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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人民的名义》之前，周梅森跟李路提前打好招呼，要他做好
删掉5集、改1000次的心理准备。但最终，只有几十处的内容需要修改。
“台词非常犀利，如果按照普通电视剧的审查标准，很难通过。
这次广电总局给予放行，意味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非常难得。”
卧室里的西洋画占了整整一面墙壁。随着油画缓缓上升，后面暗藏的乾坤逐渐袒露在观众眼前，是密密麻麻，一捆一捆新旧不一的钞票。
不仅是墙壁，冰箱、床垫下面也满满地堆着一叠又一叠的现金。这些钱被发现于某部委项目处长赵德汉的豪宅中。而就在几小时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还看着这位被举报者家中的破败场景感慨，那是一套老旧的机关房改房，狭小，土气，朴实得就像当时正在吃炸酱面的赵德汉。
这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场景。
2017年3月28日晚七点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牵头制作，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利达影业有限公司、弘道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李路导演，周梅森编剧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单集首播。
该剧以检察官侯亮平对贪污贿赂案的调查为线索，讲述了以H省为核心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纷争，以及底层百姓在其中的起落沉浮，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全景式”描绘。
首播当晚，欢网数据和酷云数据就创下湖南卫视开播剧最高纪录，CSM-huan全国网3.9116%，收视高居第一;酷云EYE关注度高达1.0447%，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12.6%，排名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而据CSM欢网全国网权威数据统计，同时段央视正在直播的“中国VS伊朗世界杯预选赛”，被《人民的名义》以高出2倍的收視率超越。
在微博上，“人民的名义”话题被讨论近21万余次，话题阅读量高达7800多万，开播当日第一集的实际收看人数，包含网络平台在内，高达3.5亿人次。截至《人民的名义》播出到第八集，豆瓣评分接近9分，在国产剧中非常罕见。
提及赵德汉腐败被发现时的场景，观众们纷纷感叹：真实，震撼。
导演李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视剧拍完后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相关审查专家给了八个字：石破惊天，荡气回肠。
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
2014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三顾周庐”，邀请著名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创作一部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当下形势的反腐题材电视剧。
这是《人民的名义》故事的开端。
对于第一次邀请，周梅森拒绝了。虽然作为范子文的老朋友，他希望与其二度合作，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他心存顾虑。
周梅森以创作《人间正道》《至高利益》《我主沉浮》和《绝对权力》等政治小说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2003年，他与范子文首次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国家公诉》。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当时审查的艰难就令他印象深刻。
周梅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国家公诉》在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了八九百处。而此前他编剧的另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绝对权力》，则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差点儿被毙。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限制“涉案、反腐、恐怖”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要求其退出黄金档。随后，反腐剧进入十年左右的“沉寂期”。2004年至2014年间，只有《我主沉浮》《高纬度战栗》等少数几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播出。
当范子文找到周梅森时，形势尚不明朗。周梅森担忧，在政策宽容度很低的情况下，即使创作出来也难以通过审查。他问了范子文两个问题：反腐剧究竟能不能写？能写的话，尺度能有多大？
范子文比周梅森要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经有多位“老虎”落马。此时需要一部可以反映时代、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体现国家的反腐败大局。
带着周梅森提出的两个问题，范子文找到当时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
他问：能不能写？
李京盛说：能写！关键是看谁做？谁写？怎么写？
