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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安息了，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个伟大的儿子。”南非总统祖马宣布，95岁的南非前总统、毕生致力于种族平等和泛非主义理想实现的纳尔逊·曼德拉在当地时间12月5日20点50分去世，“走得很安详”。
全世界都在悼念，曾深受曼德拉激励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尤其动情：“今天他回家了。我们失去了地球上最有影响力、最勇敢、最好的一个人，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奥巴马说，我们应该感谢曼德拉曾经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因为他激励了无数的人，“我们再也看不到曼德拉这样的人了，因此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追寻他的榜样，以爱而非恨来做出决定，永远不要因为人微言轻而忽略我们有可能带来的改变，努力创造一个值得曼德拉牺牲的未来。”
自然生命：95载春秋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于开普省特兰斯凯黑人领地库鲁镇的一个“腾布王国”王室。当然，这个黑人“王国”早已徒具空名。他的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
16岁时，他入读克里斯伯里寄宿学校，3年的学业，他仅用两年就优异毕业。不久，他转校到希尔斯顿，并热衷拳击。之后，他就读于哈尔堡大学。在此期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除名，后来他通过函授，获得了英国的法律专业文凭，并拿到了律师执照。
由于反抗包办婚姻，他放弃继承权逃到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得到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机会。不久，他进入威尔沃特斯兰德大学深造法律，并开始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
曼德拉开始阅读甘地的著作，深受其非暴力不合作精神影响。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开始强化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成为“非国大”活跃分子。他参与反对反抗种族隔离，并开法律事务所，专为黑人服务。
1956年12月5日，他和另外150人被控“叛国”而遭逮捕。马拉松式的审判一直拖到1961年，所有被告都被无罪开释。
1961年，他被选为非国大武装“我们的矛”总司令。虽然他主张非暴力，但仍积极履行自己职责，组织针对白人政权的破坏活动，并安排游击队员出国培训；因为这段经历，他被美国定性为恐怖分子，被限制入境。这项荒谬的禁令直到2008年7月才解除，此前即使贵为总统，他也只能进入纽约的一小块地区——联合国总部。
1962年8月5日，据称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通风报信，正从事地下活动的曼德拉被捕，最初被判刑5年。后来，南非当局以“叛国”和“非法入侵”罪名起诉他，试图致他于死地。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许多曼德拉的亲友都认为，他的生命将在44岁之际画上句号，成为又一位反种族隔离烈士。
然而，曼德拉的坚定信念、法律知识和好运让他起死回生：那年7月25日，也即被捕的前两周，嗅到危险气息的曼德拉在深夜将一把手枪、200发子弹、一件军装、一些和“我们的矛”组织、纲领有关的文件深埋在约翰内斯堡郊区。手枪和军服，都是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接受军训时当地军官赠送的礼物。倘若这些被南非警察寻获，这就是“武装叛乱”的铁证，他和所有被捕同伴很可能会被控以叛国罪和“非法入侵罪”。
因为曼德拉是法律科班出身，谙熟南非司法体系，在好友乔治·比佐斯等人的帮助下，他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在辩护中，他理直气壮地承认组织了武装斗争，但指出这是黑人长期非暴力斗争毫无结果、却反遭沙佩维尔大屠杀后不得已的抗争。
“因为南非共和国已取缔非国大，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只能放弃抵抗”，在最后，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黑人与白人平等和睦相处的新社会。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1962年，死里逃生的曼德拉被送到与世隔绝的罗本岛服苦役。在那里，他被关在7平方英尺的单人囚室，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时不论支持或反对他的许多人都认为，罗本岛条件恶劣，曼德拉自知前途渺茫，身心势必受到极大摧残，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岛上与草木同朽，被世人悄悄地遗忘。
然而，曼德拉再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积极、乐观，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仍热衷于锻炼身体，组织囚犯足球队、拳击队，跑步，每天做俯卧撑，还通过反复斗争，争取到在监狱院中种菜的权利。
