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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药物、酒精、尼古丁、赌博的上瘾相比，对书上瘾危害似乎要小些，其实未必。迪布丁把这种上瘾称为藏书癖，汤姆·拉伯称为“嗜书瘾君子”，说明这种上瘾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汤姆·拉伯还引用约翰·费里尔的诗句：“一旦染上书瘾，何其汹涌的欲望，如许无尽的折磨便紧紧攫住，那悲惨的人儿。”罹患这种病症的家伙，阅读器官往往率先挂点，然后是生活空间一点点被书严重挤压，然后这一文雅的疯狂会一点点毁掉你的正常生活。东海西海，这样的书痴可不少。《说文解字》云：“癡，不慧也，从疒疑声。”段注：“心部曰：慧者，狷也。犬部曰：狷者，急也。痴者，迟钝之意，故与慧正相反。此非疾病也，而亦疾病之类也。故以是终焉。”段玉裁大概也不知怎么表达，才会说出“此非疾病也，而亦疾病之类也”一类慌不择路的话来。照这个解释，所谓“书痴”大概是那种一看到佳书就要狷急跳跃，眼放绿光，而对其他利害攸关的事反应迟钝的病人吧。说实话，古往今来患这种病的人可不少，而且显达的少，落魄的多。
一、书呆子沈修
清末民初，苏州有位出名的书呆子。施蛰存先生有篇散文，曾提到这位居住在醋库巷的奇人，几乎一天到晚绕着大厅踱着方步笼袖闲行，“一忽儿静默着，在方砖上乱吐着痰，一忽儿又起劲地在乱喝乱叫些不知什么了”。这就是沈修，大家都叫他“沈毒头”。“毒头”，即“蠹头”，书呆子也。
沈修原名榖，字孔修，后改名修，字绥成，一字休穆，诸生，晚年任存古学堂史学协教。金松岑撰《苏州五奇人传》，沈修即其中之一。金文状其迂腐，云：“绥成口吃比粱任（另一奇人朱锡粱之字），目短视，与人言，辄两手擎叆叇作礼鼠恭，轻薄者笑之。清亡，不去编发，屈置于六合冠底，宽衣博袖，婆娑如也。”王欣夫先生十八九岁时，也常在茶座遇见他，穿着方袖马褂，背垂大辫，戴着深度眼镜，狂嗅鼻烟，“烟渍与丹铅狼藉襟袖间，与人言讷讷不出口，而筋脉偾张”，吴人皆目为怪。那种独来独往、睥睨俗世的劲头，让人亦笑，亦敬，亦怜。
沈修呆则呆矣，却目空百代，狂气逼人。论文，不把左丘明放在眼里，司马迁则只不过是小说家的鼻祖；论学，则以为古今之治没有比得上周代的，故言必称《尚书》《周官》。教授子弟，以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主，以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辅。生平欲撰二书，一为《原书》，成《说文订许》六十卷，未完，至《说文解字》第八篇而止；一为《经治》，成五十余篇。沈修去世后，遗稿由吴梅、孙宗弼董理，编选为《未园集略》八卷，孙氏手钞，刘承干、顾公雍、吴梅等捐资，由苏州临顿街上艺斋一九三五年石印出版。此集以“未园”命名，是因为沈修曾依前人旧例，请顾麟士绘“未园著书图”，取“园虽未就，不妨著书”之意。可是这个集子，实不能反映沈氏著述的全貌，只能是窥豹一斑而已。吴梅序文说《经治》已失传，实则不然，前段时间我发现《经治》曾与孙德谦、张尔田等人的著作一道在《孔教会杂志》上连载过。
沈呆子博通经训，论学却不高明。处在那个乱世中，他开出的还是复古的旧药方—返回《周官》之教。故而金松岑说他理不胜辞：“迂谨不习世用，成一家说，取自慰悦而已。”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其自诩功在南阁祭酒（许慎）之上的经学和文字学，而今已是知者寥寥。同时，他还是位诗人。《题自编宝书堂诗》云：“此事全关道力深，几曾文苑后儒林。江山有助无千里，得失难瞒是寸心。岂有三长才学识，敢空双眼去来今。更从八代寻源上，雅颂风骚一曲琴。”在他看来，诗的地位不逊色于经学。诗集有《珠剑集》稿本八卷、《谈经诗》一卷、《落花诗》一卷。王欣夫先生曾评云：“其诗合太白昌黎、东野昌谷于一冶，沉博绝丽，才气横溢，近世罕可与抗者。”另外有《宰诉轩文集》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世事迁转，这些诗文也早已被人遗忘了。
