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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8日，位于北京五环以外的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人满为患，来自古巴的朗姆酒供不应求，吧台和餐桌旁都排着长队。这是切?格瓦拉摄影展的开幕式，酒食免费，向公众开放，似有共产主义遗风。主办方说这是古巴方面的要求——拉美人爱热闹，又有厂商赞助，还有专程飞来的古巴乐队助兴，展期内每周都会在此开派对。
人群之中挤出一个身着白衬衫的胖男人，中等个子，戴一副墨镜，扎一根小辫，没有笑容，很快又在人群中隐去。开场时他曾在台上致辞，但很简短，此前的媒体发布会，他也是一脸冷峻，把围绕着自己的镜头请走，拒绝摄影师的摆拍。他再三提醒观众，“我不是主角，也不喜欢被当作主角。”
主角是他的父亲——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而他，卡米洛?格瓦拉，是这次展览的特约策展人。当他摘下墨镜，眉眼之间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的父亲。就在露天派对的旁边，两百多幅由切?格瓦拉拍摄的照片正在展出，这是该展第一次来到亚洲。有观众窃窃私语，“这人是谁啊？”
对生命的领悟都来自父亲
“主要谈这次展览，请不要谈政治。”采访之前，翻译叮嘱我。
卡米洛在切的5个小孩中排行第二——他的名字取自和切?格瓦拉出生入死的战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目前全职在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工作，由他负责的摄影展已经在拉美、欧洲展出16次。他父亲始终坚信的“世界革命”理念在玻利维亚遭遇失败，而他借着摄影的名义，重又将他的父亲推向世界。
简单寒暄之后，卡米洛率先打破翻译的禁忌。“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对生命的领悟都来自我父亲的思想理念，我很幸运现在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研究我父亲的思想和行动的地方。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帮助我理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找到可能的出路。”
不谈政治，这是对切?格瓦拉的“亵渎”。
再有一个月，就是他离世45年的忌日。“我带进坟墓的，只会是未完之歌的梦魇”，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前，切?格瓦拉曾经借用这句诗对自己身后的命运做出了预言。
卡米洛所在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由他的母亲、切的遗孀阿莱达?马尔奇所建，正在努力填补人们关于切的记忆空白——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很多人已经忘了他。阿莱达?马尔奇早年也是切的战友，参加过武装行动，在比亚克拉拉省的“7?26”行动组担任第一联络员，在全省境内偷运武器和炸弹，后来成为切的第一信使。据说，“她什么都不怕”。
研究中心现在以学术研究和公共教育为主，那里的活动都打着深深的社会主义的烙印。以卡米洛参与过的一个摄影项目为例，他们除了教孩子怎么使用照相机，还要指导他们以好人好事为题材，比如帮老奶奶过马路。他说：“重要的不是教育出多好的艺术家，而是好人。”这也是切?格瓦拉所说的“苏维埃新人”。
切本人也在言行上努力靠近他所设计的“新人”。他小时候就热爱运动，尤其是滑翔、登山等冒险运动，这些并未帮助他战胜哮喘，却锻炼了一位游击战士的意志；23岁时，他就读过全部25卷《世界近现代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人的著作是他在古巴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些习惯部分地影响了他的儿女，卡米洛也喜欢运动和阅读，对文学、社会学都有所涉猎，“甚至还会一些武术”；大女儿阿莱达成了一名医生，她还记得父亲曾从非洲来信，要求弟弟不能在学校说脏话。
从前苏联修完大学法律课程回国后，卡米洛进入古巴渔业部工作。网上有传言他担任的是渔业部部长，他断然否认，“这是骗人的，你要明白，很多新闻都会夸张地造假，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他说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从事着普通的职业，并没有享受特权，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很多古巴人会把他们对切?格瓦拉的尊敬和爱护转移到家人身上”。
据他介绍，鱼原本并非古巴人民的日常饮食，而被视为一种过于廉价的食物，所以他所在的渔业部一度大力推广渔业生产与消费，菲德尔?卡斯特罗还亲自演出了一个电视广告。在欧洲，有记者嘲笑这条广告冗长而无聊，卡米洛反击道，那是因为你们都被资本主义洗脑了。
那次采访很不愉快，两人最后几乎吵了起来。卡米洛不允许对方发表这次谈话，结果记者说：“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欧洲是有新闻自由的，我会发表这篇报道，不接受你的审查，会有专业的编辑来决定这篇文章的内容，而不是受访者。”
“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你们的主编可以随意删除内容，而且也会根据外交关系来决定新闻价值，要听广告商的话，还要听美国大使馆的话。这是一种虚假的新闻自由，只不过是在生产一件惟利是图的商品，而不是真正有用的公共服务的产物。”
“我们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主编，不像你们古巴，什么都是国家说了算。”
“希望你喜欢这个展览。”卡米洛中止了采访。
