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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朵金花》是新中国10年大庆的献礼片，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五朵金花》的成功，为我们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实现主旋律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与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五朵金花 喜剧特色 民族性特色
《五朵金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的建国10周年献礼片。影片的主题是歌颂劳动与爱情。剧情是在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的传统盛会上，某公社副社长金花和姐妹们一起去赴会，不料中途马车车轮坏了，为难之际，巧遇剑川青年阿鹏。阿鹏是个出色的铁匠，他帮姑娘们修好马车，便匆匆赴会参加赛马。阿鹏在赛马会上夺得冠军，又遇金花，两人互生爱恋之情，在蝴蝶泉边互赠信物，并相约翌年山茶花盛开时在苍山脚下相会。第二年，阿鹏如期赴约但因不知金花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只好走遍苍山、洱海，到处寻找金花。但该公社名叫金花的姑娘众多，他接连找到四个金花闹了许多笑话、误会和波折，然而都不是他要找的心爱的姑娘。最后，阿鹏和金花终于在去年定情的蝴蝶泉边相会，彼此消除了误会。其他四个金花也来到泉边，为他俩真挚的爱情祝福。
《五朵金花》陋材普通，也没有惊险的故事情节。然而，影片一上映就以其故事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而引起轰动效应，不仅在国内万人空巷，家喻户晓，而且创下了当时我国电影拷贝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曾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并获得了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员奖。
《五朵金花》是新中国17年电影的经典之作，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让人百看不厌。《五朵金花》的成功，为我们当下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结合，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与有益的启示。
一、喜剧创作的突破与启示
《五朵金花》喜剧影片创作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突破了“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冲突”的戒律，既没有写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没有什么“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更没有写阶级斗争中正反面人物的冲突，而是以不断制造误会和解除误会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但是，剧中所有的误会从始至终都是在展现善与美。例如阿鹏跳进洱海为积肥金花捞镰刀，上山解救被狗熊困在山洞里的炼铁金花，都表现了他的助人为乐精神。影片在轻松愉快、惹人发笑的情境中让观众欣赏到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趣的民风习俗，人物可爱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热情关注、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其二，在设置误会时，合情合理，既可笑、可乐，又可信。影片先后出现了两轮误会：第一轮是阿鹏与积肥金花和畜牧场金花的误会。第二轮是阿鹏与炼铁金花和在拖拉机手金花的婚礼上对他要找的副社长金花的误会，后一误会把剧情推向了高潮。这一次次的误会及细节都既巧妙而又经得起推敲，不牵强；既是喜剧性夸张，又符合生活的真实。
阿鹏与畜牧场金花的那场误会，可以谓之“巧”。因为畜牧场确有个叫金花的姑娘，这原本只是阿鹏找错人的误会，可当阿鹏向放牧人打听畜牧场金花时，多事的“长影人”泄露了阿鹏是来找对象的，这就又引起了畜牧场金花对象的误会，以为自己的恋人另有所爱。结果，阿鹏不仅遭到了畜牧场金花的泼水相撵，又遭到了她的对象的嘲讽、挖苦：“金花银花开满树，朵朵金花各有主，要找爱人莫冒失，阿哥啊，冒失自受苦!”阿鹏的狼狈至极增加了剧情的喜剧效果。拖拉机手金花婚礼上的误会也极合理：一是举行婚礼的新娘的确也叫金花；二是阿鹏要找的金花正好又是婚礼的证婚人，也和新娘一样胸前佩带着鲜花；三是当阿鹏出现时，人们正在灌证婚人的酒。三项巧合使得阿鹏真假难辨，一气之下，转身而去，使误会更加深了。误会常常是因为巧合造成的，但在设计巧合时，如果稍有疏漏，就会弄巧成拙。《五朵金花》在这方面可谓精心、细微，既使误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递进，又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这就是为什么《五朵金花》从上映至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而魅力不减的重要原因。
