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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择90年代后期部分中短篇小说作为症例,并重点由“爱情”这个文学主题入手,试图透视出悲剧精神在小说中的追求和缺失,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缺憾。
[关键字]中短篇小说;悲剧精神;爱情
中华民族是充满悲剧精神的民族,但中国的文学却鲜有悲剧精神,只有悲剧意识;鲜有悲壮,只有悲情、悲哀。“五四”时期民族悲剧精神和艺术悲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兀的高峰。尤其是鲁迅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以来的悲剧观念,更通过自身的为人和为文体现出真正的悲剧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应该说鲁迅为中国文学开创了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悲剧性,但是鲁迅以后却鲜有人将这种美学悲剧性传承下来,终使鲁迅独步现代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高峰,这是中国文学的幸或不幸?中国文化多悲剧意识,少悲剧精神。悲哀,是中国所有文化的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使中国文学在美学体验上和精神感受上更容易走进喜剧远离悲剧。然而,鲁迅的文学实绩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新文学风范到底不止于鲁迅的个人意义,整个20世纪直至新世纪中国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鲁迅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曾随着历史的外部变动不断的起伏消长,但鲁迅及其影响的存在,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激起波纹,甚至泛起浪潮。
从历史上看。我们始终就未能给予爱情以公正的理解,并承认它的独立地位。不是将其当成个人理想的乐观想象,便是把它作为社会规范的道德隐喻。诚如朱自清所言:“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而事实上,爱情根本就不是国人所以为的那种与人类生命同始的亘古浪漫传奇,它是源发于西方中世纪的一个具有文明意义的历史现象,是西方社会走出野蛮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恩格斯经由历史考察得出结论,爱情产生于中世纪骑士与有夫之妇的通奸行为。这一结论道出了爱情得以产生的最基本前提,即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个人化性爱。
纵观中国小说里的爱情史,我们不难看到它的种种致命缺陷。一是身体的道德化:正像刘再复在同李泽厚的对话中,批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时所说的那样:“一是完全回避性爱,如样板戏那样,女英雄们都没有丈夫,即使有丈夫也不在场;另一种办法是使性爱完全精神化即意识形态化,英雄即使有配偶,也不是人与人的结合,而是神与人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神与神的结合。”由于身体的被敌视,爱情成了没有直观感觉的行为,这为它的道德化趋势扫清了障碍。李国文的《涅槃》中的“加农炮”对晏波的爱就是这种超越了肉体的精神之爱,“这位固执的将军,为她等了一辈子。按他儿子的说法,甚至知道了她跌进雪崖的消息以后,仍旧相信她活着,还在等待着她。”这是中国人所梦想的真正的爱情,于是作者最终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庆邦的《鞋》里更是将爱情的幻想建立在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虚幻的人身上,这种爱情只会让人感到可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中国观念里的爱情從来只能是在婚姻面前止步。而西方小说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即婚姻的堡垒随时面临着爱情的全面夹击,通奸行为并没有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相反,人们倒是在这种行为之中体验到了爱情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并由婚姻的危机领悟到了爱情于时间面前的宿命。久木和凛子(《失乐园》)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凭借身体真实且短暂的感觉,击碎了爱情永恒的神话,并以生命殉归了爱情的悲剧命运。
二是信仰的功利化:国人对于爱情的信仰,同其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像他们祭拜神灵是为谋求世俗利益的馈赠一样,他们关爱对方也总是缺乏无怨无悔的精神。如果付出没有回报,爱情便要因此受到质疑。池莉的《心比身先死》中那些随时都在计较爱情斤两的男男女女们根本不懂得爱情为何物,他们以自己掂量利益的心态来掂量爱情。所以他们才会嘲笑加木措那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执着,但是我们分明已经感到加木措对感情不计回报不问应不应该的付出在深深地打动康珠的同时也在动摇着和康珠一起的现代都市人的爱情观。而康珠呢?她不明白爱情是可以没有回报的,所以不能负责又不敢承诺的康珠只能任加木措在自己的生命中流逝。康珠的爱情观是功利性的,池莉也许通晓人性,但和康珠一样并不明白真正的爱情。我们只有在《人性的枷锁》(毛姆)中菲利浦对米尔德丽德那包容一切的爱情里、在《画中情思》(西巫拉帕)吉拉娣那“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的感伤遗言里,才能体会到无怨无悔之爱带给我们的强烈震撼。
鲁迅认为人的悲剧在于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不论采取何种姿态都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状态。中短篇小说是以反映历史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某一种人生状态为主的,中短篇小说的作者对人生状态的探讨将折射出他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命运的洞见以及他对自己绝对悲剧处境的姿态。鲁迅在他的境遇中,用自己的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身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都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认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
悲剧精神无疑是在衰落中,但我始终相信江河流日夜,时代越春秋,古老的悲剧及其话题总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滔天的浪花,总在与时俱进,移步换形,这正好证明了悲剧艺术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只要人类存在,必有痛苦滋生,痛苦与人性忍受和战胜痛苦的高贵品质又是那么的紧密相连,那么人生的悲剧和舞台上屏幕上的悲剧也就会必然存在反复上演,而人类要延续并发展自身就要深思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新生力量就在命运与生存的较量中待蓄而发。