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古巴改革
“共产主义从来不曾出现过，不曾到达，而且，现在很多国家与革命时期相比都在往后退。革命时期并不是完美的，但那时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才是我理解的共产主义，尽管没能得到完美的实现。”卡米洛本人并不忌讳谈论政治。
他说苏联的影响、美国的封锁都曾阻碍古巴的经济，而全球化的浪潮再次带来了危机，现在的古巴正在进行改革予以回应，当然仍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青年学者魏然曾经到过古巴，他认为，古巴经济摆脱依附性的难度远比中国要大，更长的殖民历史、较少的资源和人力都构成了障碍。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就曾写道，“蔗糖集团‘使古巴的命运放射出虚假的光芒，同时也确定了它的附属地位，古巴成了一个出众的工厂，但它的经济患上了糖尿病。”格瓦拉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土地革命、国家工业化、团结拉美内部市场等方面进行努力，试图把古巴从糖业出口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次展览中有大量拍摄于这一时期的照片，都是工业生产的画面。卡米洛说，切?格瓦拉总是在提交给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附带一些照片。
去年，古巴共产党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中提到，“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据魏然所见，现在的哈瓦那普通人家开始养家畜、种蔬菜，作为简单的交换贸易满足日常所需，非正规经济形态开始流行，同时也出现了反老人政治、反官僚体制的声音。 1998年之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掌权给古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石油换医疗、带补贴的石油出口政策都给古巴经济注入新的能量，古巴则能给予查韦斯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查韦斯曾与卡斯特罗在切?格瓦拉的墓旁进行过一次电视直播，讨论切的思想，分析拉美左翼运动的形势，他引用切的话说，有必要出现“一个、两个、三个越南”，共同对抗美国。
去年，魏然在香港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格瓦拉的长女阿莱达。她在会上介绍了古巴的“另类医疗”。这被认为是古巴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向全民免费开放，而且能给委内瑞拉等国提供医疗援助，甚至还有美国学生前往古巴进修医学。
和弟弟卡米洛一样，“她可能比较自觉地担负着某种古巴发言人的角色，”魏然回忆，“她像切那充满激情，讲话也非常有感染力，有直观的正义感。”
在古巴，魏然并没有看到泛滥的切的形象，因为古巴没有涂鸦。切的头像威严地矗立在革命广场，或者在他的家乡，那里的纪念活动从未中止。只有在纪念品商店，才会出现印有切?格瓦拉形象的T恤，这也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每件约为12欧元。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只会剥削、毫无道德，而是说它已经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旧的阶段，我们必须迈出新的一步，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当今世界的强势力量，就要追随它。世界已经到了需要变化的时刻。”卡米洛的语调突然昂扬了起来，打着手势，好像在发表演讲。
“我们中国也在讨论改革，比如更民主的政治、更自由的市场经济。”
“你觉得美国有民主吗？”他反问道，“我们反对的是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国人民。稍有常识的人，就能看出美国政府许多不义的举动，比如在其他国家移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其实人家可能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切?格瓦拉在中国
在这次展览中，许多照片都拍摄于切?格瓦拉在各国游历、出访的途中。在墨西哥，他对玛雅文化最感兴趣；在危地马拉，他拍摄当地的土著部落。出席万隆会议时，他拍摄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像：南斯拉夫的水电站、印度的人力车夫、斯里兰卡提炼橡胶的场景，就连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他拍的也是老教堂的细节或者一座不起眼的破桥。可能由于底片保存不善，许多照片都有光斑或划痕，抹平了这些国家的差异。
“整体来说，古巴人民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中国人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为古巴的独立奋斗过、流过血，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几年，也对我们张开双臂，帮助我们的社会建设，还有一部分中国人至今在古巴生活，与我们有了文化和血液的融合。”卡米洛说。
