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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华的《活着》英译本在西方国家有很高的接受度。本文以接受美学为基，分析白睿文译本中异化策略的使用。译者在保持原作异质性的同时，以可读性权衡陌生性，使得原文本中典型的“中国味道”适应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符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通过对《活着》英译本进行个案研究，笔者得出，在归化翻译已成为译者首选翻译策略的背景下，异化式翻译也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成功实践的途径。
关键词：《活着》；白睿文；接受美学；陌生性
一、引言
《活着》是余华从先锋文学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之作。在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中，余华放弃了对暴力和血腥的压抑描写，转而用最为简单平实的语言，对生与死进行了哲学思辨和寓言式探讨。2003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白睿文（Micheal Berry）翻译的《活着》英译本一经出版，就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称赞余华为“当今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并指出《活着》“不仅触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本质，还刺探了所有人类的终极意义”。正如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离不开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的得力翻译一样，《活着》能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白睿文功不可没。美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就指出白睿文的译本“非常到位”，“既忠实于原著，又符合英文的阅读习惯”。由此可见，白睿文在原作和译入语读者之间取得了相当的平衡，既保持了原作“丰姿”，又心存读者意识。既然译作的翻译效果与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不无关联，则这种平衡的实现得益于白睿文将直译作为首要选择，对《活着》进行了恰当的异化处理。但是，异化策略的使用在中译外的实践中无疑是具有风险的，这从杨戴《红楼梦》译本在西方不尽人意的接受度中可见一斑。同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色彩”的葛浩文也指出，作为文化中介的译者应当在翻译中采取“为另一种文化穿新衣”的归化翻译策略。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被形象的比喻为“锦衣夜行”，不论是影响力还是关注度，都与中国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极不相符。这固然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原因，但译者中介作用的消弭也是不容忽视的。《活着》中国味道极浓，明显含有寓言色彩，是余华对“温情地受虐”这一人性思辨的集大成之作。白睿文不合归化主流的异化翻译策略，却打开了“文学排外主义”盛行的西方图书市场，将失衡并长期处于文学系统边缘的翻译作品带回了公众视野。胡安江认为，考虑到汉英语言转换和译作流通的困难，“出发点理应是先以归化式译法让中国文学译本走近西方读者”。本文笔者从接受美学出发，对白睿文的《活着》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在可读性与陌生性的博弈中，异化式译法同样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策略。
二、接受美学下的归化与异化
相对于文本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强调读者地位的上扬，是接受美学的要义所在。反应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课题”。前者以伊赛尔为代表，突出文本分析方法，提出召唤结构概念，即文本是开放的，原文的“未定性”和“空白”能激发读者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原作的空白“不足点”被读者填补，读者的创造性实现了原作的隐含意象。后者以姚斯为代表，指出文学作品自产生之日起，就绝不会是“孤芳自赏”的绝缘体，它必然经历不同读者群的理解与阐释。诚如鲁迅所说，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即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译者既是原作特殊的读者，也是译作的第二作者。首先，原作的“空白”被译者主动填补，译者的“期待视野”在与原作磨合的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修整。随后，广大译作读者以同样的路径，接受译作的召唤，进而对译作进行考量，接受与“期待视野”耦合度高的作品，而排斥不合审美惯性的作品。潜藏于译作字里行间的陌生性或语言异质性便存在于审美惯性之外，它延长读者的审美周期，使读者的理解受到挑战。
狭义来讲，陌生性即差异性（foreignness/strangeness），意指不同语言之间，原文相对于译入语文化规范而言的差异或不同。从一定程度来说，陌生性是讨论归化与异化的前提。林纾借助文言小说等传统文体消除西方文学中的异质性语言，是一种极端的归化，钱钟书提出“化境”一说，也是“不能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归化翻译之佐证。与此相对，鲁迅强调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气”翻译，以及韦努蒂坚决提倡的“有意识地对目的语文化规范进行冲击，以保留原作的陌生性”则是对异化翻译的声援。相较实用文体，文学的审美特质决定了文学翻译中对陌生性的谨慎处理。对此，翻译研究学者孙艺风指出：“在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里，翻译还应该为译入语注入新鲜的文体风格。在此意义上，轻度的违反规范不仅可以容忍，反倒可以受到鼓励。”由此可见，陌生性的留存是有度的，并且这个度要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也就是审美期望。符合期望的译作必然会替读者省去诸多麻烦，易于阅读。陌生性与可读性在译作、原作、译者、读者的互相拉扯中此消彼长，二者在动态中寻找平衡。
三、陌生而又熟悉的《活着》
（一）陌生性的张扬
在随笔《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余华谈及了音乐和小说创作的相通之处。“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起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由此可见，在《活着》中，余华重复安排死亡的情节，用采风者“我”来间隔福贵的叙述，正如结构完整的乐章和高潮过后的短暂间歇，体现出了鲜明的音乐节奏。与叙事结构相通，这种音乐感还存在于余华小说语言层面。成功英译了余华《许三观买血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曾指出，“余华的小说很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的文字流畅、很有音乐性......我在翻译他的作品尽力追求捕捉他文字中的韵律。”余华《活着》中也不乏结构齐整、琅琅上口的描写，虽中英音系相差甚远，但白睿文处理得当，将源语中的音韵感平行带入到译入语文本中，尽最大努力将原文中的音律存真，带给译入语读者独特的艺术效果。 原文：“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译文：“The emperor beckons me； he wants me to marry his daughter.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is long and distant； I don’t want her.”
