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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躯干慢慢伏低，四肢渐次落下，通体如焦木，缓缓熄灭。
……
类似的告别，不是第一次。
母亲辞世近10 年，疏离也许已大过悲伤。但偶尔还是会梦见这一幕，仿佛她并未真正离去。
醒来时有些不安，点亮手机屏幕。夜半的微信沸腾闪动。数小时后，武汉就要封城。
我坐起来，双眼浸在黑暗里，意识到自己身在历史的某个时 刻。因为瘟疫而封锁一座如此规模的城市，近代以来有过先例吗？
此时此刻，这是一个愚蠢的念头。我一边开灯穿衣起床，一边叫醒妻子挨个给亲友打电话。她一遍遍努力解释发生了什么。我戴上口罩，走进凌晨3点的黑夜，发动车直奔加油站。
去年12月底的一天，一个沉寂多月的群里，突然出现了N95口罩的宝贝链接。分享链接的是武汉本地的刘医生。
和很多人一样，我又在不同地方看到了著名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
搜索发现，第一财经的一篇报道已证实这两份网传武汉市卫健委文件的真实性。
那两天刘医生始终焦急又语焉不详。我从他的明示暗示之中，梳理出一些信息量。“不明肺炎”即便不是SARS也是SARS的亲戚;一定要避开公共交通、公共场所;有患者已经不行了，有致死性……
最让我绷紧神经的还是下面两条：有医护感染！还会有大批一线医护感染！相关群聊不要截屏……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的文档也出现在社交网络，署名“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区指江汉、硚口、东西湖三区，报告时间显示为12月30日。
鉴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可以与之前的多个来源信息交叉印证，它的可参考性还是比较高的：所有病例都指向华南海鲜市场;现有病原检测全部折戟，全都没能检出病原体;最早一例发病在12月12日……
另外我还注意到，就诊医院是金银潭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同济医院……同济医院很危险。
没有协和医院—我的岳父摔伤了腿，彼时正在协和住院。这让我一度松了一口气。事后证明，这是我犯下的一个大错。
至此，我对事情有了一点判断，或者说，合理推测。大概率，这个病不是SARS 也很可能与SARS高度关联。某种程度上，我更担心后者。至少SARS我们是经历过的。2003年的武汉，有惊无险。
那么，参考这种关联性和刘医生的描述，姑且先假设，它对人体的杀伤力，上限可能在SARS那个水位上。病毒的杀伤力是一回事，它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又是一回事。
我还得再等等。
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来了。几乎是与流言同步抵达！
人民日报官博称“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反证“武汉肺炎”跟SARS“嫌疑暧昧”。
华南海鲜市场关闭、消杀的消息和图片满天飞。我想起朋友老田正好住在那附近，就找他打听情况。没想到，老田好奇心大过天，当时居然正在市场里头，人肉考 察。风口浪尖的华南海鲜市场，居然还在营业。外面中产人心惶惶，里头摊贩认真迷惑“啥是非 典”。不止一个商户向老田证实市场里头常年有野味卖，还有商贩告诉他，有些人是扎堆得的病。
老田落荒而逃。
这天下午，看到多家媒体对武汉市卫健委通报肺炎疫情的报道。
微妙的是，外地媒体标题口径普遍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武汉市委机关报标题口径是“未发现人传人”，仔细看市卫健委原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前一句，表达式客观，滴水不漏，留有余地。文件起草者落笔即可预见媒体报道标题走向。机缘巧合，我了解了一下专业上啥叫“人传人”，发现它和普通人理解的“人传人”不一样，简单说，咱们老百姓理解的“人传人”，很多在专业概念上是不算“人传人”的。市卫健委的通报对个中奥妙未加解释，跟进报道的一众媒体好像也没解释。
