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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发的故事》无疑是鲁迅33篇小说中最为“怪诞”的作品。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茅盾就指出，鲁迅的小说“除了古怪而不足为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1]，鲁迅也意识到自己小说“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引起的激动，在于“新奇”，即现代西方文论所谓的“陌生化”或“反常化”，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2]，在论及《阿Q正传》成因的时候，他甚至直接提到“怪诞的”德文对应词“grotesk”[3]。后来，也有论者指出，鲁迅小说在刻画人物的时候，“往往有意地带有某种不协调，表现一种触目的、怪异的意象。形体的残缺，如一颗黑痣，一块伤疤，一条断腿，那么突出地描绘出来，似乎是内在病的外部标志”[4]。甚至鲁迅当年的论敌成仿吾在批评鲁迅小说的时候，也无意间提到了这种怪诞的意味，他说，鲁迅小说塑造的典型“在他们的世界不住地盲动，犹如我们跑了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家，看见了各样奇形怪状的人在无意识地行动，没有与我们相同的地方可以使我们猜出他们的心理状态”。[1]23但是，与《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示众》《铸剑》等小说较为明显的怪诞叙事不同，《头发的故事》里没有阴森恐怖的场景、滑稽可笑的怪诞行为、足够明显的现代主义惯用的陌生化手段，以及滑稽和恐怖两种矛盾情感的交织……置于世界文学的怪诞经典家族和当代怪诞美学视野之下，《头发的故事》明显不同于巴赫金笔下拉伯雷肉体降格的夸张，使其等价于民间诙谐文化的“怪诞现实主义”[5]，也不同于凯泽尔混杂着“蛇、猫头鹰、蟾蜍和蜘蛛”等“爬行的和在夜间活动的动物”[6]的“异化的世界”[6]195，它同时也拒绝汤姆森怪诞定义中的“喜剧”因素[7]，雨果所谓的“滑稽丑怪”[8]也不足以形容它。可以说，它不仅是鲁迅小说里的“谬种”，也是世界怪诞文学家族里的“谬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认为，对于一个对自己的小说创作要求极高，不断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9]、把自己的创作称之为“挤出来”[3]394的作家而言，《头发的故事》似乎表明鲁迅作为一个现代作家，“仍然不能完全把握他的风格”“逃不了伤感的说教”[10]，所以，该划为“失败之作”[11]。竹内好也认为“通过比较《风波》和《头发的故事》”，后者“因令读者费解的抽象观念先行而没有构成具体的作品世界”[12]。但是，正因为置于被李长之称为“以从容胜”的《风波》[11]50的比较中，我们会质疑写于同年同月的两个小说（1920年10月），竟然会显现出作家创作水平之间巨大的反差，以至于我们会追问，其中一个艺术水准的“低下”该归因于作家创作力不足，无法把握自己风格，还是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去构建挑战读者阅读习惯的“特别的格式”？或许，鲁迅根本就无意于去建立具体的或完整的叙事？再或许《头发的故事》所要表达的深切内涵需要一种“对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习惯性的语言提出挑战”[13]的形式呢？无论做何猜测，《头发的故事》都无疑是鲁迅小说中的“谬种”。但是，正是这样的“谬种”迫使我们把鲁迅的小说置于“怪诞美学”（grotesque）的审美范畴下进行观照，以期对上述的疑问做出一个值得信服的解读。
一
在形式层面上，《头发的故事》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反讽结构的使用。夏济安认为，鲁迅文字的力度在于它“主要利用光与暗，迷与悟，不愿被吞噬者与食人者，人与鬼，孤独的斗士与其周遭的恶势力等，代表着革命者和一切欺压他们的势力之间强烈的对比”[14]。在《头发的故事》里，这种二元对立因素的强烈对比始终贯穿全文，使得文本中每一个陈述和预设都在“语境的压力”[15]之下，形成悖论性的逆转，其结果，一方面构成了文本内部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则将这种冲突不断向前推动，使得任何调和二者，追求合理解释的努力都归徒然。
首先，《头发的故事》着意的并非要向读者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头发的故事。如果按照托多羅夫的“叙事语法”[16]分析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该小说提取为这样的陈述句：“我”听N先生“自言自语”。如果对这个句子进行扩展，其情节便是，N先生适逢找“我”“谈闲天”，他独自发了一长串议论，见我“很不愿意听的神情”之后，便走了。这样，《头发的故事》讲述的就不是“头发的故事”，而是“我”听“头发的故事”的故事，其重点不在关于头发的叙事，在“我”听的行为及我的反应上。但是，“我”的反应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我”无意识地引发了头发的故事：“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地说：‘啊，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于是，刚好来“我”寓所谈闲天的前辈N先生听着这话，便开始发表“持续独白”[4]64。而我的反应刚开始是“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后来，“N愈说愈离奇了”，“我”也显出“不愿意听的神情”，最后，N先生要走了，“我”的态度则是“默默地送他到门口”。这样，《头发的故事》里的“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就构成了可靠和不可靠，可信和不可信的反讽关系。
作为第一人称，“我”听故事是确凿无疑的，是可信也可靠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所以N先生无疑是该故事“最适宜的讲述者”[17]。“我”以直接引语的形式长篇引述他讲述的故事，但是，“我”显然不能认同N先生的为人（“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也无法忍受他发表的看法（“N愈说愈离奇了”）。这样，“我”转述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基于这样的分析，哈南在《鲁迅小说的技巧》里的观点“小说里写那个听话的人，纯粹是为了描绘说话人的样子”[9]318就值得商榷。“我”不仅仅是听话者，还是直接引语的转述者，“我”的反应及转述的行为本身赋予“我”一种“虚构元叙事”的能力，正是在“虚构的元故事”（“我”的转述）和“虚构的故事”（N的讲述）的关联中，才显出了故事的“真实性”[18]。这种“真实性”在《头发的故事》中的表现并不在于“头发的故事”里面是否讲述了一个与历史相符或背离的故事，而在于两个叙事者的讲述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听故事和N先生讲述故事。而且两者和N先生讲述的故事本身之间并没有达成和解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三组反讽：“我”的反应和转述行为之间的反讽（“我”直接转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我”和N先生之间的反讽，以及故事内部构成的反讽。 其次，就N先生讲述的故事内部而言，也是由三组反讽来构成的：N先生自身的矛盾和反讽，这种反讽最终指向了鲁迅自身的反讽和对《呐喊·自序》的反讽。N先生对辛亥革命之被人遗忘感到痛心疾首，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而到了叙事结束的时候，他似乎也选择了遗忘：“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这样，“双十节”就成了一个空的能指，这个能指唯一的含义就在于“记得”和“忘却”。所以，N先生讲述的就是关于忘却的故事，而不是头发的故事。《头发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不是自身的叙事，或者说它否定了自身，在标题和内容之间构成了反讽。而头发的故事本身，又是由议论、抒情和故事构成的。
其中较为完整的是N先生自述辛亥革命后自己的辫子风波，可是其中也夹杂着对历史上“因为拖辫子”和“全留着头发”的遭罪的各种历史典故的追述、感慨、愤怒和无奈。正因为这样，才有论者指出“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12]75。但是，这种文体的混杂和难以归类，一方面可能体现出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之外，在形式方面的全新尝试，哪怕这种尝试因为太过陌生，以至于传统的阅读习惯只能将之归为怪诞或者索性就是“失败之作”。因为就小说的艺术性和教育性的关系，鲁迅本人并非没有自觉的认识和追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19]他还认为小说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19]312-313。
