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解放农民，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村改革和乡村振兴3次农村大变革。我珍藏着一件“传家宝”，是见证70年前改天换地的农村土改的地契——“土地房产所有证”。
　　这份“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父亲张济民在世时精心保存的。他去世后，作为对老人的一份念想，就留了下来。房产证长38厘米，宽30厘米，是1950年7月25日，由枣强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河北省土地房产所有证（字第6633号）”。房产证开宗明义地写道是“依据中国土地法大纲之规定”，确定了我家的人口、土地、房产，并申明土地房产“有耕种居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
　　一份地契把我们带回了那轰轰烈烈的年代。家乡的土地改革，是在1947年10月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之后开始的。这场被称为“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的大革命，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做好“填平补齐”工作等阶段，完成了破除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使命。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一文中指出：“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有人说，中国的土地法大纲，犹如美国的解放黑人宣言。曾亲自参加过晋冀鲁豫边区一个村庄的半年土改，并写出《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一书的美国作家韩丁的评论，也许更加鞭辟入里。他写道：“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老解放区人民，对土改的胜利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地庆祝。我家土改中也分得一块土地，还有“若干浮财”，父亲心中的甜蜜和幸福是说不尽的。所以，他才会那样看重和珍惜这份地契——“土地房产所有证”。
　　回望历史，是为了说明现在和展望未来。农村发生的第二次大变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农村改革的序幕，是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冒着风险在包产到户的“生死状”上摁下鲜红的手印，分田到户，率先实行农业“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又一次实现了农民和土地的直接结合。家乡的侄子告诉我，他一家承包了14亩责任田。他可以在责任田里因地制宜种植、自主经营、多产多得，从而克服和纠正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锅饭”、“大呼隆”的平均主义。发展经营方式、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据统计，全国农业生产总产值，从1978年的1117.50亿元，增加至2016年的59287.78亿元；粮食年产量，从3亿吨跨越到现在的超过6亿吨；肉蛋奶油菜茶和水产品日益丰裕，品种繁多，实现了从“吃饭用粮票、缺油缺菜缺肉蛋奶”，到生活用品供给充足、琳琅满目，过上了吃穿用行不用愁的小康生活。
　　当前农村的发展又处在一个新节点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个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乡村振兴的战鼓已经擂响，新的农村大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眼下农村改革已取得新突破，农村承包土地的“三权分置”取得重大进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稳步推进，玉米、大豆、棉花等重要农产品收储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成效，城乡发展一体化迈出新步伐……可以想象，经过这次农村变革，农村的明天会更美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農业农村现代化的质量会进一步得到提升，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会进一步增强，农民可以在希望的田野上描绘更加美好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