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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新文化时期，对中国史学建设影响最大的恐怕就数兰克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二者在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论上对中国的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初，由梁启超等发动的“新史学”思潮，便是通过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借鉴来否定中国传统史学。吴贯因的《史之梯》这部著作是继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后所发表，亦是中国新史学思潮的组成部分，其突出特点是崇尚史学科学化、客观化，批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主张广泛的搜集和运用史料而不加修饰，轻视历史解释。本文旨在以管窥豹，通过对该著作的客观分析来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方法倾向和不足。
关键词：吴贯因 《史之梯》 兰克史学 鲁滨逊新史学派
一、吴贯因与《史之梯》
吴贯因（1879—1936），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1879年出生于广东澄海，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民主主义者。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在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二人成为探索救亡富国道路的知己。1909年，留日学生于日本东京创立《宪政新志》，吴贯因担任编辑和发行人。1912年学成归国后，吴贯因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1914年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他曾在《大中华》第1卷第4、5两期发表《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一文，阐述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1919年，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1927年弃政从学，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文学院院长，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1929年12月吴贯因在东北大学周刊（六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1930年发表《中国经济史眼》，对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做了全面论述。1935年起，吴贯因在天津创办《正风》半月刊，发表史论专著多种。1936年，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1930年6月1日，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在此影响下，出现了“史学革命”。梁启超等人主张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即研究历史要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的“史学革命”。史学界纷纷著书立说，阐述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吴贯因的这部《史之梯》即是繼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撰写，其内容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的启发，全书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历史进化之历程、史家地位之变迁、史学与史料、读史与论史等。由于民国初期西方史学观传入中国，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和西方新史学派思想的借鉴学习之处很多。同时，20世纪前期，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此史著又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时代反封建的史学变革要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尤其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多学科知识方面和历史学进程划分方面，内容新颖，视角独特，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二、《史之梯》对民国史学研究的贡献
1.在史学研究中融入科学因子，讲求史学与其他科学关系之紧密
在这部书中，首先便提到了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提倡科学进步，反对愚昧落后”，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其一大特点。鲁滨逊的新史学派认为：“‘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1}那么，该怎样去研究这门科学呢？继续依附于文学或者神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世纪以来，各种新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如火如荼地发展，研究历史的人，当然应该奋起直追，运用新科学新学说来发展新文明时期的历史学，吴贯因在这一部分叙述了史学与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乃至医学的关系。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籍记载内容的批评来论证这些新兴科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作者在本章开篇即写到了史学与统计学的关系：“史家编史，必兼具统计学之智识，其记载世系，始不越出科学常识之范围。”{2}将统计学的知识用于历史研究，将年代与事件以系表数据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今天看来也是重要的方法，有一点量化史学的影子。在谈到史学与生理学的关系时说“苟缺乏生理学之知识，往往以违反生理之荒谬记事，充塞满纸”{3}。他还以周公辅佐成王为例，按照《史记》记载所推算，周武王应在八十一岁生周成王，的确有违生理常识。再比如史学与社会学，以婚姻分期的五个阶段来驳斥古籍记载上古有母无父的内容，这恐怕不止同社会学发展相左，同时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史学与医学的关系中，以《三国志》中曹操头风病发而卧床，读陈琳文病愈，来说明此种记载不符医学常识，虽然，关于这个例子笔者认为并不恰当，这种写作方法，不是因为陈寿缺乏医学常识，而单纯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但是，在史学批判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也确实受到了西方史学研究的启发，重视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重要内容之一。鲁滨逊认为：“历史家……即使没有工夫去研究各种科学的原理，也不能不利用各种科学家有关系的学说……对于历史家可以贡献一种新眼光同新解释。”{4}可见吴氏的这部分内容是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传承，尽管还有一些地方略显牵强，但却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大趋势大方向，而这种批判传统史书缺乏科学常识的做法也体现了一种革命和进步的精神。
