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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普通老百姓中，“大队长”是一方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个在特殊年代可以改变一个小人物命运的大人物。
时光如潮。“大队长”这个农村最基层的四级干部，在滚滚的红尘中，在滔滔的时尚下，开始湮没了……
下面讲述的是一个与大队长有关的，渐行渐远的特定时代的故事；
这些故事蘸着血和泪，擦伤了一段历史，留下了些许的痕迹。
有福不用忙
大队长，是榆树湾大队十三个生产队的两千多名社员对他的尊称。对于这种敬称，他的感觉，像做皇上的听到山呼“陛下”或者“万岁”一样的舒坦。
习惯成自然。大队长长、大队长短地喊久了，村民们就淡忘了他姓甚名谁。
当然，在我们叙述与大队长相关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身世先刨刨根儿、挖挖底儿。
大队长原是有大名的，叫李大德。没当大队长时，村民们都随口喊他“甩货”。我们那一带，管不成器的东西，卖不出价钱的砍半儿货，或者被遗弃的物件儿，统称“甩货”。
甩货刚刚断奶时，就被在县城生活的爹娘送到了这个村子的亲戚家，说是城里兵荒马乱，惊险得很。爹娘没有亲自来送，是委托甩货的姨父、姨妈来的。当时，榆树湾一带还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中。村民们以为甩货住个一年半载就会回到爹娘身边。谁晓得，一住就住到现在。甩货除了偶尔去县上姨妈、姨夫家串门、要钱，余外从不见多余的人，包括他的爹娘。
和村民们一样的迷惑，至今，他都不清楚自己的出身，不晓得爹娘为啥子把自己扔在穷嗖嗖的乡下亲戚家。
亲戚，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年夫妇，贫雇农，都带有残疾。秃子跟着月亮走，甩货算是亲戚的养子，解放后也就成了根正苗红的贫雇农。
七八岁时，他像个跳蚤，上窜下跳，偷桃摸枣，连村子里的狗们见到他都躲开走。连狗也嫌弃，你想想，不是个甩货是个啥？
长大成人后，甩货不是趴人家新婚小俩口儿的窗户，就是用屎巴巴的眼光撩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的。要不是看他自小被爹娘遗弃，村子里的男人们早用棍子撵跑了这个狗日的。
文化大革命时，甩货的姨夫李背头的大鼻子嗅觉灵敏，率先大串联，带头造反，吃了豹子胆，不仅架了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飞机，又一脚把他们踢到了邻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李背头在一帮子造反派的捣鼓下，威风凛凛地坐上了县革委会主任的头把交椅，掌控了县上的生杀大权。
做了县上革委会的头头儿，李背头好生了得。标榜着革命干部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身黄军装，挎着盒子炮，开着黄包车，轰轰隆隆来了趟甩货所在的公社，慌得正在开会的公社书记差点没被脚下的独凳子绊个倒栽葱。
公社书记陪着满脸的笑，亲自沏茶点烟，迭声讨好：“请领导指示！”
领导没有啥指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想了解下榆树湾青年李大德的事儿。”
靠了，李大德是谁？头一回听说啊。公社书记木愣了一下，脑瓜子急转弯儿：“我马上派人了解，都怪我们平常关心不够，望领导多批评、多指导！”领导关心的事儿，不管大小，那它都是大事。公社书记在官场上混，有这个政治素质。
领导也就呆了不过半小时，嚷着革命形势逼人，窝进黄包车，一声“嘀嘀—”，屁股窜出一股子黑烟，日日呜呜地跑了。
李背头没有回县上，而是沿着崎岖土路，颠颠簸簸地到了榆树湾。生产队长听说来了黄包车，晓得来了大领导，扔下手头的锄头，兔子似的望村口狂奔。
甩货在河畔放生产队的耕牛，流着口水正津津有味地看公牛追着母牛寻欢。突然，听到生产队长扯着驴嗓子喊他：“甩货、甩货……-，你姨父，县革委会李主任看你来球了……”
啥？我姨夫升球官了？甩货一个屁颠疯儿，朝空中日日地甩了个响鞭。
“大德啊，你这样过着不球中，得变变样子了，也该有个人家了！”姨父看着气喘吁吁的甩货，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窝子红红的。
旁边的生产队长一看这架势，晓得这是敲山震虎的，忙点头弓腰：“是、是、是……，队上也正在想法子。”
李大主任又去看了看那对身残的老年夫妇，说了些贴己话，塞了把大团结，便说：“老叔、老婶啊，养育他，是你们的恩德，我晓得。等有空闲，我会再来的！”
李背头前脚刚走，公社书记第二天就后脚撵到了榆树湾，微服私访，将那对有残疾的老年夫妇定为公社的特困接济户。
第三天，生产队长拿着尺子，领着会计，到村东头上好的空场上划宅基地。
“队长，你说由队上给甩货盖大瓦房？凭球啥？”年轻的会计为人憨实，看了眼比别家大一倍的宅基圈地，牢骚了一句没有城府的话。
生产队长蔑视了会计一眼，哂笑道：“你个鸡巴娃子晓得个卵子，凭球啥？凭人家姨父是县太爷。咋球的？你狗日的还不服气？”
我靠，是球这样。小队会计噤若寒蝉。
由全队的主劳力出工，不出一个月，三间大瓦房晃头晃脑、雄赳赳地昂了起来。好比一步登天，人家甩货便有了个像模像样的家。乔迁那天，还惊动了公社书记，简单的祝贺仪式后，公社书记特意送他一台红梅牌收音机，千言万语地嘱咐他：“大德同志，你年轻，有大好的革命前程等着你，你要多听听这个，了解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如获至宝，甩货抱着个铁匣子一天到晚地听着，把村子里的老年人眼气死了，想这甩货娃子哪辈子积了德。
除了没有暖被窝的堂客（媳妇），甩货该有的都有了。
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头。紧接着，公社大集会。红旗飘飘，战鼓擂，公社书记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经公社研究决定，并呈报县革命委员会备案，特任命李大德同志为榆树湾大队大队长！”
社员们，尤其是榆树湾的社员们，都伸长了脖子，四下里张望，想看看新头头儿李大德是哪路神仙。
哗哗……的掌声中，新任命的大队长粉墨登场。
你道是哪个？啊哟，那不是咱们队里的甩货嘛！
好多人惊讶得一下子闪了舌头。
好像一颗炸弹掉进了黑压压的人群，轰地引爆了，社员们叽叽咕咕，指指点点。
还有令许多想看甩货笑话的社员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人家甩货是个天生的官坯子，但见甩货大步流星地来到主席台前，向着台下鞠了一躬，接着昂首挺胸，挥舞了一下子右胳膊，一声响雷：
“请社员同志们安静啦……，今天的我，是一个全新的我，一个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共同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彼岸！借今天的集会，我也请广大的社员同志们监督我、李、大、德！”
啪、啪……，公社书记带头鼓掌，稍后，台下哗地掌声如潮。呵呵，你不鼓掌还真不行，那显得你多没觉悟啊。
有福不用忙，无福忙断肠。人生的道理就这样的明了简单。福星高照的甩货，在而立之年就真的立了起来，成了榆树湾响当当的大队长。
有些火线挑重担的味道，新任命的大队长的权威一下子盖过大队支部书记。
年老的支部书记自此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这个老疙瘩也开通，顺水推舟地嚷嚷：“让年轻人挑重担，好啊……，咱也省球心了！”
革命婚事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年代。
经过了那个是非莫辨年代的人，都会有这种切肤之痛的认识。
这不，没当大队长的时候，他梦里总欢天喜地娶着鲜艳艳的媳妇儿。可每回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
是啊，谁会跟他这个上无片瓦的又穷又酸的货色？这样，他一直打着光棍、盼着媳妇到年近而立。
只一眨眼儿的工夫，大队长就交上了桃花运。
还是古话说得实在、说得通透：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从不敢正眼看村里花花姑娘的他，现在敢火辣辣地瞄着人家了，倒常常看得人家落荒而逃。看着人家背后晃悠着油亮的麻花辫子，大队长那颗躲藏在角落的灰土土的心，像鼓足了气，慢慢地膨胀了起来，也越来越出了轨没有了规矩，开始撒野了，欢腾了。
大队长悄悄地将带着钩子的眼光挂在一个村姑身上，紧紧地不放。
铁匣子里有个节目说的好啊，这也是场斗争，要斗争，就要学会欲擒故纵之术。他是大队干部，在这场感情的斗争中，他不能主动，主动了那还是大队长吗！
他得想辙，得曲线救国。
以“忆苦思甜”、“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运动在大队里开展得如火如荼。
铁匣子给了大队长革命的胆量和智慧。大队长几乎天天站台子，讲话，做报告。啥子报告吗？无非是他从小没爹没娘，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是新社会让他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有温度的幸福生活。
特别是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理解，大队长有着更深刻的心领神会：“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二道贩子，皮条客，都是翘着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毫不留情地一刀砍球掉！”
听者有意。这些话，令村里的有名的媒婆子“两面三刀”惶兮兮的，怀里总像吊着块石头，没法儿着地地荡悠着，弄不清啥个时辰就会落地砸在自己的小脚上。
两面三刀在床上烙了一夜的烧饼后，红肿着一对樱桃眼，蹩着小脚，陀螺一样，一跌三歪，晃到大队长的跟前：
“大侄儿，三姑的行当是成人之美，算不得‘资本主义尾巴’哈？真的算了，大侄儿啊，黄土已经埋在三姑的细脖脖儿了，我咋个出工唷……，还不是饿死算了！”
大队长“啊哟”一声，看着眼圈子密布阴雨的两面三刀，喋喋道：“三姑哪里话，你老得与人为善，夕阳红嘛！我还正想问三姑最近忙些啥呢！”
两面三刀喘了口气，捉摸着大队长的话音，品出了一个味道：“三姑最近啦替大侄儿操心着哩，可三姑扒拉来、扒拉去的，合适的还没有筛出来。大侄儿，你有看好的，不妨说给三姑听听？”
大队长不好意思地一笑，忙摇头：“这不，大队里的事太多，忙啊，哪有心思哟……”
“那好说，大侄儿不嫌弃的话，三姑来张罗张罗。”两面三刀阅人无数，一见大队长翘起尾巴，就已经晓得了他要屙啥样子的臭巴巴了。
大队长挠了挠头皮，叮嘱道：“三姑，可不许弄出个啥动静来。你晓得我的意思的，我是大队长嘛！”
两面三刀放下了手头上所有的活计，一心一意地谋划着大队长的终身大事。经过半个月的背地盯梢，她看出了名堂。心里说，好你个赖娃子，有眼光。不是说你，要不你是个鸡巴大队长，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尽管看出了些眉目，但两面三刀感觉还不到火候儿，还得加把柴禾。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榆树湾大队里的体现，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轰轰烈烈地斗地主。
