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是怎样的日子会让人念念不忘？
1996年9月3日，龚万辉离开马来西亚到台湾，进入师大美术系。一位在台湾认识的同岁友人后来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在离乡多年之后有一次寒假回家，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才愕然发现整个房间就像离去之前那样什么也没有改变。墙上的日历仍旧是1996年9月3日。仿佛这几年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呵，醒来了原来还是在9月3日。（《静止时间》）
这成为他往后的文字中一个不断出现的意象。永远的9月3日。
有没有办法把时间按停？
龚万辉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南方小镇，18岁那年，他到吉隆坡习画，两年后再到台湾，旅居四年半后回到吉隆坡，生活至今。在台湾师大那个6人宿舍里，他在BBS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学习用文字创作，然后用将近十年的时间，不断探讨一个主题：时间与回忆。“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把时间按停？”
许是绘画的训练和修养，龚万辉用文字重构的往日时光，大多是静谧、舒缓的，以细致的笔触描摹出每个画面中的色彩、光影、一些难以名状的味道。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在最细节处，反而召唤出读者的共同回忆——
我们小时候的学校里都有一棵在无聊课堂上用来远望发呆的大树；同学间一定偷偷传阅过的漫画或是小说；每一个英勇男孩都拥有过的玩具枪，并且与同伴在街角巷弄展开过“枪战”；大人总警告小孩子不要去但哥哥都会带着弟弟去冒险的电玩店；夏天用一两毛钱就能换取一枝冰棒的清凉；为了收集同学笔迹的毕业纪念册；用一张白纸就可幻化成的纸船、纸衣裳、五角星、纸青蛙、纸飞机……
龚万辉说，文字无法重现过去的真实，但自己一直沉溺其中，是因为里面有自己的情感。“文字创作是对真实世界的回应，它不像镜子，而是三棱镜，反射记忆的光线，而呈现出另外的颜色、情境。写这些东西一开始只是想把过往的美好时光留住，后来发现它不只是收集，也是一种编排、塑造、重新建构。”重构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回望的眼神必然蒙上一层泛黄的哀伤。透过这些文字，作者与读者都转换了现实的目光，从而忆起自己曾有过的看世界的方式。那时的眼神都是懵懂、好奇的，世界充满着未知，以及由未知带来的单纯、无忧、刹那闪现的茫然。龚万辉常在文章里虚构一个哥哥的角色，通过角色调换，以弟弟的角度写自己，和自我对话。“我18岁就离开家乡，之后只是零星地回去，和弟弟最融洽的时候大概只有童年的时光，长大之后各自有各自的人生。有时候我回想童年的情景，有一些自己的感慨。没有办法跟弟弟或某个人说的话，就只能创造一个角色对他说。”
他在短篇小说《遗弃时光》里写道：“在我长大之后，总是相信那些即将被抛弃的事物其后皆牵扯着某些细微的意义（那是我第一张被贴堂的图画啊；那是我十岁生日时插在蛋糕上的蜡烛啊……），而拗着脾气执意要把它们收留下来——仿若伸长了双臂想阻挡时间前进，那样怪异无比的姿势。”龚万辉就是这样站在时间长河上，捡拾起那些念念不忘的记忆细节，强悍守护所珍惜的一点一滴。那是多么寂寞的行为。“很多大家已经不在意或无所谓的东西，为什么你还是想把它留下来？其实很多回忆是自己的，可能可以分享的人也很少了，我写的时候也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共同回忆。只是说，这些东西是我很珍贵的，只剩下我一个人记得了，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
创作不只是抵抗現实
龚万辉的大学时代是BBS时代，那时还没有即时通讯工具，同在台湾留学的异乡人都在网上论坛聊天、发表文章。对龚万辉来说，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不苛求稿费，不苛求有人看，有时候只是想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看。当你的动机、功力还没有那么强，创作就会回到很纯粹、很纯净的状态。那时候写了很多诗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写。”他常常就窝在宿舍里，在网上挂到天亮，跟一些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的人作深入的交流，“可能我那时候已经身处一个逃避现实的状态吧。”
