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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人因为更了解政府运行机制，所提出的策略多集中于“内”，尤其是像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改革转变这类内容，颇具有针对性。体制外的揭榜人更侧重于关注身边的民生问题，更专注于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悬榜，或许从古至今被视为“求仁得仁”的一则好计。悬榜和揭榜无疑是一种“拯救”，“救”的是问计于天下人的政府和企业，亦是心系天下的人才，更是穿梭于政府、企业和人才之中的天下人。
英雄不问来路
1980 年，江西无线电厂发生了一起悬榜事件：张榜从群众中为新成立的民品设计所物色所长。有媒体报道称这是“一项不平常的决定”。
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悬榜转向招商引资、大项目建设等经济发展上。时至今日，一些地方在“啃”这方面“硬骨头”时，也会采用这种方式。而现在悬榜则多在社会治理、科技发展领域。如2011年，绍兴县向全国悬榜300万元，求解印染污泥的“二次污染”难题——印染业是当地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当时占全国印染行业30%的份额。
随着党政机关人事制度规范与完善，悬榜逐步有“悬人”“悬智”的区别。
“悬智”面向全社会，重在解决难题，多是科技类的，比如科技领域的“揭榜挂帅”，从 2016年自上而下在全国推开以来，已经成为各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要方式，可谓“办法不问出处”。
“悬人”则多面向体制内，较少有体制外的人参与。也有例外的情况，不少地级市党报都有过悬榜招贤，在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新闻工作者中招副总编辑。这类似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内的政府雇员，虽没有打破身份限制，却也尽量做到“英雄不问来路”。
榜是否能悬出来，需要破局的勇气。西部一名县级干部曾讲了一件几年前当地“悬”招商办主任的事。那时，当地开发区刚成立要大力招商，人员素质要求与坐办公室完全不一样。县长想在全县乃至全市悬榜招人，常委会上争议很大。“最后还是县委书记请示市委书记，才拍板定下来。”
“榜”怎么“悬”争议也很大。“人事本来就敏感，这种方式出了问题谁都不愿意负责，都很谨慎，事情定下来后又讨论了一个多月。”上述县级干部说。
最后县委书记综合大家意见，提出悬榜内容越简单越好，就是任务、奖惩。奖就是职位，取消经济奖励，但保障方面条件给够;至于惩，下了一个“军令状”，以一年考核期为限，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回原单位任非领导职务。
体制内的揭榜人
悬榜多发生于体制内，揭榜的也多是体制内的人。
“其实不是没能力揭榜，更多的时候是不敢揭。”这几乎是所有没去揭榜的干部的心态。面对榜文，他们首先会思考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任务，能完成的可能有多大。当然还要考虑万一失败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尤其是揭榜之后如果没完成任务，或者在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纰漏，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发展，“更担心连累到其他同事”。
除了害怕无法完成任务，讲究中庸之道，是让不少为官者面对榜文选择退避三舍的原因。但任剑波显然不是这类人。2003年，吉林省辽源市的警力下沉率很低，警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线干了几十年的任剑波就带着想干实事儿的热血，开始了警务改革。
但回想起自己进行改革的情景，任剑波依旧觉得“心惊肉跳”：“想要动手干又觉得伸不开手脚。面对众人质疑，当时我甚至做好‘告老还乡’的打算。”任剑波的话，透露出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揭榜人的无奈。
反观来自于体制外的揭榜人，他们少了一些束缚和顾虑，做起事情来更加“大刀阔斧”。
此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揭榜人还有很大不同，在于揭榜“献智”的思路不同。体制内的人因为更了解政府运行机制，所提出的策略多集中于“内”，尤其是像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改革转变这类内容，颇具有针对性;而体制外的揭榜人更侧重于关注身边的民生问题，更专注于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当系统失灵问计于天下时，揭榜无论对政府还是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2016年5月，河北邯郸广平县地税局因为税收难题，在微信工作群和QQ群张榜求贤。最后30多名干部揭榜，在“推行ONLINE服务”“共建O2O涉税事项”等多個疑难问题攻坚行动中，让难题得到了全面整改。也正是因为干部们集思广益，让广平县地税局通过系统数据整合，在2017年避免了2次税收风险，减少了高达11万元的税收损失。
技术攻关，有多少靠“揭榜”
2019年初，一张英雄榜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按智能产品、核心基础、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和支撑体系4大领域分类，围绕17个子领域寻找一批创新性强、应用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标志性技术、产品和服务。来揭榜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等单位，达到1248家。
这种操作在国家部委层面，还是第一次，不过在地方早有例子。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广东、湖北、山西、河南和云南等地实施揭榜制项目。此外，上海、深圳和南京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同时鼓励组团“揭榜攻关”等。
早在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今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他再次提出这一观点。项目揭榜制工作的重要性，可见非同小可。
工信部在揭榜工作方案中称，在人工智能主要细分领域，选拔“领头羊”“先锋队”，树立领域标杆企业。这也就难怪不少企业都将成功揭榜形容为“金榜题名”，成功进入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国家队”。
同时，组建“国家队”本身也是产业发展要求。相关数据显示，到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90亿美元，这吸引着大量资本涌入，但技术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尤其是前瞻性技术。