可见，在鲁迅看来，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故事[20]。所以《头发的故事》中“故事”的缺乏，并非作者“不成熟”所致。这种形式上的怪异可以当作鲁迅在对“无辫之灾”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中，在“艺术”层次上进行弥补的尝试，也就是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谓的“曲笔”[21]。但是，《头发的故事》就阅读的感受而言，确实存在文体的混杂情况，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毕竟还是构成了反讽的关系。另一方面，N先生的叙述和作为作者的鲁迅的切身经历之间的相似性，在“我”的转述之下又构成了一种指向鲁迅自我的反讽。依据周作人的说法，这个N先生虽然有着鲁迅的上司“乡先辈夏穗卿”的影子，但是《头发的故事》终归还是“自叙体的”[22]。如果参照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叙述，我们自然会同意周作人的结论，把N先生看作是鲁迅，《头发的故事》则是鲁迅自身的经历和感悟。可是N先生的悲愤和绝望———“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以及“我”对N先生故事矛盾的态度，又对《呐喊·自序》里的“曲笔”展开了无情的反讽。因为在鲁迅看来，这种“曲笔”的意义除了“听将令”“不主张消极”外，还在于“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做着好梦的青年”[21]441-442。而故事中的“我”仿佛就是“做着好梦的青年”在被阴郁荒诞的“寂寞”传染之后，无声地在反抗鲁迅本人。而这个“我”又系出自鲁迅的手笔，于是就成了“非我的我”：这个“我”既有鲁迅自身的投射，又有对鲁迅自身的反抗。可以说是鲁迅自己对自己的反抗。这样，整篇《头发的故事》都是在“我”、N先生和鲁迅之间构成的一种反讽性对话，这种对话和鲁迅其他的作品形成了互文的关系，并最后指向鲁迅对自身的反讽。
最后，《头发的故事》里较为明显的具体的反讽还体现在具体的句子内部构成的反讽上。N先生是“我”的前辈，却“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日历本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可是这个产物却对其得以建立的“父亲”没有任何的纪念；希望记得，可是“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最佩服北京的双十节，因为“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头发，自古就是“微乎其微”的，甚至都没法在古代的刑法里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本多博士”不懂马来语和汉语，凭借一根棍子就游历了南洋和中国……这种由逻辑上的矛盾所构成的反讽贯穿了整篇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说，《头发的故事》在结构上和具体的行文上，遵循的就是反讽的原则。
这样一个在形式上追求反讽的文本，同时给我们呈现出的是“我”、N先生和鲁迅本人三个叙事者之间叙事的冲突，他们互相依存也互相消解，其文本形态就是既是小说，又是散文和杂文，结果就是“吗也不是”的怪诞文本。
如果我们把这种反讽具体界定为布鲁克斯所谓的“表达不协调品质”，“语境中各种成分从语境中受到的那种修正”[15]163的话，上述第一个层次的反讽：小说这种文体和作者实际呈现的文本，或《头发的故事》和实际呈现的内容之间的反讽就是阅读传统（甚至包括鲁迅写于《头发的故事》以前的所有小说体式）这个大的语境被挑战而形成的反讽。在《头发的故事》中，小说没有着意刻画人物（虽然N先生的愤激已经跃然纸上），叙述具体的情节（虽然在“我”和N先生之间有大致的情节）或渲染典型的场景（虽然在N先生的叙述中有支离破碎的场景），它可以使用不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不同的叙事者则充当不同的评价者：N先生评价辛亥革命以及人们的反应，剪辫子及人们的反应和自己的应对措施，对“我”的反应的评价；“我”对N先生的叙述和评价的评价以及鲁迅作为小说的作者的“无声的评价”。这样，《头发的故事》就具有了“元叙事”或“元小说”的品质。这种对叙事本身进行评价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并不是首创，前面有更为有名的《狂人日记》和后来“说不尽的”《阿Q正传》，但是，其独特性在于，《头发的故事》中“我”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叙事的引发者（《狂人日记》里的“余”仅仅只是“狂人”日记“撮录”者，《阿Q正传》里的“我”则是阿Q的“作正传”者），而且是作为“后辈”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意味着“我”和小说中的人物，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共同承担建构“头发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事。把这置于《呐喊》整部小说的语境中，自然就涉及鲁迅如何在“我”和N先生之间发出自己“铁屋里的呐喊”的问题。如上所述，其中的反讽之处就在于在“青年”（辛亥革命之后）和“前辈”（无疑鲁迅和N先生都属此列）之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无法形成（第一層次的反讽），即是说作为象征着辛亥革命成果的“头发的故事”无法顺利地传递给后一辈，他们对此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老一辈的叙述是“离奇”的。 所以，从形式层面上，《头发的故事》并非在于建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叙事，毋宁说，在该小说中，鲁迅想要传递的信息是：“离奇”之物即便是用小说这种原本具有虚构特权的文体来传递，也无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在读者（如“我”这样的听众）看来，它们终究是“离奇”的，叙事本身是无法构成一个合乎体式的故事的。
二
就主题或内容层次而言，《头发的故事》里的“离奇”自然是关于头发的叙事和N先生的评价。头发这种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却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我”这样的后辈眼中，也是“离奇”的。这样我们就被迫从这个“吗也不是”的怪诞文本形式走到了文本的内容上，即鲁迅所谓的“无辫之灾”，并追问辫子之事何以给人“怪诞”或“离奇”之感。
依据鲁迅在“杂文”这种“非虚构”的文体里的叙述，自己的“无辫之灾”始于日本，他把自己的辫子留在了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回到中国花了“大洋四元”，装了条假辫子。因为各种不方便，后来“索性不装了”。可是此后受到的责难则是真正意义上长相怪诞的人也所无法相比的，“如果一個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行走，他还未必这么受苦”。更为奇怪的是，鲁迅受到的“无辫之灾”最甚之处，竟是在故乡绍兴做学监之时。接下来的叙述和《头发的故事》更为接近，首先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其次，掀起剪辫风潮后，学生来咨询鲁迅是否该剪掉辫子，他的回答也和《头发的故事》里不无反讽意味的回答相仿，“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可是我劝你们不要剪。”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正是辛亥革命，使得“言行不一致”的鲁迅在剪了辫子之后“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2]194-195
这种“无辫之灾”毫无疑问就是N先生口中“头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鲁迅笔下《头发的故事》），而且鲁迅在杂文中的叙述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合乎逻辑”的叙事序列。哈南认为《头发的故事》通过反语（反讽）“来表现一个持续的观点”，即“头发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人吃苦头的作用”。鲁迅“先抓住这一点，再按照古怪的逻辑把它扩展为一个十分荒诞的论点”[9]318。遵循《头发的故事》中的叙述顺序，这种“古怪的逻辑”可以说贯穿整篇小说。
