后总结的几句话，表明他有为民请命的人道情怀。他的《盐井图说序》揭示了射洪井盐工艺创新的哲理。
二、《盐井图说序》揭示了哪些富有哲理的问题？
郭子章对岳谕方创作的《盐井图说》十分欣赏，次日到潼川府（治今三台县），余兴未尽，便立即召集府学诸生围绕盐井和井盐展开富有哲理的自由辩论，其论辩话题则成为他《盐井图说序》的主要内容。
郭子章以督学身份与府学诸生讨论井盐问题，问答双方都严肃认真，涉及与盐井相关或不相关的诸多问题。郭子章首先举出杜甫《盐井》诗“负盐出井此溪女”[5]，指出历来引者误解为四川盐井生产实况。他以在四川见到的盐井采卤的實际情形，来纠正历来引者的错谬。他说：“古井百一，竹井十九”。古井是类似汉画像砖那样的大口浅井，明代已经十分稀少，仅占1%;竹井就是北宋时期出现的“卓筒井”，已占盐井总数90%以上。在竹井产生之初，苏轼就注意到：“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6]稍后的陆游也说：“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7]郭子章在现场对竹井做了实际考察，发现他从未见过的井上器物：
竹井者，形大如竹，仅可容竹也。其凿之甚艰，其入之甚深，汲之甚苦。至于铁钎、漕钎、刮筒、吞筒等制，纤悉俱备。窃意古先圣人创此以活西氓;不然，蜀距海远，安所得盐而食之？
郭子章认为，“竹井”是以大楠竹筒作井腔导管，只能容纳稍小的汲卤竹筒出入井腔。开凿竹井是十分艰难的过程，汲卤过程也困苦不堪。无论是古井，还是“竹井”，都采用机械汲卤，不存在盐工出入井中采卤的可能。开凿竹井所用工具、器物也不断增加，“纤悉俱备”。他感念“古圣先贤”发明这么多工具、器物让本土蜀人不致淡食，得以生存，表达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否则，距海遥远的蜀人从何得到食盐？他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进一步谈到自己在各省食盐产地所见不同盐类开采盐卤方式的差异：
晋中盐池，出盐可食;东南海滨，民汲海水，甫入铛成盐;乃蜀井之勤且苦如此！四方食之者，谁知夫所自出？而司盐者，奈何见晋、齐、越之易，而以概蜀之艰也。 他认为，自然界食盐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山西天然盐池，凉晒结晶即可食用;东南沿海取之于海水，凉晒结晶就可成盐;唯有蜀中之盐卤深藏地下，不经过艰难开凿盐井和繁复辛劳的人力采卤程序，是不可能得到食盐的。那些管理井盐的官员，只知横征暴敛，置灶丁、井匠生死于不顾;不去思考海盐、池盐成盐之易，蜀地井盐开凿盐井之难、采卤之艰辛。如此深入细致、关心民瘼的分析，是许多尸位素餐的官员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对诸生提出凿井中发现的咸与淡的物理属性问答，郭子章的回答也颇为有趣。
诸生问：“凿井者，淡先咸后，奚也？”予曰：“宇内凡清轻者多居上，重浊者多居下。淡犹清也，故出咸上。山之形高于江河，江河之形高海，故山与江河之水淡，而海独咸也。
从郭子章的回答可以发现，他的确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衡量不同物质的轻重沉浮，接近于现代四川盐矿地质学，含有合理的因素。根据现代盐矿地质学的研究，对于四川盆地来说，井深数十丈，得到侏罗系浅层黄卤;百丈以上可达三叠系咸卤。
或又问：“井浅者，五六十丈而淡出;深者，百丈而咸出。语称地博厚，总之不出土、石、沙、水四物。乃云天包水，水承地，奚也？”予曰：“难言也。子思子曰：地振河海不泄，则水在地内。而宋儒乃谓水在地外，是地泛泛然，若舟楫之浮江海也，不得名重浊矣。议者徒见日夕而西入，朝而东出，遂谓日与天俱从地下轮转，而不知古者盖天无是说也。岂王充捉火不见之喻理合？然与日月，阴阳之精也。夕而西没，朝而东升，非西入转而之东也。[8]