似乎，每个大学生都是苦闷的。他说。苦闷时想要出走，龚万辉就走进住处附近的捷运站，也不必转车转站，一路北上坐到淡水终站，这是他可以离开台北最远的地方。“那时淡水还没发展到很多游客，你可以呆在河堤看夕阳，等夕阳沉到海里再回去。那可能是一种逃避，但也是一种释放，转换一种心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追回这样一种情感了。”
生命中总存在一些回不去的地方。
“毕业后，我回到吉隆坡生活了十年，现在偶尔会回到故乡。但故乡也一直在改变，有些街道已经不太会走。你会在自己的家乡迷路，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故乡也已经变成他乡了。我变成了一个永远的异乡人。”龚万辉现在每年都会“回去”台北看看，这个艺术启蒙和文学原乡的地方。
面对烦琐、让人气馁、灰心的现实，龚万辉动用各种各样的回忆，各种各样过去的细节，借以抵抗。“直到30岁之后，大概自己已经学会了和现实世界相处的方式，看得也比较宽广一点，我跟现实世界之间变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在的书写，可能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抵抗，而变成一种情感的表达。”
评论者说，龚万辉的书写中有骆以军的语气和笔调。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隔壁的房间》中，充斥着晦暗的死亡，不及骆以军的暴烈，但同样哀伤又沉重。但龚万辉更常提到的是另一位小说家：袁哲生。
这位“有着温厚的文字，写寂寞写得很好”的小说家，却在2004年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人间，对龚万辉那个世代的小说作者来说是很大的震撼。“你是写得这么好的人，你也有没办法解决的东西，那是不是文字也有无法抵抗的东西呢？我用文字来抵抗现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徒劳的做法？后来会觉得说，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你要想办法和它和平共处。它是琐碎、繁杂的，可是你让自己纯粹一点其实是可以的，不要让现实变成你的压力，因为创作不只是在抵抗现实。”
不再抵抗现实，是更之后的事。“我的母亲和父亲在2009年和2010年接续去世，他们去世的时候我都在异乡，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赶回老家都没见着他们最后一面。父母的过世，对我影响很大。在《隔壁的房间》里头的死亡可以说都是虚构的想象，而真实直面的死亡，几乎改变了我对现实的态度，甚而改变了我之后的创作观。创作变成追述，变成了和已逝之人对话的一种方式。”
在夹缝中选择改变
2011年，龚万辉辞去做了十年之久的“星洲互动”网站（吉隆坡《星洲日报》的电子报）网页设计的工作，成为以绘画、设计为主的SOHO族。当时他说，太安逸的日子会让人害怕。“你要继续这样子也可以，可是你会想，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子吗？你会有一种害怕，这种害怕可能是创作者才会有的顾虑。每天上班时间八九个小时，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来创作，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就耗费一个月。如果想继续写下去，这样的状态是不是理想的？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大概可以预见十年后的样子，所以就趁还能够改变的时候作个决定。”
作为一个美术科班出身又从事写作的创作者，龚万辉曾思考过：自己到底要当一个会画画的作家，还是一个会写作的画家？但以马来西亚当地的写作环境来说，单纯靠写作根本无法维生，所以他目前的想法是以画养文。
面对华文在马来西亚的处境，龚万辉表示，创作者所能做的其实就是努力去写。“华文在马来西亚不被官方承认，华文文学不被纳入国家文学里面，所以完全是一种民间的行为。从殖民时代到现在，离散的氛围还在，大家还是在一个不被认同、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定位自己的状态中。可能有些创作者会以这个作为创作主题，但这不算是我要处理的东西。我们希望得到的认同也许变成要向整个华文世界获取。但在国家体系既定的范围内，我们还是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以发展。”他也说，对于外界以往对马华文学的一些刻板印象，他希望用自己的创作带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很少写到雨林、热带，事实上整个环境也在改变，我们这一代出生于城市，成长经验跟前辈们也有点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混杂语言，因为我们毕竟生长在这里，可是我希望那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刻意为之。我和我后面一代的写作者渐渐没有这样的包袱，所以我相信多元的样貌在未来会越来越多，马华文学将更加百花齐放。”
