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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作为艺术史经久不衰的题材，其形象在19世纪末发生重大变化。文章以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创作的《朱蒂斯Ⅰ》和《朱蒂斯Ⅱ》为例，从作品本身的艺术语言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社会背景，探究克里姆特创作中折射的女性图景。
关键词：克里姆特;朱蒂斯;莎乐美;女性
一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年）是19世纪奥地利的象征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创始人。克里姆特探索创作的平面感和材质媒介，画面呈现出华丽的装饰效果，“性”与“女人”是其钟爱的绘画题材。
《朱蒂斯Ⅰ》（Judith I，图1）和《朱蒂斯Ⅱ》（Judith Ⅱ，图2）分别创作于画家“黄金风格”的开头与末端，这两幅画描绘同一位女性、叙述同一件故事，但在画面构成与视觉冲击上有着近乎相悖的体验和截然不同的意义内涵。
二
朱蒂斯是《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中《朱蒂斯传》（Book of Judith）的人物——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在亚述将军荷洛芬尼斯带军包围犹太人的伯夙利亚城时，带领女仆进入敌营，用美色获得了荷洛芬尼斯（Holofernes）的爱慕，并趁其醉酒之际与女仆一起割下他的头颅，亚述军队也因主帅遇刺而溃败。
中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创作的朱蒂斯或是高贵勇敢的女英雄，或是美丽动人的少妇，但始终围绕着既定主题，而克里姆特近乎叛逆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朱蒂斯。
《朱蒂斯Ⅰ》完成于1901年，画中女人被金色边框包围，在现代发型与服装下，她微微昂起头，露出的表情放松且性感，眼眸半开，口唇轻启，允许观者以一种亲密的姿态打量她——克里姆特似乎是在致敬同时期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的《圣母玛丽亚》（Madonna，1893-1894年）。作者没有将朱蒂斯置入砍掉男人首级的血腥场景中，而是描绘其女性最为性感的一面，“不是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杀死被自己性欲冲动征服的男人的女英雄，而是她自身被性欲所征服，这使她显得出乎意料的危险”。画家没有直接呈现杀人行动，荷洛芬尼斯的头也几乎被排除在画面之外——事实上，如果没有这颗头颅，整幅画里女性暧昧情欲的宣泄将更为浓稠。朱蒂斯漫不经心地轻轻提起死者的头颅，似乎是爱抚的另一种解读，这在视觉上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砍头的恐惧。在神话叙事的结构中，朱蒂斯被克里姆特与现实联结，将女性的魅力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大片金色花纹布满了整个背景，这些金色极富装饰意味，同时又象征着权力与力量。但显然，克里姆特运用的金色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还是画面分割的妙笔，是永恒性的表彰。这种永恒源自于拜占庭的镶嵌艺术，但它不再倾慕古代的王权与神权，转而投身于现代社会的——人的——女人的——欲望与力量。
《朱蒂斯Ⅰ》的女主人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情欲幻想。在它之前，已有潘多拉、美杜莎、海伦等“红颜祸水”的描述，但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它不再是“陈旧的想象”，而被赋予了更现代的、更诱人的形象。