李京盛指出，最好由最高检影视中心等有关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制作，编剧的人选，他推荐了陆天明、张平、周梅森和刘和平四人。
对于怎么写，李京盛明确说，要从反腐的角度切入，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其指导思想是七个字：反腐、倡廉、正能量。
2014年11月30日中午，南京，范子文第三次找周梅森谈反腐剧的创作。周梅森说：“我请你吃饭，我们是好兄弟，只吃饭，不谈剧。”同席的还有江苏省两位检察官。饭桌上，检察官谈论他们办案的感受，“他（周梅森）就来情绪了，激动之后就说这个事可以干。”
2015年3月9日，周梅森的59岁生日。当天，他开始正式动笔创作。厚积而薄发，一周后，周梅森便拿出了两集剧本。
周梅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至今，他一直笔耕不缀。开始创作《人民的名义》时，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了好几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有的写了一大半，有的写了五六万字，还有的十几万字，最多的已经写了二十万出头。”
周梅森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他本以为至少还要等几年，他的这些小说才能重见天日，现在机会说来就来了。八年来对反腐现实的密切关注，多部小说里的素材积累，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形容自己的灵感“几乎是喷薄而出”，“写得非常顺”。 2003年，周梅森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说：“如果生活不能激励我，没有新的东西让我激动、让我震撼，我就会淡出政治小说领域。”
而 《人民的名义》的顺利创作，从反面印证了这句话。周梅森说，2004年至2014年，“最刺激到”他的社会现实是：腐败愈演愈烈。
他指出，虽然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激增，但实际上，十八大以后“动了真格”的反腐，是对近十几年来腐败的清算。
在他看来，以前有关主管部门一直有一个误区，即反腐败题材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限制，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和发展。“你以为不让写不让播就可以没腐败了，腐败不是愈演愈烈么？！”
“腐败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
除了自身对社会密切的观察，周梅森1995年挂职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据他回憶，在徐州市挂职的时候，他下到各县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汇报。“这些人说起来各种政策头头是道，比如计划生育，他们甚至可以把上环率背诵到小数点后两位。满嘴官话，根本听不到实话。但是等到工作谈完了，酒杯一端，真话就来了，酒再稍微多一点，心里话就全说出来了。”
后来，周梅森和挂职期间结识的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也看到了这些人几十年来的起起伏伏。他说，像剧中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因为没有后台和政治资源，他的很多朋友25年前是正处级干部，现在仍然是正处，一动不动。
而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官员们的心态大多有两种：一种是觉得既然已经仕途无望，就每天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没有大错。另一种是怀着“能捞一把就捞一把，能贪就贪”的想法钻营。而对于县长和县委书记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难实现。
“想贪污还不容易吗，一年贪个300万、500万玩儿一样，县长可以招标卖项目，招商引资，县委书记可以卖官，这些现象都很普遍。当然，2014年之后就遏制住了。”周梅森说。
除了身边的故事，他也经常关注新闻报道和中纪委网站上的反腐消息，并把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作了详细分析，比如最有名的“小官巨贪”魏鹏远案。
年近六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平日里骑破旧自行车上班，受贿金额却达到2.1亿。专案组在他的一处房产中发现，空荡的房间中只有一张床，床垫下堆满了封着胶带的纸箱，里面是一捆捆还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
2015年，为了了解官员落马后的真实状态，在最高检的安排下，周梅森在南京浦口监狱与落马官员举行了两次小型座谈会。
周梅森说，谁贪污了多少钱对他没有太大意义，他试图从人性深处挖掘这些官员落入低谷后的心理状态。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后悔以外，这些官员还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委屈的情绪。“有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50万被判了15年，我能感觉到他的委屈，他反复说‘判了十五年’，强调了好几次。”
周梅森认为，人性是复杂的，腐败的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因为一念之差。
按照他的要求，参加座谈的落马官员都曾经身处核心的权力部门，有大城市的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国土开发等核心权力部门的一把手。