在罗本岛期间，曼德拉努力弥合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狱友的关系，协调矛盾，求同存异。他甚至抽空完成了其唯一一个大学毕业文凭的进修（伦敦大学函授法学学士学位，学生时代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未能获得学位）。
在饮食匮乏的囚徒生涯中，他仍坚持养生之道，对饮食采取节制态度。甚至，他还有闲情逸致在铁窗中给女儿泽妮写信，提醒贵为斯威士兰王妃的后者“吃鸡不要吃皮，以免摄入过多脂肪，影响健康和形体”。对其他狱友的健康，他也十分关心，经常拖着比他年轻得多、身体却差得多的战友参加各种锻炼。
从1964年到1982年，曼德拉的“罗本岛生命”长达18年。1982年，他被转移到开普敦波尔斯穆尔监狱。此时，他已过古稀之年，身患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病重”甚至“病危”的信息不断传出。以至于1984年5月，他的妻子温妮·曼德拉被允许“接触性探视”时，还以为曼德拉的健康出了大问题。然而曼德拉在与妻子久别重逢后，仅仅用一句“这是我21年来第一次触到妻子的手”，来概括这21年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历程。
1990年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顺应历史潮流，释放了曼德拉。他的“自由生命”从这年2月11日起再度延续。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国务倥偬，却仍然坚持有规律的生活，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1999年6月14日，任满一届的他履行诺言，功成身退，自此过起了漫长的退休生涯。
家人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在这方面，曼德拉却是百味丛杂，甘苦自知。
他有过3次婚姻，6个儿女。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牢狱之灾，尽管他十分在意亲情，却在这方面饱尝痛苦。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夫林和她生了两儿两女，感情甚笃。但曼德拉长期置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让渴望正常家庭生活的伊夫林忍无可忍，最终逼迫他在“妻子”和“非国大”间二选一。曼德拉最终选择了后者。 第二任妻子温妮和他结婚当天，他就被法庭带走。温妮一面承担起照顾两个女儿的重任，一面勇敢地站出来，以曼德拉代言人的身份和种族主义斗争，赢得了“温妮母亲”的尊称。然而曼德拉获释以后，温妮由于长期独居造成的心理阴影，使得她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她开始酗酒，宣扬暴力，在她身边集聚了许多偏激的少年。他们制造了许多恶性事件，令曼德拉和非国大的声誉大受影响，甚至传出她和年轻助手的绯闻，1996年，曼德拉不得不与温妮离婚。2003年，温妮以盗窃、欺诈等68项罪名被控有罪，判处入狱5年，缓刑一年。也许是年老多情，也许是饱经沧桑，退休后的曼德拉选择了宽容，在谈到温妮时总会说“我的朋友”。
更让他饱受打击的，也许是儿女们的命运。伊夫林所生的两儿两女，大女儿在9个月时病死，大儿子马蒂巴·桑贝吉勒于1969年、他在罗本岛入狱时因车祸丧生，二儿子马克贾托2005年1月死于艾滋病。
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他没有时间照顾子女。马克贾托虽被他寄予厚望，却因长期隔绝而感情渐渐疏远，甚至写不出给父亲的回信。他因承受父亲过多的期望而压力巨大，学习成绩一直平平，作为一个平庸的律师和生意人默默渡过一生。正因为疏于关怀的内疚，马克贾托弥留之际，退休的曼德拉一直守候在病床前。
值得他欣慰的是，3个女儿都学有所成。
伊夫林所生的次女梅基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在商界叱咤风云，目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直致力于种族平等，被认为颇有乃父之风。
温妮的两个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王国王子，由于身份特殊，是曼德拉27年牢狱期间见到最多的子女。然而令她痛苦的是，尽管她十分同情和理解父亲，却不能与父亲并肩奋斗，因为她不仅仅是曼德拉的女儿，更是斯威士兰的王妃。泽妮性格刚强，对母亲温妮同样忠心耿耿。
津吉才华横溢，少女时代就能写出漂亮的诗寄给狱中的父亲。1985年，25岁的她作为父亲的代言人，在索维托加布兰尼体育馆当着数千人的面，朗诵了父亲拒绝白人当局“有条件释放”的声明，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当曼德拉和温妮离婚后，津吉曾作为“第一夫人代理”陪同曼德拉出访。
除了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他还有3名亲人死于艾滋病。他勇敢地承认了亲人的死因，并大声疾呼“不要歧视艾滋病人”、“亲近他们，爱他们”，成为卓有成效的反艾滋病活动家。在当时的南非，艾滋病人还为社会所歧视，政治家的亲属即使患有此病也秘而不宣。曼德拉的勇敢鼓舞了其他在职政治家，此后多名政治家相继效仿，投入到反艾活动中。2008年6月27日，曼德拉90大寿前夕，还特意组织了一次演唱会，为防治艾滋病募集资金。或许，在暮年的他看来，延续他人的生命，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
如他本人所言，退休后的曼德拉最喜欢的就是过生日，他曾说，“退休就意味着终于可以过生日了。”
他的许多生日都过得颇不寻常：85岁生日上，他和前妻温妮一笑泯恩仇；89岁生日，“国际长者会”成立；90岁生日，盛大的“曼德拉祝寿音乐会”和慈善晚宴在伦敦举办，不但再次吸引了全球舆论瞩目，也成功为艾滋病防治募集了大笔资金。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一共售出46664张门票，这恰是他27年海岛牢狱生涯的囚号。
