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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唯物史观创立以来，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能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后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越走越远。“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革新和发展。
[关键词]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124-05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rought a revolution to philosophy and eve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ts hav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ven can give some supplement or innovation. The late western Marxists go far away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me post-Marxists decompose or subvert historical materialism.We should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tifically by insisting and developing it with the Marxist basic theory paradigm as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stern Marxism； post-Marxism
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及其继承人从事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南。“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p.601）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唯物史观创立以来，不仅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也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和“后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后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创新、解构，以厘清唯物史观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运。
一、走近与补充：“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试图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观
20世纪，实践层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西方社会发生许多重大变革；理论层面，斯大林主义经院式、教条地宣传唯物史观，第二国际将唯物史观变为消极的经济决定论。因此，面临重重危机的唯物史观应该予以重新审视和研究，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予了回应。“西马”早期代表人物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主张返本求源，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重新理解和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观。
青年卢卡奇在他的被标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2]（p.2）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第二国际，青年卢卡奇“走近”唯物史观的本真。青年卢卡奇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总体性”、“非直接性”和“阶级意识”等核心概念。[3]（p.9）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总体性，正是总体性的观点，而不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将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科学区别开来[4]（p.2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不是消极地反映对象，而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改造。一旦离开了“总体性”范畴，就谈不上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历史辩证法，就丢失了唯物史观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相反，掌握了总体性辩证法，才能认识到历史进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才能看到主体的优先地位，才能重建唯物史观的本真意义。他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自然领域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他还把唯物史观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且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相对立。这些，都是青年卢卡奇在“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程中努力“走近”甚至“补充”唯物史观的体现。当然，青年卢卡奇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例如，由于他还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理解与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3]（p.29）。
柯尔施在重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著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史观原理》等著作。他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叠加。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危机[4]（p.39）。“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5]（p.33）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他的“总体性理论”，为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可惜的是，他过分强调主观因素而缺少客观现实性，未能完成他为自己确定的重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任务。但是，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促使工人运动能够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及“工人阶级能够运转世界”的思想，没有人能对其表示怀疑。 葛兰西在继承卢卡奇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重新理解和补充。他强调，要真正领会唯物史观的原旨思想，必须重读马克思的原著。在《狱中札记》中，他强调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总体，唯物史观把人的意志、观念等主观因素放进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进行考察，并通过具体的历史运动来把握历史必然性，主张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样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中，葛兰西强调唯物史观的法则并非一成不变。他还指出，深入明确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这是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关键。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和市民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6]（p.180）他认为，西方革命的核心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这种领导权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取得的[4]（pp.41-43）。这可以说是葛兰西在对唯物史观重新理解的基础上的尝试性补充。
二、误读与偏离：“西马”后期代表人物试图“改造”唯物史观
事实上，“西马”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态度上是有很大分歧的，在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之后，“西马”后期代表人物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偏差越来越大。如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对唯物史观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与偏离。
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爱欲解放论”；把弗洛伊德关于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和高生产、高消费政策，统治者对工人阶级的压制和统治，不再是经济的，而已转为意识形态的或心理的了，这就成功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不过，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7]（p.117）造成单向度的社会、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的原因是技术进步。马尔库塞的理想社会是：“多余的压制”已彻底消失，人们从现有的劳动中解放出来。[4]（p.103-108）马尔库塞还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新左派。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他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当代西方社会所同化，丧失了革命意识，甚至有反对革命的意识，于是他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革命对于实现西方革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人的解放本质上是“自然的解放”的论题。 人本主义过分地强调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严重偏离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人的“主观性”，因此，他还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这种“主观性”，所以必须用存在主义的“主观性”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改造成“历史人学”，对人类发展史作了重新解释。萨特认为，历史人学的基础是“实践”——一种“主观性”的“自由”行动，阶级则是一个群集体性的群体。萨特强调的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指那种自以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妄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应该是设定了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萨特眼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萨特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内在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4]（pp.163-166）。
阿尔都塞在发现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错误之后，对他们进行反驳。他同样强调“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唯物史观。作为一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坚持用历史结构性方法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并认为，历史结构性的方法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是，他指出，黑格尔的“总体”没有复杂的结构，在黑格尔那里，万物只不过是精神在异化状态中的具体表现，而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是一个由多环节主导结构形成的统一体，马克思虽然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也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的并存关系，并没有把经济当作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本原。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阿尔都塞认为，唯物史观是多种矛盾并存的“多元决定论”，这一点违背了唯物史观的“一元论”，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三、消解与颠覆：“后马”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背离