小财主旺发成了主要的靶子，轮着在十三个生产队站桩儿。每一回，大队长就会晴天霹雳一声：“地主旺发，低下你的狗头，老实交代你在旧社会是咋个欺压佃户的！”
本来就胆小如鼠的旺发早已哆哆嗦嗦哈腰弓在场地中央，拭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呜呜咙咙地赎着罪行：“我、我不该，千不该接过大财主的田地，我、我不该，万不该收佃户的租子，我、我知罪，我、我罪有应得，我、我愿意接受改造……”
惊弓之鸟的小财主被批斗到第五回时，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刺激，昏厥了过去。
被幺女画儿用眼泪鼻涕唤醒后，小财主双目无神地看着闺女，恍若隔世。
画儿的泪水开始让爹的泪水夺眶而出：“画儿，爹对不起你啊，爹怕是抗不过大队长的这一关呀！爹可以去死，可是爹没了，你和你娘就更没有依靠了。爹想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泪痕让娇俏的画儿更加令人心酸。但见她，用洁白的糯米牙咬了咬下唇：“爹，是女儿惹的祸，咋个怨你！女儿不傻，女儿晓得大队长的用意。你去托三姑吧……”
画儿的话音尚未落地，小财主憋不住孩子一样地嚎啕大哭：“娃呀，你为啥要生养在这个家哟……！”
是冤家，就会有路窄的时候。画儿没有对爹讲过去的事儿。早在大队长还没有当上大队长的时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打她的主意。那时，“甩货”的他，是个不值钱的东西。那时，画儿不过十六七岁。含苞待放的画儿，让二十七八岁的甩货神魂颠倒，一次见画儿一人在河边洗衣，甩货便忍不住满口胡言乱语。见画儿臊得将要哭时，得寸进尺的他开始动手动脚。随着“啪”的声响，他才一个愣神，看见管理区学校的一个老师竖在自己面前。
“好没教养，你当是在旧社会？”年轻的老师横眉冷对。
甩货揉了揉脸上的横肉，盯了盯眼前的老师。他认得这个老师叫秦岭，还小他好几岁。
“你，还有你，等着瞧！”甩货指了指惊恐如鹿的画儿，旋即又握成重拳，朝着学校秦老师晃了晃。
不曾想，几年后，甩货的“等着瞧”的话就灵验了。
大队长上台的第一年，管理区学校的秦老师就被人打成了“右派”。秦老师不再是讲台上的先生，成了学校的伙头军。
这似乎就是逃脱不了的命？
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小财主旺发几经盘算，稳了稳情绪后，怀揣着一叠准备给女儿做嫁妆的丝绸，趁着天黑，贴着墙根儿，钻进媒婆儿三姑家，对着一张菊花脸点头哈腰：“咱得主动靠近贫下中农，是不？三姑就帮衬帮衬。”
老媒婆儿不动声色地一笑：“旺发兄弟，咱们可是一个藤上的瓜蛋蛋，姐姐我正要找你唷……”
“老东西，这就亏了你家鲜亮亮的幺女了。命哩，都是天定的！”望着小财主远去的佝偻着的背影，媒婆儿三姑长叹了一口气，两眼热胀，无奈地摆了摆油亮亮的头。
媒婆儿三姑像个织布的梭子，两头穿梭着。
于是，大队长偷偷地与小财主的幺女画儿见了一面。说是偷偷的，那可不假。一个是地主家的闺女，一个是革命干部，门不当、户不对的，这可是一个政治界限问题。
“画儿妹子，从前的事儿我先向你捡个讨，道个歉。我呢，现在是革命干部了，也是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我会对你好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对革命的伴侣！”大队长一见画儿，首先来个高姿态，一个只有革命干部才有的高姿态。
画儿埋头不语，心里头波澜起伏，这狗嘴里还真吐出了象牙。
大队长挪了下屁股，将椅子提起，向着画儿拢了拢身：“我咧，也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和你好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哲学家说的好啊，谁让爱情来了由不得人哩……”
“画儿妹子，这是咱们革命的第一面，同不同意，你表个态，主意还在你手里。我说了，我不再是以前的甩货，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我不会强迫你的。”大队长真的有些不同以往了，舌头像安了弹簧一样的巧，说话的水平是芝麻开花步步高。
“当然，对于你和学校秦老师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我不会计较的，再说了，他的反革命右派的帽子还戴着，你也不会这么糊涂的，我更相信那是谣言。经过这段日子的改造，大队部正在考虑，适当的时候摘掉秦老师头上的那顶帽子！”大队长还是不能免俗，绕不开一个酸溜溜的十分现实的话题，好在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化解得风轻云淡，破解得天衣无缝。
俗话说，最硬的牙齿也怕被醋泡倒的，最清醒的女人也会被甜言蜜语泡迷糊的。大队长裹着糖衣的话，还是羞红了画儿。她的两腮犹如五月的仙桃儿，玉白里沁着胭脂色。
这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大队长猎鹰样的眼，他的心子要蹦出胸膛，两个腿肚子一颤一颤的，浑身像打摆子，两只眼却精光精光的，剜着看画儿的脸和胸，像两支无形的手，在上面抚来探去的，两个口角早有哈喇子垂挂着。
革命的第一面，让大队长刻骨铭心，乃至终身莫忘。
画儿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的。小财主垂着双手，埋着头，侧对着画儿，像只蚊蝇嗡嗡：“他是靠山啊——谁让你生在地主家！”
看了眼父亲手上批斗时留下的疤痕，画儿不语，以泪洗面。
晚饭犹如嚼蜡一般，画儿草草地扒拉了几口，便借口去一个姊妹家学扎鞋垫，一闪身，不见了。
小财主还是看清了女儿的身影向着学校的方向消失。
眼前墨样的夜色，像个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着女儿的理想。想象着女儿的不幸，小财主痛不欲生。
“啪、啪……”小财主左右开弓，给了自己两大耳光。
画儿之命
鄂北将要解放的那年隆冬，小财主旺发一大早就听到了门口有婴儿“咿呀、咿呀”的哭声。
搓着手，打开了院门，便见到了一个破木盆里放着用破棉絮包裹着的婴儿。小财主口里嚷着“造孽、造孽哟”，双手不由抱起了那团乱棉絮，亲了亲被冻得发紫的婴儿。
不想，这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小财主将婴儿抱到暖烘烘的炕头，蓦地感觉这弃婴就是自己的孩子。
女婴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小辣椒一样的巧鼻子，一逗就咯咯地铜铃样地笑。小财主一家人欢喜得不得了，以为这是老天所赐，识文断句的他便给孩子取了个好听的名“画儿”。
冻不着，饿不着，画儿健康成长。村里人家羡慕她命好，被有钱人家收养。这一年，大旱，粮食歉收，和画儿一槽大的孩子，大多饿死了。
后来，即便解放了，小财主家也没受到多大的影响，一是小财主家的财小，二是他为人善良，从不压榨乡邻，土改干部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甚至等同于一般的百姓。
十五六岁时，画儿出落得一株水竹似的，亭亭玉立。由于小财主坚持让她上学读书，画儿更是知书达理，十里八乡都晓得小财主家有个天仙一样的只有画上才见的女儿。小财主视如掌上明珠，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脏了。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家小姐一般的画儿或许拥有一个明媚的前程。然而，文革暴风骤雨一样地来了。一切都在令人始料不及地改变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让花季的画儿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的女儿。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刚初中毕业的画儿辍学了。滚滚的红尘中，画儿感觉自己是一片悬浮于空中的叶子，随时就会被狂风暴雨袭击，随时就会跌落于地。仿佛大地震，不安全感随着血液弥漫浑身。
这个时候，两个人开始在左右着画儿的未来。一个就是后来成了大队长的甩货，一个就是管理区学校的老师秦岭。
从学校回到家，画儿主动和爹商量着和大队长成亲的事儿。
再说大队长对这门婚事儿，除了一样不满意，其它是一百个愿意。哪一样不得劲？就是画儿的成分问题。
大队长啧啧摆头道，假如画儿的出生好，咱还不是幸福上天了。
大队长起先觉悟蛮高，上纲上线。夜里，有姿有色的画儿入了梦中，大队长熬不过，恨不得马上娶了过来。
可家里人一百个反对，这个家里人，就是大队长的姨父。说再好看也是地主家的女子，就像身上的肤色，改变不了的。
看来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大队长倒不急不躁，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娶了她，就是改造她！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说，毛主席不也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有选择’的嘛。”
县革委会主任的姨夫听了，着实一惊，不由拍了拍他的肩：“你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得成熟了，姨夫成全你！”
管理区学校秦老师被摘掉“反革命右派”帽子的那天，画儿让爹娘绞了处子脸上的绒毛，换了件新衣服，就径直地去了大队长的新盖的大瓦房里。
不用送亲的，不用迎亲的，只有一桌姨夫、姨妈坐上席的酒宴。大队长移风易俗地办了个革命婚礼。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画儿念及苦难中的亲人，便有了种代过受罪的心理准备。
洞房花烛夜，革命的大队长三下五去二地剥掉了自己的伪装，原形毕露。虎狼一样的他，一招泰山压顶，将画儿扑翻于床角。没了革命的前奏，迫不及待的他开门见山，一边排山倒海，一边念念有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牢记在心！”
这种革命的架势，渐渐成了他每晚床第之欢时的习气。每念一回，画儿就紧张得大汗淋漓，周身痉挛。蜜月的最后一晚，他念了五回，弄得画儿昏了过去。
难以翻云覆雨，大队长就没教养地狼哞：“你个地主崽儿，跟老子干事儿还想着别人？”
一年后，曾经闪亮亮的如葱白样的画儿霜打了一样，时时神经兮兮的。
一天黄昏，人们在村西水塘里发现了画儿。画儿溺水而亡了。
水塘的里画儿，不像是一具尸首，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倒像一幅精美绝伦的写意水墨国画。
村里人惊骇不已。怕惹火上身，谁也不敢下塘打捞，便火烧屁股地找大队长。大队长知晓了这个消息，竟然慷慨激昂，朗朗有声道：“不肯接受革命的改造教育，她这是咎由自取——”
有人劝他回去看看，他推说公家事多，哪里抽得开身。这天，大队长的确有大事，马不停蹄地接受着新的革命任务。