退休后的曼德拉深居简出。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让人们感受到他乐观、顽强的自然生命力。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无声地反驳了“曼德拉已故”的传言——他在2003年和2007年1月，曾分别被CNN和某白人右翼组织宣称“已经病故”。
政治生命：神秘的67年
南非官方曾用一种独特的形式，将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法定”为67年。
2009年11月11日，第64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曼德拉日”，以表彰他为“和平与自由”所作的贡献。2010年，曼德拉的92岁诞辰，成为第一个“曼德拉日”，一个人的自然生命符号，就此和政治、历史戏剧性交织。
也就在这第一个“曼德拉日”上，南非总统祖玛号召人们用67分钟参加义务劳动，以纪念曼德拉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67周年。
2011年，第二个“曼德拉日”，67分钟由“南非标准”变成“国际标准”，呼吁“67分钟义务劳动”的变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而曼德拉本人的侧面轮廓像也被画在南非航空公司全部58架客机的登机门和座位枕头上，飞到全球各个角落。
按照南非方面的解释，“67年”是从曼德拉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算起，一直到2009年，他在非国大因内部分裂而面临大选严峻考验之际果断挺身而出，帮助非国大涉险过关为止。在那之后，曼德拉再未出现在政治场合。
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指出，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7月的南非世界杯决赛现场。那一刻，对于他、对于南非、对于全世界，都绝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符号。
即便反对曼德拉的人也承认，他有感染力、号召力和顽强的斗志。在漫长的67年政治生命中，他不畏挫折，不受威逼利诱，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
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存在了漫长的3个世纪，且南非历史上从未有过统一的、多种族平等相待的国家，他的政治目标曾被认为迂阔而不切实际。不同色彩和谐共处的“彩虹国”，仿佛注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谁又能想到，他和同时代无数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种的仁人志士不懈努力，顽强奋斗，竟真的能让“彩虹国”从天上降临人间。
一些对曼德拉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曼德拉曾左倾、激进、暴力，主张武装斗争。他放弃武装夺权，转而强调“和平与自由”，则是在27年漫长牢狱生涯之后，“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亲手下令释放他、并和他合作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1993年和他同获诺贝尔奖，次年又成为南非副总统，和曼德拉共事。他们虽配合默契，却始终不能成为朋友。正如德克勒克所言，即便曼德拉声名如日中天，他也坚持认为，这位晚年的搭档“有暴力主张和倾向”。 这并非不是事实，曼德拉本人也从未讳言于此。但正如他在法庭辩论中所言，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重压，让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别无出路。据喀麦隆《新思想报》回忆，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去伦敦访问，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回顾了当年领导“我们的矛”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指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
从1950年代末肯尼亚的“茅茅运动”起，至延续最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止，通过流血手段谋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就始终是黑非洲独立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之一。身为泛非主义忠实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领导的泛非主义组织——非国大，当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甚至在观看橄榄球赛时为南非对手加油之际，他却开始萌生“彩虹国”理念，为南非队加油（尽管队中每个队员都是白人）。他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的他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一些观察家认为，曼德拉在狱中长达27年，错过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最关键的阶段；他当选总统时已77岁高龄，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经验，未能让原本号称“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光环，甚至最引以为豪的“彩虹国”理念，也因“新南非”不断发生黑人与白人、本土黑人与移民黑人间的冲突，而蒙上许多阴影。在他们看来，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
