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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始建于1890年。它从百年前的风雨飘摇一路走来，伴随着新中国70年的征途，从1953年的山东省立二院，1957年的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再到新世纪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几代人的薪火相传，铸就了一个传承医学人文价值的“齐鲁医学”高地。
作为一所百年名院，从建院之初的“传帮带”师徒传承模式到现行的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齐鲁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一直走在时代前沿，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产。为发掘、追溯、记录齐鲁医院医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历程和百年齐鲁精神传承，由原医师培训处处长郭媛教授担任总策划，医师培训处副处长俞水调度协调，医师培训处启动“追寻住培历史，溯源教学传承”工作，并成立了专门项目组。该项目为医院住培创新性研究专项（ZPZX2017B15），通过对知名老专家们的深刻观察记录，追溯以住院医师、专科医师为主的医学教育发展脉络，以时代的眼光探寻其对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的借鉴意义。
这其中，不乏年龄在九十岁以上的医学大家：他们是1950年代以来齐鲁医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他们用毕生之行动书写着“医道从德，术业求精”的齐鲁精神和“博施济众，广智求真”的齐鲁风范，他们的“师之道”也承载着齐鲁医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本期“生命”栏目，我们将目光对准我国知名神经科专家，山东省神经科专业重要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身教授李大年。
一代知识分子的初心和风骨
1928年出生的李大年教授如今已过耄耋之年，但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从一名医学生到杏林满天下的齐鲁名医，他见证了穿越百年沧桑的齐鲁医院六十多年的人民医院阶段，作为医院建院史上第一位讲授神经病学的教师，参与创办了齐鲁医院独立的神经科。
李大年1952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现华西医科大学），随后被派赴上海医学院，师从张汝昌教授专修神经精神病学。1953年夏季结业后分配至山东医学院，时任医学院院长的方春望教授亲自安排李大年教授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工作，并开设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专科门诊。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承载着李大年为医者、师者、学者的使命和初心。在神经医学这条长河中，他已行走了六十多年。无数个鲜活的故事中，“医乃仁术”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对无数个患者的诊断、检查、治疗和创新的过程中。所谓医者惜苦，穿越岁月沧桑的李大年真切地理解患者的疾苦，“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本可以治好的病人”的信念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初心和风骨。
作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身教授、齐鲁医学院终身奉献奖的获得者，是什么指引您成为神经领域方面的专家？
李大年：如果把我的成就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认真做事。主要体现在对患者认真负责。首先把患者的症状弄清楚，争分夺秒，及时救治。即使患者还有一口气，我也要竭尽所能，希望把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
我是神经科的大夫，神经科接收的患者的病理机制都是很复杂的，在诊断上会有很多困难，也不能完全靠现有的核磁共振等辅助检查手段等，更重要的是，依靠我们的临床思维和临床经验去分析疾病的病根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从病根处理。
如果我今天看一位患者心里没底，做不到胸有成竹，那我会请他明天再来。因为有些疾病当时暴露得不够完整，或者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引起，我会在当天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第二天患者也不用挂号，直接来找我。我接收的很多门诊的患者，因此治愈的几率增大。正是因為“凡事都认真”，所以挽救回来的危重症患者还是挺多的；也正是因为对患者认真负责，医患关系也比较融洽。
“医道从德，术业求精”
在李大年的弟子焉传祝教授眼里，老师是一个能“坐得住”的医生。李大年经常告诫身边的年轻医生，“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磨炼技术。作为医生，向老师学习，从误诊误治的失败中学习，从书本中学习，这将是医生终身不变的学习模式。”
李大年爱读书，刚来山东医学院工作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直到现在，许多书籍末页的登记卡上都会看到李大年的名字。好读书这个习惯，为李大年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许多跟着李大年教授查过房的医生都深有体会，“跟着他查房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不仅分析当前的这个病例，还能举出很多相关的病例，旁征博引，有根有据。”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神经内科学的新进展，他70岁时还通过努力掌握了电脑的应用。