随着电影生产的市场化。电影创作的娱乐化倾向已经不可逆转，大量的喜剧片充斥市场，并获得了不菲的票房价值。但是，这些所谓的喜剧片，大多是一味地追求搞笑，非但思想性浅薄，艺术价值也不高，喜剧情节虚假，细节更经不起推敲，夸张失度，误会过于巧合。喜剧的生命力就在于细节的真实，过于巧合的误会牵强而不可信，失度的夸张就成了滑稽。如某贺岁片中男主角与女主角接吻时将假牙脱落在女主角的嘴里的细节，初一看觉得滑稽可笑，可再一想就令人恶心。许多香港喜剧片的情节、细节的失真已近乎于荒诞甚至荒唐。这样的喜剧片看一遍尚为新鲜，再看就没趣了。
二、主旋律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
主旋律与娱乐性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结合，这一直是电影乃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热门话题和难点。人们往往在注重思想性的时候就忽略了娱乐性，为了追求娱乐性而淡化了思想性。在电影市场化以后，很多商业片、娱乐片甚至在有意回避主旋律，放弃思想性，而一味追求娱乐效果。这种倾向在所谓的贺岁片、商业片中最为明显。编导者甚至把淡化思想性视为回避审片风险。为了回避审片风险，编导者在选材上尽量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追求所谓的“多元化”、“人性化”、“非意识形态化”。他们仅仅把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去满足市民的娱乐需要。其实，思想性与娱乐性并不矛盾，这二者在《五朵金花》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五朵金花》的创作一开始的定调就是主旋律，是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为的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电影献礼项目。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从云南考察回来，就明确提出要创作一部以云南为背景，反映山河美，人物美，社会风貌美，让观众从美的享受中，感到我国社会主义好的片子。影片的素材就是以来源于一篇反映几个白族女青年在大跃进中先进事迹的新闻作品。最初的本子是以纪录片样式写的，总共写了12朵金花，后来根据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通过形象和情节来艺术性地打动人、感染人的要求。重新改写成了故事片。通过编导的共同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摄制完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兼顾了政府对电影的政治要求，弘扬了主旋律，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是新中国电影史上，在主旋律的思想政治要求下，艺术形式灵活多样化的成功实践和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主题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的完美之作。云南大理就因为这部电影的风光美而成为闻名退迩的旅游胜地；影片中的《蝴蝶泉边》等插曲成为了我国20世纪的民歌经典，广为流传；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副社长金花的杨丽坤也一夜成名，成为 一个时代的美女偶像。在中国电影史上，能像《五朵金花》这样对社会生活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影片，实不多见。
三、鲜明的民族特色
尽管电影艺术诞生于西方，新中国电影也曾受到前苏联电影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影响，但经过100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电影已经形成了与民族传统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相一致的特色与风格。《五朵金花》就体现出这种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
首先是影片的少数民族题材，既体现着地域民族特色也体现着中国特色。在影片中的大理三月街盛况、苍山洱海的外景实拍，以及以歌传情等白族民风民俗的展示等，都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是不可重复的中国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
其二，注重故事性，电影是叙事艺术、即用镜头给观众讲故事的艺术。中国电影所以在100年间能受到普遍的欢迎，成为最具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正是因为它的故事性。其中最受国人青睐的又是那些具有戏剧性、特别是喜剧性的故事片。所谓的现代派电影、无情节电影或者情节发展线索紊乱的影片，国人大多不屑一顾。《五朵金花》作为一部典型的戏剧性模式的情节剧，符合中国人的戏剧欣赏习惯，很好地满足了国人的审美要求，而且让人百看不厌。
