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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〇年代以来，平路的小说创作，不断涉及性别书写，在《行道天涯》《百龄笺》《何日君再来》《婆娑之岛》等小说中不断实现从私领域到公领域的跨越。《东方之东》通过故事、信件、简报、小说等不同形式的叙事话语，众声喧哗，细腻挖掘女性空间、呈现女性不断书写的意义及描摹复杂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性别 书写 平路 《东方之东》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7_1633）
平路崛起于八〇年代的台湾文坛，以小说《玉米田之死》获1983年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到了九〇年代，平路回台湾继续她的小说创作，凭借《行道天涯》《百龄笺》《凝脂温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逐渐显示出对女性立场的坚守，不断探讨女性历史书写、情欲书写、性别政治等话题。近年来，从《何日君再来》《东方之东》《婆娑之岛》等作品可见平路的小说创作日趋成熟。历时八年创作的《东方之东》可作为平路小说创作中的精品，其间对女性空间的挖掘、两性关系的摹写尤具有代表性。
一
平路的作品一向注重对感官和物质生活的描写，以突出其女性书写的特色。在小说《东方之东》中，“女主角日常生活起居的细节、家里的摆设用品以至城市中街坊边的饮食气氛口味在小说中都有详致的描绘”①8，但不同于以往平路小说中饮食与文化身份的密切关联，此篇小说中细致的饮食、餐具、公寓等物质书写，不仅给一向以理性思考著称的平路小说一丝烟火气，更将其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的思考联系起来。
台湾女人敏慧到北京来寻夫，通过丈夫谦一失踪前居住的公寓了解到丈夫一人在北京的生活，找寻丈夫失踪的线索，像侦探小说那般预留信息、铺设情节。从不喝酒的丈夫，公寓里却摆满了空酒瓶；敏慧为她准备的衣服，却似乎没有穿过，妻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丈夫？丈夫身上有多少她始终弄不清楚的东西？终于她在丈夫公寓里陆续找到了一些证据：隐藏在床底下大抽屉里满满的女人内衣，全是她绝不会穿的那种，还有茶杯上残留的口红印。敏慧全然明了：“他们的婚姻出了状况”。由此撕开夫妻两人婚姻关系的裂缝，看似平淡的表面下，实际上已千疮百孔。敏慧开始回忆起夫妻两人在台北的生活，“她记得的，都是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全都与食物相关，与日常生活相关。敏慧的回忆里有食物的质感、烹饪的技法、餐具的用法还有花香的嗅觉，她是一个对生活极其讲究的人，注重品味，在乎细节。敏慧对于食物精细的要求，是因为谦一出身好家庭，公公就很注重饮食，她在配合谦一的标准。看似她是婚姻里的弱者，她在迁就丈夫的生活标准，处处在意丈夫的饮食习惯，方方面面照顾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但其实，她是家中凡事做主的角色，她通过把关所有生活细节，掌控了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敏慧对于生活细节到了近乎“恋物癖”的程度，原以为谦一是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当敏慧发现谦一公寓的冰箱里的腊肠、豆腐乳以及一堆在冰箱里滋生出细菌的食物，和谦一选择的另一个女人是邋遢粗俗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的一切对物质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讲究，其实是一种“强势”，是对于丈夫的压抑，造成了丈夫的逃离，完全瓦解了男性权威。食物、餐具等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构成了敏慧的“女性世界”，她在其中悠游自在，全身心地参与，化为她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各式各样的物品才是她生活的重心。
二
敏慧对食物、餐具等生活物质的迷恋，对公寓空间的依恋，都体现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努力构建自己的女性空间的想法。而由写作所构成的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是敏慧的精神家园。她写东西的习惯，让她自己跟自己说话，活在不容易被别人干扰的世界里。
