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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朋友贾玉民同志的赠书《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有关故里工业和工业文学一些小插曲的回忆便翩然而至了。
一
1940年，我出生于沈阳市大东边门里“天气”胡同，紧邻高墙四合、戒备森严的沈阳造币厂。稍长，搬到边门外的“大有前胡同”，听起来好像是“大有钱胡同”，实则是城市贫民聚集区。邻居木匠家的大儿子，小名“锁金子”，与我同龄，成了我的“发小”、中小学同窗、职业上的同道、终生好友，也就是后来的“工人作家”、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崔亚斌。
我们就读的“里仁小学”，其名来自《论语》的“里仁为美”，意为与仁者为邻，是有益于道德修养和增长智慧的美事。先后任我们班主任的王玉坤、霍雅琴老师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迄今忆及，还深深地怀念他们。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沈阳市第一中学。中学的校牌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我参加了文学课外活动小组。
“烟囱高耸，在蓝天上描绘生活美景。马达轰鸣，在厂房里高唱欢乐歌声。”这是我少年时代参观沈阳热电厂归来后，模仿当时报刊文章写的“诗句”。参观那天，我们排着队穿过哈大铁路沈阳北两洞桥，沿二马路由东向西行。途经第一机床厂、沈阳冶炼厂、沈阳变压器厂、高压开关厂……烈日当头，又无一棵行道树遮阴，想买瓶汽水都找不到商店，让我们真切领会了“沈阳是东北工业的重心，铁西是沈阳工业的轴心”这句话的分量。不过，回首那时人们热切呼唤工业文明的到来，还没有谁能高瞻远瞩地想到环境污染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们文学课外活动小组曾拜访过女作家草明。当时她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东北旅社。临去前老师介绍她是位大作家，解放前就到黑龙江老区深入发电厂，写出了中篇名著《原动力》。之后又在沈阳铁路部门体验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火车头》。其时，她正在鞍山钢铁公司任职——即“深入生活”。沈阳距鞍山不到100公里，趁她回沈阳的机会我们前去拜访。看到眼前这个瘦小的南相女人，怎们也和“大作家”的光环联系不到一起！及听她“南腔北调”的谈话，更觉得与老师的介绍“差距”太大。及长，听到“作家怕见面，见了矮一半”之说，当时何止矮了一半？可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怎能知道在郭沫若心目中，草明竟是那么高大的形象：“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委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几位女性采山里红那一段，写的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各个人物的个性都刻画的很稳定。”（见《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第249页）。显然这是从审美角度做出的评价。
二
《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辟专门章节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列举胡万春和他的《步高师傅所想到的》《家庭问题》等，唐克新和他的《第一课》《沙桂英》等，费礼文和他的《成长》《早春》等，陆俊超和他的《国际友谊号》《惊涛骇浪万里行》等，万国儒和他的《欢乐的离别》《龙飞凤舞》等，李学鳌和他的《印刷工人之歌》《乡音集》等，黄声笑和他的《我是一个装卸工》《站起来的长江主人》等。出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作家，是那个时代的一道风景。
如果说前几位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作家，和我的“发小”崔亚斌还稍有代沟的话，那么诗人孙友田、刘镇和他就是同时代人了。崔亚斌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而辍学。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下边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于是，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先在街道手工作坊干活，因挣钱不够家用而去推人力车拉脚，不久被调入运输联社、运输公司当统计员。后因宣传报道缺人手，又调到宣传科，真正当工人的时间不足一年。但是他长期生活于基层，在交通运输系统摸爬滚打多年，对工人十分熟悉。《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附录二《20世纪报刊发表的工业文学作品要目》，收录了崔亚斌的小说《我们是同行》（《当代》1983年第5期）。这篇小说写城市电车、公交车售票员的故事，把两代工人的命运、两种性格的售票员描写得活灵活现。小说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不正之风，穿插着爱情，情节颇为曲折。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视剧，不知什么原因终未播出。崔亚斌写信提醒我：作品最好别“触电”！乃经验之谈。