一日夫妻，百日恩。捱不过媒婆三姑的哭嚎和以死相谏，大队长第二天一早去村西塘里看人。
晨曦下的西塘，嫩荷斑斑，风平浪静，哪里有画儿的影子。
村民们昨傍晚看得仔细的画儿真的不见了，哪里去了？
村里人悄悄传开了，说那画儿是天上人，不是泥胎俗身，夜里显灵，随神仙走了。
自此，村里人再也不敢去西塘，怕画儿显灵，怕画儿怨他们的无情。
一位道子仙儿掰指头掐算着说：“那里的怨魂很重，做过坏事的人去不得。”
因是地主家的兔崽子，加之死不见尸，画儿之死就大事划小，小事划了。
当然，还是有放牛娃子在学校正对面的山凹子里，发现了两座新坟。只是不晓得里面埋的是啥子人。
有关西塘溺水画儿的神秘匿迹，直到前年才有好事者在走访中破译。
管理区学校老师秦岭熬到天擦黑儿，便只身扑进西塘。捞起来的画儿，身上有伤痕，特别是颈部，似乎断了一样。将画儿擦洗干净，秦老师从桐木箱子里翻出曾经送给画儿的洋布新衣。着新衣的画儿玲珑有致，除了没有呼吸，跟活着一样儿令人爱怜。潸潸泪下的秦岭也将自己梳洗打扮一番，拥着心爱的人儿，同她呢喃了大半夜的情话：“画儿，今生无缘，只待来世！”
次日凌晨，秦岭掩埋了画儿，并在她的一旁也给自己立了个坟。
仰望锅底一样漆黑的夜，秦老师一声嘶鸣，如道闪电，攸地划破夜空：“生命的秦岭已随画儿走矣……”
秦岭曾是画儿的中学老师，长她五岁。在河畔遭遇甩货调戏时，被写生的秦岭碰见，一巴掌打跑了甩货，救下画儿。
和秦岭很说得来的村道子仙儿，摇头晃脑：“真是缘分，她名‘画儿’，而你又爱画画儿，你那回写生救了她，那就是你们命运的开始哟……！”
被救的画儿，遂将终身托付秦岭。
画儿走后，秦岭未娶。
知青拐子
画儿惊现西塘的那天，大队长正快马加鞭赶往公社，参加知青会。大队长激情澎湃地欢迎武汉来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面对一群从大都市来的花花绿绿的男女知青，大队长眉飞色舞，豪情万丈：“知识青年同志们，我代表榆树湾的两千多名社员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远离亲人，带着大城市的文明来到我们偏远的农村，必将给落后的我们带来新的变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真英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最高指示，是盏亮飒飒的明灯！”
失去媳妇的痛苦似乎被革命工作所取代，大队长像个将军，挥舞着手，慷慨激昂地演说着。
十七名知青，被大队长热情的双手接到了榆树湾。
男知青住进了林场，女知青住进了村小学。
两地相距好几里地。刚离开繁华的都市，寂寞的男知青有时想见女知青，女知青有时也想见男知青。星期天，两边的知青就不约而同地搞起了大串连。动情时，男男女女会抱头痛哭。
这样下去，军心就会涣散，就会失去战斗力。大队长就两头儿跑着做工作，说阶级斗争有了新变化，唬得男、女知青不再敢有其他的想法。
俗话说得好，手闲，身上才会痒。大队长思谋着搭建舞台，好让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早些进入再教育的角色。
“从年龄上讲，你们都是我的弟弟、妹妹，用武汉的话，我是你们的‘拐子’。拐子今天就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现在来到了乡下，就要有扎根农村的决心，就不要有城里人的想法。扎根农村，首先要学着自力更生，自己要能养活自己。这一点，你们还真的要向农民兄弟们学习。”大队长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动员。
在大队长的精心安排下，男知青和村里男劳力一样，学着耕田犁地，开荒造田。女知青们集中在大队学校，两个或者三个带一个班级的课。
那时，我们刚上大队小学一年级，赶上了好看的女教师上课。她们乌黑发亮的辫子上扎着蝴蝶结儿，说话像唱歌儿。行走在老旧的校园里，她们个个像灯盏，照亮了每一个角落；人人像天女下凡，将学校妆点得花枝招展。
学校里每天荡漾着老师、学生的欢歌笑语。
村里人说：“大队长为娃儿们做了好事儿。有知识的人来教，娃儿们就有知识学了。”
说得大队长头昂胸挺的，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队长开始将革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对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上来。
去学校开展工作，成了大队长的家常便饭。他要么给女知青送些瓜子、花生什么的，要么就听听她们有啥子想法，家里有么样的困难。
女知青见大队长为人厚道，又是觉悟高的干部，大着胆留他下来一起吃。和知青们打成一片后，大家慢慢地就跟他说说平素不敢说的话儿。再后来，他就带些卫生纸什么的来，每个女知青两大包。大家都火辣着脸接了下来，心里都很感动。
男知青每天干体力活儿，一歇班，人累得散了架，大队长会带上一块腊肉看看他们，给每人一盒“丹江”牌香烟。肉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男知青们在疲惫中尽情地贪享着这一时的快感。
叫红梅的女知青，用歌一样的话儿说：“大队长真是个好拐子哎——”
这一年，榆树湾大队被公社评为先进大队，知青点也被评为县上优秀典范。
大队长给男知青每人买了件背后写着“知青”的汗衫，一顶印有“新农民”的草帽。又给女知青每人一方手帕，一件文胸。
结果，大队长去学校时，女知青围着他叽叽喳喳。有的说大了，有的说小了。大队长听了，拍了下脑袋，晓得不征求意见不行，民主才不会犯错。于是，掏出笔，在烟盒纸上画着。
大队长记住了哪个的大，哪个的正中，哪个的小。大队长还特意记住了红梅的，以小换大。他忍不住瞟一眼人家时，红梅的脸腾地红了。大队长心里翻泛着一股股的春意。
大队长的办公室开始有女知青来了。
大队长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干脆歇在办公室，以办公室为家。
见夜里大队部亮着灯，村里人说：“大队长忙哩！”
男知青们在大队长的谋划下，在岗坡上开荒平整，学着大寨的样子，搞起了梯田。当第一块大寨田诞生时，大队长开了个现场会，决定抽调全大队三百名青壮年主劳力，投身于火热的大寨梯田的创造之中。但见大队的所有的岗坡上，红旗招展，彩旗猎猎，人声鼎沸。
夏忙，秋收，榆树湾鲤鱼跃龙门，五谷丰登。公社书记专门开了经验会，针对榆树湾发生的革命性现象，高屋建瓴地总结说：“在年富力强的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榆树湾不仅干了革命，而且依靠革命促进了生产。”
这年，大队长在县上“农业学大寨”万人大会上不仅戴了大红花，而且还上主席台发言。演讲稿还是红梅写的，绘声绘色，其中有一段儿是“学大寨，嘿，要大干！”的话，人家大队长不是念出来的，而是朗朗地唱出来的，惹得大会场沸腾起来，好多人跟着合唱。
大队长一举成了县里的红人，名人。万人大会散场时，大队长被与会的其他地方的大队干部围得水泄不通，纷纷向他请教经验，表示要去榆树湾取经。
这是人家大队长扎扎实实干出来。当然，也有人不服气，说榆树湾的大队长还不是靠他的当革委会主任的姨父闹了个名声。
大队长却表现得波澜不惊，静水深流。不过，他还是买了许多糖果给知青。另外，给女知青每人一盒抹脸用的香脂。
红梅花开
临近年关。一天，女知青红梅突然嚷着肚子疼。大队长听了，急得头碰脚后跟儿，命令村人用拖拉机拉到县上。
到县医院时，红梅对大队长悄悄耳语：“我……我有了……”
革命的大队长惊得差点儿摔倒。
大队长带红梅看病回来，刚下拖拉机，围上了一帮男、女知青，问长问短。红梅低着头说：“医生说，吃东西不注意坏了肚子。”
哦——，大伙儿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红梅突然对姐妹们宣布：“我要和大队长革命的结婚！”
姐妹们愣了，才想起昨夜儿红梅晚归。
腊八那天，大队长和女知青红梅成了亲。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婚礼，没有酒宴，却备了一堆儿孩子们梦寐以求的喜糖。
全大队的人都来道喜，几乎每家一挂鞭炮。公社书记主持了婚礼。公社书记神采奕奕，声若洪钟：“现在我宣布，一对满怀着革命豪情的青年，因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在了一起！让我们以革命的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自此迈上新的革命的人生征程！”
此起彼伏的鞭声，掌声，仿佛要掀翻了天。身披大红花的新郎、新娘欢天喜地给道喜的人鞠躬。
村里几个走不动的老人精蹲在土墙根下晒太阳，听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淌着口水唧唧咕咕：“我日他妈大队长，哪辈子积球的德，恁是娶球了洋媳妇！”那是在夸奖大队长有能耐啊。
县上派了专人，送来了两个大红暖瓶、一副“文化大革命好”的贺匾，并下文嘉奖，说红梅是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号召知青像她那样，一颗红心扎根农村。
红梅的城里亲人，在村锣鼓班的笙乐声中，见到了新姑爷，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都还行。
闹洞房的那晚，村里村外的人把新房挤爆了，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都想来闹一闹大队长娶的城里的洋媳妇。
除了一人病了，知青们都来了。
那名生病的男知青，蜷在离新房不远的树林里，暗泣不已。
正当节目进行到“掏雀儿”时，新娘捂着嘴，哇地吐了，村里老年人吃一惊：“还没同房，咋就害喜了？”
大队长红光满面，边掏着雀儿，边圆场道：“小梅喝多了！”
夜深人静。剩余的时光留给一对新人。
新房的窗口边儿，埋伏着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听床的人吧。这里的民俗和规矩，新婚三天无大小。
朦朦胧胧的新房里，大队长“哈哧……”地呵欠，剥着自己的衣服：“你不能给我丢脸。”接着传出嘤嘤声，像哭。
年轻人伏耳细听，过了一阵儿，又飘出床板的咯吱声和暴风骤雨般的虎啸。
第二天，村里人知道一名男知青昨儿深更半夜跑了。
大队长义正严词：“受不了再教育，就是反革命！”
新婚的红梅瞥了眼虚张声势的大队长，漫不经心地说：“在你地盘上跑的，你这样嚷嚷，让别人看笑话？”
是啊，家丑还不外扬哩。大队长不傻，对这一政治事件，睁只眼，闭只眼。
多事之秋
就这样，红梅闪电般地成亲，第一个走出了知青点儿。
大队长也就成了知青点的女婿，同伴们就开两人的玩笑。有的溜大队长的须儿，说：“大队长够魅力，一伸手就摘走了一朵花儿。”也有男知青酸不溜秋地问红梅：“还是地瓜好吃呀？！”
红梅一听，脸色暗了下来，要下雨的样子。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为了爱情，大家多吃些地瓜吧！”
大家伙听得莫名其妙。
夏天来临，大队长再升一级，当了爹。
红梅硬是争气，给生了一个带把的儿。
大队长向前来贺喜的社员说：“红梅累得早产了。”
“咋说哟……，那是你大队长的不是哩！”社员们随声附和。
再说了，怎能让大队长的媳妇受累呢？知青点的伙伴们想了想，没有对不住红梅的，她是一显怀，连小学校的大门就没让她进过。
虽说早产，还好，婴儿不缺胳膊不短腿儿，很健壮。
奶着儿的红梅还是一朵花，只是这朵花儿开始有了刺儿，时不时扎得大队长心疼，难受，甚至苦不堪言。