婚后谦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敏慧也曾打电话给他听到电话里别的女人的声音，但敏慧一个字也没有问，她不敢戳破这层纸，任由他们的婚姻朽去。敏惠并不真正了解谦一，始终也没弄清楚谦一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说不定因为这样，我才写故事，放大家一条生路！”敏惠将写作作为努力让自己释怀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即便她和谦一的婚姻没有出问题，谦一没有失踪，谦一也不是她的精神寄托，谦一对于敏惠来说，是人生幸福的一个附件，是老师“交”给她手上的东西，她要负责。敏惠一直有着对嫁入好门第的期待，谦一的爸爸是她的老师，她以为嫁给老师的儿子，就可以过上老师家那种静谧、富有书香气息的生活。出于对理想姻缘的向往和虚荣心的驱使，所以，她和谦一结了婚。从这个层面上看，敏慧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结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女结婚员”吗？而婚后夫妻两人话很少，相敬如宾，连性爱都客气、得不到满足，谦一去了哪里，她从不过问，屡屡错过了交流沟通的机会。
张爱玲曾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语道破男人的天性：“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②谦一便是如此，温婉贤惠的敏慧是他的白玫瑰，令他抛家弃妻、远走澳门，想要守护怜悯的女人是小美，一个邋遢粗俗的欢场女子，是他的红玫瑰。而对于敏慧来说，又何尝不是拥有了人生中的“紅玫瑰与白玫瑰”，丈夫谦一有好的教养，细腻，性格带着一些女性化；而她在北京遇到的男人王尚军，一脸风霜，皮肤黝黑，长腿，大高个子，不修边幅、满口粗话，有男子气概。至此，两人的婚姻关系彻底破裂。
在谦一的信中，谦一反复说：“你写东西，我就被阻隔在你的世界外面！” “你是靠写作来填补婚姻里的空虚。”③108，219，241谦一的来信似乎在解释着自己离开的原因和两人婚姻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敏慧的写作仿佛是一道围墙，横亘在她与谦一之间，这道围墙里的，是敏慧的个人空间，谦一进不去，敏慧也未曾想过让谦一进来。敏慧一直在写着什么，这个行为本身就具有意义。在《百龄笺》中，平路就将宋美龄塑造成一个不停写信、不停书写的女性形象，她借写信来确认自我。在西方的父权传统中，笔是阴茎的象征，“这种阴茎之笔在处女膜之纸上书写的模式参与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创造”④。书写一向都被认为是男性的行为，而女性则是被书写的空白之页。而在《东方之东》中，女性敏慧擅长书写，写作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男性谦一来说，写信很困难，“连用笔写下来都需要勇气，因为写了开头就要接着下去……写一句，不知道下一句该不该写、要怎么写？”③61，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被转换，男性“失语”，女性不停写作，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与女性空间。 三
的确如谦一所说，他的失踪确实变成敏慧创作的素材。敏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众多皇帝中选择顺治皇帝写进故事里，是因为她觉得顺治与丈夫一样，都是被压抑，想要获得自由、想要出走的男人。敏慧正在写的故事里，顺治如同谦一一样，有着被压抑的母/父子关系和童年经验，母亲（父亲）与其他人苟合，而被童年的顺治（谦一）撞见，母亲（父亲）的形象被完全颠覆，以致整个童年都活在阴影中，想要叛逆和逃离。而郑芝龙不断讲述大海的故事和外边的世界，吸引年轻的顺治皇帝，从而迷惑和说动皇帝，“挟着新入关的清朝，就可以建立更恢弘的海上帝国”③152，郑芝龙与顺治，其实是捕猎的关系，郑芝龙“捕获”顺治入网的方式是“讲故事”。
强调话语的力量是平路小说反复出现的母题和内容。在早期小说《玉米田之死》中作者“我”在调查并了解华人陈溪山之死后，选择离婚并回到家乡台湾；《大西洋城》中，留美学生杰米蔡在与 “凯撒大酒店”经理的面谈后，决定在赌城工作，榨取华人同胞的财富与鲜血；在小说《在巨星的年代里》中，“我”听了郝医师的故事，为他写传记，并勾出自己的乡愁情怀。这一系列的“故事”和“话语”，让我们领悟到：真实只有在虚构的话语中得以再现与记忆。
《东方之东》由不同的话语形式组成，敏慧和尚军讲的自己的故事、谦一写的信、公安的简报和公文、敏慧构想的小说、小说里郑芝龙说的轶事、顺治君臣的奏章等等。所有的话语，依次出现在小说中，众声喧哗，共同拼写出一个传奇以及传奇中的传奇。平路偏爱在小说中使用多重的声音，“只有你把多重的声音并陈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呈现真实。”⑤。