切?格瓦拉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崇拜者。1954年，在他尚未卷入古巴革命之前，他就从前妻伊尔达?加德亚那里读到了毛泽东的著作，那时他就意识到，拉丁美洲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苏联不同，这里印第安人和农民的状况更接近中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到达哈瓦那采访的记者，曾任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的孔迈毕生都保存着格瓦拉送给他的大刀和雪茄盒。在孔迈的一篇通讯中，记录了他和切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站岗的战士说：“切刚才接到电话，有急事开会去了。他走时吩咐，中国记者的访问请改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来，对不起。”我们调转车头刚往回走，迎面飞驰过一辆吉普车。不一会儿，它又从后面追赶上来，超到我们前面道旁突然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战士向我们举举手说：“切请你们回来，跟着车走。”借着车头的灯光，我们发现开车追赶我们的司机正是我们要访问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卡瓦尼亚要塞司令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告诉他，“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前线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在我们指挥员中广泛传阅着，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
在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联系密切，切的来访及中古交流促进了全国西班牙语系的建设。等到1990年代交流渐缓，许多院校选择了停招，北大西语系则改成了隔年招生。现在，经贸需求拉动了西语教育迎来新的一波高潮。
2000年，因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再次“造访”中国。
这部话剧的编剧黄纪苏说：“其实我们不是要写切?格瓦拉这个人，而是要写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看人类的平等与不平等。”该剧演出近一百场，“剧组实行了集体创作的原则，也进行了主创人员放弃报酬的新共产主义实验”，导演张广天说。
相比后面复排的版本，2000年的这一版启用了许多漂在北京的边缘戏剧青年。职业演员在讲到穷人、斗争等话题时，显得生硬，没有生活体验，而当他们讽刺腐败和都市消费生活时，对角色的理解倒是很娴熟。“来自底层的都市青年讲到贫困，他们有更多的感受，他们的愤怒、急躁更感人，力量也更真诚。”
新工人艺术团创始人孙恒也是通过这一出戏知道了格瓦拉的存在，“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永远为穷人的利益而战斗的人。”此时，这个从开封一所高中辞职的音乐老师已经北漂了两年，最初他只能在街头、建筑工地卖唱。也是在2000年，他开始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教孩子们唱歌，后来逐渐了解公益事业，两年后发起了“北京工友之家”。他说自己的核心诉求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
如同人们对于切的印象正逐渐模糊一样，孙恒目前的工作未能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他的同心学校创办7年，至今没有合法身份。“切说过：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我经常在工作和生活中想起这句话。”孙恒说。
“你是切?格瓦拉的信徒吗？”
“我不是切的信徒，我是自己的主人。”
切?格瓦拉满天下
对于切?格瓦拉的形象在全世界的流行，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当时共产主义的古巴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切的家人以及那张著名肖像的拍摄者都没有从这种爆炸性的传播中获得好处。
魏然也有这样的物件，“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很难再找到那么好看的领袖了。切?格瓦拉像梦露一样，都特别符合1960年代的形象，他的肖像越是被符号化、商业化，就越是提醒大家这个人的存在，不断强化他作为全球青年偶像的力量。”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在纪录片《切?格瓦拉满天下》中，一个古巴裔美国年轻人说，“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恐怖的、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一个自由的、波西米亚式的、挑战权威的象征。”
在切?格瓦拉之后，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激进运动似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但21世纪初的“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却说明，激进运动还会爆发。尤其在拉丁美洲，在全球主流媒体的视野之外，还有许多人通过斗争表达自己的愤怒——玻利维亚“水战争”、秘鲁波诺地区起义、墨西哥萨帕特运动等等。那里的人们在以新的形式，发展着切?格瓦拉的思维。
在日记里，切?格瓦拉曾写道：“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到、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握紧拳头、紧咬牙关，心里挤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