这种具有冷战性质的家庭状态，很影响大队长革命工作的情绪。“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不要总是胡思乱想，他为啥子逃跑？明摆着他有问题，不可告人的问题！再说了，我还是够宽大的了！”大队长不得不把话挑明了。
红梅哧地冷笑一声，不接话茬儿，专注地奶着孩子。孩子似乎成了她的世界。
“我们是该好好的谈谈了，你可以把更深的想法告诉我。”大队长摆出一副明察秋毫的神态。
做了大队长的媳妇，就不再是知青了，红梅的胆子比当知青时就大出一码：“我天生的头脑简单，不像有些人，老谋深算！”
就像生病的人怕见医生诊断一样，红梅的话似乎击中了大队长，让他有了种瘫痪的感觉。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大队长真的有点烦了，家里开始磕磕碰碰不说，知青点也火上浇油。
屋漏偏遭暴风雨。有人神神秘秘地来到大队部，给大队长小报告：那个漂亮的女知青许慧敏被人弄了，有些显山露水了。
来人支支吾吾的，大队长其先没有听清，待听明白了，大吃一惊：“不许胡说，更不得扩大化！否则，你就是反革命！”
来人本想拍拍他的马屁，不料，大队长的一个“反革命”唬得他感觉自己一巴掌拍在马蹄子上。
在知青队里，许慧敏像个喜鹊儿，唧唧喳喳的，加上她人又长得水灵，单纯善良，村里男女老少都爱见她。
大队长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顾不上吃晚饭，直奔小学校，将女知青许慧敏悄悄带到大队部，专门做她的思想政治工作。
两个小时后，许慧敏泪流满面地走出了大队部。
大队长又找到了大队妇联主任，十分严肃地说：“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还了得，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竟然还有人逆风而行，搞资产小情调。”便将女知青许慧敏的生活作风问题讲了。
大队妇联主任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可又感到委屈：“你常去看望她们，我倒疏忽了自己的工作。”
见大队长走了，妇联主任心里不满：“出了事儿，你才想起还有我这个妇联主任来擦屁股！”
妇联主任第二天来到小学校，酝酿了一阵情绪，选择在一个单间里，推心置腹地拷问许慧敏：“我们都是女同志，容易受到男人的伤害。许多人选择的是沉默，将苦果往自己肚里咽。你是受害者。你要老实地告诉我们，他是哪个？我们要让他罪有应得。”
知青许慧敏像个惊吓的羊羔，只是泪水涟涟。弄得妇联主任沉不气，提高了嗓门，义愤填膺的样子，像是自己被别人强暴似的。
“我一次睡沉了，被人强弄了……”知青许慧敏被逼无奈，半晌吭哧了一句。
妇联主任明显感到不满意，很有经验的样子：“不可能的，你要说实话，哪有睡那样死的！再说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拼命反抗，他能弄成吗？”
局面有些僵持不下。如果这事传出去，知青点不仅会被抹黑儿，而且那将会对榆树湾整个的革命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件事情出得实在不是时候，完全在大队长的意料和掌控之外。
正在大队干部们焦头烂耳之际，一个老实憨厚的男知青浮出水面。
名字叫王恺的男知青来到大队部，当着几名大队干部的面，自首：“我认罪，是我酒后强迫了她！”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大队长强压着怒火，真想上前踹他一脚。
女知青许慧敏也随后踉踉跄跄地追进了大队部，含泪摇头，说：“不，是我主动的！”
“好了，不是啥子光荣的事情。我也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我理解你们的感受，可不能弄成这个样子嘛。过去的就算了，我看这事儿到此为止！”大队长先叹了口气，接着斩钉截铁地结束了这桩风流韵事。
一个星期后，妇联主任带着女知青许慧敏和大队部介绍信来到县医院。半个小时后，医生的一支血淋淋的手解决了大队长的心头之患。
事情终究有因有果，大队长放下心来，又恢复了昂扬的革命斗志。
脓包没有破，榆树湾还是县上的红旗大队，大队长依然是甩开膀子大干革命的典型。
历经风雨，才能迎来朝阳。来自县上的小道消息：县里有关部门准备用大队长这个人。说是小道消息，却不翼而飞，全大队都晓得了。
呵呵，大队其他的干部们对啥子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了深刻的感悟。
大浪淘沙
天天早上听着铁匣子的大队长，正急切地等待着上面的提拔时，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
“四人帮”倒台了，这就意味着一个时代被划上了句号，也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政治运动中滚爬了这些年，大队长具备这种政治感觉。
他知道，曾经带给他齐天洪福的时代行将就木了。他也知道，在这个时代里的所作所为，系组织所为，不是个人的责任。
他蓦然意识到，要逮住这个将去时代的尾巴，狠狠地，咬着一口是一口。
第二年，全国开始掀起知青返城的浪潮。这股飓风席卷到了榆树湾，它的风速和气味令大队长他们胸闷和窒息。
不过，还是有让大队长很舒服地喘口气的机会，那就是他的手中攥着知青返城的计划指标。而且事前必须申请。大队长将风悠悠地吹了出去。他开始将腿翘在办公桌上，微闭着眼，守株待兔。
有女知青找到大队部，向大队长提交返城的申请。
看着女知青打理着有些凌乱的长发，大队长心满意足地签发了榆树湾第一个知青返城的指标。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知青陆续找上了大队部。
大队长对男知青说：“女娃苦些，优先。你们回城，要看各自表现，要去争取。”
知青许慧敏、王恺是同时获得返城指标的。看着指标单，两人当着许多人的面拥抱，失声痛哭。仿佛结束了一个梦魇。
据说，回城的女知青中，有两名的婚姻风雨飘摇，新郎在初夜没有发现新娘的“落红”。
半年后，榆树湾的知青全部返城，除了扎根农村的红梅。
抱着儿，红梅用泪水送别了每一个返城的同伴。
公社改为镇、大队变成村的那年，大队长的姨夫，那个县革委会主任李背头因武斗时一桩人命案，被告发，被捉审查，蹲了大牢。
为肃清流毒，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有关造反派李背头被投入大狱的宣传单，在榆树湾各个生产队到处张贴的都是。
曾有人将此事联系到大队长的头上，上面很重视，派专人来调查，没有查出大问题的证据，就冷处理了。关于大队长是否继续任职的问题，上面说，等民选有了结果，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大队长惶惶了一段时日，见风头过了，才喘了口气。
在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中，大队长落马，被新上任的村主任请出了老大队部。
回到家，大队长就不再是革命干部了，和知青红梅一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其时，他们的儿子刚刚上小学。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儿子的班主任就是秦岭老师，秦老师已经被上面任命为联校（村小学和原管理区学校）校长。
农民的李大德，只好继续从前甩货的名分，酗酒滋事。曾经夹起来的狐狸尾巴，没有丁点儿遮掩地暴露出来。他不再像从前了，不再自豪地抱着那个铁匣子听了，却将它扔在鸡窝边儿。
像一锅煮沸的红薯粥，大瓦房里没有了宁日，时时传出来争吵声，打闹声。大瓦房的小主人吓得不敢回家，好几次呆在校长的寝室里。
想着从武汉来的那封啼血的信，想着日益长大的儿子，红梅好几次套上又取下脖子上的井绳。
“我没有用途了，你厌恶了，是的呀，你可以回城了却那桩心愿了！”甩货的话，像面镜子，将红梅的内心照得一清二楚。
红梅肩头一颤，晓得再掩饰下去只有痛苦，便顺坡下驴：“不该发生的都错误地发生了，好在都过去了。我们不用再吵了，不用再遮掩了，我和孩子得走了，到属于我们该去的地方。”
红梅带着儿子离开榆树湾的那天，甩货跑到了县城姨妈家，委屈得嚎啕大哭一场。姨妈已经衰老得像株枯黄的茅草。老人家老泪不止，用竹枝样的手指抚摩着甩货开始泛白的头发，哽咽着唤了他一声：“大德，我的儿哟……”
作孽呀……
姨妈接下来的叙述，竟然让甩货惊怵得如五雷轰顶。
所谓的姨夫、姨妈，却是他的亲生爹娘。
所谓的爹娘，却是一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夫妇。
曾经的大队长，原来是个“私娃子”。
闹日本鬼子那阵，中原战乱，民不聊生。从河南南阳逃过来一群难民，流浪于湖北棘阳一带。难民中有对十七八岁的秦氏姐妹，经过李家寨子时，被家底殷实的寨主收留。
姐妹俩儿，在寨子里很招人喜欢，不仅乖巧，也颇具姿色。
寨主为人倒也热心，是个心善之辈。于是，在媒婆的撮合下，姐姐嫁给了寨主的独生子李背头。
不想，一年后，妹妹却悄无声息地生了个男孩。
寨主气得背过了气，中风偏瘫了。
姐姐这才看清了李家大少的嘴脸，这李背头原来是个混世魔王。寄人篱下，苟且偷生，姐姐忍气吞声。毕竟名声不中听，李家也算是望族，便将那个来路不正的男婴送到乡下的穷亲戚家。
毋庸猜，这个男婴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大队长，绰号“甩货”的李大德。
几年后，姐姐也终于挂怀了。也是一个男孩。一岁那年，姐姐和孩子一起失踪了，杳无音讯。
歪打正着，姐夫就和姨妹子就这样过在了一块儿。
寨子里的混混儿们吧唧着嘴巴，嬉戏李大少：霸占了姊，又抢吃了妹，一箭双雕哈……
正如村里道子仙儿所语：一切根于孽缘！
话说甩货在县上听母亲诉过去的万般苦的时候，红梅带着孩子回到了梦里的江城。
火车刚刚停稳，红梅就一眼看见了站台上东张西望的那个令她日夜思念的身影，那个在她大喜之日而逃亡的男知青。
接过她手中的孩子，两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红梅抽泣着：“我是自作自受啊，嫁给他，贪图享受！”
男知青一脸的鼻涕泪：“你逃不出他的虎口啊，你成亲才暗中保护着我，不然我哪有今天的命！你不嫁给他，我们的孩子哪能成长到今天啊！”
一出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一大群当年下乡的知青围住了一家三口。男知青带来了媳妇，女知青带来了丈夫，还有几个叽叽喳的毛毛头儿，在大人之间东躲西藏地捉猫迷。
寒暄中，感慨尤深的许慧敏、王恺夫妇的热泪夺眶而出。历经苦难，两人返城后走在了一起。
晚上大聚餐。当年的伙伴们依然是百感交集，有着倾诉不尽的话语。话题自然绕不开那个人了，虽然那个人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创伤，太多的不可思议。
憨憨的王恺给妻子慧敏夹了口菜，自己一仰脖干了杯酒，说了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群刚刚出壳的小鸡，我们善良，单纯，不谙世事；他呢，是只看守着我们的老鹰，老奸巨滑的老鹰可以随时找个借口，扑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在苦难中等待着猎人的到来。是啊，苍天有眼，我们终于等到了！”