至于后一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你們可以想见，直接让我凉了半截。
新年的气氛里，这只是一件鲜有人提及的小事。假期里，我看到一张香港电视新闻截图，一架武汉飞澳门的航班舱内，工作人员正挨个给乘客测体温。机场闸口查体温早就是港澳机场的民风民俗了。但，直接登机查体温，这怕不是头一回？
元旦当天，武汉市公安局官博发布“散布武汉肺炎相关谣言，8人被处理”。
默默等待，终于等到刘医生在群里冒泡。还好。
武汉警方对违法事实的陈述是“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没有定性“编造”，没有交代动机，而是归因于当事人“不经核实”。
时间太仓促，恐怕他们也只来得及处理人，来不及处理问题吧。
应该说，警方的谣言处置相当轻微，却成了轮番登上央视、人民日报的大新闻。极少数几个被我提醒过的亲朋，开始善意提醒我。
我感到害怕。害怕有部分来自前面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到这一步，关于不明肺炎的社会危害性，它的上限也应该对标SARS了。
更要命的是，2003年的非典，武汉有惊无险，武汉人要么淡忘了，要么只有一个“不过如此”的模糊印象。
而这一次，1400万武汉人坐在了风暴中心，内紧外松，浑然不觉。
回到封城那个凌晨。我加满油，抱着一大箱方便面，回到家中。
在吗？朋友小付问我：孩子是留在武汉安全，还是送到乡下安全？
我答：如果你说的乡下是湖北省内，那就留在武汉吧。
我以为她想做一个逃离者，谁知她其实是逆行者。 飞不回武汉，她就飞到杭州。没有火车开进来，她就买到周边城市的票，车过武汉站，下车。
她不是英雄。逆行只为放不下孩子。从境外飞往杭州的航班上，一边有人发烧，一边有人抱怨，听说飞机上有批武汉的，怎么能让他们上来，搞什么鬼！
她回到家就开始发热，从此开始经历和太多武汉人一样的求告无门，居家煎熬……直到最近才确诊收治，曙光初露。
几乎与小付同时，另一位朋友问我：有没有想过离开？
想过。但家中老人家怎么办？
他一叹一骂，消失不见。后来才知道，我的回答让他终于下定决心，当即带着孩子星夜出城。
说起来惊险，我岳父正是在肺炎传言四起的同时突然摔伤的，当天住进了协和医院。所见之处，没人戴口罩。
住院的20天里，即便是在我再三敦促下，老人们也没戴过几次口罩。手术那天，我们挤在手术室外人满为患的电梯间里苦守一整天，这个胃气和屁味熏天的地方只有我坚持戴口罩。
我安慰自己，目前所有信息都指向同济而不是协和。
当协和地铁口被封闭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火速转院那天，我们亲眼看见穿得像生化危机一样的医生走出新华路大门。
后来我知道了协和14名医护被感染。最近我看到一组数据，协和应该是全国医护感染最惨烈的医院，超过同济。
直到现在，我岳父还困在一所医院里，我们一家也没敢结束自我隔离，仍然在等待命运的宣判。
英国人杨格非不会想到，他创立的协和在154年后因为几次三番公开向全社会求口罩而举国闻名。
几乎一样的命运也落在德国人宝隆创立的已经120岁的同济医院头上。
英国医生施维善创立的普爱医院，156年后发生了新肺病逝者家属殴打医生的事情。
爱尔兰人创立的五医院97岁了，一夜之间由一批赶赴应援的江西医护接管。
教会创建的中心医院，在140岁的时候失去了一位年轻的医生。亿万国人守候他如守候亲人，从深夜直到凌晨4点。“传谣”曾经损伤他的名声，被他“谣传”过的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不是英雄。当初只是判断病毒可怕，想要提醒一下熟识的同行。武汉人举城哀悼他，也哀悼自己尚未经受勇气的考验就深陷围城，除了接受同情或嫌弃，早已没有及时保护亲朋的机会。
人心中各有敬畏。这个城市不乏持续百年守护一方的医院，一线医护们心中的敬畏，应该不同于那些接力甩锅的人吧。
封城至今，几乎每天我都会关切小付的情况。
现在我明白，那是因为，在危机公开之前，我从未提醒过她。
潜藏至深的自责，在李文亮逝世后暴露无遗。