《朱蒂斯Ⅱ》的女主人公置身于竖长构图中，被两条鲜明的、带有装饰意味的弧线包裹着，可以解读为死亡气息的象征。袒露的双乳、翘起的弧度显现出艳丽和性感，而双手似是僵硬的铁钳，揪住男人的首级，呈现出可怕的杀气。整个人似一只抓住猎物的老鹰，从画面右侧一掠而过。女人致命的魅惑仿佛消却殆尽，侵略性却大大强化。她的脸严肃而僵硬，充满对虚妄和血腥的沉醉，亦似乎隐含着稍纵即逝的悔意。朱蒂斯的脖颈被黑色圆点点缀，让人联想到克里姆特惯用的象征语言：以黑色长方形象征男性。而在此，黑色长方形变为黑色的类圆形，似乎流露出创作者对女性取代男性的恐惧的隐喻。
较之《朱蒂斯Ⅰ》，八年后的《朱蒂斯Ⅱ》中用色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大量金色被普通色块取代，装饰花纹不仅仅局限于金色领域，并有了更为几何化、装饰化的发展。色彩的地位大大提升，接近于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主张。红色与黑色各据一方，艳丽地对峙着。
《朱蒂斯Ⅱ》中，人物裸露的肌肤仍能让观者产生无限遐想，不再直视观者的双眼营造了距离感，肢体语言僵硬且狠戾。这位女郎性感的手上，是荷洛芬尼斯血腥的头颅。《朱蒂斯Ⅰ》中，女郎轻松愉悦地提着男性头颅，《朱蒂斯Ⅱ》则近乎扭曲地揪着头颅的毛发。在以往同类主题作品中，朱蒂斯杀敌场景往往更为激烈，伴着勇敢的神情与吃力的动作语言，而克里姆特描绘的朱蒂斯，则是轻蔑的、不屑的，比起前代的朱蒂斯，更让人——尤其是大男子们——毛骨悚然。
三
有趣的是，《朱蒂斯Ⅰ》的畫框上清楚地刻着“Judith”和“Holofernes”，它仍被广泛解读并翻译为《莎乐美》（Salome）。1911年《卡斯特》杂志刊登这幅画时，便是以《莎乐美》来命名的，现今流行的书籍、画册中，也或将其以《莎乐美》或《朱蒂斯（莎乐美）》命名。事实上，克里姆特曾直言：“《朱蒂斯》最好改名为《莎乐美》。”
《莎乐美》取材于圣经故事：莎乐美为希律王献舞祝寿，希律王许诺满足她任何要求。莎乐美受母教唆，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希律王于是将约翰斩首。一说莎乐美对约翰因爱生恨，约翰斩首后当众亲吻其头颅，希律王惊怒之下处死莎乐美。
朱蒂斯与莎乐美有无数的相似之处，她们是女性致命魅力的神话原型，凭借着自身的女性魅力，以砍头的形式对男性实施报复。不同在于，朱蒂斯主动完成了阉割，莎乐美则听命于母亲（或出于扭曲的爱欲），仰仗男人的力量实现目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斩首是阉割的隐喻，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复仇及诱惑的恐惧。在世纪交替的时代，男人普遍感知他们的性别认同，已遭女人史无前例的政治需求与社会解放要求的威胁，他们不由自主地臣服于有吸引力的女性，却又恐惧被取代亘古的男权地位。
克里姆特一生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符号似的女子：母亲、姐妹、情人、模特、女赞助人。当时普遍观点是：具有排他性的感情是艺术创作的敌人，女人会破坏艺术家的创造力，吸取其能量精力，使他关注世俗之事。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克里姆特终生未婚，对女性的态度复杂且暧昧。克里姆特最初选择朱蒂斯，显然是渴望歌颂一位成熟女性的形象，而不是愚昧、受人操控的莎乐美，前者常被视为高贵勇敢的女英雄，后者则是冷酷贪婪的美少女。但克里姆特塑造朱蒂斯的时候，显然包含私心——在其看来，朱蒂斯不是有着高尚精神的女英雄，她不过是一个和莎乐美相似的、致命又诱惑的女人。朱蒂斯的脖子被黄金分为两段，同样是斩首的隐喻——是克里姆特——男性恐惧的渴望的如禁锢般的杀戮。 女性某些时刻的确是“妖妇”的代名词。从传统社会到19世纪末的维也纳，基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正典描绘了二元分裂的社会：女性的归类包含了自然、身體、被动性、牺牲者、致命的性、永恒不变等，男性则与智慧的见解、长于社交、理性、历史的、活跃性、权威、机制、自我决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如此对立的思维方式下，主张女性权利的女人常被辱骂成“妖妇”。即使描绘女性力量的题材——“朱蒂斯”，由男性画家创作后，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男性凝视的烙印，甚至偏离了故事的原型。