这段问答从盐卤蕴藏的深度到宇宙万物之相互关系，与历代儒家学说的论证一样，缺乏博大精深的观察和论证，以误证误而已。四川盆地原本是沟通古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内海盐湖，经过若干地质年代的沉积，最咸的浓卤沉积在中生代三叠系岩层，距地表1000米左右;较淡的黄卤沉积在中生代侏罗系岩层，距地表600米左右。但是，由于地壳运动产生的断裂、褶皱变化，各地盐卤蕴藏深浅有差异。像射洪、蓬溪、遂宁这样的产区，黄卤距地表要比川南地区埋藏得较浅一些，比较容易开采。因此，最先得到开发的是浅层黄卤出露的地带。
至于序中谈到的方士用便溺炼制“秋石”;日月出没周期，受到传统思维局限，多属臆测，顺理成章而已。《盐井图说序》虽然算不得科学之文，但郭子章答疑中确有科学成分，反映出晚明西學的影响。这场省府督学与潼川府诸生的自由问答录，即为日后的《盐井图说序》。
三、《盐井图说》揭示了射洪井盐生产工艺的再度创新
时任射洪县令的马骥，成为接待省府督学大员郭子章的地方官。随同他们一起去马家沟产区考察的岳谕方，是当地能写善画的文人。
《盐井图说》刊行[9]于世不久，即被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曹学佺编纂的《蜀中广记》分别转录了它的文字部分。原来明末四川经历了数十年战乱，原刊本《盐井图说》已荡然无存，幸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曹学佺《蜀中广记》转录原文，《盐井图说》的文字部分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天所见《盐井图说》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由射洪县井盐产区引领的井盐生产工艺出现了在竹井基础上的创新，其大要有四方面：
（一）盐矿地质知识的积累
开凿盐井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盐矿地质知识，才能找到有盐卤富集的岩石层位。秦蜀守李冰开凿“广都盐井诸陂池”，全赖他有一定盐矿地质知识，《华阳国志》说他“识齐水脉”[10]，就是能识别埋藏地下盐卤的地形、地貌。李冰之后，巴蜀地区先民争相仿效，寻找凿井地形、地貌，成为堪舆家的热门路数。他们善于观察盐矿附近的地理形势、山脉构造、河流走向等，总结出盐矿地质构造的一些地形、地貌特征，如汉代杨伯起就是一位有盐矿地质知识的堪舆家。他溯江至临江县，“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深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11]其时又有俗谚云“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12]，“两溪夹一梢，昼夜十八包。”[13]。它们无不反映出埋藏地下盐卤之处的地形、地貌特征。岳谕方《盐井图说》记载井匠选择井位：“凡匠氏相井地，多于两河夹岸、山形险急，得沙势处”为宜。这些都是井盐生产者长期开凿盐井的经验积累，属于现代地质勘察队的野外调查范畴，由此说明在晚明盐井钻探工艺中，盐矿地质知识业已普及。
（二）钻井技术的新突破
《盐井图说》谈到开凿盐井，重在选择井位。开井口时，要“不计丈尺，以见坚石为度，而凿大小窍焉。”凿井器具，宋人用“圜刃”，晚明凿井器具增加，“大窍，大铁钎主之;小窍，小铁钎主之。”铁钎造型也有变化：“钎一也，大钎则有钎头，扁竟七寸，有轮锋，利穿凿。”凿井机械也比“卓筒井”完善，“兴井曰牝口，旁树两木，横一木于上，有小木滚子，以火掌绳钎末，附于横木滚子上，离井六七步为一木桩，纠火掌篾而耦舂之，滚竹运钎，自上下相乘矣。”井匠则“掌钎篾，坐井口旁，周遭阛转，令其窍圆直。”井匠与“滚竹运钎”的传动机械密切配合，在钎头起落瞬间巧妙调转其位置，避免因遭遇特殊岩层导致井腔歪斜。制浆工艺，“初则灌水凿之，及二三丈许，泉蒙四出，不用客水，无论土石，钎触处俱为泥水。”这些也是现代钻井技术的组成部分，说明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有承先启后的继承关系。