首先，是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遗忘和对于这种遗忘的叙述。在作者笔下，这种遗忘的起点，是以革命对自身成果的遗忘开始的，“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辛亥革命使得“双十节”得以获得合法的地位，但是作为官方的日历却拒绝这个“父亲之名”的存在（这是一个没有国庆的国庆节）。而普通民众，在他们剪掉辫子之后，至少从革命中得到了“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的好处，可是他们选择的却是忘却，即便是其中最令N先生“佩服”的北京，在双十节的时候，却须在警察的督促之下，“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其中最大的“反讽”在于：所谓的“国民”是何许人也？是在警察的强迫下去形式性地纪念使得自己“成”或“称”其为国民的革命。但是，这种遭人遗忘的革命却不是某种形式性的东西，它是那些“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的“少年”们用自己的性命换来的。这令人想起《药》里面的夏瑜，启蒙者/革命者最终的命运要么就是身体沦为无功地医治被启蒙者“身体”疾病的“药”，要么就索性遭人彻底地遗忘。所谓的辛亥革命，革掉的只是一条辫子而已。对于那“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2]577的中华民国，人们“忘却了纪念”。那些“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23]的烈士们，“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其次，辛亥革命致力于革掉的辫子，如果纯粹作为一种发式的话，在鲁迅笔下似乎是极其丑陋和滑稽可笑的。“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拨着牵着的柄子。”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最传神的描述还数《阿Q正传》里阿Q和王胡打架时，辫子给王胡抓住，拉到墙上去碰头的滑稽惨状。这种怪异且容易让人捉住的对头发的处理方式，到了上海则走出国门被称为“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的“Pig-tail———猪尾巴”。但面对这种猪尾巴，在二百余年历史的洗涤之下，“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2]194-195当然，这种逻辑后来遭到了颠覆，“渐渐地觉得并不雅观”，“对它终于怀了恶感”。在《头发的故事》里，辫子作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其剪掉的必要在N先生嘴里是极其简单的，“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鲁迅在别处也有相似的看法，（留日时）“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卤门上，令人很气闷。”[2]579出于方便的必要而剪去辫子，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在当时都成了一种“怪异”的行径，甚至被认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2]194
再次，如果上述逻辑显示出留辫的荒诞可笑的话，那么这条如“瘤”如“疮”的“国粹”[21]321，象征着中国人思想上的“梅毒”[21]329的辫子，在政治规训的逻辑和历史里就更为荒谬和可怕。头发原本微乎其微，在古代刑法里都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首先是清人入关，辫子成为“满汉的界限”[2]193，需要留辫子，于是发生了“扬州三日”和“嘉定屠城”，在鲁迅记得的老人的指教中，“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2]577，这是第一层的“无辫之灾”。如果说这是官方出于种族压迫和文化一体化而对“异族”实行的“身体规训”的话，那么“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那么“无辫之灾”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辫子“早留定了”，一体化的身体治理措施已经取得了切实的效果，留辫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国粹”的一个部分。等到义和团起义时，两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和较量就体现在了老百姓“荒诞”的存在境遇中，“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这是第二层的“无辫之灾”。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也去除了其强制性的留辫政策，也终结了“长毛”时代留与不留皆有砍头危险的怪诞处境。可是后来又有“张勋复辟”，于是“无辫之灾”再度开始。这是第三层的“无辫之灾”。《风波》里，鲁迅以迥异于《头发的故事》的叙事手法，展现出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剪去辫子的“七斤”的矛盾看法，以及“赵七爷梦吃般昏乱的语言、疯狂的行为和丑恶的表演”[24]。而在《头发的故事》中，这种“无辫之灾”，如上所述更多的嵌入了鲁迅自身的经历，但是在对经历的叙述和评价中，却展现了“无辫之灾”在中国大地上滑稽演出的全程。 更为怪诞的是，這种文化的沉积在民众的心里扎根如此之深之牢，以至于政治的强迫已然退去的时候，还在人们的具体的行为中留下了骇人的痕迹。辛亥革命革去了辫子，原本以为走在路上，再不用被人嘲笑了。可结果是，在国外“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回到国内，则首先被船夫“改了国籍”[21]186，又迫于生计“买了假辫子”，旁人的议论研究不说，甚至本家还要告官领赏或避难去（此即《药》里夏瑜的遭遇）。其背后的逻辑也不无怪诞之处，剪去辫子的人，要么被看作是“偷了人家的女人”，要么被看作“里通国外”[2]194，“拟为杀头的罪名”。工作，原本谋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这种无处可去，无路可走，只能退而诉诸“棍子”的方式，给人的感觉不仅是荒诞和恐惧，更是身处“无物之阵”的绝望。最可笑和可悲的是本多博士不通言语，竟以一根棍子走天下。难怪N先生会感叹：“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最后，这种“无辫之灾”的怪诞逻辑在教育上的传递，则体现出教育者或知识分子本身的无奈、尴尬和矛盾。学生问及剪辫子时的言行不一致。辛亥革命革去男人的辫子，可是九年后女性剪剪头发却遭到学校的责难，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鲁迅或许只有作《头发的故事》这样怪诞的小说“感慨系之矣”。[21]261。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借N先生之口表达出了比《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更为严苛和坚硬的现实：“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对于“我”或者说N先生自己这样的启蒙者而言，对于未来，“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就眼下而言，即便是说点“胡须”和“牙齿”这样切身的东西，都会遭到诟病，“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上述五个层面的怪诞：对于不该忘却之事的忘却，对丑陋之物的变态坚持，头发之事系关性命，无辫造就的“无物之阵”，现实和未来的一片灰暗，这一系列既可笑（由于逻辑的荒诞）又可怕（由于直接指向“砍头”、生存的现实和未来）的叙述，自然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离奇”的，或者说是“我”所没法接受的。这个“我”眼中的“头发的故事”俨然呼应着后来论者对《野草》的批评，“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1]66。虽然这些论述针对的是对于鲁迅来说更加私人化的《野草》的，但是，通过上述对《头发的故事》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说，在“我”以及现在的读者看来，《头发的故事》在主题上即是“冷气逼人”的，只是在小说中，鲁迅的笔触更加冷静，尤其是在“我”转述的过滤中，其阴森可怕的层面被淡化，在不进行深入的分析的情况下，留给读者的可能只是“离奇”而已。
三