而莎乐美的形象特征——极度的魅惑、受母亲或情欲支配的愚昧，是“二十世纪末艺术家表现对女性恐惧、厌恶极好的题材”。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年）依据莎乐美画了许多变体画，他说：“我要描绘这些细微情节，它不是从题材里而是从今天的妇女气质中发现的。她们寻求不健康的情感，她们如此愚蠢，以至对那些最使人惊心的恐怖场面也无动于衷。”埃森特对莫罗《莎乐美》的评论，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幻像：“不可毁灭的淫荡的象征之灵……永恒的歇斯底里女神……被诅咒的美……可怕的、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没有情感的怪物，如古代的海伦，一切接近她的，被她看到的、摸到的都将被毒害。”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年）创作的莎乐美更为恐怖残酷，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年）的插画则将莎乐美的神经质推向了高潮。“致命女性”的形象促使男性艺术家选择了莎乐美，对女性的爱慕与恐惧成为隐藏在画面深处的矛盾。克里姆特的《朱蒂斯I》和《朱蒂斯Ⅱ》正是创作于这样一个时代，又因其蕴含的情欲与暴力，难免被人冠上莎乐美之名。
四
《朱蒂斯》和《莎乐美》也许会让观者觉得晦涩难懂，但其对于性的象征是一目了然的。在时髦的浪潮中表达颓废情趣及性的隐喻，克里姆特无疑是敢于触及性的描绘的先驱画家。而女性的致命魅惑则是西方19世纪末创作的普遍主题——19世纪末男性对当代社会中女性魅力的迷恋与地位变化的恐惧心理的反映，正是这样的心理，催生了由《朱蒂斯》到《莎乐美》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迪恩.克里姆特[M].赵婧，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
[2]波洛克.分殊正典：女性主义欲望与艺术史书写[M].胡桥，金影村，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3]基尼.艺术人生：克里姆特[M].范莺兰，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
[4]何政广.克里姆特 维也纳分离派大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
关键词：克里姆特;朱蒂斯;莎乐美;女性
一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1862-1918年）是19世纪奥地利的象征主义画家，维也纳分离派创始人。克里姆特探索创作的平面感和材质媒介，画面呈现出华丽的装饰效果，“性”与“女人”是其钟爱的绘画题材。
《朱蒂斯Ⅰ》（Judith I，图1）和《朱蒂斯Ⅱ》（Judith Ⅱ，图2）分别创作于画家“黄金风格”的开头与末端，这两幅画描绘同一位女性、叙述同一件故事，但在画面构成与视觉冲击上有着近乎相悖的体验和截然不同的意义内涵。
二
朱蒂斯是《旧约圣经》（Old Testament）中《朱蒂斯传》（Book of Judith）的人物——一位年轻貌美的寡妇，在亚述将军荷洛芬尼斯带军包围犹太人的伯夙利亚城时，带领女仆进入敌营，用美色获得了荷洛芬尼斯（Holofernes）的爱慕，并趁其醉酒之际与女仆一起割下他的头颅，亚述军队也因主帅遇刺而溃败。
中世纪以来，艺术家们创作的朱蒂斯或是高贵勇敢的女英雄，或是美丽动人的少妇，但始终围绕着既定主题，而克里姆特近乎叛逆地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朱蒂斯。