看到他们，周梅森感觉很痛心，一方面，这些人破坏了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不良的政治生态，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当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
“有的腐败干部非常讲义气，有的能办事，不是全都十恶不赦，非黑即白，这些人就是你我他。”
“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
周梅森在浦口监狱座谈的时候，正在香港的李路听说了这件事。一向很敏锐的他当机立断，从香港飞到南京，跟周梅森表示，希望可以担任这部剧的导演。
李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直很关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而周梅森的剧本在当时恰逢其时。
“13年没有像样的反腐剧，周梅森十年没有出版反腐小说，他一定有很多积累和沉淀。我本人对反腐、对国家的政策也一直都关注和思考，对于现实主义的东西我有特殊的偏好。”
李路此前导演过《老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坐88路车回家》等著名影视作品，几乎都是现实主义题材。此次，他第一次接拍反腐剧，认为既可以挑战自己，又与自己一直以来对人性的发掘、对现实的关照一脉相承。
他说：“没有什么剧能像这部剧发掘人性和直面现实到这个程度。”
与范子文接洽后，李路就扛起了导演和总制片人的大旗。周梅森写到第三集，李路就决定买下他的剧本。但李路心里还是挺没底，主要还是担心审查。
周梅森对此也很担忧。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还在考虑，反腐要写到什么程度？
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看了他的剧本后给他打电话说，你应该写分量很重的东西，再深一点，再高一点，把政治生态写出来。“坏人只写到公安厅长，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周梅森说。
范子文也和李京盛探讨过这个问题，最终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能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官员。
此前，反腐剧的“最大尺度”是一号反面人物不能写到副省级。考虑到文艺作品必须植根于现实，他们最终选择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副国级官员，作为幕后的终极“老虎”。也因此，这部《人民的名义》被称为“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剧”。
范子文称，之所以采取这种处理手法，是因为电视剧与小说不同，电视剧更要考虑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得好，就可以体现出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展现出反腐成果;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存在政治风险，对执政者的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把握李京盛所述的指导思想：反腐、倡廉、正能量。
剧本写完20集，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周梅森提出疑问：李达康这样的人物要怎么写？其结局如果也沦为腐败干部，是否合适？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张胜友非常反对，他说：“能干的干部全腐败掉了，太伤人了。要有正面的东西。”
范子文指出，写作反腐剧，编剧“三观一定要正”，不能否定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巨大成果。他说，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确存在腐败现象，但不是主流，而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反腐的同时倡廉，传播正能量。
剧本初稿完成，李京盛提出要增加倡廉的内容。于是，《人民的名义》主创决定为易学习这个角色增加更多廉洁执政的回忆片段。
周梅森也承认，有些情节在小说里可以写，电视剧就不行，需要更加谨慎。比如小说里的设计是：外号“老石头”的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在向巡视组举报时激动之下死于心梗。电视剧里则变成了为保护人质倒在现场。“这样处理不会显得那么灰暗。”
用时七个月后，周梅森的剧本最终创作完成。整个写作期间，他和范子文每五集沟通一次，由范子文在电子版上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周梅森进行取舍。
据范子文介绍，他的大多数修改意见与检察工作的具体业务有关，艺术方面偶尔也会提出建议。比如汉东省检察院前任反贪局长陈海的人物命运。原本的设计是车祸去世，但经过研究后决定，让他最后醒来。
“最后要让大家看到信心，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广电总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
剧本创作完毕，《人民的名义》正式开拍。
但此时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亿元的总投资还差2000万，作为总制片人的李路当时压力非常大。他甚至决定，如果投资一直没到位，就抵押自己的房子。
拉投资的过程非常困难。导演李路坦言，这次融资的过程是自己从业以来最受挫的一次。最初，李路尝试联系很多大型国企投资，都被对方或委婉或直接地拒绝。很多时候，昨天刚签完合同，今天就说不能打款。
李路很感慨：“我也能理解他们，反腐剧在当时的市场里几乎没有成功案例，投资是逐利的，他们怕钱打了水漂。”
最终，决定投资的五家小型民企都是李路的朋友，也都是第一次拍摄电视剧，其中还有两家公司是专门为拍摄《人民的名义》而成立。资金终于在开拍十几天后全部到位。