其三、在叙事结构处理上，按照故事发展的线索，参照生活的逻辑，把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安排得层次分明，脉络既清晰，又有波折，此起彼伏，引人入胜。镜头的衔接和段落的转场也环环相扣，清楚明了。这是在叙事艺术审美欣赏习惯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显著区别。西方人习惯于欣赏叙事时的线索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追求出乎预料的结尾快感。
其四，影片的视觉美感。对于美的欣赏，中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西方人喜欢壮美，崇尚悲剧美，追求感官刺激；中国人喜欢优美，喜剧美，追求大团圆的结局和情景合一的意境美。《五朵金花》在美学追求上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不仅故事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而且始终在轻松愉快、惹人发笑的情境中让观众去感受到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趣的民风习俗，人物可爱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四、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重新解读《五朵金花》的目的在于对当今某些电影创作现象的反思。近20年来是中国电影100年间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电影的产量之高，创作队伍之庞大，前所未有；几代导演粉墨登场。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一年一度的金鸡、百花奖，造就的明星无计其数；理论研究在解构传统、超越传统的旗帜下，众说纷纭，百花齐放。中国电影在多元化景象中得到了繁荣，成就是显著的，但存在的不足也不容回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电影繁荣的热烈和观众面对繁荣的冷漠的反差：一面是中国电影在艺术、工艺和产量都已经达到百年来空前的高水准，而另一面却是国人对中国电影的热情前所未有的冷淡。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大众电影》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中国电影传统奖项，《大众电影》和大众电影百花奖都曾受过到国人普遍的欢迎和热情关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曾经创造过965万份的最高记录，百花奖在初办的60年代和恢复评奖后的80年代观众的投票都保持着几百万份的水平，可是这些年来的百花奖评选所收到的选票却只有50到70万份左右。姑且不说这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亲友团”投票的水份，一个13亿人口的电影大国，只有几十万人对电影发出兴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凉和忧虑。中国电影这是怎么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部好的电影上映后就家喻户晓，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可是当今获得了百花的电影也没有多少人看过。尽管造成这种创作繁荣与观众冷漠的鲜明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很明显，那就是国产电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已经越来越淡薄，许多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片，从叙事风格、人物造型、服饰、甚至连说话都没有了中国味。像《五朵金花》这样的让人百看不厌的电影更是凤毛麟角。一些所谓商业大片的制作，常常把目光盯着西方，甚至不惜临摹西方，原本想投西方人之所好，其结果是人家看不上，国人又不愿看。于是，为了获取票房价值回报投资者，只好靠炒作，甚至不惜搞电影贴片广告。
不少电影导演把与国际接轨和获取国际电影奖项作为追求的目标。这原本无可厚非。中国作为一个电影大国，中国电影应该走向世界，立于世界电影之林。但是，如果认为作品在国际获奖就标志中国电影与世界接轨了，就有了世界性，是难以令人苟同的。电影的世界性并不等于美国化，也不等与欧洲化。所谓世界性，并非要超越民族性去追求一种世界统一的标本，更不能把美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标本。其实，艺术是不可能有一个超民族性的标本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标本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艺术的世界性是多元的民族性的统一，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了世界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拥有数量最多的观众，中国电影的创作应该立足于满足中国观众的电影需求，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应该体现在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上，或者说应该体现为鲜明的中国性。既是中国的。