三
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中央直属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都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开辟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培养出大批文学新人。我的学生柳娜分配到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的郑州“第二砂轮厂”（即后来的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虽名为“第二”（第一砂轮厂在沈阳苏家屯），实际乃全亚洲最大的磨料磨具生产企业。她曾寄我一张1987年8月8日的厂报《砂轮工人》，报眼处是她当选共青团全国十二大代表的消息，而副刊《鸽哨》第16期，编发了小小说《四十吨生姜》、抒情散文《梧桐树下的沉思》、游记《高原风光（一）塔尔寺》、詩歌《夏天的寂寞》四篇文学作品。质量堪比省、市报纸“副刊”的文章。
前此，我还应邀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推介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吉林镍业公司报纸副刊《镍花》发表的作品，题目是《清新质朴的感情生活》（1983年6月10日）。镍业公司原为冶金工业部直属单位——磐石矿务局，系国有大型企业。
四
为《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作序的是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占祥。高占祥作序和全书的内容是正相和谐的。因为他本人少年时代就做过童工，到新中国“曾在印钞厂工作过十八个春秋”。我自己在日伪和国民党的造币厂大墙根度过童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心悦诚服地赞同他的结论：“本书的作者们是有眼光的，该书被列入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便说明了这一点。本书的作者们呕心沥血，从1994年至今，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0万言的专著。我相信，它的出版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确如此，该书出版后，新华网发了消息，全国几十家网站予以转载。可见，虽然在新世纪，我国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领域所有制、国际交往、人际关系、生活面貌都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面对新的变化，仍然需要回望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历程，希望从中得到新的启示。
作者简介：郭殿忱，北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
1940年，我出生于沈阳市大东边门里“天气”胡同，紧邻高墙四合、戒备森严的沈阳造币厂。稍长，搬到边门外的“大有前胡同”，听起来好像是“大有钱胡同”，实则是城市贫民聚集区。邻居木匠家的大儿子，小名“锁金子”，与我同龄，成了我的“发小”、中小学同窗、职业上的同道、终生好友，也就是后来的“工人作家”、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崔亚斌。
我们就读的“里仁小学”，其名来自《论语》的“里仁为美”，意为与仁者为邻，是有益于道德修养和增长智慧的美事。先后任我们班主任的王玉坤、霍雅琴老师尽力培养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为我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迄今忆及，还深深地怀念他们。
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沈阳市第一中学。中学的校牌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我参加了文学课外活动小组。
“烟囱高耸，在蓝天上描绘生活美景。马达轰鸣，在厂房里高唱欢乐歌声。”这是我少年时代参观沈阳热电厂归来后，模仿当时报刊文章写的“诗句”。参观那天，我们排着队穿过哈大铁路沈阳北两洞桥，沿二马路由东向西行。途经第一机床厂、沈阳冶炼厂、沈阳变压器厂、高压开关厂……烈日当头，又无一棵行道树遮阴，想买瓶汽水都找不到商店，让我们真切领会了“沈阳是东北工业的重心，铁西是沈阳工业的轴心”这句话的分量。不过，回首那时人们热切呼唤工业文明的到来，还没有谁能高瞻远瞩地想到环境污染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们文学课外活动小组曾拜访过女作家草明。当时她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东北旅社。临去前老师介绍她是位大作家，解放前就到黑龙江老区深入发电厂，写出了中篇名著《原动力》。之后又在沈阳铁路部门体验生活，写出了长篇小说《火车头》。其时，她正在鞍山钢铁公司任职——即“深入生活”。沈阳距鞍山不到100公里，趁她回沈阳的机会我们前去拜访。看到眼前这个瘦小的南相女人，怎们也和“大作家”的光环联系不到一起！及听她“南腔北调”的谈话，更觉得与老师的介绍“差距”太大。及长，听到“作家怕见面，见了矮一半”之说，当时何止矮了一半？可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怎能知道在郭沫若心目中，草明竟是那么高大的形象：“以你的诗人的素质，女性的纤细委婉，把材料所具有的硬性中和了。我特别喜欢第九章几位女性采山里红那一段，写的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各个人物的个性都刻画的很稳定。”（见《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第249页）。显然这是从审美角度做出的评价。