不敢在线上广发提醒，不敢把话说尽说透，不敢把大举进攻的危险告诉更多的人。
另外，老实说，事情的进展也超出了我的预计。我没想到，当年SARS造成的社会危害竟然还不是新肺的上限。
最困难的是，哪怕只是警醒极少数亲朋，也几乎无法说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回想起1月的工作日，顶着同事们的异样目光，我连日佩戴口罩上班，像个怪物。
有的朋友门道不浅，每次我“危言耸听”，他们就会去找“官府”熟人求证，一遍遍“证实”我是在“造谣”。
我的父亲痛斥我：经过20 03年“非典”，难道他们还敢吗！
我痛心回答：你情愿相信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刘医生身在一線，他的父母相信的也一样不是亲儿子。
每当我告诉父亲事情又恶化到哪一步了，他就会拿出各种最新的辟谣来战。“警方处置谣传”“未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可治”……尽管他节节败退，我还是很难跑赢时间。
直到钟南山出来，整个武汉都惊呆了，我终于可以对父亲说：
你看我提醒过你的全部兑现了！
他不再反驳，但仍然会出门锻炼晒太阳，还苦劝我也去。那时候专家们还在言之凿凿固守既有认知教导人民，哪怕病毒一次又一次刷新认知。
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惊恐地向我讲述路遇熟人发热去医院，个把小时后CT报告“肺部磨玻璃”，孤儿寡母各自隔离。
汉江长江交汇岸的龙王庙还没淹没，武汉人就不拿洪水当洪水。
楼下单元门贴上“ 发热门栋”，才知道这场灾难面前没有人能侥幸。
谣言和辟谣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相爱相杀的孪生兄弟，真相是它俩亲妈。老是目睹谣言变性、辟谣洗地，武汉人真的很心疼真 相。兵荒马乱中，蜷缩在家里、方舱里，期待传说中的“拐点”到来。
疫情对武汉人而言好比一场大型双盲测试，命运跟每个人说的都是戴口罩勤洗手不出门不信不传你不会有事的，只不过有的人在一个组，有的人在另一个组。
谨以一首无名诗中的三行，结束此文：
有的人是一条河
有的人是一声喊叫
更多的人消失了
……
类似的告别，不是第一次。
母亲辞世近10 年，疏离也许已大过悲伤。但偶尔还是会梦见这一幕，仿佛她并未真正离去。
醒来时有些不安，点亮手机屏幕。夜半的微信沸腾闪动。数小时后，武汉就要封城。
我坐起来，双眼浸在黑暗里，意识到自己身在历史的某个时 刻。因为瘟疫而封锁一座如此规模的城市，近代以来有过先例吗？
此时此刻，这是一个愚蠢的念头。我一边开灯穿衣起床，一边叫醒妻子挨个给亲友打电话。她一遍遍努力解释发生了什么。我戴上口罩，走进凌晨3点的黑夜，发动车直奔加油站。
01明与暗
去年12月底的一天，一个沉寂多月的群里，突然出现了N95口罩的宝贝链接。分享链接的是武汉本地的刘医生。
和很多人一样，我又在不同地方看到了著名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
搜索发现，第一财经的一篇报道已证实这两份网传武汉市卫健委文件的真实性。
那两天刘医生始终焦急又语焉不详。我从他的明示暗示之中，梳理出一些信息量。“不明肺炎”即便不是SARS也是SARS的亲戚;一定要避开公共交通、公共场所;有患者已经不行了，有致死性……
最让我绷紧神经的还是下面两条：有医护感染！还会有大批一线医护感染！相关群聊不要截屏……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的文档也出现在社交网络，署名“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区指江汉、硚口、东西湖三区，报告时间显示为12月30日。
鉴于这份报告的内容可以与之前的多个来源信息交叉印证，它的可参考性还是比较高的：所有病例都指向华南海鲜市场;现有病原检测全部折戟，全都没能检出病原体;最早一例发病在12月12日……
另外我还注意到，就诊医院是金银潭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同济医院……同济医院很危险。