罗兰·巴特在《明室》里说：摄影令人伤感的原因在于“此曾在”——照片证明了那些人事物的存在，它是无可修改的。龚万辉这样解释。
同样喜欢以镜头捕捉空间和光影的他，更喜欢文德斯在《一次》中的理念：我们当时都曾在那儿——即使照片留下这一瞬间的光影，但里面的人仍然从画面走开，消失，故事仍然继续。因为故事在继续，所以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追寻。
也许对龚万辉来说，写作也有着同样的意义，现在已不再伤感于“此曾在”，而懂得去追寻生命中更多未竟的故事。
1996年9月3日，龚万辉离开马来西亚到台湾，进入师大美术系。一位在台湾认识的同岁友人后来跟他说了一个故事：
在离乡多年之后有一次寒假回家，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才愕然发现整个房间就像离去之前那样什么也没有改变。墙上的日历仍旧是1996年9月3日。仿佛这几年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梦呵，醒来了原来还是在9月3日。（《静止时间》）
这成为他往后的文字中一个不断出现的意象。永远的9月3日。
有没有办法把时间按停？
龚万辉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南方小镇，18岁那年，他到吉隆坡习画，两年后再到台湾，旅居四年半后回到吉隆坡，生活至今。在台湾师大那个6人宿舍里，他在BBS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学习用文字创作，然后用将近十年的时间，不断探讨一个主题：时间与回忆。“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有没有办法把时间按停？”
许是绘画的训练和修养，龚万辉用文字重构的往日时光，大多是静谧、舒缓的，以细致的笔触描摹出每个画面中的色彩、光影、一些难以名状的味道。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在最细节处，反而召唤出读者的共同回忆——
我们小时候的学校里都有一棵在无聊课堂上用来远望发呆的大树；同学间一定偷偷传阅过的漫画或是小说；每一个英勇男孩都拥有过的玩具枪，并且与同伴在街角巷弄展开过“枪战”；大人总警告小孩子不要去但哥哥都会带着弟弟去冒险的电玩店；夏天用一两毛钱就能换取一枝冰棒的清凉；为了收集同学笔迹的毕业纪念册；用一张白纸就可幻化成的纸船、纸衣裳、五角星、纸青蛙、纸飞机……
龚万辉说，文字无法重现过去的真实，但自己一直沉溺其中，是因为里面有自己的情感。“文字创作是对真实世界的回应，它不像镜子，而是三棱镜，反射记忆的光线，而呈现出另外的颜色、情境。写这些东西一开始只是想把过往的美好时光留住，后来发现它不只是收集，也是一种编排、塑造、重新建构。”重构那些回不去的时光，回望的眼神必然蒙上一层泛黄的哀伤。透过这些文字，作者与读者都转换了现实的目光，从而忆起自己曾有过的看世界的方式。那时的眼神都是懵懂、好奇的，世界充满着未知，以及由未知带来的单纯、无忧、刹那闪现的茫然。龚万辉常在文章里虚构一个哥哥的角色，通过角色调换，以弟弟的角度写自己，和自我对话。“我18岁就离开家乡，之后只是零星地回去，和弟弟最融洽的时候大概只有童年的时光，长大之后各自有各自的人生。有时候我回想童年的情景，有一些自己的感慨。没有办法跟弟弟或某个人说的话，就只能创造一个角色对他说。”
他在短篇小说《遗弃时光》里写道：“在我长大之后，总是相信那些即将被抛弃的事物其后皆牵扯着某些细微的意义（那是我第一张被贴堂的图画啊；那是我十岁生日时插在蛋糕上的蜡烛啊……），而拗着脾气执意要把它们收留下来——仿若伸长了双臂想阻挡时间前进，那样怪异无比的姿势。”龚万辉就是这样站在时间长河上，捡拾起那些念念不忘的记忆细节，强悍守护所珍惜的一点一滴。那是多么寂寞的行为。“很多大家已经不在意或无所谓的东西，为什么你还是想把它留下来？其实很多回忆是自己的，可能可以分享的人也很少了，我写的时候也并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有共同回忆。只是说，这些东西是我很珍贵的，只剩下我一个人记得了，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
创作不只是抵抗現实
龚万辉的大学时代是BBS时代，那时还没有即时通讯工具，同在台湾留学的异乡人都在网上论坛聊天、发表文章。对龚万辉来说，那是一段令人怀念的日子。“不苛求稿费，不苛求有人看，有时候只是想写给某个特定的人看。当你的动机、功力还没有那么强，创作就会回到很纯粹、很纯净的状态。那时候写了很多诗歌，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写。”他常常就窝在宿舍里，在网上挂到天亮，跟一些现实生活中不认识的人作深入的交流，“可能我那时候已经身处一个逃避现实的状态吧。”
