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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响。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紧急呼吁：“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南京正式形成
1937年8月初，在平津失守后，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决定召集全国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来南京举行会议。1937年8月9日，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双方就西北红军主力的改编，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释放政治犯等事项，进行协商。
由于工作需要，8月16日，朱德离开南京，返回陕北。周恩来仍留在南京与国民政府方面就西北红军主力的改编，在南京、上海、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以及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多项重要问题继续进行会谈。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回到陕北参加于8月22日至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叶剑英、李克农等人留在南京，继续进行周恩来未来得及完成的工作。1937年9月中旬，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南京，任中国共产党的驻京代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成为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紧张地进行一系列工作：
一是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中旬，秦邦宪、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康泽代表中国国民党，就周恩来等于7月14日在庐山送交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开发表进行紧张的会谈。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此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二是促成了西北红军主力的顺利改编。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全国陆海空军统一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别改称正、副总司令。八路军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改为隶属于第二战区）。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长程潜、白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1]
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就营救中共被捕同志、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继续进行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为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与新四军的组建
1934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与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北上后，留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与部分红军，在闽粤赣中央苏区原地坚持斗争，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们领导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與国民政府当局多次谈判。在谈判期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然而，在谈及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改编时，周恩来提出，改编为一个军，但国民政府当局先是不理，后则坚持要任用国民党将领陈诚或张发奎任该军军长。在遭到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后，国民政府当局宣称，什么时候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军长人选，什么时候成立这支部队。问题就这样僵持下来。后来，这一僵局由于一个人的出现而得以化解。
1937年7月至8月间，周恩来路经上海，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与一个人擦肩而过，周恩来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便转头回望。那人也几乎同时转过身来，两人同时都认出对方，惊喜中，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与周恩来偶遇的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叶挺。
叶挺，广东惠阳人，1896年生，原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大元帅府军队中任职。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叶挺赴苏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战争中，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奇袭汀泗桥与武昌战役中，战功卓著，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共的领导下，1927年8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12月，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欧洲4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到澳门居住，脱离政治，也脱离了国、共双方。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下旬，他应中共组织的安排，来上海会见中共情报领导人潘汉年，却巧遇周恩来。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恩来觉得叶挺是位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曾加入过国民党，也加入过共产党，可能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军长人选。周恩来说出了想请叶挺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并担任军长的想法，叶挺当即表示愿意接受。
周恩来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商谈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8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毛泽东转博古、林伯渠：“现已与军何（按：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2]以后，郑位三、方方等人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红军游击区，为改编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叶挺接受周恩来请他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并出任军长后，就约见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提出改编中共在南方8省区的游击队主力，为一个军，并提出沿用当年“铁军”的番号，命名为“新编第四军”，由他出任军长。陈诚立即向蒋介石报告。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叶挺，商谈由叶挺出任将改编组建的新四军军长，蒋介石以十分关心的语气，问询了叶挺的近况和想法。蒋介石突然问叶挺，你既然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否考虑恢复国民党党籍？叶挺从容应答说，既然国、共两党皆要求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新四军军长，我若加入国民党，岂不授人以柄！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没有与中共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同时，蒋介石致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意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主力，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调用。
第二天，9月29日，叶挺到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将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事，告知秦邦宪、叶剑英。秦、叶立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10月1日，毛泽东回电秦、叶：“叶挺须到延安来。在他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去南方。”而且，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来延安会谈，如获得通过后，只可“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而不能指挥整个新四军。[3]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闽西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宣告成立。①
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一系列工作，于1937年10月21日，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联名致电延安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说：“叶挺要来前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后即启程。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三、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帮助
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
1937年11月3日，叶挺在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延安，这一天，延安几乎全体出动，专门为叶挺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毛泽东详细向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交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叶挺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和叶挺任军长，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