没有协和医院—我的岳父摔伤了腿，彼时正在协和住院。这让我一度松了一口气。事后证明，这是我犯下的一个大错。
至此，我对事情有了一点判断，或者说，合理推测。大概率，这个病不是SARS 也很可能与SARS高度关联。某种程度上，我更担心后者。至少SARS我们是经历过的。2003年的武汉，有惊无险。
那么，参考这种关联性和刘医生的描述，姑且先假设，它对人体的杀伤力，上限可能在SARS那个水位上。病毒的杀伤力是一回事，它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又是一回事。
我还得再等等。
02内与外
12月31日上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来了。几乎是与流言同步抵达！
人民日报官博称“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SARS”，反证“武汉肺炎”跟SARS“嫌疑暧昧”。
华南海鲜市场关闭、消杀的消息和图片满天飞。我想起朋友老田正好住在那附近，就找他打听情况。没想到，老田好奇心大过天，当时居然正在市场里头，人肉考 察。风口浪尖的华南海鲜市场，居然还在营业。外面中产人心惶惶，里头摊贩认真迷惑“啥是非 典”。不止一个商户向老田证实市场里头常年有野味卖，还有商贩告诉他，有些人是扎堆得的病。
老田落荒而逃。
这天下午，看到多家媒体对武汉市卫健委通报肺炎疫情的报道。
微妙的是，外地媒体标题口径普遍是“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武汉市委机关报标题口径是“未发现人传人”，仔细看市卫健委原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前一句，表达式客观，滴水不漏，留有余地。文件起草者落笔即可预见媒体报道标题走向。机缘巧合，我了解了一下专业上啥叫“人传人”，发现它和普通人理解的“人传人”不一样，简单说，咱们老百姓理解的“人传人”，很多在专业概念上是不算“人传人”的。市卫健委的通报对个中奥妙未加解释，跟进报道的一众媒体好像也没解释。
至于后一句，“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你們可以想见，直接让我凉了半截。
03紧与松
新年的气氛里，这只是一件鲜有人提及的小事。假期里，我看到一张香港电视新闻截图，一架武汉飞澳门的航班舱内，工作人员正挨个给乘客测体温。机场闸口查体温早就是港澳机场的民风民俗了。但，直接登机查体温，这怕不是头一回？
元旦当天，武汉市公安局官博发布“散布武汉肺炎相关谣言，8人被处理”。
默默等待，终于等到刘医生在群里冒泡。还好。
武汉警方对违法事实的陈述是“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没有定性“编造”，没有交代动机，而是归因于当事人“不经核实”。
时间太仓促，恐怕他们也只来得及处理人，来不及处理问题吧。
应该说，警方的谣言处置相当轻微，却成了轮番登上央视、人民日报的大新闻。极少数几个被我提醒过的亲朋，开始善意提醒我。
我感到害怕。害怕有部分来自前面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到这一步，关于不明肺炎的社会危害性，它的上限也应该对标SARS了。
更要命的是，2003年的非典，武汉有惊无险，武汉人要么淡忘了，要么只有一个“不过如此”的模糊印象。
而这一次，1400万武汉人坐在了风暴中心，内紧外松，浑然不觉。
04去与留
回到封城那个凌晨。我加满油，抱着一大箱方便面，回到家中。
在吗？朋友小付问我：孩子是留在武汉安全，还是送到乡下安全？
我答：如果你说的乡下是湖北省内，那就留在武汉吧。
我以为她想做一个逃离者，谁知她其实是逆行者。 飞不回武汉，她就飞到杭州。没有火车开进来，她就买到周边城市的票，车过武汉站，下车。
她不是英雄。逆行只为放不下孩子。从境外飞往杭州的航班上，一边有人发烧，一边有人抱怨，听说飞机上有批武汉的，怎么能让他们上来，搞什么鬼！
她回到家就开始发热，从此开始经历和太多武汉人一样的求告无门，居家煎熬……直到最近才确诊收治，曙光初露。
几乎与小付同时，另一位朋友问我：有没有想过离开？
想过。但家中老人家怎么办？