有时我禁不住想，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学问那样的好，最终却也只是留下些无人问津、佶屈聱牙的东西，这辈子究竟值不值？或许，像他那样的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就在于读书的过程，在于他目空百代的气魄，而不在于他是否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二、吴昌绶遗墨二种
吴昌绶是民国时期小有名气的藏书家，也是一位勤谨的刻书家，所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多以稀见钞本为底本，精心校雠，倩民国四大刻工之一的陶子麟操刀，是有名的本子。清末民初，他与当时的学者、藏书家缪荃孙、董康、章钰、傅增湘、王国维等有着比较频繁的交往。《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了吴氏手札二百多通，《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集》也收录了五十九通，可见其勤于笔札。顾廷龙《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注云：“（昌绶）光绪丁酉举人，民国司法部秘书，好藏书，又好刻书，若《景刊宋金元明词》《松邻丛书》，其他零种尚多，皆称精椠。为人俶傥不羁，与先生性质虽不同，而交谊之笃敬，数十年如一日。所刊多倩先生精校，尝同辑《荛圃藏书题识》一瓻，通借往还甚密。”藏书、刻书，是吴氏活着的一种方式，也是许多中国书痴的生活方式。那些书札、诗笺，也许只是信手为之，却特别鲜活生动，让我们潜入到一个书痴的日常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一些比较重要的工具书连他的生卒年也搞不清楚。前一段时间，碰巧在上海图书馆读到吴氏手稿《吴伯宛先生遗墨》《松邻丛残》二种，均由顾廷龙先生访得，并捐赠给上图（顾先生所作题跋三则，均不见于《顾廷龙文集》）。书痴遗墨，古雅秀逸，惹人怜爱。
人未死，预先写下讣告备用，要算是“赴启中的别裁”。据顾廷龙先生《吴伯宛先生遗墨》跋，吴昌绶曾预先自撰、自书讣告，精刻，预留时间，由女儿填写，顾先生曾在他的老师、吴氏好友章钰处见到一帧。其文曰：“仁和吴昌绶，字伯宛，一字印臣，晚号松邻，生清同治戊辰五月十四日午时，殁民国甲子年十月初七日未时，存年五十七岁。有子早殇，夫妇奉佛，身非大宗，紧勿立后，以僧服敛，寄殡佛寺。预书赴告，奉别亲知。”据此可知，吴氏生于一八六八年，卒于一九二四年，《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影印本序言所记与此合。