事实上，早在李路介入该剧之前，范子文就曾经尝试联系一家大型电视台，试图与对方接洽这个项目。“压根没见到人，对方说算了，反腐剧风险太大。”
范子文坦言，虽然这部剧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牵头立项，也得到了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但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未来的走向谁也没办法确定。“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开拍后不久，湖南卫视到剧组考察，六七个人左右的团队一共来了三次。“他们的嗅觉和李路一样灵敏，拍板决策程序也很快，”“他们很有诚意，（他们的）热情感动了我们。”李路说。
资金到位后，李路肩上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他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部剧。
据了解，《人民的名义》摄制团队将近400人，80多名演员，半数左右是明星，总共有2700多场戏、300多个场景。拍摄场地涉及南京、北京等地，且夜戏过多，审讯和会议等多发生于夜间。“这么多演员的群像戏是对我新的考验。”李路说。
为了还原整个政治生态，李路在接到周梅森的剧本后，从影像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打磨。
首先，他将自己一贯擅长运用的温情元素，加入到似乎很“高大上”的反腐剧中，对人物情感进行了深度挖掘。
例如，在原来的剧本中，侯亮平被派到汉东省执行任务，他的妻子钟小艾举双手赞同，鼓掌欢送 。但李路认为，这个情节发生时，汉东省前反贪局长陈海刚出车祸，侯亮平此去汉东，即将面对的形势极其复杂，是存在很大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作为妻子欢送是不符合人情常理的，在具体拍摄时就做了调整。
还有一场戏，是陈岩石去世后，大家集体参加他的追悼会为其默哀。李路认为，应该将追悼会改为追思会，省委书记带领所有人集体回忆他光辉的一生历程，为其鼓掌。“周梅森不同意鼓掌，但我坚持。他说人都去世了，怎么还鼓掌。我说必须鼓掌，这是追思会，不是追悼会，是在缅怀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在为这种精神鼓掌，除了有淡淡的温情，还有更高的品格。”
李路充分运用美剧电影化的镜头语言，采用极其写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他以赵德汉吃炸酱面的那场戏为例，“侯勇光吃面条就吃了一斤，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营造非常真实的效果。”另外，侯勇长着一副英雄脸，在李路的印象里他根本没演过反面人物，当时李路提出请他演这个角色，包括周梅森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
“但是看完后都觉得效果太棒了，完全把那种貌似憨厚老实的贪官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拍了三个通宵，我给侯勇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趴在地上准备逃走，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一下子就出来了。”
剧中“一一六”事件现场，由白志迪饰演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有两场戏最令观众动容，一场是跌跌撞撞爬脚手架，在起重机下通宵护厂，另一场是在省委常委会上谈攻打云城虚报两岁火线入党扛炸药包。李路说，这两段戏自己看一遍就感動一遍，“白老师演得不露痕迹，当时攀爬脚手架、头顶铲车也是我现场设计的调度，现在看来效果气氛都出来了。”
全剧均采用同期声，而非后期配音。李路感慨：“没有一部剧像《人民的名义》这样敢‘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拍得如此写实。”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无论在对社会全景式的呈现上，还是对人性的发掘上，都超越了以往的反腐剧。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小官巨贪到副国级大贪，从反贪局局长到市委书记、市民、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台词非常犀利，如果按照普通电视剧的审查标准，很难通过。这次广电总局给予放行，意味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非常难得。”李路说。
在人物塑造上，剧中的很多角色不再“臉谱化”，而是呈现出多面性和复杂性。赵德汉被抓时涕泪横流，他哭着说：“老婆不知道，没告诉她，怕她为我担心，我儿子还小，万一进去了，他们娘俩怎么办啊！”
此时很难想象，这个为家人担忧的处长就在几分钟前，吐字清晰地说出他的受贿金额：两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元。
“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好，人的另一面第一次这么真实地展现。”李路说。
周梅森非常赞同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品，不仅仅要写出事件、人物和他的故事，还要对事件思索，发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刻含义。
他认为，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的思考量巨大，超越了他以往所有的文艺作品。
为了写出一部当代中国的“官场现形记”，他思考各行各业的人物心理，试图洞察腐败、懒政、拉帮结派和权力纠纷背后的逻辑，并体会百姓的切肤之痛。
