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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0月1日，国庆35周年。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实况转播庆祝盛况。
定居于美国洛杉矶的谢震乾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六弟谢雨辰和弟媳张金凤。他们作为台胞代表，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宏民的访问。彼时，对于台湾人来说，大陆仍是政治禁忌。谢震乾大惊，连忙打电话回台湾，才发现所有的亲友都被蒙在了鼓里。
其时，谢雨辰携全家五口，已到北京半年。
“我们回来时，台湾所有亲友都不知道，连3个孩子事先都不知道。”现年71岁的谢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穿一身简单随意的深灰色休闲服的谢雨辰，讲话仍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语速很快。身体虽有小恙，但回忆往事，仍很兴奋。
1987年7月，台湾解除38年又两个月的戒严令，随后的10月15日，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
“我家亲友半年内来了二三百个，他们问我，你在台湾拍电影，不偷不抢又不从政，为什么冒这么大风险来大陆？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谢雨辰从未加入共产党，却一生被影响。
台湾孩子眼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谢雨辰最初对中共的印象，来自台湾光复那一年。那是1945年10月，那一年，他6岁。
那时，他与家人住在台湾苗栗。父亲谢锦传从收音机里听到台湾光复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历时两个月，带着10个孩子一路走亲戚，传播这个好消息。
谢氏家族来自广东梅县，一百多年前迁徙来台，至谢雨辰，已是第11代人。母亲家族来自福建漳州。“我们的祖辈父辈一直盼望哪天能回来，到唐山去看一看。”谢雨辰说。
在一些台湾人的记忆里，唐朝代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大陆的山比台湾的山巍峨高大，所以祖国谓之“唐山”。
他们看着军容整齐的日本败军离去，等来一支丝毫不见胜利之相的破败军队，衣着褴褛，满面疲惫，还扛着大锅。
“第一次看，虽然有强烈爱国心，但很失望。”谢雨辰说，“而且他们军纪败坏。我们从楼上往下看，水果摊、凉茶摊，部队伸手就吃喝。这些人怎么这样？”
不久，谢雨辰16岁的堂哥从他工作的苗栗糖厂被国民党抓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知道是死在台北一个军事监牢里。
“抓走的理由是，参加读书班。我叔叔还反驳说，读书有什么不好。宪兵对他说：那是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在谢家人心里投射下阴影。
1946年，谢父在高雄开了一家东海贸易行，将台湾的水泥、糖、盐、樟脑等运往厦门。全家从苗栗迁到高雄，买了一栋三层楼房。三楼用于出租，房客主要是谢雨辰就读的盐埕国小的老师。
这些年轻的外省老师，穿青布长衫，教学生国文，给这些岛上的孩子讲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租住在我们家的老师一天到晚被抓，说是匪谍。我家常常突然间被宪兵包围，他们乱轰轰地上楼来抓人。”谢雨辰记得，从他家被抓走的老师，前后有七八十个。
后来，父亲因生意难以为继，关掉店面带家人重回苗栗，开了一个照相器材行。器材行附近总有一个卖救国奖券的小摊贩，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国民党派来监视他的。“我父亲气死了，当场摔东西骂人，从此与国民党势不两立。”谢雨辰说，“这些对台湾人伤害很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谢雨辰记得，有一次，他从学校放学回家，赶上下暴雨被淋得满身湿透。父亲一个人喝着闷酒，以几乎是哀号的声音，绝望地对谢雨辰说：“孩子，爸这辈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还小，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哦！”
谢雨辰一直很好奇，“唐山”是什么样，“青面獠牙”的共产党是什么样。他从小就听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诸如，共产共妻、吃草根树皮；儿女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生女孩要被掐死，因为男孩能打仗，女孩不能打仗……
1953年，上初三的谢雨辰常常去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帮他补习英文。这个同学的父母常常往来于台湾和日本之间。每次他们一走，两个中学生便大白天放下窗帘，把收音机从客厅拿到狭小封闭的厨房，秘密收听大陆广播。
“既害怕又好奇，紧张得满头冒大汗。印象里都是女播音员，声音很亢奋，播一些‘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当时正是韩战尾声。”
约法三章
1964年，26岁的谢雨辰踏入电影行当那一年，听说了大陆的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侦查出来，中国要试爆原子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ABC，就是生在台湾，在美国长大的，他父亲是蒋夫人的警卫，叫邢林清。他悄悄告诉我说共产党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谢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特别震惊，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就这点特别能激起台湾人的民族爱国心。”