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激进理论，其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又继续推进全球解放的革命规划。从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确认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有增无减的学术兴趣[8]（pp.1-27）。我国学者俞吾金、陈学明将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以下四大派别：一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的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四是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9]（pp.706-707）。 解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来看待，唯物史观在德里达那里，没有具体内容，只是“幽灵”。“幽灵”是德里达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说。“幽灵”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场的在场。德里达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的精神与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必须从马克思文本的内部去寻找其精神实质[4]（pp.252-259）。德里达强调要继承马克思的精神，声称“我们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他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0]（p.127）。然而，他宣称的我们要继承的马克思的遗产，并不是具体的唯物史观，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是经过解构逻辑中介过的所谓的“批判精神”。唯物史观的重要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在德里达那里全部被消解殆尽甚至被否定[11]（p.115）。德里达在消解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的同时，还把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精神复数化，其实他把马克思精神也虚无化了。总之，德里达所说的“幽灵”，没有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内容，他一直宣扬的马克思精神中除了“批判”之外看不到其他具体内容，从他所谓共产主义精神中除了“解放”之外也看不到丝毫具体内容。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结合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詹姆逊认为，“缺场”的历史与“在场”的当下之间具有“同一性”还是“差异性”，造成了历史主义矛盾或困境。他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或困境。然而，詹姆逊过于偏重于文化或意识形态重要性，他提出的“生产模式”，不仅包含经济发展和劳动技术的方式，还包含文化生产和语言生产的方式。他以文化视角、人的主观视角来看待历史，混淆了“个体主观”与“历史客观”，这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决定论的背离。总之，他试图超越经济生产层面，并赋予其文化与语言层面的“新内涵”；他试图用“文化”、“意识形态素”把整个社会结构“拧成”一个更紧密、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整体框架”。于是，他的唯物史观必然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唯物史观大相径庭、越走越远了。
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的理论家之一、“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情况，试图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重建唯物史观，从而为当代资本主义开出济世良方。他大胆指出：“人们并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启迪学，而看做理论，即看做一种社会进化论。”[12]（p.104）于是，在社会基础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否认“社会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用“交往行为”取而代之，将其作为贯穿人类社会的基础；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反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用“学习机制”取而代之，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形态划分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否定了以“生产方式”把社会历史区分为五种或者六种形态的观点，用“组织原则”把社会划分为“新石器社会”、“早期的高度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四种形态。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重建”在基本理论路线上走的是从意识到实践的唯心主义路线，坚持的是意识决定实践的哲学基本原则，他所“重建”的理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这种“重建”，明显是对唯物史观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曲解，对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颠覆与消解。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推动者拉克劳和墨菲声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新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掺杂着几乎不能成立的一系列认识论假设，面对不断变化的当代世界，传统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局。他们认为传统的唯物史观不灵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他们在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之后，极力主张话语领导权，提出了他们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他们认为，话语是社会的生活形式，领导权需要一种总体化的话语逻辑，因此，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他们还把话语权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认定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获得认可。这就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同时，话语领导权理论也彻底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否认了由客观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具有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他们拒斥社会主义革命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过去的革命性决裂。他们拒斥“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4]（ pp.245-250）他们还把“阶级”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唯物史观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解构中，消解了“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这明显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读与消解。
四、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和使命
以上分析了唯物史观在“西马”和“后马”那里的命运。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西马”或“后马”的思想家们既能或多或少地回到或者试图回到马克思文本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又提出各自的新观点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说，“西马”早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走得更近，理解得更科学，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但“西马”后期所涌现的思想与唯物史观就越走越远了。“后马”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各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他们立场各异，观点独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但总体上，“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西马”与“后马”的理解不同，划分标准不同，代表人物的理解也不同。比如，有学者甚至把“后马”追溯到卢卡奇、葛兰西那里，也有的学者对詹姆逊是不是“后马”的代表人物也有分歧和争论。本文所理解的“西马”与“后马”不考虑类似的争议，而是采用学界普遍认可的对“西马”和“后马”的划分和理解，从而得出本文的上述结论。
关于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革新和发展，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M].张西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铁省林，房德玖.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5][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8]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9]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张一兵.分延马克思：被解构了的精神遗产——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学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
[12][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订版）[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丁振中：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思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桂兰]
[关键词]唯物史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1-0124-05
Abstrac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rought a revolution to philosophy and even to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ts hav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ven can give some supplement or innovation. The late western Marxists go far away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me post-Marxists decompose or subvert historical materialism.We should underst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cientifically by insisting and developing it with the Marxist basic theory paradigm as the change of the times.