虽然说很痛恨那个人，可王恺从内心里还是感激他的，是那个人的胡作非为才将慧敏推到了自己的身边。那天，慧敏被大队妇联主任追逼得走投无路，想到了给自己塞过情书的王恺。此时的王恺成了她唯一的救命草。找到了王恺，慧敏顾不了许多，开门见山：“那天会餐，大队长把我灌醉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强暴了我，我怀孕了！现在大队长要找一个替罪羊……”
王恺尚未听完，就明白了慧敏的意思，也一眼看穿了大队长的诡计。
将计就计。于是便出现了前文中王恺去大队部自首的一幕。
也是这一年，榆树湾八十三岁的媒婆儿三姑行将而去时，瘪着没牙的嘴对侄孙孙说：“姑奶奶怕是要走了，走了才安心啦！有个债，我个老婆子背了二十多年了。”侄孙孙听得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便追问那些陈芝麻烂豆的往事。三姑含着浑浊的老泪不开口，仿佛积攒着一口气，缓缓地，清清楚楚地对守在身边的亲人说：“我要去了，不要忘了把三姑埋在画儿的旁边啊……三姑要同她好好地说说知心话儿！”
侄孙孙追问了一些老人，才晓得画儿是谁，才明白姑奶奶的心思，便将姑奶奶安葬在画儿的附近。
自红梅脱离而去，从前的大队长……那个甩货破罐子破摔，没再续弦，孤独地混日月。
稀里糊涂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起一个人，画儿。几次从噩梦中惊醒，也是有关画儿的。他总是躲避着不去回忆自己那夜的罪恶。可是那夜的罪恶却是挥之不去的。那夜，他行着房事，觉得身下的人依然想着他人，一时性起，伸出双手，钢叉一样钳住了画儿脆弱的脖颈，只听咔嚓一声，所钳之处，断裂了。见画儿咽了气，大队长吓了身汗，可他毕竟是大队长，便将画儿扔进了西塘，制造了画儿自杀的迹象……
住着的三间大瓦房，日晒雨淋下，也显得破败不堪了。不仅没有往日的神气，而且大有摇摇欲坠之态，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
鳏居的李大德，那个老甩货，苍老了许多，人也神经巴叉，整天喋喋不休：“明儿去武汉，明儿就去武汉看儿子……”
掩埋的历史已经没有秘密可以咀嚼。
每年的清明时节，画儿的坟上总会有灿烂的花儿绽放；
双休日里，画儿的坟地，便有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若有所思；
村里老人认得，那是镇联合学校的将要退休的校长秦岭……
时光如潮。“大队长”这个农村最基层的四级干部，在滚滚的红尘中，在滔滔的时尚下，开始湮没了……
下面讲述的是一个与大队长有关的，渐行渐远的特定时代的故事；
这些故事蘸着血和泪，擦伤了一段历史，留下了些许的痕迹。
有福不用忙
大队长，是榆树湾大队十三个生产队的两千多名社员对他的尊称。对于这种敬称，他的感觉，像做皇上的听到山呼“陛下”或者“万岁”一样的舒坦。
习惯成自然。大队长长、大队长短地喊久了，村民们就淡忘了他姓甚名谁。
当然，在我们叙述与大队长相关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对他的一些身世先刨刨根儿、挖挖底儿。
大队长原是有大名的，叫李大德。没当大队长时，村民们都随口喊他“甩货”。我们那一带，管不成器的东西，卖不出价钱的砍半儿货，或者被遗弃的物件儿，统称“甩货”。
甩货刚刚断奶时，就被在县城生活的爹娘送到了这个村子的亲戚家，说是城里兵荒马乱，惊险得很。爹娘没有亲自来送，是委托甩货的姨父、姨妈来的。当时，榆树湾一带还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中。村民们以为甩货住个一年半载就会回到爹娘身边。谁晓得，一住就住到现在。甩货除了偶尔去县上姨妈、姨夫家串门、要钱，余外从不见多余的人，包括他的爹娘。
和村民们一样的迷惑，至今，他都不清楚自己的出身，不晓得爹娘为啥子把自己扔在穷嗖嗖的乡下亲戚家。
亲戚，是对无儿无女的老年夫妇，贫雇农，都带有残疾。秃子跟着月亮走，甩货算是亲戚的养子，解放后也就成了根正苗红的贫雇农。
七八岁时，他像个跳蚤，上窜下跳，偷桃摸枣，连村子里的狗们见到他都躲开走。连狗也嫌弃，你想想，不是个甩货是个啥？
长大成人后，甩货不是趴人家新婚小俩口儿的窗户，就是用屎巴巴的眼光撩人家大姑娘、小媳妇的。要不是看他自小被爹娘遗弃，村子里的男人们早用棍子撵跑了这个狗日的。
文化大革命时，甩货的姨夫李背头的大鼻子嗅觉灵敏，率先大串联，带头造反，吃了豹子胆，不仅架了原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飞机，又一脚把他们踢到了邻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
李背头在一帮子造反派的捣鼓下，威风凛凛地坐上了县革委会主任的头把交椅，掌控了县上的生杀大权。
做了县上革委会的头头儿，李背头好生了得。标榜着革命干部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身黄军装，挎着盒子炮，开着黄包车，轰轰隆隆来了趟甩货所在的公社，慌得正在开会的公社书记差点没被脚下的独凳子绊个倒栽葱。
公社书记陪着满脸的笑，亲自沏茶点烟，迭声讨好：“请领导指示！”
领导没有啥指示，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想了解下榆树湾青年李大德的事儿。”
靠了，李大德是谁？头一回听说啊。公社书记木愣了一下，脑瓜子急转弯儿：“我马上派人了解，都怪我们平常关心不够，望领导多批评、多指导！”领导关心的事儿，不管大小，那它都是大事。公社书记在官场上混，有这个政治素质。
领导也就呆了不过半小时，嚷着革命形势逼人，窝进黄包车，一声“嘀嘀—”，屁股窜出一股子黑烟，日日呜呜地跑了。
李背头没有回县上，而是沿着崎岖土路，颠颠簸簸地到了榆树湾。生产队长听说来了黄包车，晓得来了大领导，扔下手头的锄头，兔子似的望村口狂奔。
甩货在河畔放生产队的耕牛，流着口水正津津有味地看公牛追着母牛寻欢。突然，听到生产队长扯着驴嗓子喊他：“甩货、甩货……-，你姨父，县革委会李主任看你来球了……”
啥？我姨夫升球官了？甩货一个屁颠疯儿，朝空中日日地甩了个响鞭。
“大德啊，你这样过着不球中，得变变样子了，也该有个人家了！”姨父看着气喘吁吁的甩货，拍了拍他的肩膀，眼窝子红红的。
旁边的生产队长一看这架势，晓得这是敲山震虎的，忙点头弓腰：“是、是、是……，队上也正在想法子。”
李大主任又去看了看那对身残的老年夫妇，说了些贴己话，塞了把大团结，便说：“老叔、老婶啊，养育他，是你们的恩德，我晓得。等有空闲，我会再来的！”
李背头前脚刚走，公社书记第二天就后脚撵到了榆树湾，微服私访，将那对有残疾的老年夫妇定为公社的特困接济户。
第三天，生产队长拿着尺子，领着会计，到村东头上好的空场上划宅基地。
“队长，你说由队上给甩货盖大瓦房？凭球啥？”年轻的会计为人憨实，看了眼比别家大一倍的宅基圈地，牢骚了一句没有城府的话。
生产队长蔑视了会计一眼，哂笑道：“你个鸡巴娃子晓得个卵子，凭球啥？凭人家姨父是县太爷。咋球的？你狗日的还不服气？”
我靠，是球这样。小队会计噤若寒蝉。
由全队的主劳力出工，不出一个月，三间大瓦房晃头晃脑、雄赳赳地昂了起来。好比一步登天，人家甩货便有了个像模像样的家。乔迁那天，还惊动了公社书记，简单的祝贺仪式后，公社书记特意送他一台红梅牌收音机，千言万语地嘱咐他：“大德同志，你年轻，有大好的革命前程等着你，你要多听听这个，了解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
如获至宝，甩货抱着个铁匣子一天到晚地听着，把村子里的老年人眼气死了，想这甩货娃子哪辈子积了德。
除了没有暖被窝的堂客（媳妇），甩货该有的都有了。
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头。紧接着，公社大集会。红旗飘飘，战鼓擂，公社书记在主席台上庄严宣布：“经公社研究决定，并呈报县革命委员会备案，特任命李大德同志为榆树湾大队大队长！”
社员们，尤其是榆树湾的社员们，都伸长了脖子，四下里张望，想看看新头头儿李大德是哪路神仙。
哗哗……的掌声中，新任命的大队长粉墨登场。
你道是哪个？啊哟，那不是咱们队里的甩货嘛！
好多人惊讶得一下子闪了舌头。
好像一颗炸弹掉进了黑压压的人群，轰地引爆了，社员们叽叽咕咕，指指点点。
还有令许多想看甩货笑话的社员没有想到的，那就是人家甩货是个天生的官坯子，但见甩货大步流星地来到主席台前，向着台下鞠了一躬，接着昂首挺胸，挥舞了一下子右胳膊，一声响雷：
“请社员同志们安静啦……，今天的我，是一个全新的我，一个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抓革命，促生产，共同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彼岸！借今天的集会，我也请广大的社员同志们监督我、李、大、德！”
啪、啪……，公社书记带头鼓掌，稍后，台下哗地掌声如潮。呵呵，你不鼓掌还真不行，那显得你多没觉悟啊。
有福不用忙，无福忙断肠。人生的道理就这样的明了简单。福星高照的甩货，在而立之年就真的立了起来，成了榆树湾响当当的大队长。
有些火线挑重担的味道，新任命的大队长的权威一下子盖过大队支部书记。
年老的支部书记自此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已。这个老疙瘩也开通，顺水推舟地嚷嚷：“让年轻人挑重担，好啊……，咱也省球心了！”
革命婚事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一个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年代。
经过了那个是非莫辨年代的人，都会有这种切肤之痛的认识。
这不，没当大队长的时候，他梦里总欢天喜地娶着鲜艳艳的媳妇儿。可每回醒来，才知是南柯一梦。
是啊，谁会跟他这个上无片瓦的又穷又酸的货色？这样，他一直打着光棍、盼着媳妇到年近而立。
只一眨眼儿的工夫，大队长就交上了桃花运。
还是古话说得实在、说得通透：运气来了，门板也挡不住。
从不敢正眼看村里花花姑娘的他，现在敢火辣辣地瞄着人家了，倒常常看得人家落荒而逃。看着人家背后晃悠着油亮的麻花辫子，大队长那颗躲藏在角落的灰土土的心，像鼓足了气，慢慢地膨胀了起来，也越来越出了轨没有了规矩，开始撒野了，欢腾了。
大队长悄悄地将带着钩子的眼光挂在一个村姑身上，紧紧地不放。
铁匣子里有个节目说的好啊，这也是场斗争，要斗争，就要学会欲擒故纵之术。他是大队干部，在这场感情的斗争中，他不能主动，主动了那还是大队长吗！
他得想辙，得曲线救国。
以“忆苦思甜”、“割资本主义尾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运动在大队里开展得如火如荼。
铁匣子给了大队长革命的胆量和智慧。大队长几乎天天站台子，讲话，做报告。啥子报告吗？无非是他从小没爹没娘，没有享受过家庭温暖，是新社会让他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有温度的幸福生活。
特别是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理解，大队长有着更深刻的心领神会：“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二道贩子，皮条客，都是翘着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必须毫不留情地一刀砍球掉！”
听者有意。这些话，令村里的有名的媒婆子“两面三刀”惶兮兮的，怀里总像吊着块石头，没法儿着地地荡悠着，弄不清啥个时辰就会落地砸在自己的小脚上。
两面三刀在床上烙了一夜的烧饼后，红肿着一对樱桃眼，蹩着小脚，陀螺一样，一跌三歪，晃到大队长的跟前：
