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夏日的一个傍晚，我来到了遵义——这是我第二次造访遵义。微雨之后的遵义，空气纯净得让人陶醉。刚在招待所安顿下来，顾不上洗去旅途风尘，我便急着去探访历史早已翻过的那一页。这座城市让我有太多的向往。军分区的同志知道我的心思，告诉我，遵义城里的几个纪念点都已在两小时以前关门了，要参观采访得等到明天。我借口随便走走，谢绝了陪同，独自走出了招待所。
　　在通往遵义会议会址的路上，我碰上了几个背着相机，与我一样风尘仆仆的访问者。初来到遵义，没有一个人愿意等到明天。
　　一种巨大的魅力吸引着我匆匆的脚步。
　　我赶到的第一个地方是已经关了门的遵义会议会址——70年前，它曾是一个叫柏辉章的贵州地方军阀的公馆——此时紧闭的大门遮掩了那座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十分熟悉的二层楼建筑物，不管他们到没到过遵义，由于那个著名的历史会议，人们早已在电影上、电视里、报刊中以及所有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切场合认识了它；随后我又来到了遵义主堂，它曾是红军总政治部的旧址，此时也关着门，有人借着落日的余辉在拍照；最后，我又顺着碧清的湘江漫步（与那条曾负载过太多的红军鲜血的湘江同名，这是条穿遵义城而过的平静而美丽的小河），然后跨桥过去，在一片鳞次栉比的楼群中拐进一条叫作幸福巷（70年前叫穆家庙）的幽静小巷，站在了这条巷子的十九号门楼前，透过不高的青灰色围墙，翘望着那座造型别致的二层楼房。这幢房子的主人叫易少荃，他先是柏辉章部二旅旅长，后为“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后，被人们称为“编外中央三人团”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安排住在这里……
　　随着脚步的移动，历史在一步步向我走近。
　　1935年1月15日，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领贵州军阀王家烈之命，率部取道福泉、修文，向金沙、遵义方向逼近时，这位肩佩中将军衔的黔系将领大概不会想到，占领了遵义的“赤匪”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将在今天重新崛起；他同样不会想到，中国大地上一个陷于危险境地的政治肌体伴随着阵痛的新生，是在遵义城里他的那座公馆二楼的会客室里完成的。
　　据说那天柏公馆主人的心绪十分糟糕，一早就枪毙了一个和他沾点亲的排长，有人报告说那个排长企图逃跑投降共军。在那个阴暗的早晨，惟一让他感到慰藉的是将要看到自己苦心经营的遵义城里枇杷巷的公馆。透过浓重的云层，他似乎已经看到了那座十分气派的高大门楼……
　　同一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来说，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正在走近。吃过早饭，随中央红军西征的党和红军的重要人物陆陆续续走进了柏公馆，随机要和作战部门住在柏公馆的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站在天井里或二楼的会客室前，与走进柏公馆的战友们不断地打着招呼。头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修理过的毛泽东是和张闻天一起走进会场的；被担架抬着进行长征的王稼祥（他是在1933年的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的）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因为他的担架太长，拐不进去，搬椅子挪凳子折腾了好一阵时间；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以及各军团将领们来了；党的总负责人博古习惯地坐在早已熟悉了的主持人的位置上；高大的德国顾问李德一落座就大口大口地吸烟……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开始了。
　　15日、16日、17日，会议一连开了三天。
　　中国革命从此时开始成熟。
　　在宁都会议上被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夺去兵权的毛泽东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
　　他引经据典，捭阖纵横，侃侃而谈，他的烟瘾与李德不相上下，一支接一支不断地吸着，吞云吐雾。
　　在建国以后的日子里，经过反反复复调查考证，已经确认，共有20个人参加了遵义会议，其中一个是外国人——共产国际派给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事顾问李德。
　　毛泽东及许多与会者带有“火药味”的发言实际上是对着李德来的，由于他的错误指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李德原名叫奥托·布劳恩，是一位著名的街垒战专家。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在他的家乡慕尼黑进行的街垒战中，奥托·布劳恩成了一个响亮的名字，1929年春，他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接受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三年时间的正规军事学习，对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布劳恩至关重要，一个成熟的革命战士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财富。1932年春，他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此时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眼中，布劳恩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职业革命家了，一出校门，便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
　　然而对于中央苏区来说，李德的到来，无异于引来了一场灾难——尽管我们并不怀疑他对中国红色革命的忠诚和热情。当然，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毫无军事指挥经验的左倾路线领导人对他过分依赖，将中国革命的大权毫不负责地交给了一个对中国实际状况毫不了解的外国人。
　　面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用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
　　中央根据地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不到一年，进行了上百次战斗，根据地越打越小，已经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不得不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
　　接下去，李德写出的还是败笔。他为仓促西征的中央红军设计了一个“甬道式”的前进方案，刘伯承将军将它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干脆将它称之为“大搬家”，西征还不到两个月，中央红军已经损兵过半，美丽的湘江终于有了一个浸泡在血水里的1934年12月1日……
　　这一切，都将在中央政治局在遵义柏公馆召开的会议上进行清算。
　　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开始有分岐，最后几乎成了一边倒的声音。