周梅森的弟弟五年前下岗，当年的同学们也大多下岗，每月靠1000元的退休金过活。煤矿工人出身的周梅森深知，底层百姓的现实生存状态，很多比小说中描述的还要糟糕。而同时，腐败伤害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形象，更是世道人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西坡这个角色。他本来是个很讲道理的老党员、老工人。政府集资出现问题，他心里清楚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政府买单，但仅仅是一句话，他就被说服，加入到群访的队伍中。别人跟他说，“贪官一贪就是几个亿，我们管政府要点补偿款，算啥？”
周梅森说，这就是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连一位老工人、老党员都不讲理了。“其实，那是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气。”
拍摄完毕，电视剧送审。审查的过程比预期的顺利。
拍摄《人民的名义》之前，周梅森跟李路提前打好招呼，要他做好删掉5集、改1000次的心理准备。但最终，只有几十处的内容需要修改，有关部门的人员对此剧均做出高度评价。
2017年1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新任司长毛羽在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年会上发言称：“这段时间，我们在审看周梅森编剧、李路导演的《人民的名义》时，一直被这部现实主义大剧感染着。我们非常敬佩主创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
毛羽说：“剧中腐败势力非常猖獗，形势非常严峻，但看的过程中，每一集都有正面的力量，光明hold住黑暗。从这部剧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李路认为，毛羽的这段话，是对《人民的名义》最精准又简练的评价，是这部剧中心思想的体现。
删掉5集、改1000次的心理准备。但最终，只有几十处的内容需要修改。
“台词非常犀利，如果按照普通电视剧的审查标准，很难通过。
这次广电总局给予放行，意味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非常难得。”
卧室里的西洋画占了整整一面墙壁。随着油画缓缓上升，后面暗藏的乾坤逐渐袒露在观众眼前，是密密麻麻，一捆一捆新旧不一的钞票。
不仅是墙壁，冰箱、床垫下面也满满地堆着一叠又一叠的现金。这些钱被发现于某部委项目处长赵德汉的豪宅中。而就在几小时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的侦查处处长侯亮平还看着这位被举报者家中的破败场景感慨，那是一套老旧的机关房改房，狭小，土气，朴实得就像当时正在吃炸酱面的赵德汉。
这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的场景。
2017年3月28日晚七点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牵头制作，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上海利达影业有限公司、弘道影业有限公司等联合出品，李路导演，周梅森编剧的反腐大剧《人民的名义》，在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单集首播。
该剧以检察官侯亮平对贪污贿赂案的调查为线索，讲述了以H省为核心的各派政治势力的权力纷争，以及底层百姓在其中的起落沉浮，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全景式”描绘。
首播当晚，欢网数据和酷云数据就创下湖南卫视开播剧最高纪录，CSM-huan全国网3.9116%，收视高居第一;酷云EYE关注度高达1.0447%，市场占有率更是高达12.6%，排名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而据CSM欢网全国网权威数据统计，同时段央视正在直播的“中国VS伊朗世界杯预选赛”，被《人民的名义》以高出2倍的收視率超越。
在微博上，“人民的名义”话题被讨论近21万余次，话题阅读量高达7800多万，开播当日第一集的实际收看人数，包含网络平台在内，高达3.5亿人次。截至《人民的名义》播出到第八集，豆瓣评分接近9分，在国产剧中非常罕见。
提及赵德汉腐败被发现时的场景，观众们纷纷感叹：真实，震撼。
导演李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电视剧拍完后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相关审查专家给了八个字：石破惊天，荡气回肠。
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
2014年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三顾周庐”，邀请著名政治小说作家周梅森创作一部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当下形势的反腐题材电视剧。
这是《人民的名义》故事的开端。
对于第一次邀请，周梅森拒绝了。虽然作为范子文的老朋友，他希望与其二度合作，但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他心存顾虑。
周梅森以创作《人间正道》《至高利益》《我主沉浮》和《绝对权力》等政治小说而闻名，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2003年，他与范子文首次合作拍摄了电视剧《国家公诉》。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当时审查的艰难就令他印象深刻。
周梅森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国家公诉》在审查过程中被要求修改了八九百处。而此前他编剧的另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绝对权力》，则经历了7次大的修改和8个月的严格审查，差点儿被毙。