《朱蒂斯Ⅰ》完成于1901年，画中女人被金色边框包围，在现代发型与服装下，她微微昂起头，露出的表情放松且性感，眼眸半开，口唇轻启，允许观者以一种亲密的姿态打量她——克里姆特似乎是在致敬同时期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1863-1944年）的《圣母玛丽亚》（Madonna，1893-1894年）。作者没有将朱蒂斯置入砍掉男人首级的血腥场景中，而是描绘其女性最为性感的一面，“不是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杀死被自己性欲冲动征服的男人的女英雄，而是她自身被性欲所征服，这使她显得出乎意料的危险”。画家没有直接呈现杀人行动，荷洛芬尼斯的头也几乎被排除在画面之外——事实上，如果没有这颗头颅，整幅画里女性暧昧情欲的宣泄将更为浓稠。朱蒂斯漫不经心地轻轻提起死者的头颅，似乎是爱抚的另一种解读，这在视觉上极大地削弱了人们对砍头的恐惧。在神话叙事的结构中，朱蒂斯被克里姆特与现实联结，将女性的魅力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大片金色花纹布满了整个背景，这些金色极富装饰意味，同时又象征着权力与力量。但显然，克里姆特运用的金色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还是画面分割的妙笔，是永恒性的表彰。这种永恒源自于拜占庭的镶嵌艺术，但它不再倾慕古代的王权与神权，转而投身于现代社会的——人的——女人的——欲望与力量。
《朱蒂斯Ⅰ》的女主人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情欲幻想。在它之前，已有潘多拉、美杜莎、海伦等“红颜祸水”的描述，但在世纪末的维也纳，它不再是“陈旧的想象”，而被赋予了更现代的、更诱人的形象。
《朱蒂斯Ⅱ》的女主人公置身于竖长构图中，被两条鲜明的、带有装饰意味的弧线包裹着，可以解读为死亡气息的象征。袒露的双乳、翘起的弧度显现出艳丽和性感，而双手似是僵硬的铁钳，揪住男人的首级，呈现出可怕的杀气。整个人似一只抓住猎物的老鹰，从画面右侧一掠而过。女人致命的魅惑仿佛消却殆尽，侵略性却大大强化。她的脸严肃而僵硬，充满对虚妄和血腥的沉醉，亦似乎隐含着稍纵即逝的悔意。朱蒂斯的脖颈被黑色圆点点缀，让人联想到克里姆特惯用的象征语言：以黑色长方形象征男性。而在此，黑色长方形变为黑色的类圆形，似乎流露出创作者对女性取代男性的恐惧的隐喻。
较之《朱蒂斯Ⅰ》，八年后的《朱蒂斯Ⅱ》中用色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大量金色被普通色块取代，装饰花纹不仅仅局限于金色领域，并有了更为几何化、装饰化的发展。色彩的地位大大提升，接近于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主张。红色与黑色各据一方，艳丽地对峙着。
《朱蒂斯Ⅱ》中，人物裸露的肌肤仍能让观者产生无限遐想，不再直视观者的双眼营造了距离感，肢体语言僵硬且狠戾。这位女郎性感的手上，是荷洛芬尼斯血腥的头颅。《朱蒂斯Ⅰ》中，女郎轻松愉悦地提着男性头颅，《朱蒂斯Ⅱ》则近乎扭曲地揪着头颅的毛发。在以往同类主题作品中，朱蒂斯杀敌场景往往更为激烈，伴着勇敢的神情与吃力的动作语言，而克里姆特描绘的朱蒂斯，则是轻蔑的、不屑的，比起前代的朱蒂斯，更让人——尤其是大男子们——毛骨悚然。
三
有趣的是，《朱蒂斯Ⅰ》的畫框上清楚地刻着“Judith”和“Holofernes”，它仍被广泛解读并翻译为《莎乐美》（Salome）。1911年《卡斯特》杂志刊登这幅画时，便是以《莎乐美》来命名的，现今流行的书籍、画册中，也或将其以《莎乐美》或《朱蒂斯（莎乐美）》命名。事实上，克里姆特曾直言：“《朱蒂斯》最好改名为《莎乐美》。”
《莎乐美》取材于圣经故事：莎乐美为希律王献舞祝寿，希律王许诺满足她任何要求。莎乐美受母教唆，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希律王于是将约翰斩首。一说莎乐美对约翰因爱生恨，约翰斩首后当众亲吻其头颅，希律王惊怒之下处死莎乐美。
朱蒂斯与莎乐美有无数的相似之处，她们是女性致命魅力的神话原型，凭借着自身的女性魅力，以砍头的形式对男性实施报复。不同在于，朱蒂斯主动完成了阉割，莎乐美则听命于母亲（或出于扭曲的爱欲），仰仗男人的力量实现目的。精神分析学认为，斩首是阉割的隐喻，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复仇及诱惑的恐惧。在世纪交替的时代，男人普遍感知他们的性别认同，已遭女人史无前例的政治需求与社会解放要求的威胁，他们不由自主地臣服于有吸引力的女性，却又恐惧被取代亘古的男权地位。