而在动态变化中，揭榜者也面临巨大压力。就比如此前工信部在17个方向中，每个分类先选出5家，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让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同时，财政资助也并非一次到位，山西就根据项目投入和实施情况分两期拨付，一是在签订任务书及企业首批经费投入到位后，拨付财政资助金额的30%;二是在结题验收达到考核要求后，以奖励经费的形式拨付剩余70%的财政资助经费。
“悬榜”与“揭榜”之间互动，只是一个开始。
（《廉政瞭望》）
悬榜，或许从古至今被视为“求仁得仁”的一则好计。悬榜和揭榜无疑是一种“拯救”，“救”的是问计于天下人的政府和企业，亦是心系天下的人才，更是穿梭于政府、企业和人才之中的天下人。
英雄不问来路
1980 年，江西无线电厂发生了一起悬榜事件：张榜从群众中为新成立的民品设计所物色所长。有媒体报道称这是“一项不平常的决定”。
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悬榜转向招商引资、大项目建设等经济发展上。时至今日，一些地方在“啃”这方面“硬骨头”时，也会采用这种方式。而现在悬榜则多在社会治理、科技发展领域。如2011年，绍兴县向全国悬榜300万元，求解印染污泥的“二次污染”难题——印染业是当地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当时占全国印染行业30%的份额。
随着党政机关人事制度规范与完善，悬榜逐步有“悬人”“悬智”的区别。
“悬智”面向全社会，重在解决难题，多是科技类的，比如科技领域的“揭榜挂帅”，从 2016年自上而下在全国推开以来，已经成为各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要方式，可谓“办法不问出处”。
“悬人”则多面向体制内，较少有体制外的人参与。也有例外的情况，不少地级市党报都有过悬榜招贤，在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的新闻工作者中招副总编辑。这类似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内的政府雇员，虽没有打破身份限制，却也尽量做到“英雄不问来路”。
榜是否能悬出来，需要破局的勇气。西部一名县级干部曾讲了一件几年前当地“悬”招商办主任的事。那时，当地开发区刚成立要大力招商，人员素质要求与坐办公室完全不一样。县长想在全县乃至全市悬榜招人，常委会上争议很大。“最后还是县委书记请示市委书记，才拍板定下来。”
“榜”怎么“悬”争议也很大。“人事本来就敏感，这种方式出了问题谁都不愿意负责，都很谨慎，事情定下来后又讨论了一个多月。”上述县级干部说。
最后县委书记综合大家意见，提出悬榜内容越简单越好，就是任务、奖惩。奖就是职位，取消经济奖励，但保障方面条件给够;至于惩，下了一个“军令状”，以一年考核期为限，完不成招商任务的，回原单位任非领导职务。
体制内的揭榜人
悬榜多发生于体制内，揭榜的也多是体制内的人。
“其实不是没能力揭榜，更多的时候是不敢揭。”这几乎是所有没去揭榜的干部的心态。面对榜文，他们首先会思考自己有没有能力完成任务，能完成的可能有多大。当然还要考虑万一失败了，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
尤其是揭榜之后如果没完成任务，或者在过程中出现了什么纰漏，可能会影响今后的发展，“更担心连累到其他同事”。
除了害怕无法完成任务，讲究中庸之道，是让不少为官者面对榜文选择退避三舍的原因。但任剑波显然不是这类人。2003年，吉林省辽源市的警力下沉率很低，警务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一线干了几十年的任剑波就带着想干实事儿的热血，开始了警务改革。
但回想起自己进行改革的情景，任剑波依旧觉得“心惊肉跳”：“想要动手干又觉得伸不开手脚。面对众人质疑，当时我甚至做好‘告老还乡’的打算。”任剑波的话，透露出自己作为一个体制内揭榜人的无奈。
反观来自于体制外的揭榜人，他们少了一些束缚和顾虑，做起事情来更加“大刀阔斧”。
此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揭榜人还有很大不同，在于揭榜“献智”的思路不同。体制内的人因为更了解政府运行机制，所提出的策略多集中于“内”，尤其是像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改革转变这类内容，颇具有针对性;而体制外的揭榜人更侧重于关注身边的民生问题，更专注于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当系统失灵问计于天下时，揭榜无论对政府还是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2016年5月，河北邯郸广平县地税局因为税收难题，在微信工作群和QQ群张榜求贤。最后30多名干部揭榜，在“推行ONLINE服务”“共建O2O涉税事项”等多個疑难问题攻坚行动中，让难题得到了全面整改。也正是因为干部们集思广益，让广平县地税局通过系统数据整合，在2017年避免了2次税收风险，减少了高达11万元的税收损失。
技术攻关，有多少靠“揭榜”
2019年初，一张英雄榜引发舆论强烈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按智能产品、核心基础、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和支撑体系4大领域分类，围绕17个子领域寻找一批创新性强、应用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标志性技术、产品和服务。来揭榜的高校、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等单位，达到1248家。
这种操作在国家部委层面，还是第一次，不过在地方早有例子。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已经有广东、湖北、山西、河南和云南等地实施揭榜制项目。此外，上海、深圳和南京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同时鼓励组团“揭榜攻关”等。
早在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就提出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今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他再次提出这一观点。项目揭榜制工作的重要性，可见非同小可。
工信部在揭榜工作方案中称，在人工智能主要细分领域，选拔“领头羊”“先锋队”，树立领域标杆企业。这也就难怪不少企业都将成功揭榜形容为“金榜题名”，成功进入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的“国家队”。
同时，组建“国家队”本身也是产业发展要求。相关数据显示，到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达到90亿美元，这吸引着大量资本涌入，但技术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尤其是前瞻性技术。
而在动态变化中，揭榜者也面临巨大压力。就比如此前工信部在17个方向中，每个分类先选出5家，在一到两年的时间内，让企业在市场中优胜劣汰。同时，财政资助也并非一次到位，山西就根据项目投入和实施情况分两期拨付，一是在签订任务书及企业首批经费投入到位后，拨付财政资助金额的30%;二是在结题验收达到考核要求后，以奖励经费的形式拨付剩余70%的财政资助经费。
“悬榜”与“揭榜”之间互动，只是一个开始。
（《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