（三）固井技术的加强
岳谕方《盐井图说》说，选择井位后，灶丁、井匠要“鸠工立石圈”，这是宋代“卓筒井”所未见记载的。“卓筒井”井腔导管用巨竹（楠竹），射洪晚明新凿盐井用“木竹”。新井开凿到二三十米深，“见红石，岩口大窍告成”，“木竹，取坚也;刳木二片，以麻合其缝，以油灰衅其隙。”坚硬的木料比巨竹抗压力、耐腐蚀性能强，在金属导管发明前，是井盐生产者在开凿盐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坚木比楠竹抗压、耐腐，不仅延长了盐井的寿命，而且增大了井腔，可以容纳更大的汲卤筒进出，也必然提高了盐井的产量，效益倍增。 （四）井上机械更加完善
盐井开凿工程完毕后，就要建造汲卤机械，“厥工既就，始树楼架，高可似敌楼。上为天滚，有辘轳声，制筒索汲水，……而枢轴则管于车床也。床横木为盘，盘有两耳，作曲池状，左右低昂逆施;左揖地右伸，右揖地左伸。循环用力，索尽筒出，咸水就灰笆拔水，而煎烧有绪矣。”这种汲卤机械比“卓筒井”有很大改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井腔变大，汲卤筒直径也增大，提卤机械需要的动力相应增大了，于是就开始从人力转变成畜力，“转辘轳者，盖三人为之，力厚则制牛车，车状大，力益而功倍也。”尚未进入工业社会的晚明时代，传统井盐生产工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应当是巧夺天工的发明了。
四、射洪县引领井盐生产工艺变革的原因
射洪、蓬溪、遂宁、中江、南部等产区，地质上属于侏罗系地层的浅层黄卤，含盐量依地质层位有存在差异，盐卤距地表数十丈，易于开采。“咸水一斛，可得盐一十五斤，淡薄水数斛，仅得其半。”[14]明初将全省57处井盐产地归并为五大产区，“川北射洪、蓬溪、旧名华池场”[15]。秦汉以来，这一代地下浅层盐卤都曾使用挖掘方式开凿的“大口浅井”生产食盐。宋代开创“卓筒井”后，古老大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间采用卓筒小井采卤，但仍有大井持续生产。
据文献资料统计：射洪县在明万历以前，已经开凿盐井2319眼，[16]是全省开凿盐井最多的县之一。官府管理华池场的盐课司设在潼川州治西30里。[17]在担负课额方面，属于中等水平，但延续一二百年之后，旧有盐井“井老泉枯”，盐井所在的地下沉积的盐卤已经枯竭。
有明以来，也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将盐课与田赋都视为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将二者等量齐观：“田赋宜养农夫，盐课宜养灶丁”[18];明确农夫与灶丁各自的义务：“灶丁煎办盐课，即是民户私田交粮。”[19]但是，盐井与农田不同，日久“井老泉枯”或资源枯竭，然而课额却不会随之而减轻。日积月累的积欠，使灶丁无法生存，只好逃亡。射洪县是川北井盐重要产地，也是积欠课税多、灶丁逃亡多的产区。
解决灶丁赋税积欠、家破人亡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改革。明隆庆二年（1568年），四川盐业政策出现宽松，允许井盐产区“灶丁多开小井，以补塌井逃丁之数，不必加增（盐课）。”[20]但是，新井不能开凿在与废弃旧井的同一地质层位上，必须寻找新的盐卤储藏位置，而且必须开凿更深、更经久耐用的盐井。比原来的盐井深，才能开采到深层的咸卤。因此，客观形势迫使射洪县井盐产区在宋代“卓筒井”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使从事盐业生产的灶丁、井匠在淘汰旧井之后，能够开凿出更深、更耐用的盐井，开采出浓度更高的卤水。这一是弥补历年旧井积欠;二是让灶丁、井匠都得到实惠，收益增加。这种以新井补旧欠的办法，也暂时解决了井老泉枯、欠税逃亡的社会悲剧。
注释：
[1]张学君等：《我国宋代井盐钻凿工艺的重要革新——四川卓筒井》，《文物》1977年第12期。
