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不是依然存在的户籍制度壁垒，我们还真的很难定义这个群体。他们既肩荷起农业耕耘的辛酸，又背负着中国制造和中国建设的沉重，二者的一致之处仅仅在于，都属于最底层、最艰苦的、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国家最需要的劳作方式。
　　对于承袭着农耕文明血脉的人口大国而言，农业仍是中国的立国之本。2011年，7亿中国农民创造了历史上连续八年丰收的奇迹。检索近代中国历史，在这片相当程度上靠天吃饭的土地，此前的连续丰产的最高纪录仅仅是五年。《中国新闻周刊》谨将“2011年影响中国之年度致敬”献给中国农民。
　　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中国仍有7亿多农民。不过，比耕地减少得更快的，是从事农业劳动的真正农民的数量。如今相当多数的中国农村，都缺失了青壮年这个层级，你能明显感觉到，体力渐渐从中老年留守农民那布满厚茧的掌心流失，活力渐渐从树影斑驳的寂寥村落消散。一些地方，除了农忙时节会有进城务工者回乡帮忙，多数时候，中老年才是当地农业劳动的主体。而连续八年的丰收奇迹，就是在这令人感慨的背景下创造的。
　　《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有一项调查结果曾引起社会热议，即中国农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许多人质疑中国农民“被幸福”。仅就这个比较关系而言，也许是符合事实的。中国农民历来以勤劳与隐忍著称。他们的生活质量低于城镇，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相对多的满足不是因为麻木或达观，而是缺乏足够的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所以，一种从政府管理角度出发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堪称“最好的国民”。
　　这样的现状很容易掩盖一个历史铁律——任何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最终还是会导致社会根基的病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于2000年发出后，“三农”问题一直摆放在决策者桌面的显要位置。
　　中国农民的勤劳质朴，世所罕见。他们胼手胝足，辛勤耕耘，用汗水、心血和生命滋养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上溯几代，几乎所有当下中国人都和农民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共和国的7亿农民之于我们，是前辈，是父母，也是兄弟姐妹。我们向他们表达敬意；他们的美德也应成为我们的美德，他们的疾苦也应牵连我们的疾苦，他们的欢乐，也应该是我们的欢乐。
　　创造了连年丰收的中国农民，该是从国家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成果的时候了。政策之变，应该让愿意耕种者在收成里获得更多回报，让愿意融入城市者顺利成为新移民。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是把更多的公平与尊重交还给这些普通劳动者。
　　值得欣喜的是，继2006年废除农业税之后，2011年刚刚完成的全国区县、乡镇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城乡选民同票同权。5年之内，经济和政治的两大变革，必将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农民的生存环境和政治地位。中共和政府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正在发挥应有的成效。但是，真正消除半个世纪以上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不公，我们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