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发布通知，限制“涉案、反腐、恐怖”题材电视剧的播出时段，要求其退出黄金档。随后，反腐剧进入十年左右的“沉寂期”。2004年至2014年间，只有《我主沉浮》《高纬度战栗》等少数几部反腐题材的电视剧播出。
当范子文找到周梅森时，形势尚不明朗。周梅森担忧，在政策宽容度很低的情况下，即使创作出来也难以通过审查。他问了范子文两个问题：反腐剧究竟能不能写？能写的话，尺度能有多大？
范子文比周梅森要乐观。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反腐败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经有多位“老虎”落马。此时需要一部可以反映时代、反映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体现国家的反腐败大局。
带着周梅森提出的两个问题，范子文找到当时的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
他问：能不能写？
李京盛说：能写！关键是看谁做？谁写？怎么写？
李京盛指出，最好由最高检影视中心等有关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制作，编剧的人选，他推荐了陆天明、张平、周梅森和刘和平四人。
对于怎么写，李京盛明确说，要从反腐的角度切入，是反腐而不是展示腐败。其指导思想是七个字：反腐、倡廉、正能量。
2014年11月30日中午，南京，范子文第三次找周梅森谈反腐剧的创作。周梅森说：“我请你吃饭，我们是好兄弟，只吃饭，不谈剧。”同席的还有江苏省两位检察官。饭桌上，检察官谈论他们办案的感受，“他（周梅森）就来情绪了，激动之后就说这个事可以干。”
2015年3月9日，周梅森的59岁生日。当天，他开始正式动笔创作。厚积而薄发，一周后，周梅森便拿出了两集剧本。
周梅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至今，他一直笔耕不缀。开始创作《人民的名义》时，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了好几部小说的部分内容。“有的写了一大半，有的写了五六万字，还有的十几万字，最多的已经写了二十万出头。”
周梅森没想到形势变化得这么快。他本以为至少还要等几年，他的这些小说才能重见天日，现在机会说来就来了。八年来对反腐现实的密切关注，多部小说里的素材积累，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形容自己的灵感“几乎是喷薄而出”，“写得非常顺”。 2003年，周梅森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曾说：“如果生活不能激励我，没有新的东西让我激动、让我震撼，我就会淡出政治小说领域。”
而 《人民的名义》的顺利创作，从反面印证了这句话。周梅森说，2004年至2014年，“最刺激到”他的社会现实是：腐败愈演愈烈。
他指出，虽然十八大以来落马官员激增，但实际上，十八大以后“动了真格”的反腐，是对近十几年来腐败的清算。
在他看来，以前有关主管部门一直有一个误区，即反腐败题材会造成很负面的影响。但实际上对于这类题材文艺作品的限制，反而从某种程度上纵容了腐败的发生和发展。“你以为不让写不让播就可以没腐败了，腐败不是愈演愈烈么？！”
“腐败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
除了自身对社会密切的观察，周梅森1995年挂职徐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经历，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据他回憶，在徐州市挂职的时候，他下到各县听取当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工作汇报。“这些人说起来各种政策头头是道，比如计划生育，他们甚至可以把上环率背诵到小数点后两位。满嘴官话，根本听不到实话。但是等到工作谈完了，酒杯一端，真话就来了，酒再稍微多一点，心里话就全说出来了。”
后来，周梅森和挂职期间结识的很多官员成了朋友，也看到了这些人几十年来的起起伏伏。他说，像剧中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在现实中大量存在。因为没有后台和政治资源，他的很多朋友25年前是正处级干部，现在仍然是正处，一动不动。
而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官员们的心态大多有两种：一种是觉得既然已经仕途无望，就每天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没有大错。另一种是怀着“能捞一把就捞一把，能贪就贪”的想法钻营。而对于县长和县委书记而言，这样的想法并不难实现。
“想贪污还不容易吗，一年贪个300万、500万玩儿一样，县长可以招标卖项目，招商引资，县委书记可以卖官，这些现象都很普遍。当然，2014年之后就遏制住了。”周梅森说。
除了身边的故事，他也经常关注新闻报道和中纪委网站上的反腐消息，并把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真实案例作了详细分析，比如最有名的“小官巨贪”魏鹏远案。
年近六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平日里骑破旧自行车上班，受贿金额却达到2.1亿。专案组在他的一处房产中发现，空荡的房间中只有一张床，床垫下堆满了封着胶带的纸箱，里面是一捆捆还贴着银行封条的现金。
2015年，为了了解官员落马后的真实状态，在最高检的安排下，周梅森在南京浦口监狱与落马官员举行了两次小型座谈会。
周梅森说，谁贪污了多少钱对他没有太大意义，他试图从人性深处挖掘这些官员落入低谷后的心理状态。让他印象最深的是，除了后悔以外，这些官员还普遍地表现出一种委屈的情绪。“有一个官员因为贪污受贿50万被判了15年，我能感觉到他的委屈，他反复说‘判了十五年’，强调了好几次。”
周梅森认为，人性是复杂的，腐败的干部不是“吃人的老虎”，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因为一念之差。