《吴伯宛先生遗墨》一册，封面有张尔田题端：“吴伯宛先生遗墨。为起潜兄题，尔田，时年六十五。”扉页又有张尔田所题签条。后为叶景葵题跋，内容见《叶景葵杂著》。并有吴氏小影一帧，上题“鞏伯仁弟大人察存，癸亥六月仁和吴昌绶上”。多为昌绶手札及文章，如《四当斋堪书图记》等。其中替董康代笔的文章不少，如田中庆太郎北京排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之序言，原署名董康，实为昌绶代笔。顾廷龙跋语云：“松邻先生一代通儒，读其所著所刻，赡博精审，近罕其俦。昨游厂肆，偶得先生丛残一束，手墨如新，至可珍也。先将所撰诗文稿理治成册，乞张孟劬丈为之审定，并以所藏手札为赠。朱蓉江君见之，亦以新得先生遗像相贻，并冠册首，以志景仰。诸稿多集外之作，好有出于酬应之笔，而有关故实者甚多。先生遗集，前仅试印五十本，闻将列诸双鉴楼丛书以广其传，然失收之文辄有所觏，他日倘能辑刊补遗犹善。余尝求读先生碑传不获，后见其遗诗注有‘曩语式之与沅叔，乞他日作二吴君传，今殆近矣’之语，即以询章式之丈，则曰沅叔已允，有所撰述矣。继游阳台山，展先生墓，则由傅沅老题碣而未有志文。噫！式丈往矣，惟沅老有以慰故人之托，岂仅为论世知人之助哉！戊寅十月望日，顾廷龙记。”这段跋语可与前引小注相互印证。此后尚有邵章题跋，述吴氏殁后事，尤其令人唏嘘不已：“伯宛身后萧条，其爱女蕊圆因遇人不淑，抑郁以终，其夫人寄食于某侯仆家，继孙二人，亦殇其一。凋零况瘁，深可惋叹。至生前收庋书籍金石，散出殆尽，更不待言。文人晚遇，未有若伯宛之穷者。”书痴是幸运的，也是最不幸的。最近看到有人说，世上的书大多是垃圾，至多是做学问的资料罢了，希望这话能让现在的书痴们清醒些，但估计也没什么用。 顾廷龙《松邻丛残》题跋又云：“此册前三十页清代年表及皇女后妃事略等，为辑撰《后妃传》及清帝系后皇子皇女四考附年表之初草。次书目三叶，墓志目二叶，书画目二叶，皆为自藏之物。次一百一十种书目，缺首页，不详所自。次书目提要五叶，似从他处移录，出写官手。次藏园钞书六叶，当为藏园藏书志稿，经先生删定。次诗总集子目五叶，疑为备选《晚晴簃诗汇》之采。次八叶为刻景宋元词之初目及细账。此龚集校记，为龚礼部集附录之一。先生跋定庵年谱云：往岁在吴中辑补龚礼部集二十四卷，复撰年谱一卷。顷来京师，先刊年谱一卷。是为辑补全集之稿犹未刊行者也。次景宋乾道本于湖集补阙四十五首。此松雪斋词校记、清閟阁词校记，皆未入梓，钓台集诗余、琼花集诗余皆辑录待刊。其余杂稿二十五叶，所录彭云楣、周季贶序跋两首，他处未见，亦可贵也。《潞州杂诗》卅首不知谁作，疑亦选《晚晴簃诗汇》时访得者。曩闻张孟劬丈言，先生虽染鸦片之癖，而笔札极勤，见此益信。余得先生乱稿，已将诗文手治成册，并乞夏闰枝、邵伯炯、叶揆初三丈题识。兹后出余者，命公装为一册，总名之曰《松邻丛残》。先生藏书大都归诸揆丈，丈今创办合众图书馆，并以捐赠，此两册余亦持以赠馆，俾双照遗献聚于一堂，辗转南北，离而复合，殆有夙因，非偶然也。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顾廷龙识。”据此跋所言，昌绶喜爱阿芙蓉，只是不知书瘾与鸦片瘾哪个大。我估摸着还是书瘾要大些，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个藏书家，却不知道他是个大烟鬼。
吴昌绶为武林吴氏瓶花斋后人，居于甘遁乡，因自号甘遁；所居临近皋亭山，山麓净业寺有老梅，因自颜所居曰梅祖盦。可惜的是，一辈子酷嗜藏书的吴昌绶，死后连篇传记也没有，傅增湘辜负老友多矣。
三、开书铺的屈爔
藏书家屈爔（1880—1963），字伯刚，号弹山，晚年自署屈疆，浙江嘉兴平湖人。祖父泰清，父承栻，三世寓居吴中，以读书为事业，号称十一世秀才。据其自叙，初名文煜，光绪二十一年易名屈爔，入邑庠后改名屈疆。弹山生于湖北抚署，当时他的外祖父潘霨任湖北巡抚，其父母随侍四方，幼承母教，曾入马相伯震旦学院就读，后以第三名考入译学馆，深受黄仲弢赏识。丁未初春，随林鹍翔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宣统三年毕业，先后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实业部、农商部等，后执教于圣约翰大学等校，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等职。据说张爱玲当年考圣约翰大学，国文被判不合格，批卷者即是此公。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外家纪闻祖庭记，密点精批巨箧传。自幼即通校雠学，名园谁结勘书缘。”大意是说伯刚为学，源自家学，又曾得他的外祖的批校精本。光绪年间，家业复振，有书三十四箧，可惜后来都被仆人偷偷转卖了，到官府控告一番，也只是追回了十之二三。