这种“无辫之灾”被哈南称作“古怪的逻辑”和“荒谬的论点”，但是，在鲁迅看来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针对“西谛先生”（郑振铎）认为《阿Q正传》的“大团圆”的结局“太仓促”，“似乎连作者它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1]55的观点，延伸出下面对于“怪诞”或“离奇”的意见：“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类似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3]398-399《头发的故事》在形式层面上被李长之称之为“吗也不是”，在“我”眼中则属于“离奇”的故事，但是其形式上的反讽和内容上的怪诞，在鲁迅看来实为一种真实的记录，甚至现实的怪诞性与小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接下来的文字里，鲁迅详细“撮录”了北京《世界日报》刊载的一条新闻《杜小栓子刀铡而死》，末了做出这样的评价：“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3]400这样，关于《头发的故事》中的怪诞身体叙事而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无辫之灾”这种对身体的非自然化处理的现实性问题，还涉及其中透露出的书写的政治，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书写问题。
首先，从《头发的故事》内部去看，它指向的是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如上所述，该小说就其形式而言，其实是关于书写和对书写的评价的“小说”。它讲述的并非关于头发的故事，而是“我”对N先生讲述的事件和发表的感叹的转述，以及“我”最后给予的评价———“离奇”。在其他的地方，鲁迅把这种“离奇”称之为“幻灭”。在论及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时，他指出，“一般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23]23-24。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头发的故事》是在假中见真，通过所谓艺术的创作去表明“艺术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而是需要指出，“我”眼中“离奇”的或“幻灭”的东西，在鲁迅看来是真实的，之所以会造成“离奇”的感受，其根源就在于“在真中见假”。
其次，就《头发的故事》的写作缘由来看，涉及的也是言说的“自由”问题。鲁迅回顾《头发的故事》的写作缘由时，指出民国九年，寄住在自己寓所里的一位小姐因为剪了头发，遭到高等女子师范学校M校长的刁难，鲁迅自己“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于是，只有“感慨系之矣”，“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从胡须说到牙齿》）从表面直接的叙述上看，是为男子获得剪辫权利九年之后女子遭遇的同情和愤怒，以及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以为“胡须的有无、样式、长短”，“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禄的权利和义务的”，那些“偏要越俎代谋”的人的行为，无疑是“离奇”的。这种奇怪的政治，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坟》）如果将之联系到《从胡须说到牙齿》全文，牵涉到的就是鲁迅对学界言说禁忌的愤怒。针对“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对《说胡须》（在鲁迅的逻辑中也包括《头发的故事》）发表的“愤慨”，鲁迅对这种拒绝以身体部位入题作文的看法予以激烈的抨击，他们“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姨太太的荒冢就要作诗”，却出于“防微杜渐起见”，批评别人从“胡须”说起，可能会一直说到“屁股”，其结果可能就是我们只能除了“人之初性本善论”和“天地玄黄赋”之外再不能做其他的文章。这在鲁迅看来是“离奇”的，做些与身体相关的文章并不意味着“无病呻吟”“自家有病自家知”，身体的叙事可能牵涉的是“头颅谁斫，髀肉复生”[21]258-261。 再次，我们把分析的语境扩大到鲁迅对“无辫之灾”的叙述的背景上，鲁迅的关注点也是历史书写的问题。《病后杂谈》从自己生病说起，谈到阅读“洋装书”的不便，在读传统的“线装书”时以张献忠为引子，详细分析了明朝历史“以剥皮始，以剥皮终”[25]，以及清朝的刑罚、“禁书”和“文字狱”。这一方面有通过野史中“与身体有关的残酷事实”的发掘，使精神麻木的读者，“也至少可以从直接的身体反应中得到一点清醒”，认识到“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中国广大的不幸者都切身的感受过，从而达到“摆脱耻辱和悲惨的第一步”[25]190的作用，另一方面却指向了历史书写的政治遮蔽问题。在《病后杂谈之余》，鲁迅也花了较大的篇幅去叙述清朝对前人可怖刑罚的篡改，最后指出，“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2]191历史书写中原本切身的对身体的残害使得这种“离奇”的事实消失殆尽，结果便是，其记载“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2]192
最后，回到《头发的故事》本身上。N先生“离奇”地说：“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句尼采式的格言，“是鲁迅自己平时所常说的话”[22]64，在《头发的故事》中，它给“我”留下的直接的感受便是“离奇”，置于鲁迅“十八年间”的书写生涯中，这种不为理解则表现为作为“少数派”与“多数派”没有歇止的“讨伐”和“论争”。纵观鲁迅“绝望的反抗”的一生，无疑是用书写来论争的一生，或者说是鲁迅用笔来“革命”、来捍卫自己言说权利的一生。其终结和被统一地大写为“民族魂”自然是在其“肉体的静谧”之后。[12]3-4
所以，《头发的故事》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而言，其怪诞都指向了一种关于身体叙事的书写的怪诞。这种怪诞以身体作为起点，以对身体的处置作为“故事”，以读者/听众“离奇”的感受作为其标志。而这所谓的“离奇”，在鲁迅看来，却是一种现实的真实，其背后隐藏的是书写的政治的歪曲和篡改，是“在真中见假”。
四
如果我们非要把在西方都没有定论的美学范畴[26]界定为：“以恶和滑稽为构成成分，以反常化为构成方式，既可怕又好笑是接受反应”[27]的话，我们会把鲁迅小说中可称之为“怪诞”的限定在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样较为明显的怪诞叙事上。《头发的故事》无疑完全和怪诞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指出《头发的故事》实为一篇非怪诞的怪诞小说，鲁迅在其中借头发讲述着怪诞的身体叙事或身体的怪诞叙事：身体的自然属性被剥夺，它成了长在“我”身上却不为“我”所支配的“他者”。所谓的“无辫之灾”不仅指一种政治强力压迫之下，以“砍头”为威胁，实行的身体规训，更在于这种强迫力量退场之后在民众心理沉淀下的愚昧和无知，鲁迅称之为“国粹”。而国粹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像“梅毒”一样传染极快，造就了一系列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先觉者的启蒙或复仇，只能如夏瑜一样反讽式地成为被启蒙者愚昧无功地医治自身“身体”疾病的药，或者如眉间尺入集市一般，无辜地被一“干瘪的”少年拽住要求“保险”，周围民众围拢过来，附和着少年，让眉间尺脱身不得。其中给人留下的不是可怕，而是恐惧，一种如入“无物之阵”的恐惧。其可笑在于其逻辑上的荒谬，令人恐惧之处在于其现实性和根深蒂固，指向的是最基本的“自由的深渊”，即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它之外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属于身体的所有者。
对于这样怪诞的主题的表达，鲁迅采用了反讽形式，即“吗也不是”的文体。其混杂性消解了小说和其他文体之间的界限，也消解了“我”、N先生和鲁迅本人的言说逻辑，归根结底是鲁迅对自我的反讽和对知识分子的言说的反讽。
这种形式上的怪诞和主题上的怪诞指向的是关于身体的书写政治。《头发的故事》之所以“离奇”，就在于它的真实性本身遭到了遮蔽和篡改。其结果，便是从“吗也不是”到“无辫之灾”，乃至书写本身都成了奇怪的东西。
[本文系2015年中央高校项目“怪诞美学与批评理论”（15LZUJBWZY139）阶段性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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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7.