按照他的要求，参加座谈的落马官员都曾经身处核心的权力部门，有大城市的区长、县长、县委书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还有国土开发等核心权力部门的一把手。
看到他们，周梅森感觉很痛心，一方面，这些人破坏了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不良的政治生态，也对他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当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时候。
“有的腐败干部非常讲义气，有的能办事，不是全都十恶不赦，非黑即白，这些人就是你我他。”
“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
周梅森在浦口监狱座谈的时候，正在香港的李路听说了这件事。一向很敏锐的他当机立断，从香港飞到南京，跟周梅森表示，希望可以担任这部剧的导演。
李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直很关注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而周梅森的剧本在当时恰逢其时。
“13年没有像样的反腐剧，周梅森十年没有出版反腐小说，他一定有很多积累和沉淀。我本人对反腐、对国家的政策也一直都关注和思考，对于现实主义的东西我有特殊的偏好。”
李路此前导演过《老大的幸福》《山楂树之恋》《坐88路车回家》等著名影视作品，几乎都是现实主义题材。此次，他第一次接拍反腐剧，认为既可以挑战自己，又与自己一直以来对人性的发掘、对现实的关照一脉相承。
他说：“没有什么剧能像这部剧发掘人性和直面现实到这个程度。”
与范子文接洽后，李路就扛起了导演和总制片人的大旗。周梅森写到第三集，李路就决定买下他的剧本。但李路心里还是挺没底，主要还是担心审查。
周梅森对此也很担忧。剧本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还在考虑，反腐要写到什么程度？
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看了他的剧本后给他打电话说，你应该写分量很重的东西，再深一点，再高一点，把政治生态写出来。“坏人只写到公安厅长，十八大后倒掉这么多的贪官，反腐形势这么严峻，你能这么轻描淡写吗？”
“他的话给我猛击了一掌。”周梅森说。
范子文也和李京盛探讨过这个问题，最终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能写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官员。
此前，反腐剧的“最大尺度”是一号反面人物不能写到副省级。考虑到文艺作品必须植根于现实，他们最终选择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副国级官员，作为幕后的终极“老虎”。也因此，这部《人民的名义》被称为“史上最大尺度的反腐剧”。
范子文称，之所以采取这种处理手法，是因为电视剧与小说不同，电视剧更要考虑可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反腐题材的影视作品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得好，就可以体现出中央坚定的反腐决心，展现出反腐成果;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存在政治风险，对执政者的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如何把握好这个度？关键就在于牢牢地把握李京盛所述的指导思想：反腐、倡廉、正能量。
剧本写完20集，有关部门专门为此召开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上，周梅森提出疑问：李达康这样的人物要怎么写？其结局如果也沦为腐败干部，是否合适？中国作协书记处原书记张胜友非常反对，他说：“能干的干部全腐败掉了，太伤人了。要有正面的东西。”
范子文指出，写作反腐剧，编剧“三观一定要正”，不能否定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巨大成果。他说，近十几年来中国的确存在腐败现象，但不是主流，而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反腐的同时倡廉，传播正能量。
剧本初稿完成，李京盛提出要增加倡廉的内容。于是，《人民的名义》主创决定为易学习这个角色增加更多廉洁执政的回忆片段。
周梅森也承认，有些情节在小说里可以写，电视剧就不行，需要更加谨慎。比如小说里的设计是：外号“老石头”的汉东省人民检察院前常务副检察长陈岩石，在向巡视组举报时激动之下死于心梗。电视剧里则变成了为保护人质倒在现场。“这样处理不会显得那么灰暗。”
用时七个月后，周梅森的剧本最终创作完成。整个写作期间，他和范子文每五集沟通一次，由范子文在电子版上直接提出修改意见，周梅森进行取舍。
据范子文介绍，他的大多数修改意见与检察工作的具体业务有关，艺术方面偶尔也会提出建议。比如汉东省检察院前任反贪局长陈海的人物命运。原本的设计是车祸去世，但经过研究后决定，让他最后醒来。
“最后要让大家看到信心，正义战胜了邪恶，光明战胜了黑暗，要让大家看到希望。”
“广电总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
剧本创作完毕，《人民的名义》正式开拍。
但此时资金还没有完全到位，一亿元的总投资还差2000万，作为总制片人的李路当时压力非常大。他甚至决定，如果投资一直没到位，就抵押自己的房子。
拉投资的过程非常困难。导演李路坦言，这次融资的过程是自己从业以来最受挫的一次。最初，李路尝试联系很多大型国企投资，都被对方或委婉或直接地拒绝。很多时候，昨天刚签完合同，今天就说不能打款。
李路很感慨：“我也能理解他们，反腐剧在当时的市场里几乎没有成功案例，投资是逐利的，他们怕钱打了水漂。”
最终，决定投资的五家小型民企都是李路的朋友，也都是第一次拍摄电视剧，其中还有两家公司是专门为拍摄《人民的名义》而成立。资金终于在开拍十几天后全部到位。
事实上，早在李路介入该剧之前，范子文就曾经尝试联系一家大型电视台，试图与对方接洽这个项目。“压根没见到人，对方说算了，反腐剧风险太大。”