他的儿子卡米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重要的不是改革或者革命，而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将要把我们人类带向何处。造一座大楼、穿漂亮的衣服、吃奢侈的食物，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有些人已经到了月球、火星，另一些人还在非洲染病、挨饿、等待死亡，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必须对此有所行动。如果还有人在非洲遭受苦难，那么对我来说，其他的人类进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在五环以外的北京，一场或很多场派对正在继续。
（感谢北京大学吴靖、郭玉玲，香港中文大学王洪哲，孔迈先生的孙女孔小溪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
人群之中挤出一个身着白衬衫的胖男人，中等个子，戴一副墨镜，扎一根小辫，没有笑容，很快又在人群中隐去。开场时他曾在台上致辞，但很简短，此前的媒体发布会，他也是一脸冷峻，把围绕着自己的镜头请走，拒绝摄影师的摆拍。他再三提醒观众，“我不是主角，也不喜欢被当作主角。”
主角是他的父亲——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而他，卡米洛?格瓦拉，是这次展览的特约策展人。当他摘下墨镜，眉眼之间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的父亲。就在露天派对的旁边，两百多幅由切?格瓦拉拍摄的照片正在展出，这是该展第一次来到亚洲。有观众窃窃私语，“这人是谁啊？”
对生命的领悟都来自父亲
“主要谈这次展览，请不要谈政治。”采访之前，翻译叮嘱我。
卡米洛在切的5个小孩中排行第二——他的名字取自和切?格瓦拉出生入死的战友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少校——目前全职在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工作，由他负责的摄影展已经在拉美、欧洲展出16次。他父亲始终坚信的“世界革命”理念在玻利维亚遭遇失败，而他借着摄影的名义，重又将他的父亲推向世界。
简单寒暄之后，卡米洛率先打破翻译的禁忌。“我能告诉你的是，我对生命的领悟都来自我父亲的思想理念，我很幸运现在的工作就是在一个研究我父亲的思想和行动的地方。他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帮助我理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找到可能的出路。”
不谈政治，这是对切?格瓦拉的“亵渎”。
再有一个月，就是他离世45年的忌日。“我带进坟墓的，只会是未完之歌的梦魇”，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前，切?格瓦拉曾经借用这句诗对自己身后的命运做出了预言。
卡米洛所在的切?格瓦拉研究中心由他的母亲、切的遗孀阿莱达?马尔奇所建，正在努力填补人们关于切的记忆空白——很多人并不了解他，很多人已经忘了他。阿莱达?马尔奇早年也是切的战友，参加过武装行动，在比亚克拉拉省的“7?26”行动组担任第一联络员，在全省境内偷运武器和炸弹，后来成为切的第一信使。据说，“她什么都不怕”。
研究中心现在以学术研究和公共教育为主，那里的活动都打着深深的社会主义的烙印。以卡米洛参与过的一个摄影项目为例，他们除了教孩子怎么使用照相机，还要指导他们以好人好事为题材，比如帮老奶奶过马路。他说：“重要的不是教育出多好的艺术家，而是好人。”这也是切?格瓦拉所说的“苏维埃新人”。
切本人也在言行上努力靠近他所设计的“新人”。他小时候就热爱运动，尤其是滑翔、登山等冒险运动，这些并未帮助他战胜哮喘，却锻炼了一位游击战士的意志；23岁时，他就读过全部25卷《世界近现代史》，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亚当?斯密、凯恩斯等人的著作是他在古巴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些习惯部分地影响了他的儿女，卡米洛也喜欢运动和阅读，对文学、社会学都有所涉猎，“甚至还会一些武术”；大女儿阿莱达成了一名医生，她还记得父亲曾从非洲来信，要求弟弟不能在学校说脏话。
从前苏联修完大学法律课程回国后，卡米洛进入古巴渔业部工作。网上有传言他担任的是渔业部部长，他断然否认，“这是骗人的，你要明白，很多新闻都会夸张地造假，其实什么事也没有。”他说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在从事着普通的职业，并没有享受特权，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很多古巴人会把他们对切?格瓦拉的尊敬和爱护转移到家人身上”。
据他介绍，鱼原本并非古巴人民的日常饮食，而被视为一种过于廉价的食物，所以他所在的渔业部一度大力推广渔业生产与消费，菲德尔?卡斯特罗还亲自演出了一个电视广告。在欧洲，有记者嘲笑这条广告冗长而无聊，卡米洛反击道，那是因为你们都被资本主义洗脑了。
那次采访很不愉快，两人最后几乎吵了起来。卡米洛不允许对方发表这次谈话，结果记者说：“很抱歉地告诉您，我们欧洲是有新闻自由的，我会发表这篇报道，不接受你的审查，会有专业的编辑来决定这篇文章的内容，而不是受访者。”
“你觉得你们有自由吗？你们的主编可以随意删除内容，而且也会根据外交关系来决定新闻价值，要听广告商的话，还要听美国大使馆的话。这是一种虚假的新闻自由，只不过是在生产一件惟利是图的商品，而不是真正有用的公共服务的产物。”
“我们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主编，不像你们古巴，什么都是国家说了算。”
“希望你喜欢这个展览。”卡米洛中止了采访。
社会主义框架下的古巴改革