在叶挺到达延安后4天，11月7日，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的项英，辗转千里，也来到延安，并与叶挺会面。
项英等也是经由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的。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项英、陈毅从赣粤边游击区内线黄老拐送到山里来的一捆报刊中，在一份香港杂志《新学识》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诸青来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说，国民党在抗日形势下，已被迫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项英和陈毅自1935年3月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得知了国内形势的变化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心情无比激动。1937年8月20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致信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接到来信后，于9月24日，派专人将项英、陈毅接到南昌月宫饭店，谈判合作抗日事宜。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9月27日，双方达成国民政府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六条协议。9月28日，新闻媒体对这次谈判做了报道。
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得知自1935年3月就失掉联系的项英、陈毅就在南昌，立即报告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迅速回电：“对项陈两同志处，先令董老派人联络，告以情况与政策。”项英立即通过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秦邦宪，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他们与江西省政府谈判的情况。[3] 10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的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 1937年10月上、中旬，秦邦宪派员先后在江西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3]项英到南京后，会见秦邦宪、叶剑英，共同商议了南方各省游击队面临的形势与改编为新四军的各项问题。[1]随后，项英在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西安去延安。
11月8日，延安中共中央为叶挺、项英举行了欢迎大会。中共中央与叶挺、项英具体商谈了中共南方各省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各项工作，明确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至此，新四军的组建，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叶挺先离开延安。他回到南京后，在11月21日，由叶剑英陪同，再次与蒋介石会见，就新四军组建事项进行商谈。但这次蒋介石不似第一次见面那样热情，一见面，就声色俱厉地训斥叶挺，指责他去延安没有向他报告，对叶挺按正常标准提出的军费要求，也不予理睬。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四军未来的路不会平坦，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
项英则留在延安一段时间，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正是南京保卫战与南京沦陷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的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主席，陈毅任副主席。
四、新四军开向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1937年12月中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暂设武汉的意见，叶挺、项英先后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末段）筹建新四军军部，为时12天。1937年12月25日，两人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由50余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宣告新四军军部成立。12月27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呈报新四军编制与支队长以上主要干部人选，于12月28日获得中共中央批准;再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月8日核定，正式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尚未恢复中共党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负责新四军的军事指挥。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遵照毛泽东“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从武汉移驻南昌三眼井（原张勋公馆，今友竹路7号）。1938年2月初，因战局吃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各部于4月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编入新四军。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5日，抵达皖南歙县岩寺镇;7日，又移至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麻村;26日，进驻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移驻泾县云岭村，驻守近3年，直到1941年1月4日晚北移。新四军被划归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
1938年4月，南方8省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到达皖南和皖西，编成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第一、二、三支队驻皖南，第四支队驻皖西。全军共10329人，但只有6200余支（挺）枪，许多战士还以大刀、梭镖为武器。
中共中央在组建新四军的同时，就调查研究和确立新四军未来的作战方向与兵力部署。根据日军占据上海、苏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而国民政府军队主力撤向皖浙赣山区，苏南广大农村地区空虚、混乱的形势，中共中央指示新成立的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首先在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展，渡江进入苏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项英，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4]67这是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第一次向新四军发出从皖赣地区东进苏南作战战略规划的指示。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长江局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其中一电是关于在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敌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指国、共两军）要建立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并要他们在对所提意见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4]68
193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项英与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結岩寺，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配置，开展游击战。[4]211 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表示“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212;但同时又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5]48-49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经英明地认识到并指出了南京近郊溧水等茅山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中心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为新四军指明了今后的行动方向。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唯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5]65。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指出了在溧水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在皖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员，共计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先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主力部队开赴苏南敌后抗日做准备。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于5月间，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横山、当涂间的广大农村地区。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南京包抄、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调动军队，准备南京保卫战;一方面宣布迁都重庆，部署各机关与工厂、学校内迁。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与办事处人员，在11月22日至23日，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前往武汉，开始新的战斗。
参考文献：
[1]范硕，等.叶剑英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251-25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52.