任职北京期间，是他眼界、学识增长最快的时期。其《望绝自纪》云：“余在京师，官闲事简，间或休沐南游，曾两至常熟之罟里村，访瞿良士先生，宿铁琴铜剑楼下。阅览善本书籍百数十种，凡借钞者数种，过录者十数种。而江浙私家，若顾鹤逸姨丈、许怀辛姻兄，及南浔留余草堂刘氏、我乡守先阁葛氏所藏秘籍，时得借览，眼福已属不浅。而在京之日，则尤不时驱车城东，直赴官家书库。按国内旧籍，以北平图书馆为最。曹君直先生曾语余曰：京师图书馆藏本，有三大系统，一、南宋帝室图书，蒙古有天下时，自临安携之北来。如宋室谱牒及蝴蝶装各书俱是。二、明内阁藏书，为清代所得者。三、清代内阁藏书之未散佚者。因是古色古香，殊多珍本。京师私家，如傅沅叔先生、邓孝先世丈，亦时时惠示珍秘。而海宁张冷僧兄，尤多手钞善本，不时借录。此数年中，余于目录之学渐知途径矣。”在南京的一段时间，他也是“以多读书少作事为主旨”，午前处理公文，午后就跑到清凉山扫叶楼观看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下午四点再返回衙门“画诺”，大量流览了宋以后嘉兴人的著述。后来受到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与当时的藏书家多有交往。其《雉尾集》记许博明事迹云：“吴兴许君怀辛，本纨绔子弟，席丰履厚，雄于资财。初颇喜交文士，与曹君直、吴瞿安二先生游。得其化育，遂大购善本书籍，曹先生辄为之题跋考订。十数年间，宝藏满屋，论其声价，殆不下于汪氏艺耘精舍矣。未几国难作，挟其精本，西入川滇，倾箧倒笥，尽以易钱。既而还吴，又逢家难，不数年间，插架俄空。昔岁余受商馆之托，向之借书，俾可印行，以广流通。许君慷慨诺之，开出书目一纸，可八十种。余尽一日之长，从容展玩，既饱其眼，复果其腹，凡选借十余种。浩劫以来，其单犹存敝箧。设不见此，则已淡焉忘之矣。初不意许君藏书亡书，其变化乃如此之速耶。鸿飞冥冥，弋人何慕，是可伤已。”这也是民国藏书史的一段轶事。
最特别的，是伯刚曾三次在北京、苏州开设书铺。他晚年回忆自己开书铺的往事，犹欣然自得：“时余大喜购书，熟于海王村情形，遂赁一廛，自设书肆，曰穆斋鬻书处。家中剩本，尽携至此，不欲者去之，自用者留之。延一冀县人马君理其事。樊樊山、金巩伯两君为书两榜，一时京师士流，往来綦众。胡适之、钱玄同、马夷初诸公，皆座上客也。然此事殆近嬉戏，非真视为一业也。不数年，余南下，遂归之马君。”后来又跟邹百耐合伙，在苏州开设了百双楼书仓：“邹君百耐者，芸碧侍讲之子也，楹书甚富，约余同设肆于吴下，余力助之。时吴人多开仓征租，余题曰百双楼书仓。或不解百双之字意，有言书册精美，如白璧百双然；有言取放翁诗‘买书安得黄金百，觅句如求白璧双’句意，余一笑置之。”当时的营业状况很不错，甚至惹得同行嫉妒，没过多久，伯刚又有些意兴阑珊，便退了出来。后来又有些无聊，又在王废基公园附近开设了一个书肆，颜曰“国学小书堆”，章太炎、邓孝先两公为之书榜，“规模虽不具，而门外多长者车辙”。又过了三年，倦意又生，收拾残余，有用之书尚有五六十箱。