敏慧讲的故事、谦一的信和尚军讲的故事构成的是现实层面的性别关系与情感欲求，男性声音与女性声音在小说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声音的汇聚有它本身的意义。看似敏慧与谦一在信件的话语形式中终于达成交流，进行沟通，彼此坦白道出对婚姻的感受，但是，“喁喁独白何尝不是自我展演最纯粹的形式，在话语的绝对沉溺中布置或遮蔽意义的读取？真实与谎言在辩证的演绎中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①9-10更加清楚地体现话语的迷雾的是敏慧与尚军的对话，两人共处一室，但是各自讲着各自的故事。当敏慧爱上他并逐渐依恋他的時候，他却挟着敏慧的钱消失了。所以，尚军说的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或许只是个靠骗女人的感情来挣钱的惯犯。在发现尚军消失之后，敏慧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尚军讲的故事暗藏玄机。这里，平路强调了话语的作用但又消解了对话的有效性。因此，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公安的简报、案件的细节、警察播放的投影片，也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敏惠“渐渐像例行公事”地“固定时间去听进度报告”，而报告人也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话语信息已变得没有意义，徒留形式敷衍对方。
注释
① 范铭如.归去来——《东方之东》序[A]//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8.
②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1.
③ 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④ （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5.
⑤ 蔡淑华，采访整理.以小说拼写传奇——平路专访[A]//平路.何日君再来[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246.
参考文献
[1] 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2] 平路.何日君再来[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
[3]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 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
[5] 林丹娅.台湾女性文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6]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 刘亮雅.情色世纪末：小说、性别、文化、美学[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9] 梅家玲.性别，还是家国：五〇与八〇、九〇年代台湾小说论[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关键词：性别 书写 平路 《东方之东》
★基金项目：2017年江苏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CX17_1633）
平路崛起于八〇年代的台湾文坛，以小说《玉米田之死》获1983年台湾联合报短篇小说首奖。到了九〇年代，平路回台湾继续她的小说创作，凭借《行道天涯》《百龄笺》《凝脂温泉》等一系列小说作品，逐渐显示出对女性立场的坚守，不断探讨女性历史书写、情欲书写、性别政治等话题。近年来，从《何日君再来》《东方之东》《婆娑之岛》等作品可见平路的小说创作日趋成熟。历时八年创作的《东方之东》可作为平路小说创作中的精品，其间对女性空间的挖掘、两性关系的摹写尤具有代表性。
一
平路的作品一向注重对感官和物质生活的描写，以突出其女性书写的特色。在小说《东方之东》中，“女主角日常生活起居的细节、家里的摆设用品以至城市中街坊边的饮食气氛口味在小说中都有详致的描绘”①8，但不同于以往平路小说中饮食与文化身份的密切关联，此篇小说中细致的饮食、餐具、公寓等物质书写，不仅给一向以理性思考著称的平路小说一丝烟火气，更将其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的思考联系起来。