[2]清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职官·题名》。
[3]「美」夏伯嘉：《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4]清嘉庆《射洪县志》卷二《舆地·山川》。光绪《射洪县志》卷五《食货》亦转载此序文。
[5]《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八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
[6]苏轼：《东坡志林》卷四《盐井用水鞲法》，参见《苏文忠公全书》卷七十三《蜀盐说》。
[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8]以上引文都见于清嘉庆《射洪县志》卷二《舆地·山川》。
[9]郭子章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督学四川，史称他“能文章、精吏治”。他与射洪县令马骥、士人岳谕方考察井盐产地，见到创新的井盐生产工艺，十分惊奇，当即命岳谕方详细绘制《盐井图说》，“谕方前为图，后记其事”。郭子章赞赏岳谕方创作的图说，特为他作序，《盐井图记》遂得以刻板印行。
[10]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1]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九《忠州》。
[1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二《云安军》。
[13]清同治《忠州直隶州》卷一《山川》。
[14]明正德《四川志》卷二十五《经略·盐课》。
[15]彭遵泗：《蜀故》卷三《盐政》。
[16]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7]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8]《明实录 洪武实录》。
[1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十六《盐法后》。
[20]《万历会典》，转引自《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九。
附记：射洪陈子昂研究会谢德锐会长协助查证嘉庆二十五年修订本《射洪县志》，同时复制了郭子章《盐井图说序》。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一、郭子章与《盐井图说》
要解开这次井盐生产工艺在明代后期发生再度创新的历史情节，首先得从晚明学人郭子章谈起。因为没有那时任四川督学的郭子章对井盐生产工艺再度创新产生的浓厚兴趣，就没有机会对这一创新的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和敦促县人绘撰《盐井图说》的冲动，我们今天也就无法知晓这次井盐生产工艺创新究竟比宋代“卓筒井”工艺有哪些进步，它在人类深井钻探和采卤工艺的演进中有何独特贡献。值得关注的更深一层问题是，郭子章作为四川主管学校教育的官员，为何对发生在荒山野岭中默默无闻的“灶丁”“井匠”的整治凿井、采卤工艺有那么高的兴趣？促成他实地考察这些打井采卤新工艺蕴含的趋动性精神力量在哪里？这里，我们得用剥笋的方法，层层揭示其真相。
郭子章，江西泰和人，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2]万历十年（1582年）任广东潮州知府，四年后调任四川督学。此后数十年，其迁浙江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右布政、福建左布政;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贵州、兼蜀楚军事，与湖广川贵总督李化龙合力剿平播州杨应龙叛乱，彻底铲除盘踞播州八百余年、世袭二十九世的杨氏土司。他还多次平定贵州苗、瑶起义，以军功授兵部尚书、右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其辗转抚按大吏、肩负重大征伐活动，宦历可谓丰富多彩。他至67岁时告老还乡，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去世。