不过开书铺只是书痴下海，玩玩而已。屈爔性喜购书、藏书、校书，踪迹所至，遍读群籍，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一九三一年曾应葛嗣浵邀请，为传朴堂藏书编目。王謇曾说，抗战前见其校《水经注》甚精，大约以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沈钦韩疏证稿本为主，而旁参诸家；“又有《老子》校记，亦精绝”。这批书由王謇作缘，售予振华女学图书馆。日寇陷苏州，以所藏精本十余箧寄存于王謇澥粟楼，其中多有清末名人投赠诗词、手札及墨迹。屈氏一生浮沉宦海，又曾在大学任教，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校书、抄书，著有《弹山诗稿》《自治外蒙古》《屈子杂文》等，全集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王欣夫曾说：“伯刚喜校书，极精美，而往往持以易米。”放着好好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不做，偏要去开什么书铺，这种人不是书痴，又是什么？
一、书呆子沈修
清末民初，苏州有位出名的书呆子。施蛰存先生有篇散文，曾提到这位居住在醋库巷的奇人，几乎一天到晚绕着大厅踱着方步笼袖闲行，“一忽儿静默着，在方砖上乱吐着痰，一忽儿又起劲地在乱喝乱叫些不知什么了”。这就是沈修，大家都叫他“沈毒头”。“毒头”，即“蠹头”，书呆子也。
沈修原名榖，字孔修，后改名修，字绥成，一字休穆，诸生，晚年任存古学堂史学协教。金松岑撰《苏州五奇人传》，沈修即其中之一。金文状其迂腐，云：“绥成口吃比粱任（另一奇人朱锡粱之字），目短视，与人言，辄两手擎叆叇作礼鼠恭，轻薄者笑之。清亡，不去编发，屈置于六合冠底，宽衣博袖，婆娑如也。”王欣夫先生十八九岁时，也常在茶座遇见他，穿着方袖马褂，背垂大辫，戴着深度眼镜，狂嗅鼻烟，“烟渍与丹铅狼藉襟袖间，与人言讷讷不出口，而筋脉偾张”，吴人皆目为怪。那种独来独往、睥睨俗世的劲头，让人亦笑，亦敬，亦怜。
沈修呆则呆矣，却目空百代，狂气逼人。论文，不把左丘明放在眼里，司马迁则只不过是小说家的鼻祖；论学，则以为古今之治没有比得上周代的，故言必称《尚书》《周官》。教授子弟，以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为主，以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为辅。生平欲撰二书，一为《原书》，成《说文订许》六十卷，未完，至《说文解字》第八篇而止；一为《经治》，成五十余篇。沈修去世后，遗稿由吴梅、孙宗弼董理，编选为《未园集略》八卷，孙氏手钞，刘承干、顾公雍、吴梅等捐资，由苏州临顿街上艺斋一九三五年石印出版。此集以“未园”命名，是因为沈修曾依前人旧例，请顾麟士绘“未园著书图”，取“园虽未就，不妨著书”之意。可是这个集子，实不能反映沈氏著述的全貌，只能是窥豹一斑而已。吴梅序文说《经治》已失传，实则不然，前段时间我发现《经治》曾与孙德谦、张尔田等人的著作一道在《孔教会杂志》上连载过。
沈呆子博通经训，论学却不高明。处在那个乱世中，他开出的还是复古的旧药方—返回《周官》之教。故而金松岑说他理不胜辞：“迂谨不习世用，成一家说，取自慰悦而已。”这个评价是很贴切的。其自诩功在南阁祭酒（许慎）之上的经学和文字学，而今已是知者寥寥。同时，他还是位诗人。《题自编宝书堂诗》云：“此事全关道力深，几曾文苑后儒林。江山有助无千里，得失难瞒是寸心。岂有三长才学识，敢空双眼去来今。更从八代寻源上，雅颂风骚一曲琴。”在他看来，诗的地位不逊色于经学。诗集有《珠剑集》稿本八卷、《谈经诗》一卷、《落花诗》一卷。王欣夫先生曾评云：“其诗合太白昌黎、东野昌谷于一冶，沉博绝丽，才气横溢，近世罕可与抗者。”另外有《宰诉轩文集》稿本，现存上海图书馆。世事迁转，这些诗文也早已被人遗忘了。