“共产主义从来不曾出现过，不曾到达，而且，现在很多国家与革命时期相比都在往后退。革命时期并不是完美的，但那时对于社会公平的追求，才是我理解的共产主义，尽管没能得到完美的实现。”卡米洛本人并不忌讳谈论政治。
他说苏联的影响、美国的封锁都曾阻碍古巴的经济，而全球化的浪潮再次带来了危机，现在的古巴正在进行改革予以回应，当然仍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
社科院拉美研究所青年学者魏然曾经到过古巴，他认为，古巴经济摆脱依附性的难度远比中国要大，更长的殖民历史、较少的资源和人力都构成了障碍。乌拉圭记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其著作《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中就曾写道，“蔗糖集团‘使古巴的命运放射出虚假的光芒，同时也确定了它的附属地位，古巴成了一个出众的工厂，但它的经济患上了糖尿病。”格瓦拉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的时候，主要就是在土地革命、国家工业化、团结拉美内部市场等方面进行努力，试图把古巴从糖业出口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次展览中有大量拍摄于这一时期的照片，都是工业生产的画面。卡米洛说，切?格瓦拉总是在提交给政府的工作报告中附带一些照片。
去年，古巴共产党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纲要》中提到，“古巴未来仍将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并适当考虑市场因素的作用”。据魏然所见，现在的哈瓦那普通人家开始养家畜、种蔬菜，作为简单的交换贸易满足日常所需，非正规经济形态开始流行，同时也出现了反老人政治、反官僚体制的声音。 1998年之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掌权给古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石油换医疗、带补贴的石油出口政策都给古巴经济注入新的能量，古巴则能给予查韦斯意识形态上的支持。查韦斯曾与卡斯特罗在切?格瓦拉的墓旁进行过一次电视直播，讨论切的思想，分析拉美左翼运动的形势，他引用切的话说，有必要出现“一个、两个、三个越南”，共同对抗美国。
去年，魏然在香港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见到了格瓦拉的长女阿莱达。她在会上介绍了古巴的“另类医疗”。这被认为是古巴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向全民免费开放，而且能给委内瑞拉等国提供医疗援助，甚至还有美国学生前往古巴进修医学。
和弟弟卡米洛一样，“她可能比较自觉地担负着某种古巴发言人的角色，”魏然回忆，“她像切那充满激情，讲话也非常有感染力，有直观的正义感。”
在古巴，魏然并没有看到泛滥的切的形象，因为古巴没有涂鸦。切的头像威严地矗立在革命广场，或者在他的家乡，那里的纪念活动从未中止。只有在纪念品商店，才会出现印有切?格瓦拉形象的T恤，这也是国家计划经济的产物，每件约为12欧元。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只会剥削、毫无道德，而是说它已经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旧的阶段，我们必须迈出新的一步，不能仅仅因为它是当今世界的强势力量，就要追随它。世界已经到了需要变化的时刻。”卡米洛的语调突然昂扬了起来，打着手势，好像在发表演讲。
“我们中国也在讨论改革，比如更民主的政治、更自由的市场经济。”
“你觉得美国有民主吗？”他反问道，“我们反对的是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国人民。稍有常识的人，就能看出美国政府许多不义的举动，比如在其他国家移植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其实人家可能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切?格瓦拉在中国
在这次展览中，许多照片都拍摄于切?格瓦拉在各国游历、出访的途中。在墨西哥，他对玛雅文化最感兴趣；在危地马拉，他拍摄当地的土著部落。出席万隆会议时，他拍摄了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像：南斯拉夫的水电站、印度的人力车夫、斯里兰卡提炼橡胶的场景，就连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他拍的也是老教堂的细节或者一座不起眼的破桥。可能由于底片保存不善，许多照片都有光斑或划痕，抹平了这些国家的差异。
“整体来说，古巴人民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中国人在古巴的独立战争中帮助过我们，为古巴的独立奋斗过、流过血，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几年，也对我们张开双臂，帮助我们的社会建设，还有一部分中国人至今在古巴生活，与我们有了文化和血液的融合。”卡米洛说。
