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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手军事素质的任何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羞辱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人们有权沉湎在手撕鬼子的雷人抗日剧里寻找不经大脑的快乐，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务必尊重历史，并重温那句名言：忘记过于就意味着背叛。
日军有多难打，抗战中与日军直接交手的中国军队从将领到士兵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上至领袖将军，下至士兵百姓，对此的记忆却是如此辛酸：真正的抗战，中国很弱小，日本很强大，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略，中国军民付出了高出对手数倍的惨痛代价。期间有各种失败，有汉奸叛徒，有勾心斗角……但是也唯有这种不堪回首的真实，才是抗日战争伟大与光荣的注脚，这种苦难而非虚假的“荣光”，才是中国浴火重生的契机，也是后来中国强势崛起的真实起点。
指挥官的感触
台儿庄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回忆是这么说的：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曾分别任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武汉会战和远征军入缅的陈诚更是对中日两军做了直接对比：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
中共方面，名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也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写道：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个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正因为双方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直接说出这样的总结：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这就是在战场上交过手的中国将军们眼中的日军。
前线士兵的记忆
如果说这些事指挥大部队的将领，对日军的体会还属于上层角度，那么，在战场上直接和日本士兵厮杀的中国士兵则是对日本兵军事素养的最好评价者。
多次与日军作战的新四军老战士姚天成做过对比：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
对于日军士兵的素质，中国士兵的回忆中普遍反映的是：日本人打仗厉害，不怕死，枪法也好。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谭祖幼就提供了细节：日军的火力依然很猛烈，谭伏在战壕里，一位姓杨的营长就在他身边。这时，他看到杨营长忽然站了起来，还拿着望远镜观察前方敌情。前面敌人的机枪还吐着长长的火舌，谭知道日军的枪法非常准，只要被他们盯上基本上就不能活命了。
于是谭祖幼连忙对杨营长喊道：“营长营长！快蹲下來，敌人的枪法准得很。”另一位机枪手也在劝：“营长，看不得！”哪知他们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就射入了这位杨营长的胸膛，营长顺势倒下。这个例子毫不夸张的体现了日军射击的精确。
可以说从将领到士兵，与日军交手过的中国军人无不承认并感叹对手在军事素质上的强大与优秀：这是无奈的事实——抗日战争中，那些保家卫国的中国士兵们，面对的就是这样强悍与先进的对手。
对对手军事素质的任何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羞辱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人们有权沉湎在手撕鬼子的雷人抗日剧里寻找不经大脑的快乐，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务必尊重历史，并重温那句名言：忘记过于就意味着背叛。
（易茗荐自《炎黄世界》2015年第10期）
日军有多难打，抗战中与日军直接交手的中国军队从将领到士兵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上至领袖将军，下至士兵百姓，对此的记忆却是如此辛酸：真正的抗战，中国很弱小，日本很强大，为了抵抗他们的侵略，中国军民付出了高出对手数倍的惨痛代价。期间有各种失败，有汉奸叛徒，有勾心斗角……但是也唯有这种不堪回首的真实，才是抗日战争伟大与光荣的注脚，这种苦难而非虚假的“荣光”，才是中国浴火重生的契机，也是后来中国强势崛起的真实起点。
指挥官的感触
台儿庄会战的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回忆是这么说的：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曾分别任第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武汉会战和远征军入缅的陈诚更是对中日两军做了直接对比：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糈，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
中共方面，名将林彪在平型关大捷后也专门做过经验总结，他写道：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个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捉不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做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我们的部队仍不善做疏散队形之作战……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须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正因为双方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曾直接说出这样的总结：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思路一贯都是这样。一切都是时间问题。
这就是在战场上交过手的中国将军们眼中的日军。
前线士兵的记忆
如果说这些事指挥大部队的将领，对日军的体会还属于上层角度，那么，在战场上直接和日本士兵厮杀的中国士兵则是对日本兵军事素养的最好评价者。
多次与日军作战的新四军老战士姚天成做过对比：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
对于日军士兵的素质，中国士兵的回忆中普遍反映的是：日本人打仗厉害，不怕死，枪法也好。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谭祖幼就提供了细节：日军的火力依然很猛烈，谭伏在战壕里，一位姓杨的营长就在他身边。这时，他看到杨营长忽然站了起来，还拿着望远镜观察前方敌情。前面敌人的机枪还吐着长长的火舌，谭知道日军的枪法非常准，只要被他们盯上基本上就不能活命了。
于是谭祖幼连忙对杨营长喊道：“营长营长！快蹲下來，敌人的枪法准得很。”另一位机枪手也在劝：“营长，看不得！”哪知他们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就射入了这位杨营长的胸膛，营长顺势倒下。这个例子毫不夸张的体现了日军射击的精确。
可以说从将领到士兵，与日军交手过的中国军人无不承认并感叹对手在军事素质上的强大与优秀：这是无奈的事实——抗日战争中，那些保家卫国的中国士兵们，面对的就是这样强悍与先进的对手。
对对手军事素质的任何丑化与贬低，实际上只是在羞辱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和活下来的胜利者。人们有权沉湎在手撕鬼子的雷人抗日剧里寻找不经大脑的快乐，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请务必尊重历史，并重温那句名言：忘记过于就意味着背叛。
（易茗荐自《炎黄世界》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