Key words：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stern Marxism； post-Marxism
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是马克思及其继承人从事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指南。“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p.601）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这“两大发现”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唯物史观创立以来，不仅给哲学甚至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也一直吸引着思想家们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和“后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后马”）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创新、解构，以厘清唯物史观在理解或消解中的命运。
一、走近与补充：“西马”早期代表人物试图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观
20世纪，实践层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发展，西方社会发生许多重大变革；理论层面，斯大林主义经院式、教条地宣传唯物史观，第二国际将唯物史观变为消极的经济决定论。因此，面临重重危机的唯物史观应该予以重新审视和研究，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给予了回应。“西马”早期代表人物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主张返本求源，回到马克思的文本，重新理解和找回本真的唯物史观。
青年卢卡奇在他的被标志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这个或那个命题的‘信奉’也不是对‘圣书’的解释。与此相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只是方法。”[2]（p.2）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第二国际，青年卢卡奇“走近”唯物史观的本真。青年卢卡奇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历史”、“辩证法”、“总体性”、“非直接性”和“阶级意识”等核心概念。[3]（p.9）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是总体性，正是总体性的观点，而不是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将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科学区别开来[4]（p.28）。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不是消极地反映对象，而是对现实的革命性改造。一旦离开了“总体性”范畴，就谈不上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历史辩证法，就丢失了唯物史观的先进性和革命性；相反，掌握了总体性辩证法，才能认识到历史进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才能看到主体的优先地位，才能重建唯物史观的本真意义。他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导入自然领域是不合理的，是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他还把唯物史观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且与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相对立。这些，都是青年卢卡奇在“重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过程中努力“走近”甚至“补充”唯物史观的体现。当然，青年卢卡奇的“理解”也是有局限的，例如，由于他还没有读到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创立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能理解与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3]（p.29）。
柯尔施在重读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著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我为什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史观原理》等著作。他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没有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看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简单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叠加。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演变成了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危机[4]（p.39）。“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5]（p.33）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他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他的“总体性理论”，为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可惜的是，他过分强调主观因素而缺少客观现实性，未能完成他为自己确定的重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任务。但是，他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促使工人运动能够夺取政权的思想以及“工人阶级能够运转世界”的思想，没有人能对其表示怀疑。 葛兰西在继承卢卡奇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革命斗争实际，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重新理解和补充。他强调，要真正领会唯物史观的原旨思想，必须重读马克思的原著。在《狱中札记》中，他强调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总体，唯物史观把人的意志、观念等主观因素放进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中进行考察，并通过具体的历史运动来把握历史必然性，主张历史就是人的实践活动，历史过程中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样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中，葛兰西强调唯物史观的法则并非一成不变。他还指出，深入明确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首要因素，这是理解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关键。在葛兰西那里，国家和市民社会同属于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的两个方面。他认为：“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假使国家开始动摇，市民社会这个坚固的结构立即出面。”[6]（p.180）他认为，西方革命的核心是争夺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指一种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手段，这种领导权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积极同意取得的[4]（pp.41-43）。这可以说是葛兰西在对唯物史观重新理解的基础上的尝试性补充。
二、误读与偏离：“西马”后期代表人物试图“改造”唯物史观
事实上，“西马”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态度上是有很大分歧的，在青年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之后，“西马”后期代表人物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偏差越来越大。如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对唯物史观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与偏离。