[13]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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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M].侯应花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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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止庵编.周作人讲鲁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61.
[2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3.
[24]孔昭琪.鲁迅笔下的“辫子”[J].鲁迅研究月刊，1996（6）.
[25]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9.
[26]GeoffreyHarpham，TheGrotesque：FirstPrinciples，TheJournalof 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Vol.34，No. 4（Summer，1976）[J].pp.461—468.
[27]刘法民.怪诞的本来面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4.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郎静）
一
在形式层面上，《头发的故事》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反讽结构的使用。夏济安认为，鲁迅文字的力度在于它“主要利用光与暗，迷与悟，不愿被吞噬者与食人者，人与鬼，孤独的斗士与其周遭的恶势力等，代表着革命者和一切欺压他们的势力之间强烈的对比”[14]。在《头发的故事》里，这种二元对立因素的强烈对比始终贯穿全文，使得文本中每一个陈述和预设都在“语境的压力”[15]之下，形成悖论性的逆转，其结果，一方面构成了文本内部巨大的张力，另一方面则将这种冲突不断向前推动，使得任何调和二者，追求合理解释的努力都归徒然。
首先，《头发的故事》着意的并非要向读者讲述一个完整的关于头发的故事。如果按照托多羅夫的“叙事语法”[16]分析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该小说提取为这样的陈述句：“我”听N先生“自言自语”。如果对这个句子进行扩展，其情节便是，N先生适逢找“我”“谈闲天”，他独自发了一长串议论，见我“很不愿意听的神情”之后，便走了。这样，《头发的故事》讲述的就不是“头发的故事”，而是“我”听“头发的故事”的故事，其重点不在关于头发的叙事，在“我”听的行为及我的反应上。但是，“我”的反应的奇特之处就在于，“我”无意识地引发了头发的故事：“星期日的早晨，我揭去一张隔夜的日历，向着新的那一张上看了又看地说：‘啊，十月十日，———今天原来正是双十节。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于是，刚好来“我”寓所谈闲天的前辈N先生听着这话，便开始发表“持续独白”[4]64。而我的反应刚开始是“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后来，“N愈说愈离奇了”，“我”也显出“不愿意听的神情”，最后，N先生要走了，“我”的态度则是“默默地送他到门口”。这样，《头发的故事》里的“我”作为第一人称叙事就构成了可靠和不可靠，可信和不可信的反讽关系。
作为第一人称，“我”听故事是确凿无疑的，是可信也可靠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所以N先生无疑是该故事“最适宜的讲述者”[17]。“我”以直接引语的形式长篇引述他讲述的故事，但是，“我”显然不能认同N先生的为人（“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也无法忍受他发表的看法（“N愈说愈离奇了”）。这样，“我”转述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基于这样的分析，哈南在《鲁迅小说的技巧》里的观点“小说里写那个听话的人，纯粹是为了描绘说话人的样子”[9]318就值得商榷。“我”不仅仅是听话者，还是直接引语的转述者，“我”的反应及转述的行为本身赋予“我”一种“虚构元叙事”的能力，正是在“虚构的元故事”（“我”的转述）和“虚构的故事”（N的讲述）的关联中，才显出了故事的“真实性”[18]。这种“真实性”在《头发的故事》中的表现并不在于“头发的故事”里面是否讲述了一个与历史相符或背离的故事，而在于两个叙事者的讲述行为之间的关系：“我”听故事和N先生讲述故事。而且两者和N先生讲述的故事本身之间并没有达成和解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三组反讽：“我”的反应和转述行为之间的反讽（“我”直接转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我”和N先生之间的反讽，以及故事内部构成的反讽。 其次，就N先生讲述的故事内部而言，也是由三组反讽来构成的：N先生自身的矛盾和反讽，这种反讽最终指向了鲁迅自身的反讽和对《呐喊·自序》的反讽。N先生对辛亥革命之被人遗忘感到痛心疾首，可是连他自己也说：“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而到了叙事结束的时候，他似乎也选择了遗忘：“好在明天便不是双十节，我们统可以忘却了。”这样，“双十节”就成了一个空的能指，这个能指唯一的含义就在于“记得”和“忘却”。所以，N先生讲述的就是关于忘却的故事，而不是头发的故事。《头发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就成了不是自身的叙事，或者说它否定了自身，在标题和内容之间构成了反讽。而头发的故事本身，又是由议论、抒情和故事构成的。
其中较为完整的是N先生自述辛亥革命后自己的辫子风波，可是其中也夹杂着对历史上“因为拖辫子”和“全留着头发”的遭罪的各种历史典故的追述、感慨、愤怒和无奈。正因为这样，才有论者指出“故事太简单，称之为小说呢，当然看着空洞；散文吧，又并不美，也不亲切，即使派作是杂感，也觉得松弛不紧凑，结果就成了‘吗也不是’的光景”[12]75。但是，这种文体的混杂和难以归类，一方面可能体现出鲁迅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之外，在形式方面的全新尝试，哪怕这种尝试因为太过陌生，以至于传统的阅读习惯只能将之归为怪诞或者索性就是“失败之作”。因为就小说的艺术性和教育性的关系，鲁迅本人并非没有自觉的认识和追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19]他还认为小说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咏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谈论故事，正是小说的起源”[19]312-313。
可见，在鲁迅看来，小说的基本要素是故事[20]。所以《头发的故事》中“故事”的缺乏，并非作者“不成熟”所致。这种形式上的怪异可以当作鲁迅在对“无辫之灾”的历史与现实的批判中，在“艺术”层次上进行弥补的尝试，也就是他在《呐喊·自序》里所谓的“曲笔”[21]。但是，《头发的故事》就阅读的感受而言，确实存在文体的混杂情况，在认识和实践之间毕竟还是构成了反讽的关系。另一方面，N先生的叙述和作为作者的鲁迅的切身经历之间的相似性，在“我”的转述之下又构成了一种指向鲁迅自我的反讽。依据周作人的说法，这个N先生虽然有着鲁迅的上司“乡先辈夏穗卿”的影子，但是《头发的故事》终归还是“自叙体的”[22]。如果参照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叙述，我们自然会同意周作人的结论，把N先生看作是鲁迅，《头发的故事》则是鲁迅自身的经历和感悟。可是N先生的悲愤和绝望———“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以及“我”对N先生故事矛盾的态度，又对《呐喊·自序》里的“曲笔”展开了无情的反讽。因为在鲁迅看来，这种“曲笔”的意义除了“听将令”“不主张消极”外，还在于“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做着好梦的青年”[21]441-442。而故事中的“我”仿佛就是“做着好梦的青年”在被阴郁荒诞的“寂寞”传染之后，无声地在反抗鲁迅本人。而这个“我”又系出自鲁迅的手笔，于是就成了“非我的我”：这个“我”既有鲁迅自身的投射，又有对鲁迅自身的反抗。可以说是鲁迅自己对自己的反抗。这样，整篇《头发的故事》都是在“我”、N先生和鲁迅之间构成的一种反讽性对话，这种对话和鲁迅其他的作品形成了互文的关系，并最后指向鲁迅对自身的反讽。
