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现实主义  典型人物  人性
　　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耳熟能详，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有着不同的内涵。现实主义文学的元话语、元理论是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有一封著名的信——《致玛·哈克奈斯》，哈克奈斯当时创作了一部作品叫《城市姑娘》，恩格斯在讨论《城市姑娘》这部作品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经典的概念：“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细节，细节的真实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另外一个就是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沐浴了“欧风美雨”，很多作家、理论家、批评家都在学习西方的理论和创作潮流。如果从文学史的意义上来说，大家了解、学习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先锋文学是有合理性的。为了打破过去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一体化的状态，了解西方的文学观念是有价值的。这会使我们的文学创作更多样，更多元，能够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文学要求。但是当这种文学潮流迅速地退潮之后，当年最激进的先锋文学的实验者，都后退五十里下寨，都重新回到了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像余华和格非，这两个作家是先锋文学“五虎将”之二，在先锋文学的时代，他们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比如，格非的《褐色鸟群》《迷舟》，比如，余华的《鲜血梅花》《虚构》《现实一种》等，现在我们都记得这些小说。但是，先锋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是观念性的文学，它们强调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强调实验性，这样的文学，普通读者读不懂。文学在一个时段离开了读者，离开了大众，和文学的这种实验性有极大的关系。这一情况不仅仅中国当代文学是这样，我们曾接触过的德国的《红桃J》，当时被称为德国最新小说，其序言是德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评论家写的，他说当德国的作家们走进了实验文学之后，德国的作品远离了德国的当代，读者也远离了德国文学，因为德国的作家不热爱他们的当代。作家注重形式的意识形态，注重实验，他和读者关注的当下生活有了距离。当作家不关心当下生活的时候，读者就有权力有理由远离我们的文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实主义重新又在文学界被接受。这时的现实主义已经不是我们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现实主义了。
　　所以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比如，格非获茅盾文学奖的江南三部曲，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像《望春风》《隐身衣》，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但是这里面同时也融汇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修辞、技巧和观念。所以这些作品丰富了我们现实主义的内涵，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余华也一样，从《在细雨中呼喊》以后，他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每年销售都近百万册，后来的《兄弟》《第七天》《文城》等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如果余华和格非不回到现实主义道路上，他们就不是今天的余华和格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也提到了典型人物。我们有一段时间认为现实主义、典型理论是落后的，是不需要再谈论的理论，这是错误的。理论没有新旧，就像真理没有新旧一样。这个时候强调现实主义，重新提倡作家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非常重要。可以问问在座的朋友，近些年来，我们读了这么多作品，我们记住多少人物呢？但是我们读过去的经典作品，与其说记住了这些作品，毋宁说记住了这些作品的人物。比如，读《三国演义》，关、张、赵、马、黄、诸葛亮、曹操等;读《水浒传》，一百零八将都能记住;读《红楼梦》，宁荣二府的人物都能记住;《西游记》师徒四人我们都能记住。写人物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不仅近代或者明清白话小说是这样，像《史记》《左传》这样的作品也都是写人物。《史记》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这些人物大家都能记住。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人物的创造越来越贫乏，在人物创造方面我觉得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80年代我们记得很多文学人物，21世纪以来我们创作了多少人物？文学人物很重要。俄罗斯文学被尊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我们的榜样，与他们的文学人物有关系。比如，在彼得堡时期，当时的伟大作家都在那里生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契诃夫等。这些伟大的作家在他们那个时代共同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物叫“多余的人”。这个“多余的人”一直影响了整个文学100多年。英国的漂泊者，美国的遁世者，日本的厌世者，中国的零余者，这些人不都是“多余的人”吗？所以我曾经讲过俄罗斯文学如果只创造了一个人物，就是创造了这个“多余的人”，俄罗斯就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强国，他们对世界文学的影响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了不起的，这就是人物形象的魅力。所以塑造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的核心要素。
　　80年代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一个祈使句。这个口号本身把自己排除在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之外。我们面对世界文学有一种自卑的心理，我们不敢承认我们已经走入世界文学格局。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这是个祈使句，表达了一种愿望，用现在时髦的话叫愿景。怎么走进世界文学的整体格局，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获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终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大家知道我们开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会议，这些会议已经不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是世界与中国——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终于可以和世界文学平等地对话了。我们获得了文学自信，我們自觉地加入了文学的联合国，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莫言的创作，大家看法不尽相同，这没什么。我认为莫言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作家。在莫言的文学观念里面，和世界文学的价值观是能够通约的。另一方面，莫言所有的文学作品讲述的基本是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本土经验、本土故事。去年十大好书评选，莫言的《晚熟的人》获得十大好书，同时获得最受欢迎的作品。在北师大开《晚熟的人》研讨会，出版社有人也参加了研讨会，他们讲《晚熟的人》在开研讨会的时候已经发行了60万册。有一个出版界的行家，他说图书发行过了50万册不用宣传，直奔100万册。现在已经超过80万册，100万册指日可待。我们文化和文学的交流方式越来越丰富的情形下，《晚熟的人》为什么受到读者的追捧？大家为什么喜欢这个作品？显然还是这部作品内在的魅力。我觉得莫言有变化也有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就是获了诺奖之后，他的写作仍然从容淡定，宠辱不惊;“变”，是指他对社会现实的介入更突出，也更加深入。莫言自己就是小说人物，他既是讲述者又是小说的人物。比如，我看过他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叫作《地主的目光》。村里有一个地主，这个地主叫孙敬贤，划成分的时候莫言他们家的地比孙敬贤家里的地要少，但是土地肥沃，孙敬贤家里的土地非常多，但是地薄。所以多的土地打的粮食不如莫言家少的土地打的粮食多，但是划成分是按土地划，不按收成划，于是孙敬贤就被划成地主。莫言读到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一个作业，要求写一个人。他跟老师说，我写一个地主行吗？老师说可以啊！他就把这个地主写得非常坏，写完了老师夸奖这个作文，在广播站宣读了，读了之后村里人都知道这个人是谁，于是孙敬贤对莫言就怀恨在心。等到莫言长到少年的时候，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割麦子。孙敬贤就不远不近地跟着莫言，莫言快他也快，莫言慢他也慢。莫言一回头，一双凶狠的眼睛看着他，莫言不寒而栗。莫言说孙敬贤不是因为地主才坏，他是人性的坏，非常坏。我们知道前面铺垫的是什么？他是因为地多才划成地主，地主是一种命名，是一种身份。过去“地富反坏右”，是我们专政的对象。但是孙敬贤无论是个什么身份的人，他都是一个坏人。小说同时写了孙敬贤的孙子，叫孙来雨，是个非常阳光的小伙子，秋天的时候他开着收割机，莫言就坐在他的收割机上，孙来雨告诉他要是土地再多一点就好了，莫言说不愧是地主的孙子，对土地如此的贪婪，他说不是，大型机械只有土地广阔它的效率才能更高，跑起来不用总转来转去，把土地也破坏了，对农具也是伤害。热爱土地、热爱农村、热爱多打粮食，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他和出身有关系吗？他是地主的孙子，但是他的人品、人性和出身没有关系。从人品人性看，他应该是梁生宝的后代。我觉得这是莫言的一大发现，人的好坏最后还是人性决定的。
　　《晚熟的人》，我当时读这部作品时特别想到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样式，两部作品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莫言的《晚熟的人》12部中、短篇小说，没有任何一部是重复的，显示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创造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作现实主义文学的永久魅力。
　　（本文为“文学艺术类优秀图书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单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