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的爱欲本质论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论相结合，提出了“爱欲解放论”；把弗洛伊德关于爱欲受压抑的观点与马克思关于劳动被异化的观点相结合，发起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他认为，发达的工业社会实行国家干预经济和高生产、高消费政策，统治者对工人阶级的压制和统治，不再是经济的，而已转为意识形态的或心理的了，这就成功压制了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不过，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7]（p.117）造成单向度的社会、新型极权主义社会的原因是技术进步。马尔库塞的理想社会是：“多余的压制”已彻底消失，人们从现有的劳动中解放出来。[4]（p.103-108）马尔库塞还认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新左派。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他认为，工人阶级已经被当代西方社会所同化，丧失了革命意识，甚至有反对革命的意识，于是他更加重视人的心理革命对于实现西方革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人的解放本质上是“自然的解放”的论题。 人本主义过分地强调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严重偏离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萨特认为，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就是人的“主观性”，因此，他还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著名命题。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缺乏这种“主观性”，所以必须用存在主义的“主观性”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改造成“历史人学”，对人类发展史作了重新解释。萨特认为，历史人学的基础是“实践”——一种“主观性”的“自由”行动，阶级则是一个群集体性的群体。萨特强调的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指那种自以为发现了一种自然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妄想的辩证唯物主义，而应该是设定了一种历史的内在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萨特眼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按照萨特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是内在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即人学辩证法[4]（pp.163-166）。
阿尔都塞在发现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错误之后，对他们进行反驳。他同样强调“回到马克思”、“回到经典”，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唯物史观。作为一名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坚持用历史结构性方法来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并认为，历史结构性的方法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但是，他指出，黑格尔的“总体”没有复杂的结构，在黑格尔那里，万物只不过是精神在异化状态中的具体表现，而在马克思那里，“总体”是一个由多环节主导结构形成的统一体，马克思虽然强调了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但他也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的并存关系，并没有把经济当作一切社会历史现象的本原。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阿尔都塞认为，唯物史观是多种矛盾并存的“多元决定论”，这一点违背了唯物史观的“一元论”，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三、消解与颠覆：“后马”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背离
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激进理论，其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又继续推进全球解放的革命规划。从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概念。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确认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有增无减的学术兴趣[8]（pp.1-27）。我国学者俞吾金、陈学明将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以下四大派别：一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述学的马克思主义）；三是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的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四是其他类型的后马克思主义，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9]（pp.706-707）。 解构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幽灵”来看待，唯物史观在德里达那里，没有具体内容，只是“幽灵”。“幽灵”是德里达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范畴，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幽灵说。“幽灵”的根本特征就是它的不在场的在场。德里达认为，必须把马克思的精神与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必须从马克思文本的内部去寻找其精神实质[4]（pp.252-259）。德里达强调要继承马克思的精神，声称“我们是马克思遗产的继承人”，他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0]（p.127）。然而，他宣称的我们要继承的马克思的遗产，并不是具体的唯物史观，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而是经过解构逻辑中介过的所谓的“批判精神”。唯物史观的重要的基本原则和理论，在德里达那里全部被消解殆尽甚至被否定[11]（p.115）。德里达在消解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的同时，还把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精神复数化，其实他把马克思精神也虚无化了。总之，德里达所说的“幽灵”，没有唯物史观的具体理论内容，他一直宣扬的马克思精神中除了“批判”之外看不到其他具体内容，从他所谓共产主义精神中除了“解放”之外也看不到丝毫具体内容。
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结合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新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詹姆逊认为，“缺场”的历史与“在场”的当下之间具有“同一性”还是“差异性”，造成了历史主义矛盾或困境。他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阐释历史的绝对视域，才能解决这一矛盾或困境。然而，詹姆逊过于偏重于文化或意识形态重要性，他提出的“生产模式”，不仅包含经济发展和劳动技术的方式，还包含文化生产和语言生产的方式。他以文化视角、人的主观视角来看待历史，混淆了“个体主观”与“历史客观”，这明显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和历史决定论的背离。总之，他试图超越经济生产层面，并赋予其文化与语言层面的“新内涵”；他试图用“文化”、“意识形态素”把整个社会结构“拧成”一个更紧密、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整体框架”。于是，他的唯物史观必然与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的唯物史观大相径庭、越走越远了。