2.在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划分中体现社会进化
在通行的教材版本中，比较常见的史学史著作大体是按照王朝更替顺序将史官、史家、史学及史学研究趋势分门别类的叙述，这部作品则不然。作者在本章中将史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神话时代、诗歌时代、小说时代、资鉴时代和科学时代，介绍了东西方历史进程中均具备的发展阶段。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与中国上古神话均属神话时代、荷马史诗与《诗经》均属诗歌时代、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吕氏春秋》等春秋战国作品均属小说时代、波利比奥斯的《历史》与《资治通鉴》均属资鉴时代，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引用来表明作者的观点，即神话时代迷信观点过多，诗歌时代和小说时代为了便于传播又难免有想当然的穿插润色，资鉴时代则充斥了史家的主观好恶，而以上几个时代均是古代社会时期，并没有以朝代更替作为区分的界限。在吴贯因看来，前四个时代史学研究成果真实性都是难以保证的，传统史学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的主要原因，除了古代史学家们知识的局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毕竟史书的编纂是为帝王维护统治而存在的，是“君史”。唯有科学时代“乃谋以科学之方法整理历史，务保存客观之事实”{5}。追求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是对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学习。兰克史学的观点认为“对一部历史著作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确保其真实性，确保这部历史著作能够反映历史真相”{6}。既然中国古代史籍是在史学家“智识”不足的情况下所作的帝王将相之史，那么在科学进步时代进化的民国时期，史学必然以弘扬民主强调民权为己任。遗憾的是，从当时的中国来看，尽管吴氏也认为“近世五洲交通，各种新思潮次第输入……历史为国民活跃之舞台……历史应以国民为中心”{7}，然而封建迷信思想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从人们心中消失，民国的史学家们只好将中国传统的一切都推倒，代之以倡导社会进化学说的西方文明史学。这种“尊民史、斥君史”的主张就可以明显看出西方文明史学的印记。西方国家史学研究的科学时代正在进行中，中国的史学建设也应该追随社会进化的脚步，以科学实证的态度去撰写史书。 3.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应用史料
在考古不甚发达、影像资料几近全无的古代社会，古籍是我们了解过去的重要依据之一，而根据吴贯因的观点，古籍是不可靠的，那么就必须寻找可靠的史料来重建信使。民国时期史学研究方法中，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乾嘉考据。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8}吴贯因亦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他在书中将史料的整理分为“官文书、古书、笔记杂录、谱牒碑铭、古书古像、神话歌谣、古器物及古建筑物”八个部分，而其中尤为推崇“古器物及古建筑物”，即考古发现。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更为简练的结论：“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9}这大概是出土文物客观真实、不会说谎的缘故，而在民国时期，考古学也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客观实证是兰克史学的一大核心，那么批判性的运用史料便是其另一核心思想了。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大多难出史料学派的范围，可见兰克史学在中国影响之深，受众之广。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之梯》所表现出的西方史学精神，其中的科学实证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崇，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在民国时期的继续，是社会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结果，而这部著作便是民国史家们崇拜西方的一个缩影。然而，如果舶来品不能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便很难取其精髓，所以民国时期虽然史学著作中对西方先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应用颇多，但其中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以这部著作为例，浅析其学习中的不足之处。
三、《史之梯》中对西方史学理论运用不当之处
1.过分强调史学家知识的广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日新月异，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各学科的交叉影响越来越紧密。所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進行广泛的涉猎，学习多方的知识，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每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还是认同章学诚的看法。他认为：“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10}这就是说，学贵以专，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与自己所研究方向关联不大的学科，那么无异于本末倒置。若真如吴氏所说：“欲治一种科学，必须兼治于有关系之各种科学……进于资深逢源之境。”{11}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恐怕民国时期难以产生如此多的历史大家了。
2.过于依赖史料的堆砌，轻视传统正史
