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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下一份工作很可能就不在教育行业了。”8月31日，在巨人学校工作了两年半的李欣对《法人》记者说，遭遇行业滑坡后，她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下一份工作在哪里”。
“双减”政策落地后，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停业，K12阶段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业者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有人坚守，有人“休假”
秋季开学日前一天，27年老牌教育机构“巨人”宣告退场。8月31日，记者在北京巨人学校中关村校区看到，办公区已人去楼空。不远处的报名大厅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家长在交涉退费和转班事宜。
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教培从业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倒闭，李欣感到茫然。虽然一时看不到转机，但她仍然选择坚守。记者在现场看到，学生家长办理手续时，已被欠薪的学习管理师依然在岗。“我们继续工作，主要原因是希望老板能看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对教职工好一点，能顺利发放补偿金。”李欣说。
与此同时，如巨人学校般陷入困境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在少数，各家机构对解约员工的待遇不尽相同。记者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清北网校、大力教育、作业帮旗下的鸭鸭以及果肉网校对员工进行了“N+2”或“N+1”的解约补偿，这些教职工在拿到补偿后、找到新出路前，至少还有一段喘息和調整的时间。
果肉网校一位员工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她的解约条件：公司宣布就地解散，她拿到了“N+1”补偿。虽然不及字节跳动提供的“N+2”方案，但与某些被欠薪的同行相比，她至少可以静静地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职业规划。“我拿着补偿，先去休个假。”上述员工这样计划着。
北京飞马旅发起人郭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投融资的教培类头部企业还能给得起员工补偿，但只靠学费、小本经营的校外培训机构就赔不起补偿金了。”以他在投资圈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有的校外培训机构连一个月都撑不住、“双减”当月就欠薪，是因为多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只够撑一个月的。“如果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还能撑3个月以上的，就算是好的企业了。”郭昕说。
从业者如何跨越职场瓶颈
“接下来，我该干些什么？”毋庸置疑，这是摆在校外培训机构从业者面前的最大难题。从业者中，除学科类老师外，学习管理师、课程推荐师及行政人员的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似乎可以去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继续从事类似的工作。然而，非学科类校外机构容纳能力有限，真能“接收”这些人吗？
“我们体量有限，没有招新的需求，那些人员不可能分流到我们这儿。”从事少儿滑雪培训的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告诉记者。他认为，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体量和学科类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可能提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薪资待遇也无法与学科类教育机构看齐。 “非学科类的培训，因为没有中高考指挥棒的强制性，家长不是很积极。学科类机构的这部分人可能会分流到其他行业中。”张岩说。
调查显示，“双减”政策落地前，国内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8.3%；81.4%的家庭选择在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进行课外培训或辅导；33.0%的家庭需要支付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艺术类培训费用，14.7%的家庭需要支付体育类训练费用，其余则归属于科技类培训。
目前来看，学科类培训老师的出路，根据专业区分大有不同。以英语为例，学科本质上是一种外语能力，虽然也受课程标准、教材以及考纲的影响，但换一套课程标准、考纲或教材，其核心能力不变。此外，英语教育在K12之外依旧具有较大市场需求，导致英语学科教师留在英语培训行业中的可能性高于其他学科。
8月30日，曾在某校外培训机构做过K12阶段英语教育的刘妍（化名）对记者表示，她下一步打算做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正在准备报名考取翻译所需的从业资格证。她认为，英语老师的路子比较广，只要能教英语就不会被淘汰。然而，她发现在成人英语教培领域，新概念英语、雅思、托福、GRE、GMAT等早已形成行业壁垒，其他英语老师很难短时间内走进那个“江湖”。“ 现实一点的出路，还是做翻译。”刘妍说。
其余学科的老师则没那么幸运。“我现在没有任何打算，只想着要回我的工资。”某校外培训机构高中阶段物理老师吴某，近来心情十分低落，她对记者说，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几乎没有物理学科的地位，K12阶段的培训不让做，就等于让我们失业。”
回流公立学校似乎是另一个出路。“双减”政策中的课后服务和假期托管，提高了公立学校教师在校时间和工作负荷，也对教师人数提高了要求。就在8月下旬，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双减”政策整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北京市100余家公立中小学举办了专场招聘会，提供了366个岗位。然而，与北京市范围内的校外培训机构专职教师数量相比，300余个岗位数量只是杯水车薪。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立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300余个招聘岗位，其实更多会留给应届毕业的师范院校学生。
“小课桌”没有出路
无论校外机构从业者如何转型，以“小课桌”形式私下办班，似乎是最难以让人接受的出路。然而，“小课桌”满足了一部分愿意接受学科类培训的学生和家长的愿望。
东亚近邻韩国曾在上世纪70年代饱受校外培训机构扰乱校内教育秩序的困扰，并于1980年颁布《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30多个专项稽查队，取缔校外培训机构。此后，“小课桌”应运而生，许多家庭开始聘请私教。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聘不起名师，有钱人则大量聘请名师。这场本意在推动教育公平的运动最终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直到1995年，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课，“小课桌”风潮才算过去。
对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家长来说，请私教未必不是“双减”落地后的选择，私教的办班规模小，办班地点未必固定，办班形式可以做到相对隐蔽，这给执法增加了难度，监管成本陡然增加。校外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一旦暂时找不到出路，铤而走险开办“小课桌”，继续从事老本行的可能性并非是零。