有时我禁不住想，一个人读了那么多书，学问那样的好，最终却也只是留下些无人问津、佶屈聱牙的东西，这辈子究竟值不值？或许，像他那样的读书人，最大的快乐就在于读书的过程，在于他目空百代的气魄，而不在于他是否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二、吴昌绶遗墨二种
吴昌绶是民国时期小有名气的藏书家，也是一位勤谨的刻书家，所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多以稀见钞本为底本，精心校雠，倩民国四大刻工之一的陶子麟操刀，是有名的本子。清末民初，他与当时的学者、藏书家缪荃孙、董康、章钰、傅增湘、王国维等有着比较频繁的交往。《艺风堂友朋书札》收录了吴氏手札二百多通，《王国维未刊往来书信集》也收录了五十九通，可见其勤于笔札。顾廷龙《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注云：“（昌绶）光绪丁酉举人，民国司法部秘书，好藏书，又好刻书，若《景刊宋金元明词》《松邻丛书》，其他零种尚多，皆称精椠。为人俶傥不羁，与先生性质虽不同，而交谊之笃敬，数十年如一日。所刊多倩先生精校，尝同辑《荛圃藏书题识》一瓻，通借往还甚密。”藏书、刻书，是吴氏活着的一种方式，也是许多中国书痴的生活方式。那些书札、诗笺，也许只是信手为之，却特别鲜活生动，让我们潜入到一个书痴的日常生活。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一些比较重要的工具书连他的生卒年也搞不清楚。前一段时间，碰巧在上海图书馆读到吴氏手稿《吴伯宛先生遗墨》《松邻丛残》二种，均由顾廷龙先生访得，并捐赠给上图（顾先生所作题跋三则，均不见于《顾廷龙文集》）。书痴遗墨，古雅秀逸，惹人怜爱。
人未死，预先写下讣告备用，要算是“赴启中的别裁”。据顾廷龙先生《吴伯宛先生遗墨》跋，吴昌绶曾预先自撰、自书讣告，精刻，预留时间，由女儿填写，顾先生曾在他的老师、吴氏好友章钰处见到一帧。其文曰：“仁和吴昌绶，字伯宛，一字印臣，晚号松邻，生清同治戊辰五月十四日午时，殁民国甲子年十月初七日未时，存年五十七岁。有子早殇，夫妇奉佛，身非大宗，紧勿立后，以僧服敛，寄殡佛寺。预书赴告，奉别亲知。”据此可知，吴氏生于一八六八年，卒于一九二四年，《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影印本序言所记与此合。
《吴伯宛先生遗墨》一册，封面有张尔田题端：“吴伯宛先生遗墨。为起潜兄题，尔田，时年六十五。”扉页又有张尔田所题签条。后为叶景葵题跋，内容见《叶景葵杂著》。并有吴氏小影一帧，上题“鞏伯仁弟大人察存，癸亥六月仁和吴昌绶上”。多为昌绶手札及文章，如《四当斋堪书图记》等。其中替董康代笔的文章不少，如田中庆太郎北京排印本《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之序言，原署名董康，实为昌绶代笔。顾廷龙跋语云：“松邻先生一代通儒，读其所著所刻，赡博精审，近罕其俦。昨游厂肆，偶得先生丛残一束，手墨如新，至可珍也。先将所撰诗文稿理治成册，乞张孟劬丈为之审定，并以所藏手札为赠。朱蓉江君见之，亦以新得先生遗像相贻，并冠册首，以志景仰。诸稿多集外之作，好有出于酬应之笔，而有关故实者甚多。先生遗集，前仅试印五十本，闻将列诸双鉴楼丛书以广其传，然失收之文辄有所觏，他日倘能辑刊补遗犹善。余尝求读先生碑传不获，后见其遗诗注有‘曩语式之与沅叔，乞他日作二吴君传，今殆近矣’之语，即以询章式之丈，则曰沅叔已允，有所撰述矣。继游阳台山，展先生墓，则由傅沅老题碣而未有志文。噫！式丈往矣，惟沅老有以慰故人之托，岂仅为论世知人之助哉！戊寅十月望日，顾廷龙记。”这段跋语可与前引小注相互印证。此后尚有邵章题跋，述吴氏殁后事，尤其令人唏嘘不已：“伯宛身后萧条，其爱女蕊圆因遇人不淑，抑郁以终，其夫人寄食于某侯仆家，继孙二人，亦殇其一。