“大侄儿，三姑的行当是成人之美，算不得‘资本主义尾巴’哈？真的算了，大侄儿啊，黄土已经埋在三姑的细脖脖儿了，我咋个出工唷……，还不是饿死算了！”
大队长“啊哟”一声，看着眼圈子密布阴雨的两面三刀，喋喋道：“三姑哪里话，你老得与人为善，夕阳红嘛！我还正想问三姑最近忙些啥呢！”
两面三刀喘了口气，捉摸着大队长的话音，品出了一个味道：“三姑最近啦替大侄儿操心着哩，可三姑扒拉来、扒拉去的，合适的还没有筛出来。大侄儿，你有看好的，不妨说给三姑听听？”
大队长不好意思地一笑，忙摇头：“这不，大队里的事太多，忙啊，哪有心思哟……”
“那好说，大侄儿不嫌弃的话，三姑来张罗张罗。”两面三刀阅人无数，一见大队长翘起尾巴，就已经晓得了他要屙啥样子的臭巴巴了。
大队长挠了挠头皮，叮嘱道：“三姑，可不许弄出个啥动静来。你晓得我的意思的，我是大队长嘛！”
两面三刀放下了手头上所有的活计，一心一意地谋划着大队长的终身大事。经过半个月的背地盯梢，她看出了名堂。心里说，好你个赖娃子，有眼光。不是说你，要不你是个鸡巴大队长，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尽管看出了些眉目，但两面三刀感觉还不到火候儿，还得加把柴禾。
“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榆树湾大队里的体现，就是晚上在煤油灯下轰轰烈烈地斗地主。
小财主旺发成了主要的靶子，轮着在十三个生产队站桩儿。每一回，大队长就会晴天霹雳一声：“地主旺发，低下你的狗头，老实交代你在旧社会是咋个欺压佃户的！”
本来就胆小如鼠的旺发早已哆哆嗦嗦哈腰弓在场地中央，拭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呜呜咙咙地赎着罪行：“我、我不该，千不该接过大财主的田地，我、我不该，万不该收佃户的租子，我、我知罪，我、我罪有应得，我、我愿意接受改造……”
惊弓之鸟的小财主被批斗到第五回时，实在承受不了这种刺激，昏厥了过去。
被幺女画儿用眼泪鼻涕唤醒后，小财主双目无神地看着闺女，恍若隔世。
画儿的泪水开始让爹的泪水夺眶而出：“画儿，爹对不起你啊，爹怕是抗不过大队长的这一关呀！爹可以去死，可是爹没了，你和你娘就更没有依靠了。爹想着，这好死不如赖活着。”
泪痕让娇俏的画儿更加令人心酸。但见她，用洁白的糯米牙咬了咬下唇：“爹，是女儿惹的祸，咋个怨你！女儿不傻，女儿晓得大队长的用意。你去托三姑吧……”
画儿的话音尚未落地，小财主憋不住孩子一样地嚎啕大哭：“娃呀，你为啥要生养在这个家哟……！”
是冤家，就会有路窄的时候。画儿没有对爹讲过去的事儿。早在大队长还没有当上大队长的时候，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在打她的主意。那时，“甩货”的他，是个不值钱的东西。那时，画儿不过十六七岁。含苞待放的画儿，让二十七八岁的甩货神魂颠倒，一次见画儿一人在河边洗衣，甩货便忍不住满口胡言乱语。见画儿臊得将要哭时，得寸进尺的他开始动手动脚。随着“啪”的声响，他才一个愣神，看见管理区学校的一个老师竖在自己面前。
“好没教养，你当是在旧社会？”年轻的老师横眉冷对。
甩货揉了揉脸上的横肉，盯了盯眼前的老师。他认得这个老师叫秦岭，还小他好几岁。
“你，还有你，等着瞧！”甩货指了指惊恐如鹿的画儿，旋即又握成重拳，朝着学校秦老师晃了晃。
不曾想，几年后，甩货的“等着瞧”的话就灵验了。
大队长上台的第一年，管理区学校的秦老师就被人打成了“右派”。秦老师不再是讲台上的先生，成了学校的伙头军。
这似乎就是逃脱不了的命？
当然，这是后话。
再说小财主旺发几经盘算，稳了稳情绪后，怀揣着一叠准备给女儿做嫁妆的丝绸，趁着天黑，贴着墙根儿，钻进媒婆儿三姑家，对着一张菊花脸点头哈腰：“咱得主动靠近贫下中农，是不？三姑就帮衬帮衬。”
老媒婆儿不动声色地一笑：“旺发兄弟，咱们可是一个藤上的瓜蛋蛋，姐姐我正要找你唷……”
“老东西，这就亏了你家鲜亮亮的幺女了。命哩，都是天定的！”望着小财主远去的佝偻着的背影，媒婆儿三姑长叹了一口气，两眼热胀，无奈地摆了摆油亮亮的头。
媒婆儿三姑像个织布的梭子，两头穿梭着。
于是，大队长偷偷地与小财主的幺女画儿见了一面。说是偷偷的，那可不假。一个是地主家的闺女，一个是革命干部，门不当、户不对的，这可是一个政治界限问题。
“画儿妹子，从前的事儿我先向你捡个讨，道个歉。我呢，现在是革命干部了，也是一个有觉悟的革命者，我会对你好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对革命的伴侣！”大队长一见画儿，首先来个高姿态，一个只有革命干部才有的高姿态。
画儿埋头不语，心里头波澜起伏，这狗嘴里还真吐出了象牙。
大队长挪了下屁股，将椅子提起，向着画儿拢了拢身：“我咧，也是冒着政治风险来和你好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哲学家说的好啊，谁让爱情来了由不得人哩……”
“画儿妹子，这是咱们革命的第一面，同不同意，你表个态，主意还在你手里。我说了，我不再是以前的甩货，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革命干部，我不会强迫你的。”大队长真的有些不同以往了，舌头像安了弹簧一样的巧，说话的水平是芝麻开花步步高。
“当然，对于你和学校秦老师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我不会计较的，再说了，他的反革命右派的帽子还戴着，你也不会这么糊涂的，我更相信那是谣言。经过这段日子的改造，大队部正在考虑，适当的时候摘掉秦老师头上的那顶帽子！”大队长还是不能免俗，绕不开一个酸溜溜的十分现实的话题，好在他把这个棘手的问题化解得风轻云淡，破解得天衣无缝。
俗话说，最硬的牙齿也怕被醋泡倒的，最清醒的女人也会被甜言蜜语泡迷糊的。大队长裹着糖衣的话，还是羞红了画儿。她的两腮犹如五月的仙桃儿，玉白里沁着胭脂色。
这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大队长猎鹰样的眼，他的心子要蹦出胸膛，两个腿肚子一颤一颤的，浑身像打摆子，两只眼却精光精光的，剜着看画儿的脸和胸，像两支无形的手，在上面抚来探去的，两个口角早有哈喇子垂挂着。
革命的第一面，让大队长刻骨铭心，乃至终身莫忘。
画儿跌跌撞撞地回到家的。小财主垂着双手，埋着头，侧对着画儿，像只蚊蝇嗡嗡：“他是靠山啊——谁让你生在地主家！”
看了眼父亲手上批斗时留下的疤痕，画儿不语，以泪洗面。
晚饭犹如嚼蜡一般，画儿草草地扒拉了几口，便借口去一个姊妹家学扎鞋垫，一闪身，不见了。
小财主还是看清了女儿的身影向着学校的方向消失。
眼前墨样的夜色，像个血盆大口，无情地吞噬着女儿的理想。想象着女儿的不幸，小财主痛不欲生。
“啪、啪……”小财主左右开弓，给了自己两大耳光。
画儿之命
鄂北将要解放的那年隆冬，小财主旺发一大早就听到了门口有婴儿“咿呀、咿呀”的哭声。
搓着手，打开了院门，便见到了一个破木盆里放着用破棉絮包裹着的婴儿。小财主口里嚷着“造孽、造孽哟”，双手不由抱起了那团乱棉絮，亲了亲被冻得发紫的婴儿。
不想，这婴儿的哭声戛然而止。
小财主将婴儿抱到暖烘烘的炕头，蓦地感觉这弃婴就是自己的孩子。
女婴有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小辣椒一样的巧鼻子，一逗就咯咯地铜铃样地笑。小财主一家人欢喜得不得了，以为这是老天所赐，识文断句的他便给孩子取了个好听的名“画儿”。
冻不着，饿不着，画儿健康成长。村里人家羡慕她命好，被有钱人家收养。这一年，大旱，粮食歉收，和画儿一槽大的孩子，大多饿死了。
后来，即便解放了，小财主家也没受到多大的影响，一是小财主家的财小，二是他为人善良，从不压榨乡邻，土改干部根本没将他放在眼里，甚至等同于一般的百姓。
十五六岁时，画儿出落得一株水竹似的，亭亭玉立。由于小财主坚持让她上学读书，画儿更是知书达理，十里八乡都晓得小财主家有个天仙一样的只有画上才见的女儿。小财主视如掌上明珠，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放在手上怕脏了。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大家小姐一般的画儿或许拥有一个明媚的前程。然而，文革暴风骤雨一样地来了。一切都在令人始料不及地改变着。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让花季的画儿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的女儿。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刚初中毕业的画儿辍学了。滚滚的红尘中，画儿感觉自己是一片悬浮于空中的叶子，随时就会被狂风暴雨袭击，随时就会跌落于地。仿佛大地震，不安全感随着血液弥漫浑身。
这个时候，两个人开始在左右着画儿的未来。一个就是后来成了大队长的甩货，一个就是管理区学校的老师秦岭。
从学校回到家，画儿主动和爹商量着和大队长成亲的事儿。
再说大队长对这门婚事儿，除了一样不满意，其它是一百个愿意。哪一样不得劲？就是画儿的成分问题。
大队长啧啧摆头道，假如画儿的出生好，咱还不是幸福上天了。
大队长起先觉悟蛮高，上纲上线。夜里，有姿有色的画儿入了梦中，大队长熬不过，恨不得马上娶了过来。
可家里人一百个反对，这个家里人，就是大队长的姨父。说再好看也是地主家的女子，就像身上的肤色，改变不了的。
看来心急吃不到热豆腐。大队长倒不急不躁，做起思想政治工作来：“娶了她，就是改造她！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再说，毛主席不也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有选择’的嘛。”
县革委会主任的姨夫听了，着实一惊，不由拍了拍他的肩：“你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得成熟了，姨夫成全你！”
管理区学校秦老师被摘掉“反革命右派”帽子的那天，画儿让爹娘绞了处子脸上的绒毛，换了件新衣服，就径直地去了大队长的新盖的大瓦房里。
不用送亲的，不用迎亲的，只有一桌姨夫、姨妈坐上席的酒宴。大队长移风易俗地办了个革命婚礼。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画儿念及苦难中的亲人，便有了种代过受罪的心理准备。
洞房花烛夜，革命的大队长三下五去二地剥掉了自己的伪装，原形毕露。虎狼一样的他，一招泰山压顶，将画儿扑翻于床角。没了革命的前奏，迫不及待的他开门见山，一边排山倒海，一边念念有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牢记在心！”
这种革命的架势，渐渐成了他每晚床第之欢时的习气。每念一回，画儿就紧张得大汗淋漓，周身痉挛。蜜月的最后一晚，他念了五回，弄得画儿昏了过去。
难以翻云覆雨，大队长就没教养地狼哞：“你个地主崽儿，跟老子干事儿还想着别人？”
一年后，曾经闪亮亮的如葱白样的画儿霜打了一样，时时神经兮兮的。
一天黄昏，人们在村西水塘里发现了画儿。画儿溺水而亡了。
水塘的里画儿，不像是一具尸首，沐浴在夕阳的余辉里，倒像一幅精美绝伦的写意水墨国画。
村里人惊骇不已。怕惹火上身，谁也不敢下塘打捞，便火烧屁股地找大队长。大队长知晓了这个消息，竟然慷慨激昂，朗朗有声道：“不肯接受革命的改造教育，她这是咎由自取——”
有人劝他回去看看，他推说公家事多，哪里抽得开身。这天，大队长的确有大事，马不停蹄地接受着新的革命任务。
一日夫妻，百日恩。捱不过媒婆三姑的哭嚎和以死相谏，大队长第二天一早去村西塘里看人。
晨曦下的西塘，嫩荷斑斑，风平浪静，哪里有画儿的影子。