又让外国人看了说好的电影，这才应该是我们中国电影追求的世界性。如果中国电影丧失了中国特色，即便在国际上拿了大奖，恐怕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电影”并不等于“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就像当今的中国轿车，虽已确有不少打进了国际市场，但是大多并不能称为“中国轿车”，只不过是外国人在中国生产的轿车罢了。如果中国电影照此下去，也会像大多数的中国轿车一样丧失民族性，成为“混血儿”。其实当年《五朵金花》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要走向世界。夏衍曾明确地对《五朵金花》的主创人员指示：把它作为向其他国家发行的对象。以达到在世界上宣传中国，扩大中国社会主义在国际的影响和目的。而《五朵金花》1959年末摄制完成，1960年就在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奖。《五朵金花》的成功，依然在向我们证明那条既浅显而又颠覆不破的艺术创作规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关键词] 五朵金花 喜剧特色 民族性特色
《五朵金花》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59年摄制的建国10周年献礼片。影片的主题是歌颂劳动与爱情。剧情是在云南大理白族“三月街”的传统盛会上，某公社副社长金花和姐妹们一起去赴会，不料中途马车车轮坏了，为难之际，巧遇剑川青年阿鹏。阿鹏是个出色的铁匠，他帮姑娘们修好马车，便匆匆赴会参加赛马。阿鹏在赛马会上夺得冠军，又遇金花，两人互生爱恋之情，在蝴蝶泉边互赠信物，并相约翌年山茶花盛开时在苍山脚下相会。第二年，阿鹏如期赴约但因不知金花的住址和工作单位，只好走遍苍山、洱海，到处寻找金花。但该公社名叫金花的姑娘众多，他接连找到四个金花闹了许多笑话、误会和波折，然而都不是他要找的心爱的姑娘。最后，阿鹏和金花终于在去年定情的蝴蝶泉边相会，彼此消除了误会。其他四个金花也来到泉边，为他俩真挚的爱情祝福。
《五朵金花》陋材普通，也没有惊险的故事情节。然而，影片一上映就以其故事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而引起轰动效应，不仅在国内万人空巷，家喻户晓，而且创下了当时我国电影拷贝在国外发行的最高记录，曾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并获得了第二届亚非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女演员奖。
《五朵金花》是新中国17年电影的经典之作，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依然魅力不减，让人百看不厌。《五朵金花》的成功，为我们当下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实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完美结合，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提供了成功的借鉴与有益的启示。
一、喜剧创作的突破与启示
《五朵金花》喜剧影片创作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突破了“没有矛盾就没有戏剧冲突”的戒律，既没有写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冲突，没有什么“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更没有写阶级斗争中正反面人物的冲突，而是以不断制造误会和解除误会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但是，剧中所有的误会从始至终都是在展现善与美。例如阿鹏跳进洱海为积肥金花捞镰刀，上山解救被狗熊困在山洞里的炼铁金花，都表现了他的助人为乐精神。影片在轻松愉快、惹人发笑的情境中让观众欣赏到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趣的民风习俗，人物可爱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热情关注、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其二，在设置误会时，合情合理，既可笑、可乐，又可信。影片先后出现了两轮误会：第一轮是阿鹏与积肥金花和畜牧场金花的误会。第二轮是阿鹏与炼铁金花和在拖拉机手金花的婚礼上对他要找的副社长金花的误会，后一误会把剧情推向了高潮。这一次次的误会及细节都既巧妙而又经得起推敲，不牵强；既是喜剧性夸张，又符合生活的真实。
阿鹏与畜牧场金花的那场误会，可以谓之“巧”。因为畜牧场确有个叫金花的姑娘，这原本只是阿鹏找错人的误会，可当阿鹏向放牧人打听畜牧场金花时，多事的“长影人”泄露了阿鹏是来找对象的，这就又引起了畜牧场金花对象的误会，以为自己的恋人另有所爱。结果，阿鹏不仅遭到了畜牧场金花的泼水相撵，又遭到了她的对象的嘲讽、挖苦：“金花银花开满树，朵朵金花各有主，要找爱人莫冒失，阿哥啊，冒失自受苦!”阿鹏的狼狈至极增加了剧情的喜剧效果。拖拉机手金花婚礼上的误会也极合理：一是举行婚礼的新娘的确也叫金花；二是阿鹏要找的金花正好又是婚礼的证婚人，也和新娘一样胸前佩带着鲜花；三是当阿鹏出现时，人们正在灌证婚人的酒。三项巧合使得阿鹏真假难辨，一气之下，转身而去，使误会更加深了。误会常常是因为巧合造成的，但在设计巧合时，如果稍有疏漏，就会弄巧成拙。《五朵金花》在这方面可谓精心、细微，既使误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递进，又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这就是为什么《五朵金花》从上映至今，经历了近半个世纪之后而魅力不减的重要原因。