访谈中，李大年通过个人早年的经历和个人体会，结合实例分析展示了在从医道路上，医术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更教导医学生注重临床和书本外，养成自学和创新的模式。“只要有利于患者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去做。”他在行医过程中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认真去了解更多的疾病，不能轻易下手给患者治病。”
如他所说，一个医生的成长要多读书，要多认真锤炼医术，要有医德，这，也正契合齐鲁医院的院训“医道从德，术业求精。”
在您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当时的教学形式是怎样的？当时您接触到哪些方面的培训？您认为年轻医生的成长需要哪些要素？
李大年：做住院医师的那几年，除了坚持认真做事，我也尤其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养成好的习惯。对住院医师，我的建议就是，年轻大夫一定要多学习，多认真地进行总结与反思。如果你治疗的患者手术效果或恢复得不理想，一定要总结反思造成这种“不理想”是否自己有责任，从误诊误治的失败中学习，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其次是要不断提高临床技能与水平，掌握好专业技术。好的医术是一个经验的积累，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磨炼技术。遇到问题，你需要时间去认真想办法，多看点书，国内的专业书籍与文献都可以看。视野开阔后，一旦发现某位患者的病症你曾在书里见过，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诊断了。同时也要多创新出更有利于患者的新（诊疗）方法，只要对患者好，有利于患者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去做。 我年轻的时候曾遇到一个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家属已经准备好寿衣了。他之前病发的时候，主管大夫会给他打针注射一种药物，一打针症状就消除。但这种药物用的次数多了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他的主管大夫却认为这种药物疗效迅速，一再加大剂量注射。其实，这个病就是“重症肌无力”，普通的葡萄糖酸钙就可以治，国内有专家发表过这样的治疗经验，我按此给这位患者用药后，他恢复得很快。他完全恢复出院后，我们还在路上遇到过，他很远就认出我并和我打招呼。所以你不认真去了解更多的疾病，不能轻易下手给患者治病。
再举个例子，我曾经抢救一个患者，已经住院七八天了但还不见任何好转。我后来给他计算每次用药应该用多少剂量。比如脱水剂，是一种血管病、瘫痪、昏迷等症状最常用的药物，但我们要掌握疾病早期急性期水肿的变化，然后给出合适的、正确的剂量，不能什么病都是用常规的剂量。年轻大夫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有一股子“钻”劲，遇到不懂的或没见过的疾病，要多向高年资大夫请教，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本可以治好的病人。
名医与传承：师生之道
在李大年看来，人类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人类对自己本身的了解还很粗浅，临床医学更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选择做医生就是选择终身学习。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中，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师，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承续，也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图谱。在医学领域，医学人文价值的传承也是如此。
作为一所百年名院，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齐鲁医院多年来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李大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个普通医生容易，要想成为专家很难。”在他看来，成为一名医学界的专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得是个好医生，其次要是个好教师，再次还要是个好科研人员，只有医疗、教学、科研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才能称之为专家。”
作为医院第一位讲授神经病学的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李大年练成一项“绝技”——讲课的最后一句话能和下课的铃声同步。他诲人不倦，在每个学生的临床和学术实践都耗费了大量心力，他的“师之道”，书写和传承着“医道从德，术业求精”的齐鲁精神和“博施济众，广智求真”的齐鲁风范。
您在這么长的职业生涯中，也带过很多学生，杏林满天下。在医学教育领域方面，您有哪些实践经验？
李大年：当带教老师的时候，首先，如果我带的年轻大夫做的不正确或者不规范，我一定会指出来和纠正他，认真辅导他，这一点很重要。第二，我会把所学的知识逐一记录下来。医学知识很多很零碎，之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我就靠写在小卡片上做记录，然后把卡片分类，成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小卡片上记录着某个疾病目前有哪些治疗进展，有哪些指导性的诊疗方法等等。我都会介绍给我带教的年轻大夫。第三，要请教更有知识的老专家。医学知识日新月异，带教老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听课的学生都知道，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上。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小讲课，我都认真准备每一节课。在内容方面，首先，我很注意授课的开场白。一定要在开始的几分钟把听者的注意力抓住；其次，对于易懂的地方要放手交给学生讲，给他们机会锻炼。若有难懂的知识点，自己要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难点解开，然后讲解给大家。第三，我很注重授课时间的把控。对授课时间的把控也考验一个老师的能力。大多数情况下，我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正好响起。作为老师，我不建议随便延长课时，要让学生有时间调节，有精力准备下一节课。第四，就是授课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经常会邀请患者和我一起到教室去。在征求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带学生一起做一些检查。通过这种授课形式，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刘艺鸣、王培华、赵永鑫、王晓静对本文亦有帮助。）
