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鸽自行车，1950年诞生于天津市自行车一厂，为中国第一辆自主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计划经济时代，一辆『飞鸽』就是姑娘出嫁时的最好嫁妆。经过自行车产业的国退民进，几次重组后的飞鸽终于成为一家产权清晰的合股企业，年产上百万辆。
　　20世纪70至80年代，大街小巷到处涌动着自行车的洪流，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场面再熟悉不过了。自行车是当时人们最主要的出行工具，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主要景观。而飞鸽也曾是最突出的那道风景线。
　　忆往昔峥嵘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千米外。“飞鸽”如今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 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型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人人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飞鸽”的票券。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年，包括另一个著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全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夫妇俩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话当下变革
　　可惜，自行车行业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永续。刚刚富起来的中国人开始通过汽车显示自己的财富。快速、舒适的汽车代替了“飞鸽”，成为每个人的中国梦。同时，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机动车的发展，自行车出行空间受到挤压，出行环境不断恶化，骑车的人也越来越少。
　　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仅为20%左右，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自行车出行比例约为66%。汽车的普及让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席卷全国的体制改革蔓延到了自行车行业。由于债务重、人员负担重、机制僵化等原因让“飞鸽”这家中华老字号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从1999年至2006年，经过两次改制，到2014年，“飞鸽”的生产规模在自行车成车厂中居第二位。
　　“飞鸽”再想恢复往日的荣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天津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生产基地，年产4 700多万辆自行车，但规模前10名的企业都是民营，其中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都曾经穿过“飞鸽”的工作服。一家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请周杰伦做广告代言，出价3 000万元人民币。这一数字相当于“飞鸽车业”全部资产的近4倍。
　　尽管一再收缩，“飞鸽”的品牌价值仍贯穿到今天中国大地上能通行自行车的每一块区域。无论在“飞鸽”的哪一个发展阶段，打假都是它不能放弃的工作，全国各地的假冒“飞鸽”前仆后继。
　　尽管困难重重，前路未知，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飞鸽从未停止变革的脚步。在艰难成长的期间，飞鸽建立了飞鸽自行车产业园和专业化团队，转型与升级自然也是必走的道路。
　　最近，飞鸽生产出世界上首款具备量产条件的智能自行车，一个国有自主品牌，终于实现了海外上市。除了价值，更多的是荣誉。现在飞鸽车业的出口遍及亚洲、欧洲、美洲，还有一部分来自非洲，确切地说来自赞比亚、乌干达等小国。当年，中国曾向他们或出口或援助过“飞鸽”，现在他们主动找上门来，指名要买“飞鸽”，而且还是最经典的28款式。这些车忠心耿耿，负重能力强，在国际广袤的土地上，相信会很快找到自己的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