村民们昨傍晚看得仔细的画儿真的不见了，哪里去了？
村里人悄悄传开了，说那画儿是天上人，不是泥胎俗身，夜里显灵，随神仙走了。
自此，村里人再也不敢去西塘，怕画儿显灵，怕画儿怨他们的无情。
一位道子仙儿掰指头掐算着说：“那里的怨魂很重，做过坏事的人去不得。”
因是地主家的兔崽子，加之死不见尸，画儿之死就大事划小，小事划了。
当然，还是有放牛娃子在学校正对面的山凹子里，发现了两座新坟。只是不晓得里面埋的是啥子人。
有关西塘溺水画儿的神秘匿迹，直到前年才有好事者在走访中破译。
管理区学校老师秦岭熬到天擦黑儿，便只身扑进西塘。捞起来的画儿，身上有伤痕，特别是颈部，似乎断了一样。将画儿擦洗干净，秦老师从桐木箱子里翻出曾经送给画儿的洋布新衣。着新衣的画儿玲珑有致，除了没有呼吸，跟活着一样儿令人爱怜。潸潸泪下的秦岭也将自己梳洗打扮一番，拥着心爱的人儿，同她呢喃了大半夜的情话：“画儿，今生无缘，只待来世！”
次日凌晨，秦岭掩埋了画儿，并在她的一旁也给自己立了个坟。
仰望锅底一样漆黑的夜，秦老师一声嘶鸣，如道闪电，攸地划破夜空：“生命的秦岭已随画儿走矣……”
秦岭曾是画儿的中学老师，长她五岁。在河畔遭遇甩货调戏时，被写生的秦岭碰见，一巴掌打跑了甩货，救下画儿。
和秦岭很说得来的村道子仙儿，摇头晃脑：“真是缘分，她名‘画儿’，而你又爱画画儿，你那回写生救了她，那就是你们命运的开始哟……！”
被救的画儿，遂将终身托付秦岭。
画儿走后，秦岭未娶。
知青拐子
画儿惊现西塘的那天，大队长正快马加鞭赶往公社，参加知青会。大队长激情澎湃地欢迎武汉来的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面对一群从大都市来的花花绿绿的男女知青，大队长眉飞色舞，豪情万丈：“知识青年同志们，我代表榆树湾的两千多名社员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你们远离亲人，带着大城市的文明来到我们偏远的农村，必将给落后的我们带来新的变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真英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最高指示，是盏亮飒飒的明灯！”
失去媳妇的痛苦似乎被革命工作所取代，大队长像个将军，挥舞着手，慷慨激昂地演说着。
十七名知青，被大队长热情的双手接到了榆树湾。
男知青住进了林场，女知青住进了村小学。
两地相距好几里地。刚离开繁华的都市，寂寞的男知青有时想见女知青，女知青有时也想见男知青。星期天，两边的知青就不约而同地搞起了大串连。动情时，男男女女会抱头痛哭。
这样下去，军心就会涣散，就会失去战斗力。大队长就两头儿跑着做工作，说阶级斗争有了新变化，唬得男、女知青不再敢有其他的想法。
俗话说得好，手闲，身上才会痒。大队长思谋着搭建舞台，好让这些有知识的年轻人早些进入再教育的角色。
“从年龄上讲，你们都是我的弟弟、妹妹，用武汉的话，我是你们的‘拐子’。拐子今天就说几句心里话，你们现在来到了乡下，就要有扎根农村的决心，就不要有城里人的想法。扎根农村，首先要学着自力更生，自己要能养活自己。这一点，你们还真的要向农民兄弟们学习。”大队长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动员。
在大队长的精心安排下，男知青和村里男劳力一样，学着耕田犁地，开荒造田。女知青们集中在大队学校，两个或者三个带一个班级的课。
那时，我们刚上大队小学一年级，赶上了好看的女教师上课。她们乌黑发亮的辫子上扎着蝴蝶结儿，说话像唱歌儿。行走在老旧的校园里，她们个个像灯盏，照亮了每一个角落；人人像天女下凡，将学校妆点得花枝招展。
学校里每天荡漾着老师、学生的欢歌笑语。
村里人说：“大队长为娃儿们做了好事儿。有知识的人来教，娃儿们就有知识学了。”
说得大队长头昂胸挺的，一种救世主的感觉油然而生。
大队长开始将革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对知识青年再教育问题上来。
去学校开展工作，成了大队长的家常便饭。他要么给女知青送些瓜子、花生什么的，要么就听听她们有啥子想法，家里有么样的困难。
女知青见大队长为人厚道，又是觉悟高的干部，大着胆留他下来一起吃。和知青们打成一片后，大家慢慢地就跟他说说平素不敢说的话儿。再后来，他就带些卫生纸什么的来，每个女知青两大包。大家都火辣着脸接了下来，心里都很感动。
男知青每天干体力活儿，一歇班，人累得散了架，大队长会带上一块腊肉看看他们，给每人一盒“丹江”牌香烟。肉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男知青们在疲惫中尽情地贪享着这一时的快感。
叫红梅的女知青，用歌一样的话儿说：“大队长真是个好拐子哎——”
这一年，榆树湾大队被公社评为先进大队，知青点也被评为县上优秀典范。
大队长给男知青每人买了件背后写着“知青”的汗衫，一顶印有“新农民”的草帽。又给女知青每人一方手帕，一件文胸。
结果，大队长去学校时，女知青围着他叽叽喳喳。有的说大了，有的说小了。大队长听了，拍了下脑袋，晓得不征求意见不行，民主才不会犯错。于是，掏出笔，在烟盒纸上画着。
大队长记住了哪个的大，哪个的正中，哪个的小。大队长还特意记住了红梅的，以小换大。他忍不住瞟一眼人家时，红梅的脸腾地红了。大队长心里翻泛着一股股的春意。
大队长的办公室开始有女知青来了。
大队长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有时干脆歇在办公室，以办公室为家。
见夜里大队部亮着灯，村里人说：“大队长忙哩！”
男知青们在大队长的谋划下，在岗坡上开荒平整，学着大寨的样子，搞起了梯田。当第一块大寨田诞生时，大队长开了个现场会，决定抽调全大队三百名青壮年主劳力，投身于火热的大寨梯田的创造之中。但见大队的所有的岗坡上，红旗招展，彩旗猎猎，人声鼎沸。
夏忙，秋收，榆树湾鲤鱼跃龙门，五谷丰登。公社书记专门开了经验会，针对榆树湾发生的革命性现象，高屋建瓴地总结说：“在年富力强的大队干部的带领下，榆树湾不仅干了革命，而且依靠革命促进了生产。”
这年，大队长在县上“农业学大寨”万人大会上不仅戴了大红花，而且还上主席台发言。演讲稿还是红梅写的，绘声绘色，其中有一段儿是“学大寨，嘿，要大干！”的话，人家大队长不是念出来的，而是朗朗地唱出来的，惹得大会场沸腾起来，好多人跟着合唱。
大队长一举成了县里的红人，名人。万人大会散场时，大队长被与会的其他地方的大队干部围得水泄不通，纷纷向他请教经验，表示要去榆树湾取经。
这是人家大队长扎扎实实干出来。当然，也有人不服气，说榆树湾的大队长还不是靠他的当革委会主任的姨父闹了个名声。
大队长却表现得波澜不惊，静水深流。不过，他还是买了许多糖果给知青。另外，给女知青每人一盒抹脸用的香脂。
红梅花开
临近年关。一天，女知青红梅突然嚷着肚子疼。大队长听了，急得头碰脚后跟儿，命令村人用拖拉机拉到县上。
到县医院时，红梅对大队长悄悄耳语：“我……我有了……”
革命的大队长惊得差点儿摔倒。
大队长带红梅看病回来，刚下拖拉机，围上了一帮男、女知青，问长问短。红梅低着头说：“医生说，吃东西不注意坏了肚子。”
哦——，大伙儿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红梅突然对姐妹们宣布：“我要和大队长革命的结婚！”
姐妹们愣了，才想起昨夜儿红梅晚归。
腊八那天，大队长和女知青红梅成了亲。这真是一个革命的婚礼，没有酒宴，却备了一堆儿孩子们梦寐以求的喜糖。
全大队的人都来道喜，几乎每家一挂鞭炮。公社书记主持了婚礼。公社书记神采奕奕，声若洪钟：“现在我宣布，一对满怀着革命豪情的青年，因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理想走在了一起！让我们以革命的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自此迈上新的革命的人生征程！”
此起彼伏的鞭声，掌声，仿佛要掀翻了天。身披大红花的新郎、新娘欢天喜地给道喜的人鞠躬。
村里几个走不动的老人精蹲在土墙根下晒太阳，听到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淌着口水唧唧咕咕：“我日他妈大队长，哪辈子积球的德，恁是娶球了洋媳妇！”那是在夸奖大队长有能耐啊。
县上派了专人，送来了两个大红暖瓶、一副“文化大革命好”的贺匾，并下文嘉奖，说红梅是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典型，号召知青像她那样，一颗红心扎根农村。
红梅的城里亲人，在村锣鼓班的笙乐声中，见到了新姑爷，除了年龄大点儿，其他都还行。
闹洞房的那晚，村里村外的人把新房挤爆了，里三层，外三层，密不透风，都想来闹一闹大队长娶的城里的洋媳妇。
除了一人病了，知青们都来了。
那名生病的男知青，蜷在离新房不远的树林里，暗泣不已。
正当节目进行到“掏雀儿”时，新娘捂着嘴，哇地吐了，村里老年人吃一惊：“还没同房，咋就害喜了？”
大队长红光满面，边掏着雀儿，边圆场道：“小梅喝多了！”
夜深人静。剩余的时光留给一对新人。
新房的窗口边儿，埋伏着一个年轻人。
是一个听床的人吧。这里的民俗和规矩，新婚三天无大小。
朦朦胧胧的新房里，大队长“哈哧……”地呵欠，剥着自己的衣服：“你不能给我丢脸。”接着传出嘤嘤声，像哭。
年轻人伏耳细听，过了一阵儿，又飘出床板的咯吱声和暴风骤雨般的虎啸。
第二天，村里人知道一名男知青昨儿深更半夜跑了。
大队长义正严词：“受不了再教育，就是反革命！”
新婚的红梅瞥了眼虚张声势的大队长，漫不经心地说：“在你地盘上跑的，你这样嚷嚷，让别人看笑话？”
是啊，家丑还不外扬哩。大队长不傻，对这一政治事件，睁只眼，闭只眼。
多事之秋
就这样，红梅闪电般地成亲，第一个走出了知青点儿。
大队长也就成了知青点的女婿，同伴们就开两人的玩笑。有的溜大队长的须儿，说：“大队长够魅力，一伸手就摘走了一朵花儿。”也有男知青酸不溜秋地问红梅：“还是地瓜好吃呀？！”
红梅一听，脸色暗了下来，要下雨的样子。过了一会儿，自言自语：“为了爱情，大家多吃些地瓜吧！”
大家伙听得莫名其妙。
夏天来临，大队长再升一级，当了爹。
红梅硬是争气，给生了一个带把的儿。
大队长向前来贺喜的社员说：“红梅累得早产了。”
“咋说哟……，那是你大队长的不是哩！”社员们随声附和。
再说了，怎能让大队长的媳妇受累呢？知青点的伙伴们想了想，没有对不住红梅的，她是一显怀，连小学校的大门就没让她进过。
虽说早产，还好，婴儿不缺胳膊不短腿儿，很健壮。
奶着儿的红梅还是一朵花，只是这朵花儿开始有了刺儿，时不时扎得大队长心疼，难受，甚至苦不堪言。
这种具有冷战性质的家庭状态，很影响大队长革命工作的情绪。“你已经是我的人了，不要总是胡思乱想，他为啥子逃跑？明摆着他有问题，不可告人的问题！再说了，我还是够宽大的了！”大队长不得不把话挑明了。
红梅哧地冷笑一声，不接话茬儿，专注地奶着孩子。孩子似乎成了她的世界。
“我们是该好好的谈谈了，你可以把更深的想法告诉我。”大队长摆出一副明察秋毫的神态。
做了大队长的媳妇，就不再是知青了，红梅的胆子比当知青时就大出一码：“我天生的头脑简单，不像有些人，老谋深算！”
就像生病的人怕见医生诊断一样，红梅的话似乎击中了大队长，让他有了种瘫痪的感觉。
山雨欲来，风已满楼。大队长真的有点烦了，家里开始磕磕碰碰不说，知青点也火上浇油。
屋漏偏遭暴风雨。有人神神秘秘地来到大队部，给大队长小报告：那个漂亮的女知青许慧敏被人弄了，有些显山露水了。
来人支支吾吾的，大队长其先没有听清，待听明白了，大吃一惊：“不许胡说，更不得扩大化！否则，你就是反革命！”
来人本想拍拍他的马屁，不料，大队长的一个“反革命”唬得他感觉自己一巴掌拍在马蹄子上。
在知青队里，许慧敏像个喜鹊儿，唧唧喳喳的，加上她人又长得水灵，单纯善良，村里男女老少都爱见她。