郭子章天资聪明，自幼勤奋读书，视野广阔，无书不读，绝不局限于科举制艺，因此一生著述宏富。据其七世孙郭子仁在清光绪七年（1881年）所做统计，当时存世的郭子章著作就有92种、约数百卷之多，包括：《粤草》十卷、《蜀草》七卷、《晋草》九卷、《楚草》十二卷、《家草》七卷、《黔草》二十一卷、《闽草》十六卷、《浙草》十六卷、《闽藩草》九卷、《养草》一卷、《苫草》六卷、《传草》三十四卷，以及《平播始末》《豫章书》《豫章诗话》《圣门人物志》《阿育王山志》《马记》《剑记》《六语》《易解》《郡县释名》等，均载《四库全书总目》。至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收藏着郭子章著作11种，均系万历、天启年间刻本。这些著作包罗万象，从他宦历所及地区，到他领兵征战所指;从其习易心得，到圣门人物;从各省风土民情，到郡县地名沿革;从兵器战马到文学诗词，皆有涉猎，足见郭子章的研究、创作领域十分广博。
值得注意的是，数年粤海宦历，使郭子章有机会接触到晚明东渐的西学。当时正值利玛窦和罗明坚等罗马教廷使者得到肇庆知府王泮支持之时。他们在当地建立了传教基地，并翻译和印刷了世界地图。[3]郭子章不仅刊刻了利玛窦等传入的世界地图，还撰写了《山海舆地全图》的序文一篇，介绍欧洲地理知识（后载入《黔草》一书中）。这是他与一般皓首穷经的士大夫的最大区别。他重视新知识、新学问。
在这种背景下，万历十四年（1586年）任四川督学的郭子章，自然对四川独特的盐矿地质理论、机械凿井和开采盐卤工艺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过射洪时，同县令马骥（字明衡）及士子岳谕方考察了井盐生产工艺创新的发祥地——四川射洪县井盐产区，实地调查研究，不辞辛劳。他“三问灶丁、井匠，颇得其详。顾命岳谕方记之，谕方前为图，后记其事，末言苦在灶丁，利入商囊，征输告急，势必流徙，则庶几仁人言哉。”[4]他高度赞赏岳谕方最后总结的几句话，表明他有为民请命的人道情怀。他的《盐井图说序》揭示了射洪井盐工艺创新的哲理。
二、《盐井图说序》揭示了哪些富有哲理的问题？
郭子章对岳谕方创作的《盐井图说》十分欣赏，次日到潼川府（治今三台县），余兴未尽，便立即召集府学诸生围绕盐井和井盐展开富有哲理的自由辩论，其论辩话题则成为他《盐井图说序》的主要内容。
郭子章以督学身份与府学诸生讨论井盐问题，问答双方都严肃认真，涉及与盐井相关或不相关的诸多问题。郭子章首先举出杜甫《盐井》诗“负盐出井此溪女”[5]，指出历来引者误解为四川盐井生产实况。他以在四川见到的盐井采卤的實际情形，来纠正历来引者的错谬。他说：“古井百一，竹井十九”。古井是类似汉画像砖那样的大口浅井，明代已经十分稀少，仅占1%;竹井就是北宋时期出现的“卓筒井”，已占盐井总数90%以上。在竹井产生之初，苏轼就注意到：“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6]稍后的陆游也说：“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7]郭子章在现场对竹井做了实际考察，发现他从未见过的井上器物：
竹井者，形大如竹，仅可容竹也。其凿之甚艰，其入之甚深，汲之甚苦。至于铁钎、漕钎、刮筒、吞筒等制，纤悉俱备。窃意古先圣人创此以活西氓;不然，蜀距海远，安所得盐而食之？
郭子章认为，“竹井”是以大楠竹筒作井腔导管，只能容纳稍小的汲卤竹筒出入井腔。开凿竹井是十分艰难的过程，汲卤过程也困苦不堪。无论是古井，还是“竹井”，都采用机械汲卤，不存在盐工出入井中采卤的可能。开凿竹井所用工具、器物也不断增加，“纤悉俱备”。他感念“古圣先贤”发明这么多工具、器物让本土蜀人不致淡食，得以生存，表达发自内心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否则，距海遥远的蜀人从何得到食盐？他凭着自己的丰富阅历，进一步谈到自己在各省食盐产地所见不同盐类开采盐卤方式的差异：