二
《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辟专门章节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工人作家”，列举胡万春和他的《步高师傅所想到的》《家庭问题》等，唐克新和他的《第一课》《沙桂英》等，费礼文和他的《成长》《早春》等，陆俊超和他的《国际友谊号》《惊涛骇浪万里行》等，万国儒和他的《欢乐的离别》《龙飞凤舞》等，李学鳌和他的《印刷工人之歌》《乡音集》等，黄声笑和他的《我是一个装卸工》《站起来的长江主人》等。出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作家，是那个时代的一道风景。
如果说前几位生于上世纪20年代的作家，和我的“发小”崔亚斌还稍有代沟的话，那么诗人孙友田、刘镇和他就是同时代人了。崔亚斌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去世而辍学。他母亲是家庭妇女，他下边还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于是，他用稚嫩的肩膀扛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先在街道手工作坊干活，因挣钱不够家用而去推人力车拉脚，不久被调入运输联社、运输公司当统计员。后因宣传报道缺人手，又调到宣传科，真正当工人的时间不足一年。但是他长期生活于基层，在交通运输系统摸爬滚打多年，对工人十分熟悉。《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附录二《20世纪报刊发表的工业文学作品要目》，收录了崔亚斌的小说《我们是同行》（《当代》1983年第5期）。这篇小说写城市电车、公交车售票员的故事，把两代工人的命运、两种性格的售票员描写得活灵活现。小说也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不正之风，穿插着爱情，情节颇为曲折。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视剧，不知什么原因终未播出。崔亚斌写信提醒我：作品最好别“触电”！乃经验之谈。
三
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来，企业文化建设蓬勃发展。中央直属的大中型工业企业都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开辟副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培养出大批文学新人。我的学生柳娜分配到原第一机械工业部直属的郑州“第二砂轮厂”（即后来的白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虽名为“第二”（第一砂轮厂在沈阳苏家屯），实际乃全亚洲最大的磨料磨具生产企业。她曾寄我一张1987年8月8日的厂报《砂轮工人》，报眼处是她当选共青团全国十二大代表的消息，而副刊《鸽哨》第16期，编发了小小说《四十吨生姜》、抒情散文《梧桐树下的沉思》、游记《高原风光（一）塔尔寺》、詩歌《夏天的寂寞》四篇文学作品。质量堪比省、市报纸“副刊”的文章。
前此，我还应邀写过一篇评论文章，推介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吉林镍业公司报纸副刊《镍花》发表的作品，题目是《清新质朴的感情生活》（1983年6月10日）。镍业公司原为冶金工业部直属单位——磐石矿务局，系国有大型企业。
四
为《20世纪中国工业文学史》作序的是原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占祥。高占祥作序和全书的内容是正相和谐的。因为他本人少年时代就做过童工，到新中国“曾在印钞厂工作过十八个春秋”。我自己在日伪和国民党的造币厂大墙根度过童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心悦诚服地赞同他的结论：“本书的作者们是有眼光的，该书被列入国家社科规划项目，便说明了这一点。本书的作者们呕心沥血，从1994年至今，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40万言的专著。我相信，它的出版在学术界和文艺界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确如此，该书出版后，新华网发了消息，全国几十家网站予以转载。可见，虽然在新世纪，我国产业结构大调整，工业领域所有制、国际交往、人际关系、生活面貌都发生了巨变，但是人们面对新的变化，仍然需要回望20世纪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历程，希望从中得到新的启示。
作者简介：郭殿忱，北华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