最后，《头发的故事》里较为明显的具体的反讽还体现在具体的句子内部构成的反讽上。N先生是“我”的前辈，却“脾气有点夸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日历本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可是这个产物却对其得以建立的“父亲”没有任何的纪念；希望记得，可是“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最佩服北京的双十节，因为“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头发，自古就是“微乎其微”的，甚至都没法在古代的刑法里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道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本多博士”不懂马来语和汉语，凭借一根棍子就游历了南洋和中国……这种由逻辑上的矛盾所构成的反讽贯穿了整篇小说的字里行间。可以说，《头发的故事》在结构上和具体的行文上，遵循的就是反讽的原则。
这样一个在形式上追求反讽的文本，同时给我们呈现出的是“我”、N先生和鲁迅本人三个叙事者之间叙事的冲突，他们互相依存也互相消解，其文本形态就是既是小说，又是散文和杂文，结果就是“吗也不是”的怪诞文本。
如果我们把这种反讽具体界定为布鲁克斯所谓的“表达不协调品质”，“语境中各种成分从语境中受到的那种修正”[15]163的话，上述第一个层次的反讽：小说这种文体和作者实际呈现的文本，或《头发的故事》和实际呈现的内容之间的反讽就是阅读传统（甚至包括鲁迅写于《头发的故事》以前的所有小说体式）这个大的语境被挑战而形成的反讽。在《头发的故事》中，小说没有着意刻画人物（虽然N先生的愤激已经跃然纸上），叙述具体的情节（虽然在“我”和N先生之间有大致的情节）或渲染典型的场景（虽然在N先生的叙述中有支离破碎的场景），它可以使用不完整的故事情节，而不同的叙事者则充当不同的评价者：N先生评价辛亥革命以及人们的反应，剪辫子及人们的反应和自己的应对措施，对“我”的反应的评价；“我”对N先生的叙述和评价的评价以及鲁迅作为小说的作者的“无声的评价”。这样，《头发的故事》就具有了“元叙事”或“元小说”的品质。这种对叙事本身进行评价的小说，《头发的故事》并不是首创，前面有更为有名的《狂人日记》和后来“说不尽的”《阿Q正传》，但是，其独特性在于，《头发的故事》中“我”是直接的参与者和叙事的引发者（《狂人日记》里的“余”仅仅只是“狂人”日记“撮录”者，《阿Q正传》里的“我”则是阿Q的“作正传”者），而且是作为“后辈”的身份出现的。这就意味着“我”和小说中的人物，有着直接的关联，我们共同承担建构“头发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叙事。把这置于《呐喊》整部小说的语境中，自然就涉及鲁迅如何在“我”和N先生之间发出自己“铁屋里的呐喊”的问题。如上所述，其中的反讽之处就在于在“青年”（辛亥革命之后）和“前辈”（无疑鲁迅和N先生都属此列）之间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无法形成（第一層次的反讽），即是说作为象征着辛亥革命成果的“头发的故事”无法顺利地传递给后一辈，他们对此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在他们看来，老一辈的叙述是“离奇”的。 所以，从形式层面上，《头发的故事》并非在于建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叙事，毋宁说，在该小说中，鲁迅想要传递的信息是：“离奇”之物即便是用小说这种原本具有虚构特权的文体来传递，也无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在读者（如“我”这样的听众）看来，它们终究是“离奇”的，叙事本身是无法构成一个合乎体式的故事的。
二
就主题或内容层次而言，《头发的故事》里的“离奇”自然是关于头发的叙事和N先生的评价。头发这种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却会给人带来灭顶之灾。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无法想象的，在“我”这样的后辈眼中，也是“离奇”的。这样我们就被迫从这个“吗也不是”的怪诞文本形式走到了文本的内容上，即鲁迅所谓的“无辫之灾”，并追问辫子之事何以给人“怪诞”或“离奇”之感。
依据鲁迅在“杂文”这种“非虚构”的文体里的叙述，自己的“无辫之灾”始于日本，他把自己的辫子留在了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回到中国花了“大洋四元”，装了条假辫子。因为各种不方便，后来“索性不装了”。可是此后受到的责难则是真正意义上长相怪诞的人也所无法相比的，“如果一個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行走，他还未必这么受苦”。更为奇怪的是，鲁迅受到的“无辫之灾”最甚之处，竟是在故乡绍兴做学监之时。接下来的叙述和《头发的故事》更为接近，首先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其次，掀起剪辫风潮后，学生来咨询鲁迅是否该剪掉辫子，他的回答也和《头发的故事》里不无反讽意味的回答相仿，“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可是我劝你们不要剪。”在这样的情景之下，正是辛亥革命，使得“言行不一致”的鲁迅在剪了辫子之后“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2]194-195
这种“无辫之灾”毫无疑问就是N先生口中“头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鲁迅笔下《头发的故事》），而且鲁迅在杂文中的叙述似乎更接近于一种“合乎逻辑”的叙事序列。哈南认为《头发的故事》通过反语（反讽）“来表现一个持续的观点”，即“头发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让人吃苦头的作用”。鲁迅“先抓住这一点，再按照古怪的逻辑把它扩展为一个十分荒诞的论点”[9]318。遵循《头发的故事》中的叙述顺序，这种“古怪的逻辑”可以说贯穿整篇小说。
首先，是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遗忘和对于这种遗忘的叙述。在作者笔下，这种遗忘的起点，是以革命对自身成果的遗忘开始的，“这里却一点没有记载！”辛亥革命使得“双十节”得以获得合法的地位，但是作为官方的日历却拒绝这个“父亲之名”的存在（这是一个没有国庆的国庆节）。而普通民众，在他们剪掉辫子之后，至少从革命中得到了“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的好处，可是他们选择的却是忘却，即便是其中最令N先生“佩服”的北京，在双十节的时候，却须在警察的督促之下，“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其中最大的“反讽”在于：所谓的“国民”是何许人也？是在警察的强迫下去形式性地纪念使得自己“成”或“称”其为国民的革命。但是，这种遭人遗忘的革命却不是某种形式性的东西，它是那些“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的“少年”们用自己的性命换来的。这令人想起《药》里面的夏瑜，启蒙者/革命者最终的命运要么就是身体沦为无功地医治被启蒙者“身体”疾病的“药”，要么就索性遭人彻底地遗忘。所谓的辛亥革命，革掉的只是一条辫子而已。对于那“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2]577的中华民国，人们“忘却了纪念”。那些“没有先烈，现在还拖着辫子也说不定的，更那能如此自在”[23]的烈士们，“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
其次，辛亥革命致力于革掉的辫子，如果纯粹作为一种发式的话，在鲁迅笔下似乎是极其丑陋和滑稽可笑的。“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拨着牵着的柄子。”当然，在鲁迅的小说中，最传神的描述还数《阿Q正传》里阿Q和王胡打架时，辫子给王胡抓住，拉到墙上去碰头的滑稽惨状。这种怪异且容易让人捉住的对头发的处理方式，到了上海则走出国门被称为“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的“Pig-tail———猪尾巴”。但面对这种猪尾巴，在二百余年历史的洗涤之下，“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2]194-195当然，这种逻辑后来遭到了颠覆，“渐渐地觉得并不雅观”，“对它终于怀了恶感”。在《头发的故事》里，辫子作为身体的一个部分，其剪掉的必要在N先生嘴里是极其简单的，“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不太便当罢了。”鲁迅在别处也有相似的看法，（留日时）“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卤门上，令人很气闷。”[2]579出于方便的必要而剪去辫子，这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在当时都成了一种“怪异”的行径，甚至被认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2]194