晋中盐池，出盐可食;东南海滨，民汲海水，甫入铛成盐;乃蜀井之勤且苦如此！四方食之者，谁知夫所自出？而司盐者，奈何见晋、齐、越之易，而以概蜀之艰也。 他认为，自然界食盐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山西天然盐池，凉晒结晶即可食用;东南沿海取之于海水，凉晒结晶就可成盐;唯有蜀中之盐卤深藏地下，不经过艰难开凿盐井和繁复辛劳的人力采卤程序，是不可能得到食盐的。那些管理井盐的官员，只知横征暴敛，置灶丁、井匠生死于不顾;不去思考海盐、池盐成盐之易，蜀地井盐开凿盐井之难、采卤之艰辛。如此深入细致、关心民瘼的分析，是许多尸位素餐的官员从来没有意识到的。
对诸生提出凿井中发现的咸与淡的物理属性问答，郭子章的回答也颇为有趣。
诸生问：“凿井者，淡先咸后，奚也？”予曰：“宇内凡清轻者多居上，重浊者多居下。淡犹清也，故出咸上。山之形高于江河，江河之形高海，故山与江河之水淡，而海独咸也。
从郭子章的回答可以发现，他的确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衡量不同物质的轻重沉浮，接近于现代四川盐矿地质学，含有合理的因素。根据现代盐矿地质学的研究，对于四川盆地来说，井深数十丈，得到侏罗系浅层黄卤;百丈以上可达三叠系咸卤。
或又问：“井浅者，五六十丈而淡出;深者，百丈而咸出。语称地博厚，总之不出土、石、沙、水四物。乃云天包水，水承地，奚也？”予曰：“难言也。子思子曰：地振河海不泄，则水在地内。而宋儒乃谓水在地外，是地泛泛然，若舟楫之浮江海也，不得名重浊矣。议者徒见日夕而西入，朝而东出，遂谓日与天俱从地下轮转，而不知古者盖天无是说也。岂王充捉火不见之喻理合？然与日月，阴阳之精也。夕而西没，朝而东升，非西入转而之东也。[8]
这段问答从盐卤蕴藏的深度到宇宙万物之相互关系，与历代儒家学说的论证一样，缺乏博大精深的观察和论证，以误证误而已。四川盆地原本是沟通古地中海与印度洋的内海盐湖，经过若干地质年代的沉积，最咸的浓卤沉积在中生代三叠系岩层，距地表1000米左右;较淡的黄卤沉积在中生代侏罗系岩层，距地表600米左右。但是，由于地壳运动产生的断裂、褶皱变化，各地盐卤蕴藏深浅有差异。像射洪、蓬溪、遂宁这样的产区，黄卤距地表要比川南地区埋藏得较浅一些，比较容易开采。因此，最先得到开发的是浅层黄卤出露的地带。
至于序中谈到的方士用便溺炼制“秋石”;日月出没周期，受到传统思维局限，多属臆测，顺理成章而已。《盐井图说序》虽然算不得科学之文，但郭子章答疑中确有科学成分，反映出晚明西學的影响。这场省府督学与潼川府诸生的自由问答录，即为日后的《盐井图说序》。
三、《盐井图说》揭示了射洪井盐生产工艺的再度创新
时任射洪县令的马骥，成为接待省府督学大员郭子章的地方官。随同他们一起去马家沟产区考察的岳谕方，是当地能写善画的文人。
《盐井图说》刊行[9]于世不久，即被顾炎武编纂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曹学佺编纂的《蜀中广记》分别转录了它的文字部分。原来明末四川经历了数十年战乱，原刊本《盐井图说》已荡然无存，幸赖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曹学佺《蜀中广记》转录原文，《盐井图说》的文字部分才得以保存下来，成为今天所见《盐井图说》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由射洪县井盐产区引领的井盐生产工艺出现了在竹井基础上的创新，其大要有四方面：
（一）盐矿地质知识的积累