台湾女人敏慧到北京来寻夫，通过丈夫谦一失踪前居住的公寓了解到丈夫一人在北京的生活，找寻丈夫失踪的线索，像侦探小说那般预留信息、铺设情节。从不喝酒的丈夫，公寓里却摆满了空酒瓶；敏慧为她准备的衣服，却似乎没有穿过，妻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丈夫？丈夫身上有多少她始终弄不清楚的东西？终于她在丈夫公寓里陆续找到了一些证据：隐藏在床底下大抽屉里满满的女人内衣，全是她绝不会穿的那种，还有茶杯上残留的口红印。敏慧全然明了：“他们的婚姻出了状况”。由此撕开夫妻两人婚姻关系的裂缝，看似平淡的表面下，实际上已千疮百孔。敏慧开始回忆起夫妻两人在台北的生活，“她记得的，都是一些片段”，而这些片段，全都与食物相关，与日常生活相关。敏慧的回忆里有食物的质感、烹饪的技法、餐具的用法还有花香的嗅觉，她是一个对生活极其讲究的人，注重品味，在乎细节。敏慧对于食物精细的要求，是因为谦一出身好家庭，公公就很注重饮食，她在配合谦一的标准。看似她是婚姻里的弱者，她在迁就丈夫的生活标准，处处在意丈夫的饮食习惯，方方面面照顾着丈夫的饮食起居，但其实，她是家中凡事做主的角色，她通过把关所有生活细节，掌控了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敏慧对于生活细节到了近乎“恋物癖”的程度，原以为谦一是很讲究生活品质的人，当敏慧发现谦一公寓的冰箱里的腊肠、豆腐乳以及一堆在冰箱里滋生出细菌的食物，和谦一选择的另一个女人是邋遢粗俗完全和自己不一样的时候，她才明白自己的一切对物质和日常生活细节的讲究，其实是一种“强势”，是对于丈夫的压抑，造成了丈夫的逃离，完全瓦解了男性权威。食物、餐具等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构成了敏慧的“女性世界”，她在其中悠游自在，全身心地参与，化为她具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各式各样的物品才是她生活的重心。
二
敏慧对食物、餐具等生活物质的迷恋，对公寓空间的依恋，都体现了她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努力构建自己的女性空间的想法。而由写作所构成的更广阔更自由的空间，是敏慧的精神家园。她写东西的习惯，让她自己跟自己说话，活在不容易被别人干扰的世界里。
婚后谦一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敏慧也曾打电话给他听到电话里别的女人的声音，但敏慧一个字也没有问，她不敢戳破这层纸，任由他们的婚姻朽去。敏惠并不真正了解谦一，始终也没弄清楚谦一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说不定因为这样，我才写故事，放大家一条生路！”敏惠将写作作为努力让自己释怀的方式，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即便她和谦一的婚姻没有出问题，谦一没有失踪，谦一也不是她的精神寄托，谦一对于敏惠来说，是人生幸福的一个附件，是老师“交”给她手上的东西，她要负责。敏惠一直有着对嫁入好门第的期待，谦一的爸爸是她的老师，她以为嫁给老师的儿子，就可以过上老师家那种静谧、富有书香气息的生活。出于对理想姻缘的向往和虚荣心的驱使，所以，她和谦一结了婚。从这个层面上看，敏慧为了结婚而结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结婚，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女结婚员”吗？而婚后夫妻两人话很少，相敬如宾，连性爱都客气、得不到满足，谦一去了哪里，她从不过问，屡屡错过了交流沟通的机会。
张爱玲曾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一语道破男人的天性：“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 ②谦一便是如此，温婉贤惠的敏慧是他的白玫瑰，令他抛家弃妻、远走澳门，想要守护怜悯的女人是小美，一个邋遢粗俗的欢场女子，是他的红玫瑰。而对于敏慧来说，又何尝不是拥有了人生中的“紅玫瑰与白玫瑰”，丈夫谦一有好的教养，细腻，性格带着一些女性化；而她在北京遇到的男人王尚军，一脸风霜，皮肤黝黑，长腿，大高个子，不修边幅、满口粗话，有男子气概。至此，两人的婚姻关系彻底破裂。
在谦一的信中，谦一反复说：“你写东西，我就被阻隔在你的世界外面！” “你是靠写作来填补婚姻里的空虚。”③108，219，241谦一的来信似乎在解释着自己离开的原因和两人婚姻关系破裂的导火线。敏慧的写作仿佛是一道围墙，横亘在她与谦一之间，这道围墙里的，是敏慧的个人空间，谦一进不去，敏慧也未曾想过让谦一进来。敏慧一直在写着什么，这个行为本身就具有意义。在《百龄笺》中，平路就将宋美龄塑造成一个不停写信、不停书写的女性形象，她借写信来确认自我。在西方的父权传统中，笔是阴茎的象征，“这种阴茎之笔在处女膜之纸上书写的模式参与了源远流长的传统创造”④。书写一向都被认为是男性的行为，而女性则是被书写的空白之页。而在《东方之东》中，女性敏慧擅长书写，写作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而对于男性谦一来说，写信很困难，“连用笔写下来都需要勇气，因为写了开头就要接着下去……写一句，不知道下一句该不该写、要怎么写？”③61，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被转换，男性“失语”，女性不停写作，建构自己的主体意识与女性空间。 三