他一叹一骂，消失不见。后来才知道，我的回答让他终于下定决心，当即带着孩子星夜出城。
05敬与畏
说起来惊险，我岳父正是在肺炎传言四起的同时突然摔伤的，当天住进了协和医院。所见之处，没人戴口罩。
住院的20天里，即便是在我再三敦促下，老人们也没戴过几次口罩。手术那天，我们挤在手术室外人满为患的电梯间里苦守一整天，这个胃气和屁味熏天的地方只有我坚持戴口罩。
我安慰自己，目前所有信息都指向同济而不是协和。
当协和地铁口被封闭时，我意识到自己错了。火速转院那天，我们亲眼看见穿得像生化危机一样的医生走出新华路大门。
后来我知道了协和14名医护被感染。最近我看到一组数据，协和应该是全国医护感染最惨烈的医院，超过同济。
直到现在，我岳父还困在一所医院里，我们一家也没敢结束自我隔离，仍然在等待命运的宣判。
英国人杨格非不会想到，他创立的协和在154年后因为几次三番公开向全社会求口罩而举国闻名。
几乎一样的命运也落在德国人宝隆创立的已经120岁的同济医院头上。
英国医生施维善创立的普爱医院，156年后发生了新肺病逝者家属殴打医生的事情。
爱尔兰人创立的五医院97岁了，一夜之间由一批赶赴应援的江西医护接管。
教会创建的中心医院，在140岁的时候失去了一位年轻的医生。亿万国人守候他如守候亲人，从深夜直到凌晨4点。“传谣”曾经损伤他的名声，被他“谣传”过的肺炎夺走了他的生命。
他不是英雄。当初只是判断病毒可怕，想要提醒一下熟识的同行。武汉人举城哀悼他，也哀悼自己尚未经受勇气的考验就深陷围城，除了接受同情或嫌弃，早已没有及时保护亲朋的机会。
人心中各有敬畏。这个城市不乏持续百年守护一方的医院，一线医护们心中的敬畏，应该不同于那些接力甩锅的人吧。
06信与幸
封城至今，几乎每天我都会关切小付的情况。
现在我明白，那是因为，在危机公开之前，我从未提醒过她。
潜藏至深的自责，在李文亮逝世后暴露无遗。
不敢在线上广发提醒，不敢把话说尽说透，不敢把大举进攻的危险告诉更多的人。
另外，老实说，事情的进展也超出了我的预计。我没想到，当年SARS造成的社会危害竟然还不是新肺的上限。
最困难的是，哪怕只是警醒极少数亲朋，也几乎无法说服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回想起1月的工作日，顶着同事们的异样目光，我连日佩戴口罩上班，像个怪物。
有的朋友门道不浅，每次我“危言耸听”，他们就会去找“官府”熟人求证，一遍遍“证实”我是在“造谣”。
我的父亲痛斥我：经过20 03年“非典”，难道他们还敢吗！
我痛心回答：你情愿相信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刘医生身在一線，他的父母相信的也一样不是亲儿子。
每当我告诉父亲事情又恶化到哪一步了，他就会拿出各种最新的辟谣来战。“警方处置谣传”“未发现人传人”“可防可控可治”……尽管他节节败退，我还是很难跑赢时间。
直到钟南山出来，整个武汉都惊呆了，我终于可以对父亲说：
你看我提醒过你的全部兑现了！
他不再反驳，但仍然会出门锻炼晒太阳，还苦劝我也去。那时候专家们还在言之凿凿固守既有认知教导人民，哪怕病毒一次又一次刷新认知。
有一天，父亲打来电话，惊恐地向我讲述路遇熟人发热去医院，个把小时后CT报告“肺部磨玻璃”，孤儿寡母各自隔离。
汉江长江交汇岸的龙王庙还没淹没，武汉人就不拿洪水当洪水。
楼下单元门贴上“ 发热门栋”，才知道这场灾难面前没有人能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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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和辟谣就像一对形影不离相爱相杀的孪生兄弟，真相是它俩亲妈。老是目睹谣言变性、辟谣洗地，武汉人真的很心疼真 相。兵荒马乱中，蜷缩在家里、方舱里，期待传说中的“拐点”到来。
疫情对武汉人而言好比一场大型双盲测试，命运跟每个人说的都是戴口罩勤洗手不出门不信不传你不会有事的，只不过有的人在一个组，有的人在另一个组。
谨以一首无名诗中的三行，结束此文：
有的人是一条河
有的人是一声喊叫
更多的人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