　　毛泽东胜利了。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出席遵义会议的19个中国人中，除了两个军团长——彭德怀和林彪之外，只有毛泽东在此之前还没有跨出过国门，其余的16人全都吃过洋面包，其中除周恩来外的15人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留苏经历，在与会的10位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毛泽东是惟一的“土包子”。
　　因此，当大家强烈要求众望所归的毛泽东出来指挥军队的时候，就有一位王明左倾路线的追随者讥讽道：“毛泽东懂什么，顶多不过多读了点《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唇相讥：“请问，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几篇？”
　　那人无言以对，满面羞红。
　　毛泽东送过许多“同学少年”漂洋过海出国留学，寻找救国之方。1918年，25岁的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立不久，送走了湖南第一个出洋者（当然是指在毛泽东的生活圈子里）——同样是新民学会创始人的肖子升，在以后的一两年里，他送走了几乎湖南所有的政治盟友：蔡和森、肖三、罗学瓒、罗章隆、陈赞同、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蔡畅……而自己独独留在国内，南下北上，在城市和乡村，用脚步丈量着脚下千疮百孔的土地，用一个诗人兼革命家的目光，解读着东方这只沉睡了太久的雄狮。1920年3月14日，他写长信给周士钊，谈出国研究和国内研究的先后问题。信中说：“‘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人，好的实在很少。”“因此我暂不想出去……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当然，毛泽东绝不是一个主张封闭的人，他在信中又说道：“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他还设想在以后的两三年里，组织一个“留俄队”。毛泽东的这一设想没有实现，他也始终没有走出国门。但他熟读了“中国”这本大书，对敌对我，对于中国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的了解，没有谁像他那么透彻，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国，他知道应该下怎样的药方，因此他注定要成功。
　　遵义，将熟悉中国的毛泽东推到了司令的位置上，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遵义，善于“地图上作业”的德国顾问抽了许多缴获来的高级烟，三天的会议，他大部分时间在吸烟。随着会议的进展，他的烟越吸越多，话越说越少。
　　此时中国红军的洋顾问是孤独的。
　　他已离开权力中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红军来说，他此前导演的几乎全是悲剧，从现在开始，一幕波澜壮阔的壮剧正在拉开帷幕。
　　曾被李德不屑一顾的毛泽东正在以大智慧大气魄大手笔导演一场人类战争史上的杰作。他产生了淡淡的妒意。
　　不过，被李德粗暴对待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们对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依然是礼貌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李德同中央领导人一起住在保安，参加了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时间教育了这位办事极端认真的德国人。１９３６年６月，他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接受采访时，他坦率地承认，“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他们在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他在中国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隶属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
　　１９３９年仲夏，党中央决定让李德返回苏联。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前往延安机场送行。当飞机冲出跑道、升上天空以后，李德俯瞰了一眼机翼下黄土绵绵的大地。
　　他走了，带着几分遗憾，几分迷惘，几分无奈，还有几分留恋。
　　不过在李德的晚年，这位偏执的原军事顾问又错误地回到了他当年的立场上，在他的《中国纪事》里，也提到在遵义召开的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过去，遵义留下了太多的故事。
　　新曙光。新纪元。里程碑……
　　迄今为止的７０年间，人们这样讴歌遵义会议。
　　从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中国共产党痛苦地走出了他的幼年期，不再依赖任何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头脑。
　　就在遵义会议结束的那天，柏公馆的主人柏辉章率领着他的人马逼近了遵义城。１月１９日，中央红军主动撤出遵义，同日，柏辉章窜进城内，他回到公馆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命令部下把红军写在墙上的标语统统涂掉。
　　当然，他不会知道“共军”首脑们在这里举行了三天意义非同寻常的会议，他也不会知道一支濒临灭亡的工农武装将从这里走向节节胜利。当然，他更不会相信，被他抹去的墙上那些“蛊惑人心”的标语在以后的日子里，都将变成现实……
　　月色淡淡，我沿着静静的湘江，缓步走着。远处的霓虹灯闪闪烁烁，歌舞厅的音乐缥缥缈缈，车辆穿梭，行人如织，此时的遵义平静而和谐。走近一处桥栏，见一白发银须者一手轻摇纸扇，一手将一对健身球玩得飞转。我凑上前去，向老人问好。老人很热情，停住了健身球，于是我们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在遵义，话题自然离不开柏公馆和他的主人柏辉章，离不开遵义会议和毛泽东，离不开当年的贵州军阀王家烈和他的很会交际的老婆……从老人手中的纸扇上我们又谈到了诗仙李白——那扇上写着一首李白的诗：“一忝青云客，三登黄鹤楼。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老人说这首诗是李白在流徙夜郎途中赠给江夏太守的。我知道古时夜郎即是现在遵义北边不远的桐梓。老人抚髯而笑，摇头说其实李白被流放时也曾到过遵义，并且扳着指头，言之凿凿地说出了几个李白结庐作诗的地方。历史久远，烟遮雾蒙，对于一位怀才不遇的诗人的足迹已难以考证，我以笑作答，告别了老人，继续在遵义城里徜徉。
　　我仿佛看到了１９３５年，又一位诗人缓步走进了遵义，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同站在寒风中欢迎他的遵义老百姓打着招呼，然后，一步一步朝着他的辉煌走去……
　　月色中，我又在不知不觉中站在了柏公馆的门前，清辉如洗，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大字看得清晰，遒劲潇洒的笔锋透着一股逼人的气势。站在这块大匾下，你仿佛能听见历史在昨天发出的声音。
　　遵义，对于每一个叩问中国现代史的人来说——无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具有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