随着电影生产的市场化。电影创作的娱乐化倾向已经不可逆转，大量的喜剧片充斥市场，并获得了不菲的票房价值。但是，这些所谓的喜剧片，大多是一味地追求搞笑，非但思想性浅薄，艺术价值也不高，喜剧情节虚假，细节更经不起推敲，夸张失度，误会过于巧合。喜剧的生命力就在于细节的真实，过于巧合的误会牵强而不可信，失度的夸张就成了滑稽。如某贺岁片中男主角与女主角接吻时将假牙脱落在女主角的嘴里的细节，初一看觉得滑稽可笑，可再一想就令人恶心。许多香港喜剧片的情节、细节的失真已近乎于荒诞甚至荒唐。这样的喜剧片看一遍尚为新鲜，再看就没趣了。
二、主旋律与娱乐性的完美结合
主旋律与娱乐性的结合，实际上就是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的结合，这一直是电影乃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热门话题和难点。人们往往在注重思想性的时候就忽略了娱乐性，为了追求娱乐性而淡化了思想性。在电影市场化以后，很多商业片、娱乐片甚至在有意回避主旋律，放弃思想性，而一味追求娱乐效果。这种倾向在所谓的贺岁片、商业片中最为明显。编导者甚至把淡化思想性视为回避审片风险。为了回避审片风险，编导者在选材上尽量远离政治、远离现实，追求所谓的“多元化”、“人性化”、“非意识形态化”。他们仅仅把电影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去满足市民的娱乐需要。其实，思想性与娱乐性并不矛盾，这二者在《五朵金花》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五朵金花》的创作一开始的定调就是主旋律，是周恩来、邓小平亲自抓为的建国10周年、建党40周年电影献礼项目。时任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从云南考察回来，就明确提出要创作一部以云南为背景，反映山河美，人物美，社会风貌美，让观众从美的享受中，感到我国社会主义好的片子。影片的素材就是以来源于一篇反映几个白族女青年在大跃进中先进事迹的新闻作品。最初的本子是以纪录片样式写的，总共写了12朵金花，后来根据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要通过形象和情节来艺术性地打动人、感染人的要求。重新改写成了故事片。通过编导的共同努力，仅用半年的时间就摄制完成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不仅兼顾了政府对电影的政治要求，弘扬了主旋律，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是新中国电影史上，在主旋律的思想政治要求下，艺术形式灵活多样化的成功实践和兼具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主题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的完美之作。云南大理就因为这部电影的风光美而成为闻名退迩的旅游胜地；影片中的《蝴蝶泉边》等插曲成为了我国20世纪的民歌经典，广为流传；影片中饰演女主角副社长金花的杨丽坤也一夜成名，成为 一个时代的美女偶像。在中国电影史上，能像《五朵金花》这样对社会生活具有如此巨大影响力的影片，实不多见。
三、鲜明的民族特色
尽管电影艺术诞生于西方，新中国电影也曾受到前苏联电影理论与实践的直接影响，但经过100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电影已经形成了与民族传统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审美习惯相一致的特色与风格。《五朵金花》就体现出这种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
首先是影片的少数民族题材，既体现着地域民族特色也体现着中国特色。在影片中的大理三月街盛况、苍山洱海的外景实拍，以及以歌传情等白族民风民俗的展示等，都充满浓郁的民族特色，而且是不可重复的中国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
其二，注重故事性，电影是叙事艺术、即用镜头给观众讲故事的艺术。中国电影所以在100年间能受到普遍的欢迎，成为最具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正是因为它的故事性。其中最受国人青睐的又是那些具有戏剧性、特别是喜剧性的故事片。所谓的现代派电影、无情节电影或者情节发展线索紊乱的影片，国人大多不屑一顾。《五朵金花》作为一部典型的戏剧性模式的情节剧，符合中国人的戏剧欣赏习惯，很好地满足了国人的审美要求，而且让人百看不厌。
其三、在叙事结构处理上，按照故事发展的线索，参照生活的逻辑，把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发展安排得层次分明，脉络既清晰，又有波折，此起彼伏，引人入胜。镜头的衔接和段落的转场也环环相扣，清楚明了。这是在叙事艺术审美欣赏习惯上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显著区别。西方人习惯于欣赏叙事时的线索错综复杂、扑朔迷离，追求出乎预料的结尾快感。