的确，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统一。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它从一个主张武装斗争、暴力夺权、对南非国家认同模糊混沌的解放组织，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仅此一条，就足以为其政治生命，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毋庸讳言，曼德拉的5年总统生涯，在治绩上并无太多亮点。从1997年起，他便着手安排接班，“过渡人物”的痕迹明显。但人无完人，作为承前启后的“新南非”缔造者，能够让“彩虹国”在其有生之年拔地而起，更能在5年任满后功成身退，和平实现民主的政权更迭，纵观二战后黑非洲独立运动史，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人的政治生命并非无止境。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国”缔造者，和新旧南非政治过渡引导者的角色。他甚至在隐退11年后，还挺身而出，为非国大“保驾护航”，对其苛求并无道理。“新南非”今天的种种问题，应责成今天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南非政治家，而非已“政治谢幕”的曼德拉。
晚年的曼德拉仍在政坛偶露峥嵘。2007年，他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但更多时候，他是沉默的，不在政治前台多亮相，甚至不愿多接电话，他常说：“请不要给一个退休老人打电话。如果需要，我会打给您。”
历史生命：永远的曼德拉
不管他本人愿意与否、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作何感想，曼德拉，的确已成为一个永恒的符号。
自1982年起，非盟的前身非统组织就定期呼吁释放曼德拉。当曼德拉终于获释后，又立即成为泛非运动的一面“活旗帜”。几十年来，无数非洲人憧憬着“非洲一体化”，在同一面非洲旗帜下，不同种族、民族的非洲人和谐相处，平等相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曼德拉的“彩虹国”是南非缩微版的泛非主义理想，而“非洲一体化”则是放大版的“彩虹国”。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彩虹国”理想，将继续成为泛非运动的象征。他的历史生命在这一层面，将延续并永恒。
曼德拉是体育迷，也是在体育世界身体力行、倡导种族平等的最著名人物。1994年，他最喜欢的服装、被称为“曼德拉微笑”的彩衫“马迪巴”，被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南非队当作比赛服，穿到美国世界杯赛场，令全世界为之振奋；1995年，在他的推动下，橄榄球世界杯在南非成功举行。当南非队最终夺冠时，他走下场地，和白人队长皮尔纳尔握手，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一幕。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年逾九旬的他出现在现场之际，整个世界都为之激动。
如今的体育世界，“白与黑”的隔阂依然存在。足球看台上弥漫的嘶叫声、挥舞的香蕉、个别球员挑衅性的法西斯敬礼，以及层出不穷的球场暴力，一次又一次地揭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曼德拉憧憬的、没有暴力、没有肤色之别和种族隔阂的体育场仍然遥远。只要这样的现实依旧，人们就难以忘怀“曼德拉的微笑”，他的历史生命就会在赛场上延续。
1984年，英国乐队“特别AKA”发行了第一张公开向曼德拉致敬的唱片《释放曼德拉》；1990年，香港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既是球星、又是著名摇滚歌手，本人因同系有色人种而曾遭歧视的荷兰人路德·古力特，也曾为当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歌唱，并将曼德拉的名字刻在自己所获得的“金球”上。岁月会流逝，世人会老去，但曼德拉的历史生命，却将在歌曲的传颂声中得到延续，获得永恒。
1994年，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倒台，和民选的南非新政府诞生，让整个南非乾坤颠倒。原先享有特权的白人变成了弱势，而原先被压在最低层的黑人凭借压倒性的选票当家作主、这原本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正如许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虽然天翻地覆，南非却依旧有“黑”有“白”。人们不论从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还是肤色，尽管原先的“白人优先”在南非某些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变成了黑人优先，尽管如今这些优先权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不仅如此，自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本国，以及许多国际社会人士都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国”建立而激动不已。