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名的理论家之一、“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各种新情况，试图从“交往行为”理论出发重建唯物史观，从而为当代资本主义开出济世良方。他大胆指出：“人们并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是启迪学，而看做理论，即看做一种社会进化论。”[12]（p.104）于是，在社会基础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否认“社会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用“交往行为”取而代之，将其作为贯穿人类社会的基础；在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反对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用“学习机制”取而代之，将其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形态划分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否定了以“生产方式”把社会历史区分为五种或者六种形态的观点，用“组织原则”把社会划分为“新石器社会”、“早期的高度文化”、“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现代社会”四种形态。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重建”在基本理论路线上走的是从意识到实践的唯心主义路线，坚持的是意识决定实践的哲学基本原则，他所“重建”的理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理论。哈贝马斯对唯物史观的这种“重建”，明显是对唯物史观的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曲解，对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颠覆与消解。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推动者拉克劳和墨菲声称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甚至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级的新形态。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掺杂着几乎不能成立的一系列认识论假设，面对不断变化的当代世界，传统马克思主义陷入僵局。他们认为传统的唯物史观不灵了，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了。他们在考察了领导权概念的谱系之后，极力主张话语领导权，提出了他们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他们认为，话语是社会的生活形式，领导权需要一种总体化的话语逻辑，因此，他们将领导权概念建立在话语理论的基础之上，社会概念被理解为话语空间。他们还把话语权视为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策略，认定社会主义并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必然结果，而是社会主义的话语获得认可。这就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逻辑。同时，话语领导权理论也彻底否定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他们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否认了由客观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体地位。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解成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具有新的生产方式的社会。他们拒斥社会主义革命概念，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过去的革命性决裂。他们拒斥“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4]（ pp.245-250）他们还把“阶级”从经济基础这一分析框架上抽离出来并使其碎片化，以达到其在“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实现激进多元民主政治的构想。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对唯物史观的经济主义的政治模式解构中，消解了“阶级”这一革命主体，这明显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读与消解。
四、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和使命
以上分析了唯物史观在“西马”和“后马”那里的命运。总的来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新发展，“西马”或“后马”的思想家们既能或多或少地回到或者试图回到马克思文本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又提出各自的新观点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说，“西马”早期代表人物与唯物史观走得更近，理解得更科学，甚至能对经典理论进行有益的创新和补充，但“西马”后期所涌现的思想与唯物史观就越走越远了。“后马”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各个后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流派，他们立场各异，观点独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大相径庭。但总体上，“后马”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主要是消解与颠覆，其理论“创新”也基本上与唯物史观相背离。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学术界对“西马”与“后马”的理解不同，划分标准不同，代表人物的理解也不同。比如，有学者甚至把“后马”追溯到卢卡奇、葛兰西那里，也有的学者对詹姆逊是不是“后马”的代表人物也有分歧和争论。本文所理解的“西马”与“后马”不考虑类似的争议，而是采用学界普遍认可的对“西马”和“后马”的划分和理解，从而得出本文的上述结论。
关于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我们必须用坚持和发展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态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式。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加以革新和发展，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一种使命。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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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铁省林，房德玖.国外马克思主义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5][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6][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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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9]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张一兵.分延马克思：被解构了的精神遗产——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学解读[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
[12][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修订版）[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丁振中：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杨思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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