作为一所百年名院，从建院之初的“传帮带”师徒传承模式到现行的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齐鲁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一直走在时代前沿，同时也沉淀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产。为发掘、追溯、记录齐鲁医院医学人才培养工作的发展历程和百年齐鲁精神传承，由原医师培训处处长郭媛教授担任总策划，医师培训处副处长俞水调度协调，医师培训处启动“追寻住培历史，溯源教学传承”工作，并成立了专门项目组。该项目为医院住培创新性研究专项（ZPZX2017B15），通过对知名老专家们的深刻观察记录，追溯以住院医师、专科医师为主的医学教育发展脉络，以时代的眼光探寻其对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的借鉴意义。
这其中，不乏年龄在九十岁以上的医学大家：他们是1950年代以来齐鲁医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他们用毕生之行动书写着“医道从德，术业求精”的齐鲁精神和“博施济众，广智求真”的齐鲁风范，他们的“师之道”也承载着齐鲁医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本期“生命”栏目，我们将目光对准我国知名神经科专家，山东省神经科专业重要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身教授李大年。
一代知识分子的初心和风骨
1928年出生的李大年教授如今已过耄耋之年，但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从一名医学生到杏林满天下的齐鲁名医，他见证了穿越百年沧桑的齐鲁医院六十多年的人民医院阶段，作为医院建院史上第一位讲授神经病学的教师，参与创办了齐鲁医院独立的神经科。
李大年1952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医学院（现华西医科大学），随后被派赴上海医学院，师从张汝昌教授专修神经精神病学。1953年夏季结业后分配至山东医学院，时任医学院院长的方春望教授亲自安排李大年教授到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工作，并开设了神经系统疾病的专科门诊。
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承载着李大年为医者、师者、学者的使命和初心。在神经医学这条长河中，他已行走了六十多年。无数个鲜活的故事中，“医乃仁术”的精神始终贯穿在他对无数个患者的诊断、检查、治疗和创新的过程中。所谓医者惜苦，穿越岁月沧桑的李大年真切地理解患者的疾苦，“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本可以治好的病人”的信念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初心和风骨。
作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终身教授、齐鲁医学院终身奉献奖的获得者，是什么指引您成为神经领域方面的专家？
李大年：如果把我的成就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认真做事。主要体现在对患者认真负责。首先把患者的症状弄清楚，争分夺秒，及时救治。即使患者还有一口气，我也要竭尽所能，希望把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拯救过来。
我是神经科的大夫，神经科接收的患者的病理机制都是很复杂的，在诊断上会有很多困难，也不能完全靠现有的核磁共振等辅助检查手段等，更重要的是，依靠我们的临床思维和临床经验去分析疾病的病根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从病根处理。
如果我今天看一位患者心里没底，做不到胸有成竹，那我会请他明天再来。因为有些疾病当时暴露得不够完整，或者是否还有别的因素引起，我会在当天把这些问题解决好。第二天患者也不用挂号，直接来找我。我接收的很多门诊的患者，因此治愈的几率增大。正是因為“凡事都认真”，所以挽救回来的危重症患者还是挺多的；也正是因为对患者认真负责，医患关系也比较融洽。
“医道从德，术业求精”
在李大年的弟子焉传祝教授眼里，老师是一个能“坐得住”的医生。李大年经常告诫身边的年轻医生，“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磨炼技术。作为医生，向老师学习，从误诊误治的失败中学习，从书本中学习，这将是医生终身不变的学习模式。”
李大年爱读书，刚来山东医学院工作的时候，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直到现在，许多书籍末页的登记卡上都会看到李大年的名字。好读书这个习惯，为李大年打下了深厚的医学理论基础。许多跟着李大年教授查过房的医生都深有体会，“跟着他查房能学到很多东西，他不仅分析当前的这个病例，还能举出很多相关的病例，旁征博引，有根有据。”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神经内科学的新进展，他70岁时还通过努力掌握了电脑的应用。
访谈中，李大年通过个人早年的经历和个人体会，结合实例分析展示了在从医道路上，医术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更教导医学生注重临床和书本外，养成自学和创新的模式。“只要有利于患者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去做。”他在行医过程中坚持科学与人文并重，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认真去了解更多的疾病，不能轻易下手给患者治病。”