但平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实现，而远未落实到经济层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国投资者抱怨南非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效率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黑人和激进工会群体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通过更强硬的手段，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让黑人获得和政治地位相称的经济地位。
很显然，这一切离曼德拉理想中的“彩虹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南非如此，整个黑非洲、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种族、宗教的不平等，还存在暴力、存在隔阂，曼德拉就会不断被一代代后来者想起，他的历史生命就会永垂不朽。
全世界都在悼念，曾深受曼德拉激励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尤其动情：“今天他回家了。我们失去了地球上最有影响力、最勇敢、最好的一个人，谁都愿意跟他在一起。”奥巴马说，我们应该感谢曼德拉曾经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因为他激励了无数的人，“我们再也看不到曼德拉这样的人了，因此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追寻他的榜样，以爱而非恨来做出决定，永远不要因为人微言轻而忽略我们有可能带来的改变，努力创造一个值得曼德拉牺牲的未来。”
自然生命：95载春秋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于开普省特兰斯凯黑人领地库鲁镇的一个“腾布王国”王室。当然，这个黑人“王国”早已徒具空名。他的父亲早年死于肺结核。
16岁时，他入读克里斯伯里寄宿学校，3年的学业，他仅用两年就优异毕业。不久，他转校到希尔斯顿，并热衷拳击。之后，他就读于哈尔堡大学。在此期间，因参与学生运动被除名，后来他通过函授，获得了英国的法律专业文凭，并拿到了律师执照。
由于反抗包办婚姻，他放弃继承权逃到约翰内斯堡，几经周折，得到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机会。不久，他进入威尔沃特斯兰德大学深造法律，并开始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
曼德拉开始阅读甘地的著作，深受其非暴力不合作精神影响。1948年，南非国民党上台，开始强化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成为“非国大”活跃分子。他参与反对反抗种族隔离，并开法律事务所，专为黑人服务。
1956年12月5日，他和另外150人被控“叛国”而遭逮捕。马拉松式的审判一直拖到1961年，所有被告都被无罪开释。
1961年，他被选为非国大武装“我们的矛”总司令。虽然他主张非暴力，但仍积极履行自己职责，组织针对白人政权的破坏活动，并安排游击队员出国培训；因为这段经历，他被美国定性为恐怖分子，被限制入境。这项荒谬的禁令直到2008年7月才解除，此前即使贵为总统，他也只能进入纽约的一小块地区——联合国总部。
1962年8月5日，据称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通风报信，正从事地下活动的曼德拉被捕，最初被判刑5年。后来，南非当局以“叛国”和“非法入侵”罪名起诉他，试图致他于死地。在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许多曼德拉的亲友都认为，他的生命将在44岁之际画上句号，成为又一位反种族隔离烈士。
然而，曼德拉的坚定信念、法律知识和好运让他起死回生：那年7月25日，也即被捕的前两周，嗅到危险气息的曼德拉在深夜将一把手枪、200发子弹、一件军装、一些和“我们的矛”组织、纲领有关的文件深埋在约翰内斯堡郊区。手枪和军服，都是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接受军训时当地军官赠送的礼物。倘若这些被南非警察寻获，这就是“武装叛乱”的铁证，他和所有被捕同伴很可能会被控以叛国罪和“非法入侵罪”。
因为曼德拉是法律科班出身，谙熟南非司法体系，在好友乔治·比佐斯等人的帮助下，他为自己做了成功的辩护。在辩护中，他理直气壮地承认组织了武装斗争，但指出这是黑人长期非暴力斗争毫无结果、却反遭沙佩维尔大屠杀后不得已的抗争。
“因为南非共和国已取缔非国大，不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只能放弃抵抗”，在最后，他阐述了自己的理想——建立一个黑人与白人平等和睦相处的新社会。他赢得了广泛的同情。
1962年，死里逃生的曼德拉被送到与世隔绝的罗本岛服苦役。在那里，他被关在7平方英尺的单人囚室，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时不论支持或反对他的许多人都认为，罗本岛条件恶劣，曼德拉自知前途渺茫，身心势必受到极大摧残，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会在岛上与草木同朽，被世人悄悄地遗忘。
然而，曼德拉再次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积极、乐观，虽已过不惑之年，却仍热衷于锻炼身体，组织囚犯足球队、拳击队，跑步，每天做俯卧撑，还通过反复斗争，争取到在监狱院中种菜的权利。
