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入研究改革与精神信仰关系的著作非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莫属，本书可和他的《儒教与道教》合起来读。韦伯一方面关心西方从古代农业社会到近代工业社会何以产生了突破，另一方面他也纳闷中国几千年有辉煌的文明，但社会根本性改革近乎停滞，何以没产生突破?
　　在韦伯看来，儒教和道教是一种“向外适应”式的反功利主义观念，不是像新教那样不认同世俗生活而强调理性地把握世界，因此儒教与道教产生的突破就有限。是耶非耶?且不管它，至少，信仰与精神对改革有极重要的推动作用，乃不刊之论。
　　《光与盐》一书算是这一结论的佐证，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叫“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10位历史名人”。这10位分别是：第一位留美归国生容闳，“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中国医学界最早留学美国的女医生石美玉，《万国公报》杂志社最早的中国编辑范子美，基督教中国青年会第一位中国领袖丁淑静，清华大学和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校长梅贻琦，中国现代妇产科医学奠基人之一林巧稚，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韦卓民，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吴贻芳，立志乡村建设的改革家晏阳初。之所以把他们排在一起，共同点是他们都是基督徒，本书最大特色就是介绍了10位名人的改革事业与他们信仰之间的联系。
　　开篇第一位名人即容闳，早在1852年，他就写信给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提到自己想回馈祖国。他看到信仰对美国的影响，于是立志建立由政府资助的“中国教育使团”，好使中国早日学习西方文明的果实。这一使团1871年得到清政府批准，计划从1872到1875年，每年向美国派30名男童，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并于1887年返回，终生服务国家。10年后计划搁浅，但其理想未灭。其后，1905年，科举被废，有宣教士李提摩太等游说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赴美留学生预备学校，1909年，唐国安任第一任校长的清华学校竟应运而生。这位基督教教徒校长将现代科学教育与基督徒课外活动结合，并为学生立定了很高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先是清华学生后是清华校长的梅贻琦。
　　信仰内容为高等教育提供重要道德标准，这在吴贻芳身上也有体现。她担任校长的金陵女子大学校训“厚生”，其内涵即培养学生服务他人、为他人牺牲的精神，培养起健全高尚的人格。有一次，吴贻芳对新生们说：“有人说，当你有文化以后，你就不需要宗教信仰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要重视训练自己内在的那部分看不见的生命，而不仅仅是重视教室里的知识学习。”这一校训和发言，和绝大多数像“厂训”的校训和带“八股腔”的发言相比判若云泥。
　　不只对教育，对现代职业观的建立，信仰也有影响。比如石美玉和林巧稚两位，就为医疗领域带来了敬业精神和“领袖即仆人”的理念。石美玉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护士学校，她描述这些护士们时说她们“将这项舍己的工作作为她们毕生的事业，她们不图任何回报和奖励……”。其实，这也是她创办护校的精神。至于林巧稚，她的名言“守护生命先要敬畏生命，这是一件容不得半点粗疏的事情”。而敬畏生命的根源，正是信仰提供的。这激励林巧稚带着高超医术和极大爱心为产妇接生，她知道每个婴孩都神圣而尊贵。这和宁波某医院因婴儿生下来没准生证，就不去清理呼吸道分泌物，致使婴儿生下两分钟后死亡的事所折射的心态形成多大对照!
　　当然，本书浓墨重彩介绍的是清教徒影响下的“进步主义运动”精神对中国基督徒的重要影响，这种精神激励人奋发有为而不是消极无为，鼓舞更多人带着神圣情怀进入世界奋斗。这一精神影响了本书提到的大多数人物，而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晏阳初。
　　1943年，在纪念哥白尼逝世400周年庆典上，晏阳初因其扫盲工作上的成就，和爱因斯坦、福特、杜威等当选为“当代具革命性贡献”的伟人。这是在表彰他的扫盲工作，但他扫盲工作的初衷则是“革心”，让国人能受到公众教育，奠定民主社会的基石。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曾到法国为华工服务，返国前，他立志不从政、不经商，而是毕生服务底层民众。他不只是要为人提供救济，而要释放出那被压抑在民间已久的巨大能量。这就是他扎根河北定县，后又坚持不懈地在东南亚、非洲、中美洲推动乡村改造事业的原动力。这也使他摆脱了知识分子启蒙民众的傲慢心态，而代之以紧贴大地行走的服务情怀。
　　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光沪教授在序言中认为，改革中国的伟业，需要种种条件配合，“然而，它最需要的乃是一种精神”。本书倡导的“光盐精神”可总结为：勇于求真、敢于发亮的光精神和防止腐烂、品格优先的盐精神，这不也是今日改革者所需要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