再次，如果上述逻辑显示出留辫的荒诞可笑的话，那么这条如“瘤”如“疮”的“国粹”[21]321，象征着中国人思想上的“梅毒”[21]329的辫子，在政治规训的逻辑和历史里就更为荒谬和可怕。头发原本微乎其微，在古代刑法里都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古今来多少人在这上头吃些毫无价值的苦呵！”首先是清人入关，辫子成为“满汉的界限”[2]193，需要留辫子，于是发生了“扬州三日”和“嘉定屠城”，在鲁迅记得的老人的指教中，“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2]577，这是第一层的“无辫之灾”。如果说这是官方出于种族压迫和文化一体化而对“异族”实行的“身体规训”的话，那么“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那么“无辫之灾”也就不存在了，因为辫子“早留定了”，一体化的身体治理措施已经取得了切实的效果，留辫已经深入人心，成了“国粹”的一个部分。等到义和团起义时，两种政治力量的冲突和较量就体现在了老百姓“荒诞”的存在境遇中，“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这是第二层的“无辫之灾”。正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也去除了其强制性的留辫政策，也终结了“长毛”时代留与不留皆有砍头危险的怪诞处境。可是后来又有“张勋复辟”，于是“无辫之灾”再度开始。这是第三层的“无辫之灾”。《风波》里，鲁迅以迥异于《头发的故事》的叙事手法，展现出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对于剪去辫子的“七斤”的矛盾看法，以及“赵七爷梦吃般昏乱的语言、疯狂的行为和丑恶的表演”[24]。而在《头发的故事》中，这种“无辫之灾”，如上所述更多的嵌入了鲁迅自身的经历，但是在对经历的叙述和评价中，却展现了“无辫之灾”在中国大地上滑稽演出的全程。 更为怪诞的是，這种文化的沉积在民众的心里扎根如此之深之牢，以至于政治的强迫已然退去的时候，还在人们的具体的行为中留下了骇人的痕迹。辛亥革命革去了辫子，原本以为走在路上，再不用被人嘲笑了。可结果是，在国外“有几位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们便很厌恶我；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回到国内，则首先被船夫“改了国籍”[21]186，又迫于生计“买了假辫子”，旁人的议论研究不说，甚至本家还要告官领赏或避难去（此即《药》里夏瑜的遭遇）。其背后的逻辑也不无怪诞之处，剪去辫子的人，要么被看作是“偷了人家的女人”，要么被看作“里通国外”[2]194，“拟为杀头的罪名”。工作，原本谋生的一种手段，可是“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这种无处可去，无路可走，只能退而诉诸“棍子”的方式，给人的感觉不仅是荒诞和恐惧，更是身处“无物之阵”的绝望。最可笑和可悲的是本多博士不通言语，竟以一根棍子走天下。难怪N先生会感叹：“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最后，这种“无辫之灾”的怪诞逻辑在教育上的传递，则体现出教育者或知识分子本身的无奈、尴尬和矛盾。学生问及剪辫子时的言行不一致。辛亥革命革去男人的辫子，可是九年后女性剪剪头发却遭到学校的责难，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鲁迅或许只有作《头发的故事》这样怪诞的小说“感慨系之矣”。[21]261。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借N先生之口表达出了比《娜拉出走之后怎样》更为严苛和坚硬的现实：“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伊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对于“我”或者说N先生自己这样的启蒙者而言，对于未来，“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就眼下而言，即便是说点“胡须”和“牙齿”这样切身的东西，都会遭到诟病，“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
上述五个层面的怪诞：对于不该忘却之事的忘却，对丑陋之物的变态坚持，头发之事系关性命，无辫造就的“无物之阵”，现实和未来的一片灰暗，这一系列既可笑（由于逻辑的荒诞）又可怕（由于直接指向“砍头”、生存的现实和未来）的叙述，自然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是“离奇”的，或者说是“我”所没法接受的。这个“我”眼中的“头发的故事”俨然呼应着后来论者对《野草》的批评，“鲁迅所看到的人生只是如此，所以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得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的崇拜，不是诅咒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类的恶鬼与野兽化……”[1]66。虽然这些论述针对的是对于鲁迅来说更加私人化的《野草》的，但是，通过上述对《头发的故事》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说，在“我”以及现在的读者看来，《头发的故事》在主题上即是“冷气逼人”的，只是在小说中，鲁迅的笔触更加冷静，尤其是在“我”转述的过滤中，其阴森可怕的层面被淡化，在不进行深入的分析的情况下，留给读者的可能只是“离奇”而已。
三
这种“无辫之灾”被哈南称作“古怪的逻辑”和“荒谬的论点”，但是，在鲁迅看来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鲁迅针对“西谛先生”（郑振铎）认为《阿Q正传》的“大团圆”的结局“太仓促”，“似乎连作者它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1]55的观点，延伸出下面对于“怪诞”或“离奇”的意见：“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类似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3]398-399《头发的故事》在形式层面上被李长之称之为“吗也不是”，在“我”眼中则属于“离奇”的故事，但是其形式上的反讽和内容上的怪诞，在鲁迅看来实为一种真实的记录，甚至现实的怪诞性与小说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在接下来的文字里，鲁迅详细“撮录”了北京《世界日报》刊载的一条新闻《杜小栓子刀铡而死》，末了做出这样的评价：“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3]400这样，关于《头发的故事》中的怪诞身体叙事而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无辫之灾”这种对身体的非自然化处理的现实性问题，还涉及其中透露出的书写的政治，或者说是知识分子的书写问题。
首先，从《头发的故事》内部去看，它指向的是写作的真实性问题。如上所述，该小说就其形式而言，其实是关于书写和对书写的评价的“小说”。它讲述的并非关于头发的故事，而是“我”对N先生讲述的事件和发表的感叹的转述，以及“我”最后给予的评价———“离奇”。在其他的地方，鲁迅把这种“离奇”称之为“幻灭”。在论及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时，他指出，“一般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23]23-24。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头发的故事》是在假中见真，通过所谓艺术的创作去表明“艺术的真实”或“历史的真实”，而是需要指出，“我”眼中“离奇”的或“幻灭”的东西，在鲁迅看来是真实的，之所以会造成“离奇”的感受，其根源就在于“在真中见假”。
其次，就《头发的故事》的写作缘由来看，涉及的也是言说的“自由”问题。鲁迅回顾《头发的故事》的写作缘由时，指出民国九年，寄住在自己寓所里的一位小姐因为剪了头发，遭到高等女子师范学校M校长的刁难，鲁迅自己“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于是，只有“感慨系之矣”，“随口呻吟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从胡须说到牙齿》）从表面直接的叙述上看，是为男子获得剪辫权利九年之后女子遭遇的同情和愤怒，以及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以为“胡须的有无、样式、长短”，“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禄的权利和义务的”，那些“偏要越俎代谋”的人的行为，无疑是“离奇”的。这种奇怪的政治，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坟》）如果将之联系到《从胡须说到牙齿》全文，牵涉到的就是鲁迅对学界言说禁忌的愤怒。针对“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对《说胡须》（在鲁迅的逻辑中也包括《头发的故事》）发表的“愤慨”，鲁迅对这种拒绝以身体部位入题作文的看法予以激烈的抨击，他们“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姨太太的荒冢就要作诗”，却出于“防微杜渐起见”，批评别人从“胡须”说起，可能会一直说到“屁股”，其结果可能就是我们只能除了“人之初性本善论”和“天地玄黄赋”之外再不能做其他的文章。