凋零况瘁，深可惋叹。至生前收庋书籍金石，散出殆尽，更不待言。文人晚遇，未有若伯宛之穷者。”书痴是幸运的，也是最不幸的。最近看到有人说，世上的书大多是垃圾，至多是做学问的资料罢了，希望这话能让现在的书痴们清醒些，但估计也没什么用。 顾廷龙《松邻丛残》题跋又云：“此册前三十页清代年表及皇女后妃事略等，为辑撰《后妃传》及清帝系后皇子皇女四考附年表之初草。次书目三叶，墓志目二叶，书画目二叶，皆为自藏之物。次一百一十种书目，缺首页，不详所自。次书目提要五叶，似从他处移录，出写官手。次藏园钞书六叶，当为藏园藏书志稿，经先生删定。次诗总集子目五叶，疑为备选《晚晴簃诗汇》之采。次八叶为刻景宋元词之初目及细账。此龚集校记，为龚礼部集附录之一。先生跋定庵年谱云：往岁在吴中辑补龚礼部集二十四卷，复撰年谱一卷。顷来京师，先刊年谱一卷。是为辑补全集之稿犹未刊行者也。次景宋乾道本于湖集补阙四十五首。此松雪斋词校记、清閟阁词校记，皆未入梓，钓台集诗余、琼花集诗余皆辑录待刊。其余杂稿二十五叶，所录彭云楣、周季贶序跋两首，他处未见，亦可贵也。《潞州杂诗》卅首不知谁作，疑亦选《晚晴簃诗汇》时访得者。曩闻张孟劬丈言，先生虽染鸦片之癖，而笔札极勤，见此益信。余得先生乱稿，已将诗文手治成册，并乞夏闰枝、邵伯炯、叶揆初三丈题识。兹后出余者，命公装为一册，总名之曰《松邻丛残》。先生藏书大都归诸揆丈，丈今创办合众图书馆，并以捐赠，此两册余亦持以赠馆，俾双照遗献聚于一堂，辗转南北，离而复合，殆有夙因，非偶然也。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顾廷龙识。”据此跋所言，昌绶喜爱阿芙蓉，只是不知书瘾与鸦片瘾哪个大。我估摸着还是书瘾要大些，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个藏书家，却不知道他是个大烟鬼。
吴昌绶为武林吴氏瓶花斋后人，居于甘遁乡，因自号甘遁；所居临近皋亭山，山麓净业寺有老梅，因自颜所居曰梅祖盦。可惜的是，一辈子酷嗜藏书的吴昌绶，死后连篇传记也没有，傅增湘辜负老友多矣。
三、开书铺的屈爔
藏书家屈爔（1880—1963），字伯刚，号弹山，晚年自署屈疆，浙江嘉兴平湖人。祖父泰清，父承栻，三世寓居吴中，以读书为事业，号称十一世秀才。据其自叙，初名文煜，光绪二十一年易名屈爔，入邑庠后改名屈疆。弹山生于湖北抚署，当时他的外祖父潘霨任湖北巡抚，其父母随侍四方，幼承母教，曾入马相伯震旦学院就读，后以第三名考入译学馆，深受黄仲弢赏识。丁未初春，随林鹍翔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宣统三年毕业，先后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实业部、农商部等，后执教于圣约翰大学等校，担任过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等职。据说张爱玲当年考圣约翰大学，国文被判不合格，批卷者即是此公。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外家纪闻祖庭记，密点精批巨箧传。自幼即通校雠学，名园谁结勘书缘。”大意是说伯刚为学，源自家学，又曾得他的外祖的批校精本。光绪年间，家业复振，有书三十四箧，可惜后来都被仆人偷偷转卖了，到官府控告一番，也只是追回了十之二三。