在罗本岛期间，曼德拉努力弥合不同政见、不同派系狱友的关系，协调矛盾，求同存异。他甚至抽空完成了其唯一一个大学毕业文凭的进修（伦敦大学函授法学学士学位，学生时代他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而未能获得学位）。
在饮食匮乏的囚徒生涯中，他仍坚持养生之道，对饮食采取节制态度。甚至，他还有闲情逸致在铁窗中给女儿泽妮写信，提醒贵为斯威士兰王妃的后者“吃鸡不要吃皮，以免摄入过多脂肪，影响健康和形体”。对其他狱友的健康，他也十分关心，经常拖着比他年轻得多、身体却差得多的战友参加各种锻炼。
从1964年到1982年，曼德拉的“罗本岛生命”长达18年。1982年，他被转移到开普敦波尔斯穆尔监狱。此时，他已过古稀之年，身患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病重”甚至“病危”的信息不断传出。以至于1984年5月，他的妻子温妮·曼德拉被允许“接触性探视”时，还以为曼德拉的健康出了大问题。然而曼德拉在与妻子久别重逢后，仅仅用一句“这是我21年来第一次触到妻子的手”，来概括这21年漫长而艰辛的生命历程。
1990年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顺应历史潮流，释放了曼德拉。他的“自由生命”从这年2月11日起再度延续。
1994年5月9日，曼德拉当选“新南非”的第一任总统，并成为这个国家历史上首位有色人种总统。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国务倥偬，却仍然坚持有规律的生活，和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1999年6月14日，任满一届的他履行诺言，功成身退，自此过起了漫长的退休生涯。
家人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在这方面，曼德拉却是百味丛杂，甘苦自知。
他有过3次婚姻，6个儿女。由于长期的地下斗争和牢狱之灾，尽管他十分在意亲情，却在这方面饱尝痛苦。
他的第一任妻子伊夫林和她生了两儿两女，感情甚笃。但曼德拉长期置身于反种族隔离斗争，让渴望正常家庭生活的伊夫林忍无可忍，最终逼迫他在“妻子”和“非国大”间二选一。曼德拉最终选择了后者。 第二任妻子温妮和他结婚当天，他就被法庭带走。温妮一面承担起照顾两个女儿的重任，一面勇敢地站出来，以曼德拉代言人的身份和种族主义斗争，赢得了“温妮母亲”的尊称。然而曼德拉获释以后，温妮由于长期独居造成的心理阴影，使得她无法适应家庭生活。她开始酗酒，宣扬暴力，在她身边集聚了许多偏激的少年。他们制造了许多恶性事件，令曼德拉和非国大的声誉大受影响，甚至传出她和年轻助手的绯闻，1996年，曼德拉不得不与温妮离婚。2003年，温妮以盗窃、欺诈等68项罪名被控有罪，判处入狱5年，缓刑一年。也许是年老多情，也许是饱经沧桑，退休后的曼德拉选择了宽容，在谈到温妮时总会说“我的朋友”。
更让他饱受打击的，也许是儿女们的命运。伊夫林所生的两儿两女，大女儿在9个月时病死，大儿子马蒂巴·桑贝吉勒于1969年、他在罗本岛入狱时因车祸丧生，二儿子马克贾托2005年1月死于艾滋病。
由于长期的牢狱生活，他没有时间照顾子女。马克贾托虽被他寄予厚望，却因长期隔绝而感情渐渐疏远，甚至写不出给父亲的回信。他因承受父亲过多的期望而压力巨大，学习成绩一直平平，作为一个平庸的律师和生意人默默渡过一生。正因为疏于关怀的内疚，马克贾托弥留之际，退休的曼德拉一直守候在病床前。
值得他欣慰的是，3个女儿都学有所成。
伊夫林所生的次女梅基拥有人类学博士学位，曾在商界叱咤风云，目前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一直致力于种族平等，被认为颇有乃父之风。
温妮的两个女儿，泽妮嫁给了斯威士兰王国王子，由于身份特殊，是曼德拉27年牢狱期间见到最多的子女。然而令她痛苦的是，尽管她十分同情和理解父亲，却不能与父亲并肩奋斗，因为她不仅仅是曼德拉的女儿，更是斯威士兰的王妃。泽妮性格刚强，对母亲温妮同样忠心耿耿。
津吉才华横溢，少女时代就能写出漂亮的诗寄给狱中的父亲。1985年，25岁的她作为父亲的代言人，在索维托加布兰尼体育馆当着数千人的面，朗诵了父亲拒绝白人当局“有条件释放”的声明，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当曼德拉和温妮离婚后，津吉曾作为“第一夫人代理”陪同曼德拉出访。
除了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他还有3名亲人死于艾滋病。他勇敢地承认了亲人的死因，并大声疾呼“不要歧视艾滋病人”、“亲近他们，爱他们”，成为卓有成效的反艾滋病活动家。在当时的南非，艾滋病人还为社会所歧视，政治家的亲属即使患有此病也秘而不宣。曼德拉的勇敢鼓舞了其他在职政治家，此后多名政治家相继效仿，投入到反艾活动中。2008年6月27日，曼德拉90大寿前夕，还特意组织了一次演唱会，为防治艾滋病募集资金。或许，在暮年的他看来，延续他人的生命，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生命。
如他本人所言，退休后的曼德拉最喜欢的就是过生日，他曾说，“退休就意味着终于可以过生日了。”
他的许多生日都过得颇不寻常：85岁生日上，他和前妻温妮一笑泯恩仇；89岁生日，“国际长者会”成立；90岁生日，盛大的“曼德拉祝寿音乐会”和慈善晚宴在伦敦举办，不但再次吸引了全球舆论瞩目，也成功为艾滋病防治募集了大笔资金。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一共售出46664张门票，这恰是他27年海岛牢狱生涯的囚号。
退休后的曼德拉深居简出。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让人们感受到他乐观、顽强的自然生命力。也正是一次又一次的生日，无声地反驳了“曼德拉已故”的传言——他在2003年和2007年1月，曾分别被CNN和某白人右翼组织宣称“已经病故”。
政治生命：神秘的67年
南非官方曾用一种独特的形式，将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法定”为67年。