但谢雨辰真正萌生回大陆之意，要到1979年了。那时，他正在香港宣传他的新电影《大游侠》。
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居民去香港仍有着异常严格的管制。但是，对电影人却给了额外的便利。
当时，谢雨辰常在香港复制电影拷贝，这样就能算作太晚香港合作电影，以免在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发行时，遇到障碍。他的影片也经常需要在香港进行宣传，所以身为电影人的谢雨辰，常常有机会进入香港这块集结了各种复杂政治势力的敏感地带。
去香港前，需要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约法三章”。
“其中一条是绝对不能与左翼人士来往，比如，《文汇报》《大公报》等左翼报刊，凤凰、长城等左翼电影公司。”谢雨辰回忆，“还有一条，不能去由大陆出资经营的国货公司，比如香港裕华国货公司，那里卖从大陆来的人参、茅台、泸州老窖、枸杞子等。当局规定买卖就是资匪、通敌。”
就在那一年，谢雨辰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全国人大于当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称：“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同时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谢雨辰内心有一种隐约看到希望的感动。停止炮击，更是让他感慨万分。
“当时台湾人不知道有《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我马上回台湾向亲友宣传，以后服兵役不要怕被派到金门前线了。”
台湾有强制服兵役的制度，年满18岁或大学毕业之后，都必须服兵役。年轻人常常有被派到金门、马祖等前线的风险。一旦有人被派过去，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样，对于台湾家庭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后来我弟弟就被派到金门，但已经很安心了。所以《告台湾同胞书》对我来说，是回来一个很大的动力。”谢雨辰说。
借道香港
“找个机会去大陆出出外景吧！”自1979年后，谢雨辰常常这么开玩笑似的对朋友潘耀坤说。
潘耀坤是香港有名的武术指导，曾指导过胡金铨导演的经典武侠影片《侠女》。文革结束之后，他常回大陆，对大陆情况颇为了解。谢雨辰和潘耀坤常有合作，交情很好。
1983年10月，谢雨辰正在美国拍电影《华阜风云》的外景，突然接到潘耀坤的电话。潘在电话里十分认真地问他，之前说的话是否算数。谢雨辰说算数。
“他就跟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那边让他弄一份介绍材料，由新华社直接递到中共中央统战部。”
谢雨辰在电话里口述，潘用脑子强行记忆，再转述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联络人，由他们落笔写成介绍信递到北京，这样以免留下证据落到台湾情报人员手里。
“大概就讲了我为什么想要回大陆，表达了我回去的诚意。也介绍了一些我在台湾的导演工作。”谢雨辰1974年开始做电影导演后，已导演过30余部商业电影。
经过潘耀坤的穿针引线，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谢雨辰作出决定，冒险带全家回大陆。谢雨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所有接洽都是由潘耀坤出面。可惜潘已去世，其间的故事已无法了解。
定居于美国洛杉矶的谢震乾突然在电视上看到两张熟悉的面孔，不是别人，正是六弟谢雨辰和弟媳张金凤。他们作为台胞代表，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张宏民的访问。彼时，对于台湾人来说，大陆仍是政治禁忌。谢震乾大惊，连忙打电话回台湾，才发现所有的亲友都被蒙在了鼓里。
其时，谢雨辰携全家五口，已到北京半年。
“我们回来时，台湾所有亲友都不知道，连3个孩子事先都不知道。”现年71岁的谢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穿一身简单随意的深灰色休闲服的谢雨辰，讲话仍带着浓重的闽南口音，语速很快。身体虽有小恙，但回忆往事，仍很兴奋。
1987年7月，台湾解除38年又两个月的戒严令，随后的10月15日，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
“我家亲友半年内来了二三百个，他们问我，你在台湾拍电影，不偷不抢又不从政，为什么冒这么大风险来大陆？你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
谢雨辰从未加入共产党，却一生被影响。
台湾孩子眼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
谢雨辰最初对中共的印象，来自台湾光复那一年。那是1945年10月，那一年，他6岁。
那时，他与家人住在台湾苗栗。父亲谢锦传从收音机里听到台湾光复的消息时，欣喜若狂，历时两个月，带着10个孩子一路走亲戚，传播这个好消息。
谢氏家族来自广东梅县，一百多年前迁徙来台，至谢雨辰，已是第11代人。母亲家族来自福建漳州。“我们的祖辈父辈一直盼望哪天能回来，到唐山去看一看。”谢雨辰说。
在一些台湾人的记忆里，唐朝代表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大陆的山比台湾的山巍峨高大，所以祖国谓之“唐山”。
他们看着军容整齐的日本败军离去，等来一支丝毫不见胜利之相的破败军队，衣着褴褛，满面疲惫，还扛着大锅。
“第一次看，虽然有强烈爱国心，但很失望。”谢雨辰说，“而且他们军纪败坏。我们从楼上往下看，水果摊、凉茶摊，部队伸手就吃喝。这些人怎么这样？”
不久，谢雨辰16岁的堂哥从他工作的苗栗糖厂被国民党抓走，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知道是死在台北一个军事监牢里。
“抓走的理由是，参加读书班。我叔叔还反驳说，读书有什么不好。宪兵对他说：那是共产党！”从此，共产党在谢家人心里投射下阴影。