原文中“婿”和“去”“招”和“迢”押韵，白睿文用“daughter”和“her”对应，且译文中非重读音节与重读音节相粘，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这与原文的平仄安排相得益彰。再如：
原文：“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译文：“In my younger days I wandered amuck， at middle age I wanted to stash everything in a trunk， and now that I am old I’ve become a monk.”
译文三小句均增译了主语，时间状语在前，主谓后置，句式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样安排保持了“amuck”，“trunk”和“monk”三词押尾韵的效果。这两例中白睿文并没有试图将原作译为格律标准的英诗，而是借用英文的抑扬音韵，直白再现了福贵所吟唱的乡村民谣风味，保持了原作之于译入语读者的陌生性。
《活着》时间跨度四十年，期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系列中国历史标志性事件。在描述如此漫长的历史时，余华所用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特色语汇是很多的，贯穿整部小说。但是，在《活着》英译本中，白睿文通篇仅用了三处页末加注，分别是风水（Fengshui），工分（work point）和大字报（big character posters），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异化策略，这种异化保持了原作的完整性和陌生性，增加了读者理解上的难度。
原文：可是想想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凤霞早就是二喜的人了，不能在家里呆得太久。
译文：But when I thought about it， I knew that a daughter married off was just like a pail of water that had been dumped out. Fengxia already belonged to Erxi， and I knew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tay too long.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映。译入语读者没有相应的文化体验，自然不能理解福贵此句的文化背景。白睿文将这句俗语原原本本地译成英文，没有改动或注释，将源语的陌生性带给译入语读者。
白睿文《活着》以异化为主，原作的陌生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留存，但这种陌生性是相对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整个世界越来越融合的趋势使得任何翻译都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基础。早在白睿文《活着》出版之前，1994年，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活着》已经获得了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和最佳男演员奖，具有很大的海外影响力。由此，通过这部电影，西方世界对小说《活着》的情节以及作者余华本人都有了基本概念，并非一纸空白，这也构成了《活着》英译本在西方读者群中的前理解。白睿文的异化策略用在妙处，语言的陌生性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作品情节的理解。
（二）陌生性的消解
作为转型“民间”的成果之一，余华在《活着》中放弃了语言上的先锋实验，没有了变异的词语搭配，没有了泛化的能指，也没有了反常的零标点句。白睿文也指出：“《活着》从头到尾都运用一种比较纯粹的现代白话。”但是，由于中西方语言结构悬殊，文化背景相异，译者在双向传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为陌生性所困。
白睿文在翻译《活着》时，曾就小说中人名的问题费尽心思，因为“像福贵、春生这样的名字在中文中都有特殊含义，在英文里却不能传达”。比如：福贵虽名为福贵却一生无福无贵，苦根一出生便没了母亲所以取名苦根等等。译者最终还是选择了直接使用拼音，比如Fugui（福贵）、Chunsheng（春生）、Youqing（有庆）、Kugen（苦根），没有进行迂回转换，没有任何注释，完全舍弃了原文中的隐含意义。而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就是可读性的提高和陌生性的消解，在译入语读者眼中，这些拼音就是一串符号代码，因而在阅读过程中无法体会到与原语读者相同的心理体验。这种缺失损害了英译本的文学性和原作的寓言性特征。
此外，《活着》的语言通篇简明朴实，映衬之下，其中不多的喜剧化表述因极为难得而产生了文学效果。但是，“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幽默感不一样”，白睿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遗憾地没有很好的传达原文韵味。译入语读者没有源语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便无法理解基于此的幽默。而这些幽默正是原文相较于译入语的陌生性所在。