2009年11月11日，第64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曼德拉的生日——7月18日定为“曼德拉日”，以表彰他为“和平与自由”所作的贡献。2010年，曼德拉的92岁诞辰，成为第一个“曼德拉日”，一个人的自然生命符号，就此和政治、历史戏剧性交织。
也就在这第一个“曼德拉日”上，南非总统祖玛号召人们用67分钟参加义务劳动，以纪念曼德拉投身反种族隔离斗争67周年。
2011年，第二个“曼德拉日”，67分钟由“南非标准”变成“国际标准”，呼吁“67分钟义务劳动”的变成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而曼德拉本人的侧面轮廓像也被画在南非航空公司全部58架客机的登机门和座位枕头上，飞到全球各个角落。
按照南非方面的解释，“67年”是从曼德拉少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算起，一直到2009年，他在非国大因内部分裂而面临大选严峻考验之际果断挺身而出，帮助非国大涉险过关为止。在那之后，曼德拉再未出现在政治场合。
但也有人对此持有异议。他们指出，曼德拉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10年7月的南非世界杯决赛现场。那一刻，对于他、对于南非、对于全世界，都绝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符号。
即便反对曼德拉的人也承认，他有感染力、号召力和顽强的斗志。在漫长的67年政治生命中，他不畏挫折，不受威逼利诱，执着地追求自己的奋斗目标。
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已存在了漫长的3个世纪，且南非历史上从未有过统一的、多种族平等相待的国家，他的政治目标曾被认为迂阔而不切实际。不同色彩和谐共处的“彩虹国”，仿佛注定只能存在于幻想中。谁又能想到，他和同时代无数黑人、白人、其它有色人种的仁人志士不懈努力，顽强奋斗，竟真的能让“彩虹国”从天上降临人间。
一些对曼德拉持批评态度的人指出，曼德拉曾左倾、激进、暴力，主张武装斗争。他放弃武装夺权，转而强调“和平与自由”，则是在27年漫长牢狱生涯之后，“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亲手下令释放他、并和他合作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最后一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1993年和他同获诺贝尔奖，次年又成为南非副总统，和曼德拉共事。他们虽配合默契，却始终不能成为朋友。正如德克勒克所言，即便曼德拉声名如日中天，他也坚持认为，这位晚年的搭档“有暴力主张和倾向”。 这并非不是事实，曼德拉本人也从未讳言于此。但正如他在法庭辩论中所言，当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重压，让黑人除暴力反抗外，别无出路。据喀麦隆《新思想报》回忆，1996年7月，曼德拉途经喀麦隆首都雅温得去伦敦访问，特意停留一天，在喀麦隆国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回顾了当年领导“我们的矛”进行武装斗争的历史。他指出，自己在策划武装斗争阶段，阅读了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书籍，并竭力了解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喀麦隆、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获得独立的历史。
从1950年代末肯尼亚的“茅茅运动”起，至延续最久的纳米比亚独立斗争止，通过流血手段谋求反殖民、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就始终是黑非洲独立运动的两个主旋律之一。身为泛非主义忠实信徒的曼德拉，和他所领导的泛非主义组织——非国大，当然不可能免俗。
然而和同期许多独立运动领袖不同，曼德拉的政治生命是与时俱进的。当他的战友们还将南非国家本身视作种族主义统治工具，将斗争目标定位为建设“没有白人的黑人家园”，甚至在观看橄榄球赛时为南非对手加油之际，他却开始萌生“彩虹国”理念，为南非队加油（尽管队中每个队员都是白人）。他将南非称为“我们的国家”；当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的他感觉到时代变了，打破种族隔离藩篱不再只有希望渺茫、牺牲巨大的暴力一途时，他便竭力说服狱中同伴，帮助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运动向谋求“和平与自由”的道路转型，并最终修成正果。
一些观察家认为，曼德拉在狱中长达27年，错过了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最关键的阶段；他当选总统时已77岁高龄，且缺乏必要的行政治理经验，未能让原本号称“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的南非保持昔日的光环，甚至最引以为豪的“彩虹国”理念，也因“新南非”不断发生黑人与白人、本土黑人与移民黑人间的冲突，而蒙上许多阴影。在他们看来，曼德拉的政治生命并非十全十美，很多时候他仅仅是一个象征和符号，而非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政治人物。