范子文坦言，虽然这部剧是最高检影视中心牵头立项，也得到了广电总局的大力支持，但正如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未来的走向谁也没办法确定。“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开拍后不久，湖南卫视到剧组考察，六七个人左右的团队一共来了三次。“他们的嗅觉和李路一样灵敏，拍板决策程序也很快，”“他们很有诚意，（他们的）热情感动了我们。”李路说。
资金到位后，李路肩上的压力依然没有减轻。他觉得，这是他有史以来拍摄难度最大的一部剧。
据了解，《人民的名义》摄制团队将近400人，80多名演员，半数左右是明星，总共有2700多场戏、300多个场景。拍摄场地涉及南京、北京等地，且夜戏过多，审讯和会议等多发生于夜间。“这么多演员的群像戏是对我新的考验。”李路说。
为了还原整个政治生态，李路在接到周梅森的剧本后，从影像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度打磨。
首先，他将自己一贯擅长运用的温情元素，加入到似乎很“高大上”的反腐剧中，对人物情感进行了深度挖掘。
例如，在原来的剧本中，侯亮平被派到汉东省执行任务，他的妻子钟小艾举双手赞同，鼓掌欢送 。但李路认为，这个情节发生时，汉东省前反贪局长陈海刚出车祸，侯亮平此去汉东，即将面对的形势极其复杂，是存在很大危险的，这种情况下，作为妻子欢送是不符合人情常理的，在具体拍摄时就做了调整。
还有一场戏，是陈岩石去世后，大家集体参加他的追悼会为其默哀。李路认为，应该将追悼会改为追思会，省委书记带领所有人集体回忆他光辉的一生历程，为其鼓掌。“周梅森不同意鼓掌，但我坚持。他说人都去世了，怎么还鼓掌。我说必须鼓掌，这是追思会，不是追悼会，是在缅怀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是在为这种精神鼓掌，除了有淡淡的温情，还有更高的品格。”
李路充分运用美剧电影化的镜头语言，采用极其写实主义的拍摄手法。他以赵德汉吃炸酱面的那场戏为例，“侯勇光吃面条就吃了一斤，一遍又一遍，就是为了营造非常真实的效果。”另外，侯勇长着一副英雄脸，在李路的印象里他根本没演过反面人物，当时李路提出请他演这个角色，包括周梅森在内的很多人都反对。
“但是看完后都觉得效果太棒了，完全把那种貌似憨厚老实的贪官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拍了三个通宵，我给侯勇设计了很多细节，比如趴在地上准备逃走，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一下子就出来了。”
剧中“一一六”事件现场，由白志迪饰演的老检察长陈岩石有两场戏最令观众动容，一场是跌跌撞撞爬脚手架，在起重机下通宵护厂，另一场是在省委常委会上谈攻打云城虚报两岁火线入党扛炸药包。李路说，这两段戏自己看一遍就感動一遍，“白老师演得不露痕迹，当时攀爬脚手架、头顶铲车也是我现场设计的调度，现在看来效果气氛都出来了。”
全剧均采用同期声，而非后期配音。李路感慨：“没有一部剧像《人民的名义》这样敢‘上接天气，下接地气’，拍得如此写实。”
有评论认为，这部剧无论在对社会全景式的呈现上，还是对人性的发掘上，都超越了以往的反腐剧。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小官巨贪到副国级大贪，从反贪局局长到市委书记、市民、商人、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 “台词非常犀利，如果按照普通电视剧的审查标准，很难通过。这次广电总局给予放行，意味着给了一个特殊的尺度，非常难得。”李路说。
在人物塑造上，剧中的很多角色不再“臉谱化”，而是呈现出多面性和复杂性。赵德汉被抓时涕泪横流，他哭着说：“老婆不知道，没告诉她，怕她为我担心，我儿子还小，万一进去了，他们娘俩怎么办啊！”
此时很难想象，这个为家人担忧的处长就在几分钟前，吐字清晰地说出他的受贿金额：两亿三千九百九十九万五千四百元。
“这个人怎么坏，怎么好，人的另一面第一次这么真实地展现。”李路说。
周梅森非常赞同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品，不仅仅要写出事件、人物和他的故事，还要对事件思索，发掘出事件背后的深刻含义。
他认为，在创作《人民的名义》过程中，他的思考量巨大，超越了他以往所有的文艺作品。
为了写出一部当代中国的“官场现形记”，他思考各行各业的人物心理，试图洞察腐败、懒政、拉帮结派和权力纠纷背后的逻辑，并体会百姓的切肤之痛。
周梅森的弟弟五年前下岗，当年的同学们也大多下岗，每月靠1000元的退休金过活。煤矿工人出身的周梅森深知，底层百姓的现实生存状态，很多比小说中描述的还要糟糕。而同时，腐败伤害的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形象，更是世道人心。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郑西坡这个角色。他本来是个很讲道理的老党员、老工人。政府集资出现问题，他心里清楚是企业的问题，不应该政府买单，但仅仅是一句话，他就被说服，加入到群访的队伍中。别人跟他说，“贪官一贪就是几个亿，我们管政府要点补偿款，算啥？”
周梅森说，这就是腐败对整个社会的伤害，连一位老工人、老党员都不讲理了。“其实，那是因为老百姓心里有气。”
拍摄完毕，电视剧送审。审查的过程比预期的顺利。
拍摄《人民的名义》之前，周梅森跟李路提前打好招呼，要他做好删掉5集、改1000次的心理准备。但最终，只有几十处的内容需要修改，有关部门的人员对此剧均做出高度评价。
2017年1月，广电总局电视剧司新任司长毛羽在中国电视剧导演协会年会上发言称：“这段时间，我们在审看周梅森编剧、李路导演的《人民的名义》时，一直被这部现实主义大剧感染着。我们非常敬佩主创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
毛羽说：“剧中腐败势力非常猖獗，形势非常严峻，但看的过程中，每一集都有正面的力量，光明hold住黑暗。从这部剧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温暖，看到了正义的力量，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李路认为，毛羽的这段话，是对《人民的名义》最精准又简练的评价，是这部剧中心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