[3]胡石言，等.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181-182.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一）[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江苏省委智库）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
在南京正式形成
1937年8月初，在平津失守后，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决定召集全国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来南京举行会议。1937年8月9日，经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双方就西北红军主力的改编，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释放政治犯等事项，进行协商。
由于工作需要，8月16日，朱德离开南京，返回陕北。周恩来仍留在南京与国民政府方面就西北红军主力的改编，在南京、上海、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以及南方8省14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释放政治犯等多项重要问题继续进行会谈。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回到陕北参加于8月22日至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叶剑英、李克农等人留在南京，继续进行周恩来未来得及完成的工作。1937年9月中旬，秦邦宪（博古）、董必武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南京，任中国共产党的驻京代表。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也成为中共中央驻京办事处。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继续与国民党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事宜，紧张地进行一系列工作：
一是促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9月中旬，秦邦宪、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康泽代表中国国民党，就周恩来等于7月14日在庐山送交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开发表进行紧张的会谈。9月22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就此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二是促成了西北红军主力的顺利改编。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新的全国陆海空军统一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别改称正、副总司令。八路军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38年1月改为隶属于第二战区）。10月3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正副参谋长程潜、白崇禧：“兹派职路参谋长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后钧部所发与职路之一切军需、军械等，概由该办事处主任李克农署名领取，特电谨呈备案。”[1]
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就营救中共被捕同志、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继续进行了大量工作，尤其是为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与新四军的组建
1934年10月，中共临时中央与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北上后，留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与部分红军，在闽粤赣中央苏区原地坚持斗争，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他们领导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2月到9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與国民政府当局多次谈判。在谈判期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国共双方达成共识，将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然而，在谈及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改编时，周恩来提出，改编为一个军，但国民政府当局先是不理，后则坚持要任用国民党将领陈诚或张发奎任该军军长。在遭到中共中央的坚决抵制后，国民政府当局宣称，什么时候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军长人选，什么时候成立这支部队。问题就这样僵持下来。后来，这一僵局由于一个人的出现而得以化解。
1937年7月至8月间，周恩来路经上海，在南京路的新雅酒店，与一个人擦肩而过，周恩来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便转头回望。那人也几乎同时转过身来，两人同时都认出对方，惊喜中，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与周恩来偶遇的这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叶挺。
叶挺，广东惠阳人，1896年生，原在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大元帅府军队中任职。1924年，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叶挺赴苏学习，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战争中，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在奇袭汀泗桥与武昌战役中，战功卓著，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称号。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中共的领导下，1927年8月参与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12月，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欧洲4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到澳门居住，脱离政治，也脱离了国、共双方。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7月下旬，他应中共组织的安排，来上海会见中共情报领导人潘汉年，却巧遇周恩来。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恩来觉得叶挺是位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贡献与影响的人物，曾加入过国民党，也加入过共产党，可能是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军长人选。周恩来说出了想请叶挺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并担任军长的想法，叶挺当即表示愿意接受。
周恩来在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商谈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共红军游击队改编时，何应钦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8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毛泽东转博古、林伯渠：“现已与军何（按：指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商定，允许我方派人到各边区传达党中央意旨，并协助各边区传达改编……请令往鄂豫皖之郑位三及往闽西南之方方迅速来南京，其余如派往湘鄂赣边区的人员亦请送来。”[2]以后，郑位三、方方等人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红军游击区，为改编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叶挺接受周恩来请他参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并出任军长后，就约见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提出改编中共在南方8省区的游击队主力，为一个军，并提出沿用当年“铁军”的番号，命名为“新编第四军”，由他出任军长。陈诚立即向蒋介石报告。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叶挺，商谈由叶挺出任将改编组建的新四军军长，蒋介石以十分关心的语气，问询了叶挺的近况和想法。蒋介石突然问叶挺，你既然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否考虑恢复国民党党籍？叶挺从容应答说，既然国、共两党皆要求由无党派人士担任新四军军长，我若加入国民党，岂不授人以柄！当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没有与中共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发布命令：“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同时，蒋介石致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意将南方8省区的中共游击队主力，改编为新四军，由叶挺调用。
第二天，9月29日，叶挺到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将他被任命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事，告知秦邦宪、叶剑英。秦、叶立即电告延安中共中央。10月1日，毛泽东回电秦、叶：“叶挺须到延安来。在他同意中央的政治、军事原则后，可去南方。”而且，那时中共中央只同意叶挺来延安会谈，如获得通过后，只可“去闽粤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以此为基础扩大部队”，而不能指挥整个新四军。[3]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闽西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番号。新四军宣告成立。①
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一系列工作，于1937年10月21日，由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联名致电延安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报告说：“叶挺要来前面陈，已得何（应钦）同意，约一两日后即启程。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
三、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帮助
叶挺、项英先后到达延安
1937年11月3日，叶挺在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辗转到达延安，这一天，延安几乎全体出动，专门为叶挺举行了欢迎大会。会后，毛泽东详细向叶挺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交谈进行得非常顺利，叶挺表示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至此，“新编第四军”的番号和叶挺任军长，得到了国、共双方的认可。
在叶挺到达延安后4天，11月7日，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达三年之久的项英，辗转千里，也来到延安，并与叶挺会面。
项英等也是经由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的。