的确如谦一所说，他的失踪确实变成敏慧创作的素材。敏慧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众多皇帝中选择顺治皇帝写进故事里，是因为她觉得顺治与丈夫一样，都是被压抑，想要获得自由、想要出走的男人。敏慧正在写的故事里，顺治如同谦一一样，有着被压抑的母/父子关系和童年经验，母亲（父亲）与其他人苟合，而被童年的顺治（谦一）撞见，母亲（父亲）的形象被完全颠覆，以致整个童年都活在阴影中，想要叛逆和逃离。而郑芝龙不断讲述大海的故事和外边的世界，吸引年轻的顺治皇帝，从而迷惑和说动皇帝，“挟着新入关的清朝，就可以建立更恢弘的海上帝国”③152，郑芝龙与顺治，其实是捕猎的关系，郑芝龙“捕获”顺治入网的方式是“讲故事”。
强调话语的力量是平路小说反复出现的母题和内容。在早期小说《玉米田之死》中作者“我”在调查并了解华人陈溪山之死后，选择离婚并回到家乡台湾；《大西洋城》中，留美学生杰米蔡在与 “凯撒大酒店”经理的面谈后，决定在赌城工作，榨取华人同胞的财富与鲜血；在小说《在巨星的年代里》中，“我”听了郝医师的故事，为他写传记，并勾出自己的乡愁情怀。这一系列的“故事”和“话语”，让我们领悟到：真实只有在虚构的话语中得以再现与记忆。
《东方之东》由不同的话语形式组成，敏慧和尚军讲的自己的故事、谦一写的信、公安的简报和公文、敏慧构想的小说、小说里郑芝龙说的轶事、顺治君臣的奏章等等。所有的话语，依次出现在小说中，众声喧哗，共同拼写出一个传奇以及传奇中的传奇。平路偏爱在小说中使用多重的声音，“只有你把多重的声音并陈的时候，才比较有可能呈现真实。”⑤。
敏慧讲的故事、谦一的信和尚军讲的故事构成的是现实层面的性别关系与情感欲求，男性声音与女性声音在小说中同时出现，这两个声音的汇聚有它本身的意义。看似敏慧与谦一在信件的话语形式中终于达成交流，进行沟通，彼此坦白道出对婚姻的感受，但是，“喁喁独白何尝不是自我展演最纯粹的形式，在话语的绝对沉溺中布置或遮蔽意义的读取？真实与谎言在辩证的演绎中始终笼罩着层层迷雾。”①9-10更加清楚地体现话语的迷雾的是敏慧与尚军的对话，两人共处一室，但是各自讲着各自的故事。当敏慧爱上他并逐渐依恋他的時候，他却挟着敏慧的钱消失了。所以，尚军说的到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他或许只是个靠骗女人的感情来挣钱的惯犯。在发现尚军消失之后，敏慧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尚军讲的故事暗藏玄机。这里，平路强调了话语的作用但又消解了对话的有效性。因此，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公安的简报、案件的细节、警察播放的投影片，也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敏惠“渐渐像例行公事”地“固定时间去听进度报告”，而报告人也只是“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念”，话语信息已变得没有意义，徒留形式敷衍对方。
注释
① 范铭如.归去来——《东方之东》序[A]//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8.
②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51.
③ 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④ （美）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A]//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65.
⑤ 蔡淑华，采访整理.以小说拼写传奇——平路专访[A]//平路.何日君再来[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246.
参考文献
[1] 平路.东方之东[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
[2] 平路.何日君再来[M].台北：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
[3]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4] 范铭如.文学地理：台湾小说的空间阅读[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8年版。
[5] 林丹娅.台湾女性文学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6]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 刘亮雅.情色世纪末：小说、性别、文化、美学[M].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9] 梅家玲.性别，还是家国：五〇与八〇、九〇年代台湾小说论[M].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