在吴贯因看来，历史学家做研究时，只要做好史料整理，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古籍古迹摆在那里，而无须进行理解和解释，直接将史料编辑成文字，便是一部历史著作了。盲目追求堆砌史料，笔者认为是考据学的延续。在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相互促进下，民国时期考据学风盛行。书中对于传统正史史书的否定不一而足，每每列举反面事例，大凡出自《史记》《左传》《汉书》《三国志》，等等，这其实是反映了民国时期治史的一大怪象，即不读二十四史。虽然我们也承认古代史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局限，书中所著难免不实，但切不可一概抹杀。若真弃之不用，那么依靠有限的考古材料来凭空想象所研究出的历史，其真实性和深度也难以保证，其实史家的主观判断，无论立场如何，对后世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3.缺少对西方史学理论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中，由于外文水平和中外史学界交流有限，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就不多，所以对西方理论的学习研究常常停留于表面。比如在兰克实证主义史学中，并没有将历史研究等同于史料研究，“在兰克的观念里，深入地理解单个历史事实的内容与实质这一部分，就是史料考证方法也鞭长莫及”{12}。而如本人前文所述，民国史料学之发达超乎想象，动辄客观实证，其实是没有看到兰克史学对史料的批判运用，看似学自西方，实则仅学习到了其中一部分。再如对鲁滨逊新史学的学习，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新史学”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史学概论类书籍，《史之梯》便是其中之一。但很遗憾，仅仅停留在史学观念的层面上，缺少对具体方法的研究。鲁滨逊认为，“我们当然可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但是我们所有关于人类过去的材料，虽然可以产出真理来，断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要想使历史变为科学的，第一先要使历史变为历史的”{1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鲁滨逊是反对将历史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的，而吴氏仅仅看到了“新史学派”中关于史学研究需结合其他学科的部分，进而将历史学等同于科学。史学的科学量化研究贡献几何，在这里不做评述，但历史学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终究是要回归人文而非自然。
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的产物。近代中国在遭遇了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入侵后，越来越多留学欧美的进步青年们带回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社会充斥着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同时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舆论氛围下，这部史著才会对西方史学理论不假思索地留为己用，而对中国传统史学嗤之以鼻，其结果便是在论著中随处可见对西方理论盲目地崇拜而缺乏辩证的思考和深入的解释。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浅要分析，除了更多地了解民国时期对于新史学的传播情况，还提醒了我们在当今历史研究中，要注意批判继承，特别是要发展出属于中国本土化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
{1}{4}{12}{13} 〔美〕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第60页，第118页，第36页。
{2}{3}{5}{7}{11} 吴贯因：《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10页，第110页，第146页，第180页，第9页。
{6}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刘珂编：《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5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博约上》，罗炳良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5页。
关键词：吴贯因 《史之梯》 兰克史学 鲁滨逊新史学派
一、吴贯因与《史之梯》
吴贯因（1879—1936），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1879年出生于广东澄海，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民主主义者。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在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二人成为探索救亡富国道路的知己。1909年，留日学生于日本东京创立《宪政新志》，吴贯因担任编辑和发行人。1912年学成归国后，吴贯因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1914年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他曾在《大中华》第1卷第4、5两期发表《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一文，阐述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1919年，吴贯因在北平任内务部参事兼编译处处长。1927年弃政从学，任东北大学教育学院、文学院院长，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史学教授，华北大学校长。1929年12月吴贯因在东北大学周刊（六周年纪念增刊）上发表《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1930年发表《中国经济史眼》，对中国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做了全面论述。1935年起，吴贯因在天津创办《正风》半月刊，发表史论专著多种。1936年，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史之梯》（一名《史学概论》），1930年6月1日，在上海联合书店出版。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在中国得到传播，在此影响下，出现了“史学革命”。梁启超等人主张历史要“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公理公例”，即研究历史要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由此掀起了一场中国的“史学革命”。