任职北京期间，是他眼界、学识增长最快的时期。其《望绝自纪》云：“余在京师，官闲事简，间或休沐南游，曾两至常熟之罟里村，访瞿良士先生，宿铁琴铜剑楼下。阅览善本书籍百数十种，凡借钞者数种，过录者十数种。而江浙私家，若顾鹤逸姨丈、许怀辛姻兄，及南浔留余草堂刘氏、我乡守先阁葛氏所藏秘籍，时得借览，眼福已属不浅。而在京之日，则尤不时驱车城东，直赴官家书库。按国内旧籍，以北平图书馆为最。曹君直先生曾语余曰：京师图书馆藏本，有三大系统，一、南宋帝室图书，蒙古有天下时，自临安携之北来。如宋室谱牒及蝴蝶装各书俱是。二、明内阁藏书，为清代所得者。三、清代内阁藏书之未散佚者。因是古色古香，殊多珍本。京师私家，如傅沅叔先生、邓孝先世丈，亦时时惠示珍秘。而海宁张冷僧兄，尤多手钞善本，不时借录。此数年中，余于目录之学渐知途径矣。”在南京的一段时间，他也是“以多读书少作事为主旨”，午前处理公文，午后就跑到清凉山扫叶楼观看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下午四点再返回衙门“画诺”，大量流览了宋以后嘉兴人的著述。后来受到张元济邀请，就任商务印书馆旧书股主任，与当时的藏书家多有交往。其《雉尾集》记许博明事迹云：“吴兴许君怀辛，本纨绔子弟，席丰履厚，雄于资财。初颇喜交文士，与曹君直、吴瞿安二先生游。得其化育，遂大购善本书籍，曹先生辄为之题跋考订。十数年间，宝藏满屋，论其声价，殆不下于汪氏艺耘精舍矣。未几国难作，挟其精本，西入川滇，倾箧倒笥，尽以易钱。既而还吴，又逢家难，不数年间，插架俄空。昔岁余受商馆之托，向之借书，俾可印行，以广流通。许君慷慨诺之，开出书目一纸，可八十种。余尽一日之长，从容展玩，既饱其眼，复果其腹，凡选借十余种。浩劫以来，其单犹存敝箧。设不见此，则已淡焉忘之矣。初不意许君藏书亡书，其变化乃如此之速耶。鸿飞冥冥，弋人何慕，是可伤已。”这也是民国藏书史的一段轶事。
最特别的，是伯刚曾三次在北京、苏州开设书铺。他晚年回忆自己开书铺的往事，犹欣然自得：“时余大喜购书，熟于海王村情形，遂赁一廛，自设书肆，曰穆斋鬻书处。家中剩本，尽携至此，不欲者去之，自用者留之。延一冀县人马君理其事。樊樊山、金巩伯两君为书两榜，一时京师士流，往来綦众。胡适之、钱玄同、马夷初诸公，皆座上客也。然此事殆近嬉戏，非真视为一业也。不数年，余南下，遂归之马君。”后来又跟邹百耐合伙，在苏州开设了百双楼书仓：“邹君百耐者，芸碧侍讲之子也，楹书甚富，约余同设肆于吴下，余力助之。时吴人多开仓征租，余题曰百双楼书仓。或不解百双之字意，有言书册精美，如白璧百双然；有言取放翁诗‘买书安得黄金百，觅句如求白璧双’句意，余一笑置之。”当时的营业状况很不错，甚至惹得同行嫉妒，没过多久，伯刚又有些意兴阑珊，便退了出来。后来又有些无聊，又在王废基公园附近开设了一个书肆，颜曰“国学小书堆”，章太炎、邓孝先两公为之书榜，“规模虽不具，而门外多长者车辙”。又过了三年，倦意又生，收拾残余，有用之书尚有五六十箱。
不过开书铺只是书痴下海，玩玩而已。屈爔性喜购书、藏书、校书，踪迹所至，遍读群籍，精于版本目录之学。一九三一年曾应葛嗣浵邀请，为传朴堂藏书编目。王謇曾说，抗战前见其校《水经注》甚精，大约以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沈钦韩疏证稿本为主，而旁参诸家；“又有《老子》校记，亦精绝”。这批书由王謇作缘，售予振华女学图书馆。日寇陷苏州，以所藏精本十余箧寄存于王謇澥粟楼，其中多有清末名人投赠诗词、手札及墨迹。屈氏一生浮沉宦海，又曾在大学任教，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校书、抄书，著有《弹山诗稿》《自治外蒙古》《屈子杂文》等，全集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王欣夫曾说：“伯刚喜校书，极精美，而往往持以易米。”放着好好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不做，偏要去开什么书铺，这种人不是书痴，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