其四，影片的视觉美感。对于美的欣赏，中西方有着显著的差异：西方人喜欢壮美，崇尚悲剧美，追求感官刺激；中国人喜欢优美，喜剧美，追求大团圆的结局和情景合一的意境美。《五朵金花》在美学追求上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民族性，不仅故事美，色彩美、风景美、音乐美、演员美，而且始终在轻松愉快、惹人发笑的情境中让观众去感受到优美的自然风光，有趣的民风习俗，人物可爱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关心的新型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四、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重新解读《五朵金花》的目的在于对当今某些电影创作现象的反思。近20年来是中国电影100年间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电影的产量之高，创作队伍之庞大，前所未有；几代导演粉墨登场。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一年一度的金鸡、百花奖，造就的明星无计其数；理论研究在解构传统、超越传统的旗帜下，众说纷纭，百花齐放。中国电影在多元化景象中得到了繁荣，成就是显著的，但存在的不足也不容回避，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电影繁荣的热烈和观众面对繁荣的冷漠的反差：一面是中国电影在艺术、工艺和产量都已经达到百年来空前的高水准，而另一面却是国人对中国电影的热情前所未有的冷淡。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大众电影》创办的一个群众性的中国电影传统奖项，《大众电影》和大众电影百花奖都曾受过到国人普遍的欢迎和热情关注，《大众电影》的发行量曾经创造过965万份的最高记录，百花奖在初办的60年代和恢复评奖后的80年代观众的投票都保持着几百万份的水平，可是这些年来的百花奖评选所收到的选票却只有50到70万份左右。姑且不说这其中不知道还有多少“亲友团”投票的水份，一个13亿人口的电影大国，只有几十万人对电影发出兴趣，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凉和忧虑。中国电影这是怎么啦?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部好的电影上映后就家喻户晓，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主题，可是当今获得了百花的电影也没有多少人看过。尽管造成这种创作繁荣与观众冷漠的鲜明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很明显，那就是国产电影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已经越来越淡薄，许多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所谓大片，从叙事风格、人物造型、服饰、甚至连说话都没有了中国味。像《五朵金花》这样的让人百看不厌的电影更是凤毛麟角。一些所谓商业大片的制作，常常把目光盯着西方，甚至不惜临摹西方，原本想投西方人之所好，其结果是人家看不上，国人又不愿看。于是，为了获取票房价值回报投资者，只好靠炒作，甚至不惜搞电影贴片广告。
不少电影导演把与国际接轨和获取国际电影奖项作为追求的目标。这原本无可厚非。中国作为一个电影大国，中国电影应该走向世界，立于世界电影之林。但是，如果认为作品在国际获奖就标志中国电影与世界接轨了，就有了世界性，是难以令人苟同的。电影的世界性并不等于美国化，也不等与欧洲化。所谓世界性，并非要超越民族性去追求一种世界统一的标本，更不能把美国电影作为世界电影的标本。其实，艺术是不可能有一个超民族性的标本的，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标本就意味着艺术的消亡。艺术的世界性是多元的民族性的统一，没有民族性也就没有了世界性。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电影市场，拥有数量最多的观众，中国电影的创作应该立足于满足中国观众的电影需求，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及审美意识，主要表现本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愿望和艺术审美情趣。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应该体现在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上，或者说应该体现为鲜明的中国性。既是中国的。又让外国人看了说好的电影，这才应该是我们中国电影追求的世界性。如果中国电影丧失了中国特色，即便在国际上拿了大奖，恐怕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中国电影”并不等于“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就像当今的中国轿车，虽已确有不少打进了国际市场，但是大多并不能称为“中国轿车”，只不过是外国人在中国生产的轿车罢了。如果中国电影照此下去，也会像大多数的中国轿车一样丧失民族性，成为“混血儿”。其实当年《五朵金花》的创作目的之一，就是要走向世界。夏衍曾明确地对《五朵金花》的主创人员指示：把它作为向其他国家发行的对象。以达到在世界上宣传中国，扩大中国社会主义在国际的影响和目的。而《五朵金花》1959年末摄制完成，1960年就在开罗举办的第二届亚非电影节上获奖。《五朵金花》的成功，依然在向我们证明那条既浅显而又颠覆不破的艺术创作规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