开凿盐井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盐矿地质知识，才能找到有盐卤富集的岩石层位。秦蜀守李冰开凿“广都盐井诸陂池”，全赖他有一定盐矿地质知识，《华阳国志》说他“识齐水脉”[10]，就是能识别埋藏地下盐卤的地形、地貌。李冰之后，巴蜀地区先民争相仿效，寻找凿井地形、地貌，成为堪舆家的热门路数。他们善于观察盐矿附近的地理形势、山脉构造、河流走向等，总结出盐矿地质构造的一些地形、地貌特征，如汉代杨伯起就是一位有盐矿地质知识的堪舆家。他溯江至临江县，“谓人曰：江北二三里间，安得有宝气耶？……至深山，见白鹿饮泉，曰：宝气在此矣。土人从所指处凿磐石而得盐泉。”[11]其时又有俗谚云“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12]，“两溪夹一梢，昼夜十八包。”[13]。它们无不反映出埋藏地下盐卤之处的地形、地貌特征。岳谕方《盐井图说》记载井匠选择井位：“凡匠氏相井地，多于两河夹岸、山形险急，得沙势处”为宜。这些都是井盐生产者长期开凿盐井的经验积累，属于现代地质勘察队的野外调查范畴，由此说明在晚明盐井钻探工艺中，盐矿地质知识业已普及。
（二）钻井技术的新突破
《盐井图说》谈到开凿盐井，重在选择井位。开井口时，要“不计丈尺，以见坚石为度，而凿大小窍焉。”凿井器具，宋人用“圜刃”，晚明凿井器具增加，“大窍，大铁钎主之;小窍，小铁钎主之。”铁钎造型也有变化：“钎一也，大钎则有钎头，扁竟七寸，有轮锋，利穿凿。”凿井机械也比“卓筒井”完善，“兴井曰牝口，旁树两木，横一木于上，有小木滚子，以火掌绳钎末，附于横木滚子上，离井六七步为一木桩，纠火掌篾而耦舂之，滚竹运钎，自上下相乘矣。”井匠则“掌钎篾，坐井口旁，周遭阛转，令其窍圆直。”井匠与“滚竹运钎”的传动机械密切配合，在钎头起落瞬间巧妙调转其位置，避免因遭遇特殊岩层导致井腔歪斜。制浆工艺，“初则灌水凿之，及二三丈许，泉蒙四出，不用客水，无论土石，钎触处俱为泥水。”这些也是现代钻井技术的组成部分，说明传统工艺与现代工艺有承先启后的继承关系。
（三）固井技术的加强
岳谕方《盐井图说》说，选择井位后，灶丁、井匠要“鸠工立石圈”，这是宋代“卓筒井”所未见记载的。“卓筒井”井腔导管用巨竹（楠竹），射洪晚明新凿盐井用“木竹”。新井开凿到二三十米深，“见红石，岩口大窍告成”，“木竹，取坚也;刳木二片，以麻合其缝，以油灰衅其隙。”坚硬的木料比巨竹抗压力、耐腐蚀性能强，在金属导管发明前，是井盐生产者在开凿盐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创新。坚木比楠竹抗压、耐腐，不仅延长了盐井的寿命，而且增大了井腔，可以容纳更大的汲卤筒进出，也必然提高了盐井的产量，效益倍增。 （四）井上机械更加完善
盐井开凿工程完毕后，就要建造汲卤机械，“厥工既就，始树楼架，高可似敌楼。上为天滚，有辘轳声，制筒索汲水，……而枢轴则管于车床也。床横木为盘，盘有两耳，作曲池状，左右低昂逆施;左揖地右伸，右揖地左伸。循环用力，索尽筒出，咸水就灰笆拔水，而煎烧有绪矣。”这种汲卤机械比“卓筒井”有很大改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井腔变大，汲卤筒直径也增大，提卤机械需要的动力相应增大了，于是就开始从人力转变成畜力，“转辘轳者，盖三人为之，力厚则制牛车，车状大，力益而功倍也。”尚未进入工业社会的晚明时代，传统井盐生产工艺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应当是巧夺天工的发明了。
四、射洪县引领井盐生产工艺变革的原因
射洪、蓬溪、遂宁、中江、南部等产区，地质上属于侏罗系地层的浅层黄卤，含盐量依地质层位有存在差异，盐卤距地表数十丈，易于开采。“咸水一斛，可得盐一十五斤，淡薄水数斛，仅得其半。”[14]明初将全省57处井盐产地归并为五大产区，“川北射洪、蓬溪、旧名华池场”[15]。秦汉以来，这一代地下浅层盐卤都曾使用挖掘方式开凿的“大口浅井”生产食盐。宋代开创“卓筒井”后，古老大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间采用卓筒小井采卤，但仍有大井持续生产。