切?格瓦拉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崇拜者。1954年，在他尚未卷入古巴革命之前，他就从前妻伊尔达?加德亚那里读到了毛泽东的著作，那时他就意识到，拉丁美洲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苏联不同，这里印第安人和农民的状况更接近中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到达哈瓦那采访的记者，曾任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社长的孔迈毕生都保存着格瓦拉送给他的大刀和雪茄盒。在孔迈的一篇通讯中，记录了他和切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站岗的战士说：“切刚才接到电话，有急事开会去了。他走时吩咐，中国记者的访问请改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来，对不起。”我们调转车头刚往回走，迎面飞驰过一辆吉普车。不一会儿，它又从后面追赶上来，超到我们前面道旁突然停住。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战士向我们举举手说：“切请你们回来，跟着车走。”借着车头的灯光，我们发现开车追赶我们的司机正是我们要访问的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卡瓦尼亚要塞司令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告诉他，“在马埃斯特腊山上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游击战争的理论。前线出版的油印小册子在我们指挥员中广泛传阅着，被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
在196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联系密切，切的来访及中古交流促进了全国西班牙语系的建设。等到1990年代交流渐缓，许多院校选择了停招，北大西语系则改成了隔年招生。现在，经贸需求拉动了西语教育迎来新的一波高潮。
2000年，因为一部话剧，切?格瓦拉再次“造访”中国。
这部话剧的编剧黄纪苏说：“其实我们不是要写切?格瓦拉这个人，而是要写他对重大历史问题的反思——怎么看这个社会，怎么看人类的平等与不平等。”该剧演出近一百场，“剧组实行了集体创作的原则，也进行了主创人员放弃报酬的新共产主义实验”，导演张广天说。
相比后面复排的版本，2000年的这一版启用了许多漂在北京的边缘戏剧青年。职业演员在讲到穷人、斗争等话题时，显得生硬，没有生活体验，而当他们讽刺腐败和都市消费生活时，对角色的理解倒是很娴熟。“来自底层的都市青年讲到贫困，他们有更多的感受，他们的愤怒、急躁更感人，力量也更真诚。”
新工人艺术团创始人孙恒也是通过这一出戏知道了格瓦拉的存在，“当时觉得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永远为穷人的利益而战斗的人。”此时，这个从开封一所高中辞职的音乐老师已经北漂了两年，最初他只能在街头、建筑工地卖唱。也是在2000年，他开始在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做志愿者，教孩子们唱歌，后来逐渐了解公益事业，两年后发起了“北京工友之家”。他说自己的核心诉求是：“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
如同人们对于切的印象正逐渐模糊一样，孙恒目前的工作未能得到足够的社会关注，他的同心学校创办7年，至今没有合法身份。“切说过：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我经常在工作和生活中想起这句话。”孙恒说。
“你是切?格瓦拉的信徒吗？”
“我不是切的信徒，我是自己的主人。”
切?格瓦拉满天下
对于切?格瓦拉的形象在全世界的流行，家人早已习以为常。当时共产主义的古巴没有版权概念，所以切的家人以及那张著名肖像的拍摄者都没有从这种爆炸性的传播中获得好处。
魏然也有这样的物件，“在20世纪的历史当中，很难再找到那么好看的领袖了。切?格瓦拉像梦露一样，都特别符合1960年代的形象，他的肖像越是被符号化、商业化，就越是提醒大家这个人的存在，不断强化他作为全球青年偶像的力量。”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在纪录片《切?格瓦拉满天下》中，一个古巴裔美国年轻人说，“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恐怖的、专制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一个自由的、波西米亚式的、挑战权威的象征。”
在切?格瓦拉之后，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激进运动似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但21世纪初的“占领华尔街”和伦敦暴乱却说明，激进运动还会爆发。尤其在拉丁美洲，在全球主流媒体的视野之外，还有许多人通过斗争表达自己的愤怒——玻利维亚“水战争”、秘鲁波诺地区起义、墨西哥萨帕特运动等等。那里的人们在以新的形式，发展着切?格瓦拉的思维。
在日记里，切?格瓦拉曾写道：“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到、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握紧拳头、紧咬牙关，心里挤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
他的儿子卡米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重要的不是改革或者革命，而是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将要把我们人类带向何处。造一座大楼、穿漂亮的衣服、吃奢侈的食物，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有些人已经到了月球、火星，另一些人还在非洲染病、挨饿、等待死亡，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必须对此有所行动。如果还有人在非洲遭受苦难，那么对我来说，其他的人类进步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而在五环以外的北京，一场或很多场派对正在继续。
（感谢北京大学吴靖、郭玉玲，香港中文大学王洪哲，孔迈先生的孙女孔小溪对本文采写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