8月30日，针对有人担心“双减”政策下，“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对于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或者家庭来开展这种违规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举措，指导各地进行科学鉴别，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也会进行坚决查处，确保“双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
“双减”政策落地后，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停业，K12阶段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业者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有人坚守，有人“休假”
秋季开学日前一天，27年老牌教育机构“巨人”宣告退场。8月31日，记者在北京巨人学校中关村校区看到，办公区已人去楼空。不远处的报名大厅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学生家长在交涉退费和转班事宜。
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教培从业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倒闭，李欣感到茫然。虽然一时看不到转机，但她仍然选择坚守。记者在现场看到，学生家长办理手续时，已被欠薪的学习管理师依然在岗。“我们继续工作，主要原因是希望老板能看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对教职工好一点，能顺利发放补偿金。”李欣说。
与此同时，如巨人学校般陷入困境的校外培训机构不在少数，各家机构对解约员工的待遇不尽相同。记者了解到，字节跳动旗下的清北网校、大力教育、作业帮旗下的鸭鸭以及果肉网校对员工进行了“N+2”或“N+1”的解约补偿，这些教职工在拿到补偿后、找到新出路前，至少还有一段喘息和調整的时间。
果肉网校一位员工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布了她的解约条件：公司宣布就地解散，她拿到了“N+1”补偿。虽然不及字节跳动提供的“N+2”方案，但与某些被欠薪的同行相比，她至少可以静静地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职业规划。“我拿着补偿，先去休个假。”上述员工这样计划着。
北京飞马旅发起人郭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被投融资的教培类头部企业还能给得起员工补偿，但只靠学费、小本经营的校外培训机构就赔不起补偿金了。”以他在投资圈的经验来看，之所以有的校外培训机构连一个月都撑不住、“双减”当月就欠薪，是因为多数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只够撑一个月的。“如果一分钱收入都没有，还能撑3个月以上的，就算是好的企业了。”郭昕说。
从业者如何跨越职场瓶颈
“接下来，我该干些什么？”毋庸置疑，这是摆在校外培训机构从业者面前的最大难题。从业者中，除学科类老师外，学习管理师、课程推荐师及行政人员的就业门槛相对较低，似乎可以去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继续从事类似的工作。然而，非学科类校外机构容纳能力有限，真能“接收”这些人吗？
“我们体量有限，没有招新的需求，那些人员不可能分流到我们这儿。”从事少儿滑雪培训的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告诉记者。他认为，非学科类培训市场体量和学科类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不可能提供相匹配的就业岗位，薪资待遇也无法与学科类教育机构看齐。 “非学科类的培训，因为没有中高考指挥棒的强制性，家长不是很积极。学科类机构的这部分人可能会分流到其他行业中。”张岩说。
调查显示，“双减”政策落地前，国内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8.3%；81.4%的家庭选择在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进行课外培训或辅导；33.0%的家庭需要支付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艺术类培训费用，14.7%的家庭需要支付体育类训练费用，其余则归属于科技类培训。
目前来看，学科类培训老师的出路，根据专业区分大有不同。以英语为例，学科本质上是一种外语能力，虽然也受课程标准、教材以及考纲的影响，但换一套课程标准、考纲或教材，其核心能力不变。此外，英语教育在K12之外依旧具有较大市场需求，导致英语学科教师留在英语培训行业中的可能性高于其他学科。
8月30日，曾在某校外培训机构做过K12阶段英语教育的刘妍（化名）对记者表示，她下一步打算做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正在准备报名考取翻译所需的从业资格证。她认为，英语老师的路子比较广，只要能教英语就不会被淘汰。然而，她发现在成人英语教培领域，新概念英语、雅思、托福、GRE、GMAT等早已形成行业壁垒，其他英语老师很难短时间内走进那个“江湖”。“ 现实一点的出路，还是做翻译。”刘妍说。
其余学科的老师则没那么幸运。“我现在没有任何打算，只想着要回我的工资。”某校外培训机构高中阶段物理老师吴某，近来心情十分低落，她对记者说， “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几乎没有物理学科的地位，K12阶段的培训不让做，就等于让我们失业。”
回流公立学校似乎是另一个出路。“双减”政策中的课后服务和假期托管，提高了公立学校教师在校时间和工作负荷，也对教师人数提高了要求。就在8月下旬，根据北京市委市政府关于“双减”政策整体部署和工作要求，北京市100余家公立中小学举办了专场招聘会，提供了366个岗位。然而，与北京市范围内的校外培训机构专职教师数量相比，300余个岗位数量只是杯水车薪。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立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这300余个招聘岗位，其实更多会留给应届毕业的师范院校学生。
“小课桌”没有出路
无论校外机构从业者如何转型，以“小课桌”形式私下办班，似乎是最难以让人接受的出路。然而，“小课桌”满足了一部分愿意接受学科类培训的学生和家长的愿望。
东亚近邻韩国曾在上世纪70年代饱受校外培训机构扰乱校内教育秩序的困扰，并于1980年颁布《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成立30多个专项稽查队，取缔校外培训机构。此后，“小课桌”应运而生，许多家庭开始聘请私教。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聘不起名师，有钱人则大量聘请名师。这场本意在推动教育公平的运动最终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直到1995年，韩国政府开始允许公立学校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补课，“小课桌”风潮才算过去。
对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家长来说，请私教未必不是“双减”落地后的选择，私教的办班规模小，办班地点未必固定，办班形式可以做到相对隐蔽，这给执法增加了难度，监管成本陡然增加。校外培训机构的专职教师一旦暂时找不到出路，铤而走险开办“小课桌”，继续从事老本行的可能性并非是零。
8月30日，针对有人担心“双减”政策下，“一对一”家教会因此盛行的问题，教育部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对于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或者家庭来开展这种违规的学科类培训，教育部正在研究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下一步将出台针对性举措，指导各地进行科学鉴别，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会进行认真查处。对于线上学科类培训，教育部会进行常态化的网上巡查活动，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也会进行坚决查处，确保“双减”政策能够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