这在鲁迅看来是“离奇”的，做些与身体相关的文章并不意味着“无病呻吟”“自家有病自家知”，身体的叙事可能牵涉的是“头颅谁斫，髀肉复生”[21]258-261。 再次，我们把分析的语境扩大到鲁迅对“无辫之灾”的叙述的背景上，鲁迅的关注点也是历史书写的问题。《病后杂谈》从自己生病说起，谈到阅读“洋装书”的不便，在读传统的“线装书”时以张献忠为引子，详细分析了明朝历史“以剥皮始，以剥皮终”[25]，以及清朝的刑罚、“禁书”和“文字狱”。这一方面有通过野史中“与身体有关的残酷事实”的发掘，使精神麻木的读者，“也至少可以从直接的身体反应中得到一点清醒”，认识到“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中国广大的不幸者都切身的感受过，从而达到“摆脱耻辱和悲惨的第一步”[25]190的作用，另一方面却指向了历史书写的政治遮蔽问题。在《病后杂谈之余》，鲁迅也花了较大的篇幅去叙述清朝对前人可怖刑罚的篡改，最后指出，“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2]191历史书写中原本切身的对身体的残害使得这种“离奇”的事实消失殆尽，结果便是，其记载“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2]192
最后，回到《头发的故事》本身上。N先生“离奇”地说：“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句尼采式的格言，“是鲁迅自己平时所常说的话”[22]64，在《头发的故事》中，它给“我”留下的直接的感受便是“离奇”，置于鲁迅“十八年间”的书写生涯中，这种不为理解则表现为作为“少数派”与“多数派”没有歇止的“讨伐”和“论争”。纵观鲁迅“绝望的反抗”的一生，无疑是用书写来论争的一生，或者说是鲁迅用笔来“革命”、来捍卫自己言说权利的一生。其终结和被统一地大写为“民族魂”自然是在其“肉体的静谧”之后。[12]3-4
所以，《头发的故事》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内容而言，其怪诞都指向了一种关于身体叙事的书写的怪诞。这种怪诞以身体作为起点，以对身体的处置作为“故事”，以读者/听众“离奇”的感受作为其标志。而这所谓的“离奇”，在鲁迅看来，却是一种现实的真实，其背后隐藏的是书写的政治的歪曲和篡改，是“在真中见假”。
四
如果我们非要把在西方都没有定论的美学范畴[26]界定为：“以恶和滑稽为构成成分，以反常化为构成方式，既可怕又好笑是接受反应”[27]的话，我们会把鲁迅小说中可称之为“怪诞”的限定在像《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这样较为明显的怪诞叙事上。《头发的故事》无疑完全和怪诞没有太大的关联。但是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指出《头发的故事》实为一篇非怪诞的怪诞小说，鲁迅在其中借头发讲述着怪诞的身体叙事或身体的怪诞叙事：身体的自然属性被剥夺，它成了长在“我”身上却不为“我”所支配的“他者”。所谓的“无辫之灾”不仅指一种政治强力压迫之下，以“砍头”为威胁，实行的身体规训，更在于这种强迫力量退场之后在民众心理沉淀下的愚昧和无知，鲁迅称之为“国粹”。而国粹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像“梅毒”一样传染极快，造就了一系列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先觉者的启蒙或复仇，只能如夏瑜一样反讽式地成为被启蒙者愚昧无功地医治自身“身体”疾病的药，或者如眉间尺入集市一般，无辜地被一“干瘪的”少年拽住要求“保险”，周围民众围拢过来，附和着少年，让眉间尺脱身不得。其中给人留下的不是可怕，而是恐惧，一种如入“无物之阵”的恐惧。其可笑在于其逻辑上的荒谬，令人恐惧之处在于其现实性和根深蒂固，指向的是最基本的“自由的深渊”，即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它之外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属于身体的所有者。
对于这样怪诞的主题的表达，鲁迅采用了反讽形式，即“吗也不是”的文体。其混杂性消解了小说和其他文体之间的界限，也消解了“我”、N先生和鲁迅本人的言说逻辑，归根结底是鲁迅对自我的反讽和对知识分子的言说的反讽。
这种形式上的怪诞和主题上的怪诞指向的是关于身体的书写政治。《头发的故事》之所以“离奇”，就在于它的真实性本身遭到了遮蔽和篡改。其结果，便是从“吗也不是”到“无辫之灾”，乃至书写本身都成了奇怪的东西。
[本文系2015年中央高校项目“怪诞美学与批评理论”（15LZUJBWZY139）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3.
[2]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6.
[3]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99.
[4]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尹慧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68.
[5]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36—62.
[6][德]沃尔夫冈·凯泽尔.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M].曾忠禄、钟翔荔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193.
[7][美]A.P.欣奇利夫、菲利普·汤姆森、约翰·D.江晋.荒诞·怪诞·滑稽———现代主义艺术迷宫的透视[M].杜争鸣、张长春、赵宁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171.
[8]雨果.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31.
[9]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293.
[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李欧梵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34.
[11]李长之.李长之批评文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75.
[12][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87.
[13]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
[14]夏济安.夏济安选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5.
[15]赵毅衡.重访新批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159.
[16][法]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M].侯应花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58.
[17]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71.
[18][法]热拉尔·热奈特.转喻：从修辞格到虚构[M].吴康茹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25.
[19]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9.
[20]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30.
[2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41.
[22]止庵编.周作人讲鲁迅[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61.
[23]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93.
[24]孔昭琪.鲁迅笔下的“辫子”[J].鲁迅研究月刊，1996（6）.
[25]郜元宝.鲁迅六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9.
[26]GeoffreyHarpham，TheGrotesque：FirstPrinciples，TheJournalof AestheticsandArtCriticism，Vol.34，No. 4（Summer，1976）[J].pp.461—468.
[27]刘法民.怪诞的本来面目[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4.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