大队长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顾不上吃晚饭，直奔小学校，将女知青许慧敏悄悄带到大队部，专门做她的思想政治工作。
两个小时后，许慧敏泪流满面地走出了大队部。
大队长又找到了大队妇联主任，十分严肃地说：“阶级斗争新动向，这还了得，都在抓革命促生产，竟然还有人逆风而行，搞资产小情调。”便将女知青许慧敏的生活作风问题讲了。
大队妇联主任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可又感到委屈：“你常去看望她们，我倒疏忽了自己的工作。”
见大队长走了，妇联主任心里不满：“出了事儿，你才想起还有我这个妇联主任来擦屁股！”
妇联主任第二天来到小学校，酝酿了一阵情绪，选择在一个单间里，推心置腹地拷问许慧敏：“我们都是女同志，容易受到男人的伤害。许多人选择的是沉默，将苦果往自己肚里咽。你是受害者。你要老实地告诉我们，他是哪个？我们要让他罪有应得。”
知青许慧敏像个惊吓的羊羔，只是泪水涟涟。弄得妇联主任沉不气，提高了嗓门，义愤填膺的样子，像是自己被别人强暴似的。
“我一次睡沉了，被人强弄了……”知青许慧敏被逼无奈，半晌吭哧了一句。
妇联主任明显感到不满意，很有经验的样子：“不可能的，你要说实话，哪有睡那样死的！再说了，在这个过程中，你拼命反抗，他能弄成吗？”
局面有些僵持不下。如果这事传出去，知青点不仅会被抹黑儿，而且那将会对榆树湾整个的革命工作造成巨大的影响。
这件事情出得实在不是时候，完全在大队长的意料和掌控之外。
正在大队干部们焦头烂耳之际，一个老实憨厚的男知青浮出水面。
名字叫王恺的男知青来到大队部，当着几名大队干部的面，自首：“我认罪，是我酒后强迫了她！”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大队长强压着怒火，真想上前踹他一脚。
女知青许慧敏也随后踉踉跄跄地追进了大队部，含泪摇头，说：“不，是我主动的！”
“好了，不是啥子光荣的事情。我也从你们这个年龄过来的，我理解你们的感受，可不能弄成这个样子嘛。过去的就算了，我看这事儿到此为止！”大队长先叹了口气，接着斩钉截铁地结束了这桩风流韵事。
一个星期后，妇联主任带着女知青许慧敏和大队部介绍信来到县医院。半个小时后，医生的一支血淋淋的手解决了大队长的心头之患。
事情终究有因有果，大队长放下心来，又恢复了昂扬的革命斗志。
脓包没有破，榆树湾还是县上的红旗大队，大队长依然是甩开膀子大干革命的典型。
历经风雨，才能迎来朝阳。来自县上的小道消息：县里有关部门准备用大队长这个人。说是小道消息，却不翼而飞，全大队都晓得了。
呵呵，大队其他的干部们对啥子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有了深刻的感悟。
大浪淘沙
天天早上听着铁匣子的大队长，正急切地等待着上面的提拔时，文化大革命偃旗息鼓。
“四人帮”倒台了，这就意味着一个时代被划上了句号，也就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政治运动中滚爬了这些年，大队长具备这种政治感觉。
他知道，曾经带给他齐天洪福的时代行将就木了。他也知道，在这个时代里的所作所为，系组织所为，不是个人的责任。
他蓦然意识到，要逮住这个将去时代的尾巴，狠狠地，咬着一口是一口。
第二年，全国开始掀起知青返城的浪潮。这股飓风席卷到了榆树湾，它的风速和气味令大队长他们胸闷和窒息。
不过，还是有让大队长很舒服地喘口气的机会，那就是他的手中攥着知青返城的计划指标。而且事前必须申请。大队长将风悠悠地吹了出去。他开始将腿翘在办公桌上，微闭着眼，守株待兔。
有女知青找到大队部，向大队长提交返城的申请。
看着女知青打理着有些凌乱的长发，大队长心满意足地签发了榆树湾第一个知青返城的指标。
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知青陆续找上了大队部。
大队长对男知青说：“女娃苦些，优先。你们回城，要看各自表现，要去争取。”
知青许慧敏、王恺是同时获得返城指标的。看着指标单，两人当着许多人的面拥抱，失声痛哭。仿佛结束了一个梦魇。
据说，回城的女知青中，有两名的婚姻风雨飘摇，新郎在初夜没有发现新娘的“落红”。
半年后，榆树湾的知青全部返城，除了扎根农村的红梅。
抱着儿，红梅用泪水送别了每一个返城的同伴。
公社改为镇、大队变成村的那年，大队长的姨夫，那个县革委会主任李背头因武斗时一桩人命案，被告发，被捉审查，蹲了大牢。
为肃清流毒，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有关造反派李背头被投入大狱的宣传单，在榆树湾各个生产队到处张贴的都是。
曾有人将此事联系到大队长的头上，上面很重视，派专人来调查，没有查出大问题的证据，就冷处理了。关于大队长是否继续任职的问题，上面说，等民选有了结果，大队长就不存在了。
大队长惶惶了一段时日，见风头过了，才喘了口气。
在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中，大队长落马，被新上任的村主任请出了老大队部。
回到家，大队长就不再是革命干部了，和知青红梅一样，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其时，他们的儿子刚刚上小学。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儿子的班主任就是秦岭老师，秦老师已经被上面任命为联校（村小学和原管理区学校）校长。
农民的李大德，只好继续从前甩货的名分，酗酒滋事。曾经夹起来的狐狸尾巴，没有丁点儿遮掩地暴露出来。他不再像从前了，不再自豪地抱着那个铁匣子听了，却将它扔在鸡窝边儿。
像一锅煮沸的红薯粥，大瓦房里没有了宁日，时时传出来争吵声，打闹声。大瓦房的小主人吓得不敢回家，好几次呆在校长的寝室里。
想着从武汉来的那封啼血的信，想着日益长大的儿子，红梅好几次套上又取下脖子上的井绳。
“我没有用途了，你厌恶了，是的呀，你可以回城了却那桩心愿了！”甩货的话，像面镜子，将红梅的内心照得一清二楚。
红梅肩头一颤，晓得再掩饰下去只有痛苦，便顺坡下驴：“不该发生的都错误地发生了，好在都过去了。我们不用再吵了，不用再遮掩了，我和孩子得走了，到属于我们该去的地方。”
红梅带着儿子离开榆树湾的那天，甩货跑到了县城姨妈家，委屈得嚎啕大哭一场。姨妈已经衰老得像株枯黄的茅草。老人家老泪不止，用竹枝样的手指抚摩着甩货开始泛白的头发，哽咽着唤了他一声：“大德，我的儿哟……”
作孽呀……
姨妈接下来的叙述，竟然让甩货惊怵得如五雷轰顶。
所谓的姨夫、姨妈，却是他的亲生爹娘。
所谓的爹娘，却是一对名不正、言不顺的夫妇。
曾经的大队长，原来是个“私娃子”。
闹日本鬼子那阵，中原战乱，民不聊生。从河南南阳逃过来一群难民，流浪于湖北棘阳一带。难民中有对十七八岁的秦氏姐妹，经过李家寨子时，被家底殷实的寨主收留。
姐妹俩儿，在寨子里很招人喜欢，不仅乖巧，也颇具姿色。
寨主为人倒也热心，是个心善之辈。于是，在媒婆的撮合下，姐姐嫁给了寨主的独生子李背头。
不想，一年后，妹妹却悄无声息地生了个男孩。
寨主气得背过了气，中风偏瘫了。
姐姐这才看清了李家大少的嘴脸，这李背头原来是个混世魔王。寄人篱下，苟且偷生，姐姐忍气吞声。毕竟名声不中听，李家也算是望族，便将那个来路不正的男婴送到乡下的穷亲戚家。
毋庸猜，这个男婴就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大队长，绰号“甩货”的李大德。
几年后，姐姐也终于挂怀了。也是一个男孩。一岁那年，姐姐和孩子一起失踪了，杳无音讯。
歪打正着，姐夫就和姨妹子就这样过在了一块儿。
寨子里的混混儿们吧唧着嘴巴，嬉戏李大少：霸占了姊，又抢吃了妹，一箭双雕哈……
正如村里道子仙儿所语：一切根于孽缘！
话说甩货在县上听母亲诉过去的万般苦的时候，红梅带着孩子回到了梦里的江城。
火车刚刚停稳，红梅就一眼看见了站台上东张西望的那个令她日夜思念的身影，那个在她大喜之日而逃亡的男知青。
接过她手中的孩子，两人忍不住泪流满面。
红梅抽泣着：“我是自作自受啊，嫁给他，贪图享受！”
男知青一脸的鼻涕泪：“你逃不出他的虎口啊，你成亲才暗中保护着我，不然我哪有今天的命！你不嫁给他，我们的孩子哪能成长到今天啊！”
一出武昌火车站的出站口，一大群当年下乡的知青围住了一家三口。男知青带来了媳妇，女知青带来了丈夫，还有几个叽叽喳的毛毛头儿，在大人之间东躲西藏地捉猫迷。
寒暄中，感慨尤深的许慧敏、王恺夫妇的热泪夺眶而出。历经苦难，两人返城后走在了一起。
晚上大聚餐。当年的伙伴们依然是百感交集，有着倾诉不尽的话语。话题自然绕不开那个人了，虽然那个人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创伤，太多的不可思议。
憨憨的王恺给妻子慧敏夹了口菜，自己一仰脖干了杯酒，说了句令人刻骨铭心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群刚刚出壳的小鸡，我们善良，单纯，不谙世事；他呢，是只看守着我们的老鹰，老奸巨滑的老鹰可以随时找个借口，扑捉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在苦难中等待着猎人的到来。是啊，苍天有眼，我们终于等到了！”
虽然说很痛恨那个人，可王恺从内心里还是感激他的，是那个人的胡作非为才将慧敏推到了自己的身边。那天，慧敏被大队妇联主任追逼得走投无路，想到了给自己塞过情书的王恺。此时的王恺成了她唯一的救命草。找到了王恺，慧敏顾不了许多，开门见山：“那天会餐，大队长把我灌醉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强暴了我，我怀孕了！现在大队长要找一个替罪羊……”
王恺尚未听完，就明白了慧敏的意思，也一眼看穿了大队长的诡计。
将计就计。于是便出现了前文中王恺去大队部自首的一幕。
也是这一年，榆树湾八十三岁的媒婆儿三姑行将而去时，瘪着没牙的嘴对侄孙孙说：“姑奶奶怕是要走了，走了才安心啦！有个债，我个老婆子背了二十多年了。”侄孙孙听得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便追问那些陈芝麻烂豆的往事。三姑含着浑浊的老泪不开口，仿佛积攒着一口气，缓缓地，清清楚楚地对守在身边的亲人说：“我要去了，不要忘了把三姑埋在画儿的旁边啊……三姑要同她好好地说说知心话儿！”
侄孙孙追问了一些老人，才晓得画儿是谁，才明白姑奶奶的心思，便将姑奶奶安葬在画儿的附近。
自红梅脱离而去，从前的大队长……那个甩货破罐子破摔，没再续弦，孤独地混日月。
稀里糊涂的日子里，他常常想起一个人，画儿。几次从噩梦中惊醒，也是有关画儿的。他总是躲避着不去回忆自己那夜的罪恶。可是那夜的罪恶却是挥之不去的。那夜，他行着房事，觉得身下的人依然想着他人，一时性起，伸出双手，钢叉一样钳住了画儿脆弱的脖颈，只听咔嚓一声，所钳之处，断裂了。见画儿咽了气，大队长吓了身汗，可他毕竟是大队长，便将画儿扔进了西塘，制造了画儿自杀的迹象……
住着的三间大瓦房，日晒雨淋下，也显得破败不堪了。不仅没有往日的神气，而且大有摇摇欲坠之态，仿佛经历了一场地震。
鳏居的李大德，那个老甩货，苍老了许多，人也神经巴叉，整天喋喋不休：“明儿去武汉，明儿就去武汉看儿子……”
掩埋的历史已经没有秘密可以咀嚼。
每年的清明时节，画儿的坟上总会有灿烂的花儿绽放；
双休日里，画儿的坟地，便有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若有所思；
村里老人认得，那是镇联合学校的将要退休的校长秦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