克里姆特一生中，充斥着各种社会符号似的女子：母亲、姐妹、情人、模特、女赞助人。当时普遍观点是：具有排他性的感情是艺术创作的敌人，女人会破坏艺术家的创造力，吸取其能量精力，使他关注世俗之事。在这一社会环境中，克里姆特终生未婚，对女性的态度复杂且暧昧。克里姆特最初选择朱蒂斯，显然是渴望歌颂一位成熟女性的形象，而不是愚昧、受人操控的莎乐美，前者常被视为高贵勇敢的女英雄，后者则是冷酷贪婪的美少女。但克里姆特塑造朱蒂斯的时候，显然包含私心——在其看来，朱蒂斯不是有着高尚精神的女英雄，她不过是一个和莎乐美相似的、致命又诱惑的女人。朱蒂斯的脖子被黄金分为两段，同样是斩首的隐喻——是克里姆特——男性恐惧的渴望的如禁锢般的杀戮。 女性某些时刻的确是“妖妇”的代名词。从传统社会到19世纪末的维也纳，基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正典描绘了二元分裂的社会：女性的归类包含了自然、身體、被动性、牺牲者、致命的性、永恒不变等，男性则与智慧的见解、长于社交、理性、历史的、活跃性、权威、机制、自我决断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如此对立的思维方式下，主张女性权利的女人常被辱骂成“妖妇”。即使描绘女性力量的题材——“朱蒂斯”，由男性画家创作后，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男性凝视的烙印，甚至偏离了故事的原型。
而莎乐美的形象特征——极度的魅惑、受母亲或情欲支配的愚昧，是“二十世纪末艺术家表现对女性恐惧、厌恶极好的题材”。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年）依据莎乐美画了许多变体画，他说：“我要描绘这些细微情节，它不是从题材里而是从今天的妇女气质中发现的。她们寻求不健康的情感，她们如此愚蠢，以至对那些最使人惊心的恐怖场面也无动于衷。”埃森特对莫罗《莎乐美》的评论，描述了那个时代的幻像：“不可毁灭的淫荡的象征之灵……永恒的歇斯底里女神……被诅咒的美……可怕的、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没有情感的怪物，如古代的海伦，一切接近她的，被她看到的、摸到的都将被毒害。”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年）创作的莎乐美更为恐怖残酷，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1872-1898年）的插画则将莎乐美的神经质推向了高潮。“致命女性”的形象促使男性艺术家选择了莎乐美，对女性的爱慕与恐惧成为隐藏在画面深处的矛盾。克里姆特的《朱蒂斯I》和《朱蒂斯Ⅱ》正是创作于这样一个时代，又因其蕴含的情欲与暴力，难免被人冠上莎乐美之名。
四
《朱蒂斯》和《莎乐美》也许会让观者觉得晦涩难懂，但其对于性的象征是一目了然的。在时髦的浪潮中表达颓废情趣及性的隐喻，克里姆特无疑是敢于触及性的描绘的先驱画家。而女性的致命魅惑则是西方19世纪末创作的普遍主题——19世纪末男性对当代社会中女性魅力的迷恋与地位变化的恐惧心理的反映，正是这样的心理，催生了由《朱蒂斯》到《莎乐美》的转变。
参考文献：
[1]迪恩.克里姆特[M].赵婧，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
[2]波洛克.分殊正典：女性主义欲望与艺术史书写[M].胡桥，金影村，译.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3]基尼.艺术人生：克里姆特[M].范莺兰，译.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
[4]何政广.克里姆特 维也纳分离派大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
东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