1937年7月中旬的一天，项英、陈毅从赣粤边游击区内线黄老拐送到山里来的一捆报刊中，在一份香港杂志《新学识》上，看到了一篇署名诸青来的文章，引用了毛泽东于1937年5月3日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说，国民党在抗日形势下，已被迫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项英和陈毅自1935年3月和党中央失去联系后，第一次间接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得知了国内形势的变化与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心情无比激动。1937年8月20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致信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合作抗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接到来信后，于9月24日，派专人将项英、陈毅接到南昌月宫饭店，谈判合作抗日事宜。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9月27日，双方达成国民政府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六条协议。9月28日，新闻媒体对这次谈判做了报道。
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得知自1935年3月就失掉联系的项英、陈毅就在南昌，立即报告延安中共中央。毛泽东迅速回电：“对项陈两同志处，先令董老派人联络，告以情况与政策。”项英立即通过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秦邦宪，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了他们与江西省政府谈判的情况。[3] 10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秦邦宪、叶剑英：“令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的游击队改编问题。”并指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1] 1937年10月上、中旬，秦邦宪派员先后在江西吉安、大余县找到了陈毅、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3]项英到南京后，会见秦邦宪、叶剑英，共同商议了南方各省游击队面临的形势与改编为新四军的各项问题。[1]随后，项英在南京中共与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西安去延安。
11月8日，延安中共中央为叶挺、项英举行了欢迎大会。中共中央与叶挺、项英具体商谈了中共南方各省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各项工作，明确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至此，新四军的组建，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叶挺先离开延安。他回到南京后，在11月21日，由叶剑英陪同，再次与蒋介石会见，就新四军组建事项进行商谈。但这次蒋介石不似第一次见面那样热情，一见面，就声色俱厉地训斥叶挺，指责他去延安没有向他报告，对叶挺按正常标准提出的军费要求，也不予理睬。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四军未来的路不会平坦，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
项英则留在延安一段时间，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时正是南京保卫战与南京沦陷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撤销苏区中央分局，由项英、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中共党的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和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中央革命軍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主席，陈毅任副主席。
四、新四军开向敌后抗日游击战场
1937年12月中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暂设武汉的意见，叶挺、项英先后到达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胜利街末段）筹建新四军军部，为时12天。1937年12月25日，两人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由50余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宣告新四军军部成立。12月27日，项英向中共中央呈报新四军编制与支队长以上主要干部人选，于12月28日获得中共中央批准;再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月8日核定，正式任命项英为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尚未恢复中共党籍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负责新四军的军事指挥。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遵照毛泽东“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示，从武汉移驻南昌三眼井（原张勋公馆，今友竹路7号）。1938年2月初，因战局吃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第三战区命令新四军各部于4月到皖南歙县岩寺集结。新四军军部立即命令南方8省14个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编入新四军。
1938年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5日，抵达皖南歙县岩寺镇;7日，又移至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麻村;26日，进驻南陵县土塘村;8月2日，移驻泾县云岭村，驻守近3年，直到1941年1月4日晚北移。新四军被划归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
1938年4月，南方8省各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经过长途跋涉，分别到达皖南和皖西，编成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第一、二、三支队驻皖南，第四支队驻皖西。全军共10329人，但只有6200余支（挺）枪，许多战士还以大刀、梭镖为武器。
中共中央在组建新四军的同时，就调查研究和确立新四军未来的作战方向与兵力部署。根据日军占据上海、苏州、南京等大中城市，而国民政府军队主力撤向皖浙赣山区，苏南广大农村地区空虚、混乱的形势，中共中央指示新成立的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首先在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展，渡江进入苏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项英，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4]67这是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第一次向新四军发出从皖赣地区东进苏南作战战略规划的指示。
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长江局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其中一电是关于在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敌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指国、共两军）要建立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日军……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并要他们在对所提意见考虑后，向蒋介石提出。[4]68
1938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项英与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結岩寺，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配置，开展游击战。[4]211 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表示“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212;但同时又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5]48-49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已经英明地认识到并指出了南京近郊溧水等茅山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中心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为新四军指明了今后的行动方向。
1938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示新四军“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唯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5]65。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再次指出了在溧水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在皖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员，共计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先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主力部队开赴苏南敌后抗日做准备。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于5月间，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横山、当涂间的广大农村地区。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迅速兵分三路，向南京包抄、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调动军队，准备南京保卫战;一方面宣布迁都重庆，部署各机关与工厂、学校内迁。中共与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代表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与办事处人员，在11月22日至23日，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前往武汉，开始新的战斗。
参考文献：
[1]范硕，等.叶剑英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251-25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一）[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52.
[3]胡石言，等.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181-182.
[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一）[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苏省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江苏省委智库）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