史学界纷纷著书立说，阐述新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吴贯因的这部《史之梯》即是繼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而撰写，其内容深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的启发，全书共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历史进化之历程、史家地位之变迁、史学与史料、读史与论史等。由于民国初期西方史学观传入中国，被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书中所体现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和西方新史学派思想的借鉴学习之处很多。同时，20世纪前期，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此史著又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时代反封建的史学变革要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颇具影响。尤其在史学研究中运用多学科知识方面和历史学进程划分方面，内容新颖，视角独特，具有一定的学习价值。
二、《史之梯》对民国史学研究的贡献
1.在史学研究中融入科学因子，讲求史学与其他科学关系之紧密
在这部书中，首先便提到了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正如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提倡科学进步，反对愚昧落后”，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是其一大特点。鲁滨逊的新史学派认为：“‘历史的继续’是一个科学的真理。研究变化的程序，是一个科学的问题。”{1}那么，该怎样去研究这门科学呢？继续依附于文学或者神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19世纪以来，各种新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如火如荼地发展，研究历史的人，当然应该奋起直追，运用新科学新学说来发展新文明时期的历史学，吴贯因在这一部分叙述了史学与统计学、考证学、年代学、天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生理学、社会学乃至医学的关系。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籍记载内容的批评来论证这些新兴科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作者在本章开篇即写到了史学与统计学的关系：“史家编史，必兼具统计学之智识，其记载世系，始不越出科学常识之范围。”{2}将统计学的知识用于历史研究，将年代与事件以系表数据的形式展现出来，在今天看来也是重要的方法，有一点量化史学的影子。在谈到史学与生理学的关系时说“苟缺乏生理学之知识，往往以违反生理之荒谬记事，充塞满纸”{3}。他还以周公辅佐成王为例，按照《史记》记载所推算，周武王应在八十一岁生周成王，的确有违生理常识。再比如史学与社会学，以婚姻分期的五个阶段来驳斥古籍记载上古有母无父的内容，这恐怕不止同社会学发展相左，同时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在史学与医学的关系中，以《三国志》中曹操头风病发而卧床，读陈琳文病愈，来说明此种记载不符医学常识，虽然，关于这个例子笔者认为并不恰当，这种写作方法，不是因为陈寿缺乏医学常识，而单纯是一种夸张的文学手法。但是，在史学批判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也确实受到了西方史学研究的启发，重视同其他学科的关系，是鲁滨逊新史学派的重要内容之一。鲁滨逊认为：“历史家……即使没有工夫去研究各种科学的原理，也不能不利用各种科学家有关系的学说……对于历史家可以贡献一种新眼光同新解释。”{4}可见吴氏的这部分内容是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传承，尽管还有一些地方略显牵强，但却是比较先进的研究方法，反映了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大趋势大方向，而这种批判传统史书缺乏科学常识的做法也体现了一种革命和进步的精神。
2.在对中国史学发展进程的划分中体现社会进化
在通行的教材版本中，比较常见的史学史著作大体是按照王朝更替顺序将史官、史家、史学及史学研究趋势分门别类的叙述，这部作品则不然。作者在本章中将史学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分别为神话时代、诗歌时代、小说时代、资鉴时代和科学时代，介绍了东西方历史进程中均具备的发展阶段。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与中国上古神话均属神话时代、荷马史诗与《诗经》均属诗歌时代、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吕氏春秋》等春秋战国作品均属小说时代、波利比奥斯的《历史》与《资治通鉴》均属资鉴时代，通过对这些史料的引用来表明作者的观点，即神话时代迷信观点过多，诗歌时代和小说时代为了便于传播又难免有想当然的穿插润色，资鉴时代则充斥了史家的主观好恶，而以上几个时代均是古代社会时期，并没有以朝代更替作为区分的界限。在吴贯因看来，前四个时代史学研究成果真实性都是难以保证的，传统史学不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的主要原因，除了古代史学家们知识的局限，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毕竟史书的编纂是为帝王维护统治而存在的，是“君史”。唯有科学时代“乃谋以科学之方法整理历史，务保存客观之事实”{5}。追求客观公正的撰史原则，是对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的学习。兰克史学的观点认为“对一部历史著作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确保其真实性，确保这部历史著作能够反映历史真相”{6}。既然中国古代史籍是在史学家“智识”不足的情况下所作的帝王将相之史，那么在科学进步时代进化的民国时期，史学必然以弘扬民主强调民权为己任。遗憾的是，从当时的中国来看，尽管吴氏也认为“近世五洲交通，各种新思潮次第输入……历史为国民活跃之舞台……历史应以国民为中心”{7}，然而封建迷信思想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从人们心中消失，民国的史学家们只好将中国传统的一切都推倒，代之以倡导社会进化学说的西方文明史学。这种“尊民史、斥君史”的主张就可以明显看出西方文明史学的印记。西方国家史学研究的科学时代正在进行中，中国的史学建设也应该追随社会进化的脚步，以科学实证的态度去撰写史书。 3.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应用史料