[关键字]中短篇小说;悲剧精神;爱情
中华民族是充满悲剧精神的民族,但中国的文学却鲜有悲剧精神,只有悲剧意识;鲜有悲壮,只有悲情、悲哀。“五四”时期民族悲剧精神和艺术悲剧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突兀的高峰。尤其是鲁迅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以来的悲剧观念,更通过自身的为人和为文体现出真正的悲剧精神,并将这种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应该说鲁迅为中国文学开创了独特而深刻的美学悲剧性,但是鲁迅以后却鲜有人将这种美学悲剧性传承下来,终使鲁迅独步现代中国文学悲剧精神的高峰,这是中国文学的幸或不幸?中国文化多悲剧意识,少悲剧精神。悲哀,是中国所有文化的底色。在这个底色之上,中国文化建立起了自己的乐感文化。这种乐感文化是通过抑制激情、抑制悲剧精神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这使中国文学在美学体验上和精神感受上更容易走进喜剧远离悲剧。然而,鲁迅的文学实绩及其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新文学风范到底不止于鲁迅的个人意义,整个20世纪直至新世纪中国文学都不可避免地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鲁迅传统’,尽管这个传统曾随着历史的外部变动不断的起伏消长,但鲁迅及其影响的存在,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激起波纹,甚至泛起浪潮。
从历史上看。我们始终就未能给予爱情以公正的理解,并承认它的独立地位。不是将其当成个人理想的乐观想象,便是把它作为社会规范的道德隐喻。诚如朱自清所言:“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而事实上,爱情根本就不是国人所以为的那种与人类生命同始的亘古浪漫传奇,它是源发于西方中世纪的一个具有文明意义的历史现象,是西方社会走出野蛮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恩格斯经由历史考察得出结论,爱情产生于中世纪骑士与有夫之妇的通奸行为。这一结论道出了爱情得以产生的最基本前提,即建立在男女平等基础之上的个人化性爱。
纵观中国小说里的爱情史,我们不难看到它的种种致命缺陷。一是身体的道德化:正像刘再复在同李泽厚的对话中,批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情描写时所说的那样:“一是完全回避性爱,如样板戏那样,女英雄们都没有丈夫,即使有丈夫也不在场;另一种办法是使性爱完全精神化即意识形态化,英雄即使有配偶,也不是人与人的结合,而是神与人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神与神的结合。”由于身体的被敌视,爱情成了没有直观感觉的行为,这为它的道德化趋势扫清了障碍。李国文的《涅槃》中的“加农炮”对晏波的爱就是这种超越了肉体的精神之爱,“这位固执的将军,为她等了一辈子。按他儿子的说法,甚至知道了她跌进雪崖的消息以后,仍旧相信她活着,还在等待着她。”这是中国人所梦想的真正的爱情,于是作者最终让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刘庆邦的《鞋》里更是将爱情的幻想建立在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虚幻的人身上,这种爱情只会让人感到可笑。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中国观念里的爱情從来只能是在婚姻面前止步。而西方小说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即婚姻的堡垒随时面临着爱情的全面夹击,通奸行为并没有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相反,人们倒是在这种行为之中体验到了爱情不可遏制的生命活力,并由婚姻的危机领悟到了爱情于时间面前的宿命。久木和凛子(《失乐园》)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们凭借身体真实且短暂的感觉,击碎了爱情永恒的神话,并以生命殉归了爱情的悲剧命运。
二是信仰的功利化:国人对于爱情的信仰,同其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像他们祭拜神灵是为谋求世俗利益的馈赠一样,他们关爱对方也总是缺乏无怨无悔的精神。如果付出没有回报,爱情便要因此受到质疑。池莉的《心比身先死》中那些随时都在计较爱情斤两的男男女女们根本不懂得爱情为何物,他们以自己掂量利益的心态来掂量爱情。所以他们才会嘲笑加木措那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执着,但是我们分明已经感到加木措对感情不计回报不问应不应该的付出在深深地打动康珠的同时也在动摇着和康珠一起的现代都市人的爱情观。而康珠呢?她不明白爱情是可以没有回报的,所以不能负责又不敢承诺的康珠只能任加木措在自己的生命中流逝。康珠的爱情观是功利性的,池莉也许通晓人性,但和康珠一样并不明白真正的爱情。我们只有在《人性的枷锁》(毛姆)中菲利浦对米尔德丽德那包容一切的爱情里、在《画中情思》(西巫拉帕)吉拉娣那“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是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的感伤遗言里,才能体会到无怨无悔之爱带给我们的强烈震撼。
鲁迅认为人的悲剧在于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人不论采取何种姿态都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状态。中短篇小说是以反映历史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的某一种人生状态为主的,中短篇小说的作者对人生状态的探讨将折射出他对外部世界和自身命运的洞见以及他对自己绝对悲剧处境的姿态。鲁迅在他的境遇中,用自己的人格担当了他对中国的深切绝望。他的绝望感终身都没有消失,甚至一刻都没有减轻过。可是他同样一刻也不放松地与这种绝望感搏战,一刻也不放松地为这些绝望的人群谋求新生的可能。从认知上已经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必须从内心的愿望上看见世界的希望;在逻辑上已经无法认证光明的存在的时候,必须用灵魂的祈祷呼唤光明的出现。
悲剧精神无疑是在衰落中,但我始终相信江河流日夜,时代越春秋,古老的悲剧及其话题总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滔天的浪花,总在与时俱进,移步换形,这正好证明了悲剧艺术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只要人类存在,必有痛苦滋生,痛苦与人性忍受和战胜痛苦的高贵品质又是那么的紧密相连,那么人生的悲剧和舞台上屏幕上的悲剧也就会必然存在反复上演,而人类要延续并发展自身就要深思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新生力量就在命运与生存的较量中待蓄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