据文献资料统计：射洪县在明万历以前，已经开凿盐井2319眼，[16]是全省开凿盐井最多的县之一。官府管理华池场的盐课司设在潼川州治西30里。[17]在担负课额方面，属于中等水平，但延续一二百年之后，旧有盐井“井老泉枯”，盐井所在的地下沉积的盐卤已经枯竭。
有明以来，也与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将盐课与田赋都视为国家主要财政收入，将二者等量齐观：“田赋宜养农夫，盐课宜养灶丁”[18];明确农夫与灶丁各自的义务：“灶丁煎办盐课，即是民户私田交粮。”[19]但是，盐井与农田不同，日久“井老泉枯”或资源枯竭，然而课额却不会随之而减轻。日积月累的积欠，使灶丁无法生存，只好逃亡。射洪县是川北井盐重要产地，也是积欠课税多、灶丁逃亡多的产区。
解决灶丁赋税积欠、家破人亡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改革。明隆庆二年（1568年），四川盐业政策出现宽松，允许井盐产区“灶丁多开小井，以补塌井逃丁之数，不必加增（盐课）。”[20]但是，新井不能开凿在与废弃旧井的同一地质层位上，必须寻找新的盐卤储藏位置，而且必须开凿更深、更经久耐用的盐井。比原来的盐井深，才能开采到深层的咸卤。因此，客观形势迫使射洪县井盐产区在宋代“卓筒井”生产工艺的基础上再度创新，使从事盐业生产的灶丁、井匠在淘汰旧井之后，能够开凿出更深、更耐用的盐井，开采出浓度更高的卤水。这一是弥补历年旧井积欠;二是让灶丁、井匠都得到实惠，收益增加。这种以新井补旧欠的办法，也暂时解决了井老泉枯、欠税逃亡的社会悲剧。
注释：
[1]张学君等：《我国宋代井盐钻凿工艺的重要革新——四川卓筒井》，《文物》1977年第12期。
[2]清嘉慶《四川通志》卷一百《职官·题名》。
[3]「美」夏伯嘉：《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4]清嘉庆《射洪县志》卷二《舆地·山川》。光绪《射洪县志》卷五《食货》亦转载此序文。
[5]《全唐诗》卷二百一十八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
[6]苏轼：《东坡志林》卷四《盐井用水鞲法》，参见《苏文忠公全书》卷七十三《蜀盐说》。
[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
[8]以上引文都见于清嘉庆《射洪县志》卷二《舆地·山川》。
[9]郭子章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督学四川，史称他“能文章、精吏治”。他与射洪县令马骥、士人岳谕方考察井盐产地，见到创新的井盐生产工艺，十分惊奇，当即命岳谕方详细绘制《盐井图说》，“谕方前为图，后记其事”。郭子章赞赏岳谕方创作的图说，特为他作序，《盐井图记》遂得以刻板印行。
[10]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11]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十九《忠州》。
[12]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八十二《云安军》。
[13]清同治《忠州直隶州》卷一《山川》。
[14]明正德《四川志》卷二十五《经略·盐课》。
[15]彭遵泗：《蜀故》卷三《盐政》。
[16]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17]张学君、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18]《明实录 洪武实录》。
[19]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三十六《盐法后》。
[20]《万历会典》，转引自《四川盐法志》卷三十九。
附记：射洪陈子昂研究会谢德锐会长协助查证嘉庆二十五年修订本《射洪县志》，同时复制了郭子章《盐井图说序》。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