如他所说，一个医生的成长要多读书，要多认真锤炼医术，要有医德，这，也正契合齐鲁医院的院训“医道从德，术业求精。”
在您做住院医师的时候，当时的教学形式是怎样的？当时您接触到哪些方面的培训？您认为年轻医生的成长需要哪些要素？
李大年：做住院医师的那几年，除了坚持认真做事，我也尤其注重医德医风的培养，养成好的习惯。对住院医师，我的建议就是，年轻大夫一定要多学习，多认真地进行总结与反思。如果你治疗的患者手术效果或恢复得不理想，一定要总结反思造成这种“不理想”是否自己有责任，从误诊误治的失败中学习，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其次是要不断提高临床技能与水平，掌握好专业技术。好的医术是一个经验的积累，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你要有耐心，要慢慢地磨炼技术。遇到问题，你需要时间去认真想办法，多看点书，国内的专业书籍与文献都可以看。视野开阔后，一旦发现某位患者的病症你曾在书里见过，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诊断了。同时也要多创新出更有利于患者的新（诊疗）方法，只要对患者好，有利于患者的事情，就要想办法去做。 我年轻的时候曾遇到一个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家属已经准备好寿衣了。他之前病发的时候，主管大夫会给他打针注射一种药物，一打针症状就消除。但这种药物用的次数多了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副作用。他的主管大夫却认为这种药物疗效迅速，一再加大剂量注射。其实，这个病就是“重症肌无力”，普通的葡萄糖酸钙就可以治，国内有专家发表过这样的治疗经验，我按此给这位患者用药后，他恢复得很快。他完全恢复出院后，我们还在路上遇到过，他很远就认出我并和我打招呼。所以你不认真去了解更多的疾病，不能轻易下手给患者治病。
再举个例子，我曾经抢救一个患者，已经住院七八天了但还不见任何好转。我后来给他计算每次用药应该用多少剂量。比如脱水剂，是一种血管病、瘫痪、昏迷等症状最常用的药物，但我们要掌握疾病早期急性期水肿的变化，然后给出合适的、正确的剂量，不能什么病都是用常规的剂量。年轻大夫不要轻易放弃，一定要有一股子“钻”劲，遇到不懂的或没见过的疾病，要多向高年资大夫请教，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个本可以治好的病人。
名医与传承：师生之道
在李大年看来，人类是自然界最复杂的生物，人类对自己本身的了解还很粗浅，临床医学更是一门复杂的学科，选择做医生就是选择终身学习。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中，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师，代表了一种文化的承续，也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图谱。在医学领域，医学人文价值的传承也是如此。
作为一所百年名院，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是齐鲁医院多年来的优良传统，而且是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李大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个普通医生容易，要想成为专家很难。”在他看来，成为一名医学界的专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得是个好医生，其次要是个好教师，再次还要是个好科研人员，只有医疗、教学、科研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才能称之为专家。”
作为医院第一位讲授神经病学的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让李大年练成一项“绝技”——讲课的最后一句话能和下课的铃声同步。他诲人不倦，在每个学生的临床和学术实践都耗费了大量心力，他的“师之道”，书写和传承着“医道从德，术业求精”的齐鲁精神和“博施济众，广智求真”的齐鲁风范。
您在這么长的职业生涯中，也带过很多学生，杏林满天下。在医学教育领域方面，您有哪些实践经验？
李大年：当带教老师的时候，首先，如果我带的年轻大夫做的不正确或者不规范，我一定会指出来和纠正他，认真辅导他，这一点很重要。第二，我会把所学的知识逐一记录下来。医学知识很多很零碎，之前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我就靠写在小卡片上做记录，然后把卡片分类，成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小卡片上记录着某个疾病目前有哪些治疗进展，有哪些指导性的诊疗方法等等。我都会介绍给我带教的年轻大夫。第三，要请教更有知识的老专家。医学知识日新月异，带教老师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听课的学生都知道，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备课上。不管是病例讨论还是小讲课，我都认真准备每一节课。在内容方面，首先，我很注意授课的开场白。一定要在开始的几分钟把听者的注意力抓住；其次，对于易懂的地方要放手交给学生讲，给他们机会锻炼。若有难懂的知识点，自己要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这个难点解开，然后讲解给大家。第三，我很注重授课时间的把控。对授课时间的把控也考验一个老师的能力。大多数情况下，我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声正好响起。作为老师，我不建议随便延长课时，要让学生有时间调节，有精力准备下一节课。第四，就是授课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经常会邀请患者和我一起到教室去。在征求患者同意的前提下，带学生一起做一些检查。通过这种授课形式，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
（刘艺鸣、王培华、赵永鑫、王晓静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