1946年，谢父在高雄开了一家东海贸易行，将台湾的水泥、糖、盐、樟脑等运往厦门。全家从苗栗迁到高雄，买了一栋三层楼房。三楼用于出租，房客主要是谢雨辰就读的盐埕国小的老师。
这些年轻的外省老师，穿青布长衫，教学生国文，给这些岛上的孩子讲授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租住在我们家的老师一天到晚被抓，说是匪谍。我家常常突然间被宪兵包围，他们乱轰轰地上楼来抓人。”谢雨辰记得，从他家被抓走的老师，前后有七八十个。
后来，父亲因生意难以为继，关掉店面带家人重回苗栗，开了一个照相器材行。器材行附近总有一个卖救国奖券的小摊贩，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国民党派来监视他的。“我父亲气死了，当场摔东西骂人，从此与国民党势不两立。”谢雨辰说，“这些对台湾人伤害很深，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
谢雨辰记得，有一次，他从学校放学回家，赶上下暴雨被淋得满身湿透。父亲一个人喝着闷酒，以几乎是哀号的声音，绝望地对谢雨辰说：“孩子，爸这辈子是回不去唐山了，你还小，长大了有机会一定要回去哦！”
谢雨辰一直很好奇，“唐山”是什么样，“青面獠牙”的共产党是什么样。他从小就听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诸如，共产共妻、吃草根树皮；儿女不能与父母住在一起；生女孩要被掐死，因为男孩能打仗，女孩不能打仗……
1953年，上初三的谢雨辰常常去一个要好的同学家里帮他补习英文。这个同学的父母常常往来于台湾和日本之间。每次他们一走，两个中学生便大白天放下窗帘，把收音机从客厅拿到狭小封闭的厨房，秘密收听大陆广播。
“既害怕又好奇，紧张得满头冒大汗。印象里都是女播音员，声音很亢奋，播一些‘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当时正是韩战尾声。”
约法三章
1964年，26岁的谢雨辰踏入电影行当那一年，听说了大陆的原子弹爆炸的消息。
“之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侦查出来，中国要试爆原子弹。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是ABC，就是生在台湾，在美国长大的，他父亲是蒋夫人的警卫，叫邢林清。他悄悄告诉我说共产党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谢雨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特别震惊，中国人也有原子弹了！就这点特别能激起台湾人的民族爱国心。”
但谢雨辰真正萌生回大陆之意，要到1979年了。那时，他正在香港宣传他的新电影《大游侠》。
当年，台湾当局对于居民去香港仍有着异常严格的管制。但是，对电影人却给了额外的便利。
当时，谢雨辰常在香港复制电影拷贝，这样就能算作太晚香港合作电影，以免在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发行时，遇到障碍。他的影片也经常需要在香港进行宣传，所以身为电影人的谢雨辰，常常有机会进入香港这块集结了各种复杂政治势力的敏感地带。
去香港前，需要与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约法三章”。
“其中一条是绝对不能与左翼人士来往，比如，《文汇报》《大公报》等左翼报刊，凤凰、长城等左翼电影公司。”谢雨辰回忆，“还有一条，不能去由大陆出资经营的国货公司，比如香港裕华国货公司，那里卖从大陆来的人参、茅台、泸州老窖、枸杞子等。当局规定买卖就是资匪、通敌。”
就在那一年，谢雨辰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了全国人大于当年元旦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称：“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同时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
谢雨辰内心有一种隐约看到希望的感动。停止炮击，更是让他感慨万分。
“当时台湾人不知道有《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我马上回台湾向亲友宣传，以后服兵役不要怕被派到金门前线了。”
台湾有强制服兵役的制度，年满18岁或大学毕业之后，都必须服兵役。年轻人常常有被派到金门、马祖等前线的风险。一旦有人被派过去，就跟被判了死刑一样，对于台湾家庭来说是很大的打击。
“后来我弟弟就被派到金门，但已经很安心了。所以《告台湾同胞书》对我来说，是回来一个很大的动力。”谢雨辰说。
借道香港
“找个机会去大陆出出外景吧！”自1979年后，谢雨辰常常这么开玩笑似的对朋友潘耀坤说。
潘耀坤是香港有名的武术指导，曾指导过胡金铨导演的经典武侠影片《侠女》。文革结束之后，他常回大陆，对大陆情况颇为了解。谢雨辰和潘耀坤常有合作，交情很好。
1983年10月，谢雨辰正在美国拍电影《华阜风云》的外景，突然接到潘耀坤的电话。潘在电话里十分认真地问他，之前说的话是否算数。谢雨辰说算数。
“他就跟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那边让他弄一份介绍材料，由新华社直接递到中共中央统战部。”
谢雨辰在电话里口述，潘用脑子强行记忆，再转述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联络人，由他们落笔写成介绍信递到北京，这样以免留下证据落到台湾情报人员手里。
“大概就讲了我为什么想要回大陆，表达了我回去的诚意。也介绍了一些我在台湾的导演工作。”谢雨辰1974年开始做电影导演后，已导演过30余部商业电影。
经过潘耀坤的穿针引线，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谢雨辰作出决定，冒险带全家回大陆。谢雨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所有接洽都是由潘耀坤出面。可惜潘已去世，其间的故事已无法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