在考古不甚发达、影像资料几近全无的古代社会，古籍是我们了解过去的重要依据之一，而根据吴贯因的观点，古籍是不可靠的，那么就必须寻找可靠的史料来重建信使。民国时期史学研究方法中，对于史料的重视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乾嘉考据。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我们只是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很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8}吴贯因亦十分重视史料的搜集，他在书中将史料的整理分为“官文书、古书、笔记杂录、谱牒碑铭、古书古像、神话歌谣、古器物及古建筑物”八个部分，而其中尤为推崇“古器物及古建筑物”，即考古发现。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更为简练的结论：“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9}这大概是出土文物客观真实、不会说谎的缘故，而在民国时期，考古学也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客观实证是兰克史学的一大核心，那么批判性的运用史料便是其另一核心思想了。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大多难出史料学派的范围，可见兰克史学在中国影响之深，受众之广。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之梯》所表现出的西方史学精神，其中的科学实证和对近代自然科学的推崇，可以说是西学东渐在民国时期的继续，是社会进化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结果，而这部著作便是民国史家们崇拜西方的一个缩影。然而，如果舶来品不能全面了解深入研究，便很难取其精髓，所以民国时期虽然史学著作中对西方先进的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应用颇多，但其中的缺陷却是显而易见的。下面就以这部著作为例，浅析其学习中的不足之处。
三、《史之梯》中对西方史学理论运用不当之处
1.过分强调史学家知识的广博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日新月异，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各学科的交叉影响越来越紧密。所以，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進行广泛的涉猎，学习多方的知识，固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每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还是认同章学诚的看法。他认为：“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10}这就是说，学贵以专，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放在与自己所研究方向关联不大的学科，那么无异于本末倒置。若真如吴氏所说：“欲治一种科学，必须兼治于有关系之各种科学……进于资深逢源之境。”{11}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恐怕民国时期难以产生如此多的历史大家了。
2.过于依赖史料的堆砌，轻视传统正史
在吴贯因看来，历史学家做研究时，只要做好史料整理，将这些客观存在的古籍古迹摆在那里，而无须进行理解和解释，直接将史料编辑成文字，便是一部历史著作了。盲目追求堆砌史料，笔者认为是考据学的延续。在与整理国故运动的相互促进下，民国时期考据学风盛行。书中对于传统正史史书的否定不一而足，每每列举反面事例，大凡出自《史记》《左传》《汉书》《三国志》，等等，这其实是反映了民国时期治史的一大怪象，即不读二十四史。虽然我们也承认古代史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立场的局限，书中所著难免不实，但切不可一概抹杀。若真弃之不用，那么依靠有限的考古材料来凭空想象所研究出的历史，其真实性和深度也难以保证，其实史家的主观判断，无论立场如何，对后世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3.缺少对西方史学理论深入的研究论证
在对西方史学理论的学习中，由于外文水平和中外史学界交流有限，可以接触到的第一手资料就不多，所以对西方理论的学习研究常常停留于表面。比如在兰克实证主义史学中，并没有将历史研究等同于史料研究，“在兰克的观念里，深入地理解单个历史事实的内容与实质这一部分，就是史料考证方法也鞭长莫及”{12}。而如本人前文所述，民国史料学之发达超乎想象，动辄客观实证，其实是没有看到兰克史学对史料的批判运用，看似学自西方，实则仅学习到了其中一部分。再如对鲁滨逊新史学的学习，20世纪20年代，随着美国“新史学”在中国的广泛流传，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史学概论类书籍，《史之梯》便是其中之一。但很遗憾，仅仅停留在史学观念的层面上，缺少对具体方法的研究。鲁滨逊认为，“我们当然可用科学的精神去研究历史，但是我们所有关于人类过去的材料，虽然可以产出真理来，断不能将它们组织成一个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断不能同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者人类学一样，成为一种真正的科学”，“要想使历史变为科学的，第一先要使历史变为历史的”{13}。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鲁滨逊是反对将历史研究等同于科学研究的，而吴氏仅仅看到了“新史学派”中关于史学研究需结合其他学科的部分，进而将历史学等同于科学。史学的科学量化研究贡献几何，在这里不做评述，但历史学科其出发点和落脚点，终究是要回归人文而非自然。
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的产物。近代中国在遭遇了西方经济政治文化的入侵后，越来越多留学欧美的进步青年们带回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社会充斥着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同时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舆论氛围下，这部史著才会对西方史学理论不假思索地留为己用，而对中国传统史学嗤之以鼻，其结果便是在论著中随处可见对西方理论盲目地崇拜而缺乏辩证的思考和深入的解释。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浅要分析，除了更多地了解民国时期对于新史学的传播情况，还提醒了我们在当今历史研究中，要注意批判继承，特别是要发展出属于中国本土化的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
{1}{4}{12}{13} 〔美〕鲁滨逊：《新史学》，何炳松译，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第60页，第118页，第36页。
{2}{3}{5}{7}{11} 吴贯因：《史之梯》，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社1930年版，第10页，第110页，第146页，第180页，第9页。
{6} 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8}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9}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刘珂编：《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5页。
{1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内篇二《博约上》，罗炳良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