的确，在曼德拉入狱前，他领导的反种族运动声势不大，成效不高，此后又长期身陷囹圄，几乎与世隔绝。但正是漫长的牢狱生涯，令他有机会将原本四分五裂、见解分歧严重的非国大和反种族隔离阵营统一。也正是在这貌似与世隔绝、无所作为的27年里，他、非国大，乃至整个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政治生命都焕然一新。它从一个主张武装斗争、暴力夺权、对南非国家认同模糊混沌的解放组织，升华为一个主张建设各种族和谐平等、追求民主和平的、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主流政治力量。仅此一条，就足以为其政治生命，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毋庸讳言，曼德拉的5年总统生涯，在治绩上并无太多亮点。从1997年起，他便着手安排接班，“过渡人物”的痕迹明显。但人无完人，作为承前启后的“新南非”缔造者，能够让“彩虹国”在其有生之年拔地而起，更能在5年任满后功成身退，和平实现民主的政权更迭，纵观二战后黑非洲独立运动史，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人的政治生命并非无止境。每一代政治家都有其历史使命，曼德拉在其政治生涯中，已成功扮演了“彩虹国”缔造者，和新旧南非政治过渡引导者的角色。他甚至在隐退11年后，还挺身而出，为非国大“保驾护航”，对其苛求并无道理。“新南非”今天的种种问题，应责成今天仍活跃在政治舞台中心的新一代南非政治家，而非已“政治谢幕”的曼德拉。
晚年的曼德拉仍在政坛偶露峥嵘。2007年，他发起成立由知名退休政治家组成的“国际长者会”，积极调停多起国际纠纷，并对南非和国际事务作出直言不讳的评论。但更多时候，他是沉默的，不在政治前台多亮相，甚至不愿多接电话，他常说：“请不要给一个退休老人打电话。如果需要，我会打给您。”
历史生命：永远的曼德拉
不管他本人愿意与否、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作何感想，曼德拉，的确已成为一个永恒的符号。
自1982年起，非盟的前身非统组织就定期呼吁释放曼德拉。当曼德拉终于获释后，又立即成为泛非运动的一面“活旗帜”。几十年来，无数非洲人憧憬着“非洲一体化”，在同一面非洲旗帜下，不同种族、民族的非洲人和谐相处，平等相待。
从某种意义上说，曼德拉的“彩虹国”是南非缩微版的泛非主义理想，而“非洲一体化”则是放大版的“彩虹国”。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彩虹国”理想，将继续成为泛非运动的象征。他的历史生命在这一层面，将延续并永恒。
曼德拉是体育迷，也是在体育世界身体力行、倡导种族平等的最著名人物。1994年，他最喜欢的服装、被称为“曼德拉微笑”的彩衫“马迪巴”，被第一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的南非队当作比赛服，穿到美国世界杯赛场，令全世界为之振奋；1995年，在他的推动下，橄榄球世界杯在南非成功举行。当南非队最终夺冠时，他走下场地，和白人队长皮尔纳尔握手，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一幕。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年逾九旬的他出现在现场之际，整个世界都为之激动。
如今的体育世界，“白与黑”的隔阂依然存在。足球看台上弥漫的嘶叫声、挥舞的香蕉、个别球员挑衅性的法西斯敬礼，以及层出不穷的球场暴力，一次又一次地揭示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曼德拉憧憬的、没有暴力、没有肤色之别和种族隔阂的体育场仍然遥远。只要这样的现实依旧，人们就难以忘怀“曼德拉的微笑”，他的历史生命就会在赛场上延续。
1984年，英国乐队“特别AKA”发行了第一张公开向曼德拉致敬的唱片《释放曼德拉》；1990年，香港乐队Beyond发行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献给曼德拉的歌曲《光辉岁月》；既是球星、又是著名摇滚歌手，本人因同系有色人种而曾遭歧视的荷兰人路德·古力特，也曾为当时尚在狱中的曼德拉歌唱，并将曼德拉的名字刻在自己所获得的“金球”上。岁月会流逝，世人会老去，但曼德拉的历史生命，却将在歌曲的传颂声中得到延续，获得永恒。
1994年，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倒台，和民选的南非新政府诞生，让整个南非乾坤颠倒。原先享有特权的白人变成了弱势，而原先被压在最低层的黑人凭借压倒性的选票当家作主、这原本是民主社会的常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但正如许多人所痛切感受到的，虽然天翻地覆，南非却依旧有“黑”有“白”。人们不论从政、做生意，首先需要想到的还是肤色，尽管原先的“白人优先”在南非某些领域（尤其政治领域）变成了黑人优先，尽管如今这些优先权是依靠一人一票、合理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不仅如此，自种族隔离时代结束后，南非本国，以及许多国际社会人士都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彩虹国”建立而激动不已。但平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实现，而远未落实到经济层面。一方面，白人和外国投资者抱怨南非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劳动效率大幅降低，在南非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另一方面，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又不得不面对黑人和激进工会群体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要求通过更强硬的手段，实现经济资源的“平等分配”，让黑人获得和政治地位相称的经济地位。
很显然，这一切离曼德拉理想中的“彩虹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南非如此，整个黑非洲、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种族、宗教的不平等，还存在暴力、存在隔阂，曼德拉就会不断被一代代后来者想起，他的历史生命就会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