似乎，每个大学生都是苦闷的。他说。苦闷时想要出走，龚万辉就走进住处附近的捷运站，也不必转车转站，一路北上坐到淡水终站，这是他可以离开台北最远的地方。“那时淡水还没发展到很多游客，你可以呆在河堤看夕阳，等夕阳沉到海里再回去。那可能是一种逃避，但也是一种释放，转换一种心情。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追回这样一种情感了。”
生命中总存在一些回不去的地方。
“毕业后，我回到吉隆坡生活了十年，现在偶尔会回到故乡。但故乡也一直在改变，有些街道已经不太会走。你会在自己的家乡迷路，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故乡也已经变成他乡了。我变成了一个永远的异乡人。”龚万辉现在每年都会“回去”台北看看，这个艺术启蒙和文学原乡的地方。
面对烦琐、让人气馁、灰心的现实，龚万辉动用各种各样的回忆，各种各样过去的细节，借以抵抗。“直到30岁之后，大概自己已经学会了和现实世界相处的方式，看得也比较宽广一点，我跟现实世界之间变成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在的书写，可能就不是一种完全的抵抗，而变成一种情感的表达。”
评论者说，龚万辉的书写中有骆以军的语气和笔调。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隔壁的房间》中，充斥着晦暗的死亡，不及骆以军的暴烈，但同样哀伤又沉重。但龚万辉更常提到的是另一位小说家：袁哲生。
这位“有着温厚的文字，写寂寞写得很好”的小说家，却在2004年以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人间，对龚万辉那个世代的小说作者来说是很大的震撼。“你是写得这么好的人，你也有没办法解决的东西，那是不是文字也有无法抵抗的东西呢？我用文字来抵抗现实，是不是也是一种徒劳的做法？后来会觉得说，现实并没有那么可怕，你要想办法和它和平共处。它是琐碎、繁杂的，可是你让自己纯粹一点其实是可以的，不要让现实变成你的压力，因为创作不只是在抵抗现实。”
不再抵抗现实，是更之后的事。“我的母亲和父亲在2009年和2010年接续去世，他们去世的时候我都在异乡，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赶回老家都没见着他们最后一面。父母的过世，对我影响很大。在《隔壁的房间》里头的死亡可以说都是虚构的想象，而真实直面的死亡，几乎改变了我对现实的态度，甚而改变了我之后的创作观。创作变成追述，变成了和已逝之人对话的一种方式。”
在夹缝中选择改变
2011年，龚万辉辞去做了十年之久的“星洲互动”网站（吉隆坡《星洲日报》的电子报）网页设计的工作，成为以绘画、设计为主的SOHO族。当时他说，太安逸的日子会让人害怕。“你要继续这样子也可以，可是你会想，十年之后还是这样子吗？你会有一种害怕，这种害怕可能是创作者才会有的顾虑。每天上班时间八九个小时，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来创作，一篇七八千字的短篇小说就耗费一个月。如果想继续写下去，这样的状态是不是理想的？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大概可以预见十年后的样子，所以就趁还能够改变的时候作个决定。”
作为一个美术科班出身又从事写作的创作者，龚万辉曾思考过：自己到底要当一个会画画的作家，还是一个会写作的画家？但以马来西亚当地的写作环境来说，单纯靠写作根本无法维生，所以他目前的想法是以画养文。
面对华文在马来西亚的处境，龚万辉表示，创作者所能做的其实就是努力去写。“华文在马来西亚不被官方承认，华文文学不被纳入国家文学里面，所以完全是一种民间的行为。从殖民时代到现在，离散的氛围还在，大家还是在一个不被认同、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定位自己的状态中。可能有些创作者会以这个作为创作主题，但这不算是我要处理的东西。我们希望得到的认同也许变成要向整个华文世界获取。但在国家体系既定的范围内，我们还是有一个狭小的空间可以发展。”他也说，对于外界以往对马华文学的一些刻板印象，他希望用自己的创作带出不一样的东西。“我很少写到雨林、热带，事实上整个环境也在改变，我们这一代出生于城市，成长经验跟前辈们也有点不一样了。我们的文字可能还是会有一点混杂语言，因为我们毕竟生长在这里，可是我希望那是自然而然的，而不是刻意为之。我和我后面一代的写作者渐渐没有这样的包袱，所以我相信多元的样貌在未来会越来越多，马华文学将更加百花齐放。”
罗兰·巴特在《明室》里说：摄影令人伤感的原因在于“此曾在”——照片证明了那些人事物的存在，它是无可修改的。龚万辉这样解释。
同样喜欢以镜头捕捉空间和光影的他，更喜欢文德斯在《一次》中的理念：我们当时都曾在那儿——即使照片留下这一瞬间的光影，但里面的人仍然从画面走开，消失，故事仍然继续。因为故事在继续，所以就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追寻。
也许对龚万辉来说，写作也有着同样的意义，现在已不再伤感于“此曾在”，而懂得去追寻生命中更多未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