原文：“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
译文：“We’ll be able to make three bombs out of this iron， and all of them are going to be dropped on Taiwan，”he proudly declared.“we’ll drop one on Chiang-kai-Shek’s bed， one on his kitchen and one on his goat shed！”
原文有连续三个排比句，余华通过队长重复的叙述，把人们浮夸不切实际的状态表现地淋漓尽致，语言切合农民的身份地位，极具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时代感。当源语读者把这种农民的日常移到蒋介石身上时，心理的落差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反观译文，白睿文在处理后三个排比重复句时，省略了动词“打”和受事“蒋介石”，用“one”和“his”取代。这是符合英语的行文规范的，因为就篇章连贯手法来说，英文重照应和替代，而汉语重原词复现。但是，这种平淡化的处理既没有偏离常规，也没有制造“前景”，丝毫不会引起译入语读者的格外注意，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思索人物对话后的隐含语用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睿文译本将原文之于译入语的陌生性消解，语言形式成为意义的单薄附属品。 （三）陌生性与可读性的共存
在《活着》中，余华选择双第一人称视角，即采风者“我”和主人公福贵同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福贵在回忆过去时，采风者“我”隐于幕后，却又在关键处断开福贵的叙述，使读者暂时放松，整部小说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这两个“我”在原文中自由转换，余华没有给出任何交代，全凭读者自己理解感受。这种独特的叙述安排无疑是《活着》文学性的重要表现。白睿文继承了余华的独具匠心，没有进行任何删减或改写，保持了原作之于读者的“陌生性”。在译文中，两个“我”仍然各自叙述，原作的完整性得以保存。但在排版上，白睿文从可读性角度出发，用不同字体来区分福贵叙述部分和采风者“我”的叙述部分，减少了读者理解上的工作量。
伴随双第一人称视角，有两个时间轴的随情节平行铺展，即采风者“我”在写作过程中回忆自己在十年前与老人福贵相遇，而福贵又是从十年前的基点上回忆再往前四十年的人生。白睿文坦言这种时间的复杂带给自己翻译上的困难：“很困扰我的是时态问题。在中文语境中，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将来时都不是问题，人在叙述中经常跳跃也无需提示，但这个在英文中是行不通的，就需要你做一个明确的决定，该选择何种时态。”为了不让这种时间的跳跃给读者造成太大的挑战，白睿文选用了统一的过去式，以期译作流畅易读。同时，在不戕害原作的基础上，作者还用不同的语体风格将两个“我”区分开，对于采风者“我”，白睿文选用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较高语域词汇，而对福贵则是采用了农民式的平实语言。
原文（福贵）：“大家都吃的太快，有些人拼命咳嗽，咳嗽声一声比一声响。我身边一个咳得比谁都响，他捂着腰疼得眼泪直流。”
译文：“Everyone ate too fast， and a few even started coughing their guts out， each one seeming to cough louder than the next. The guy beside me coughed louder than anyone---he coughed so hard that he was in tears and had to hold his waist.”
原文都是短句，结构简单，没有修饰语。译文中“cough”一词出现四次，顺应了原文的重复，“coughing their guts out”的夸张补译既产生了幽默效果，又符合福贵教育程度低下，语言粗俗的特点。
原文（采风者）：“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的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的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窜进了屋里。”
译文：“A man wearing shorts and looking quite flustered stoped me and led me outside to a well. He eagerly hoisted up a bucket of water for me from the well， then like a rat scurried back into his house.”
此处译文采用合译法，将原文四个零句整合成两个整句，结构复杂。“fluster”“hoist up”“scurry”三词用词贴切讲究，意在体现采风者较高的教育程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度不尽人意，莫言指出，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只是被动地被选择，被翻译。翻译过程本身就是流失的过程。从白睿文《活着》来看，尽管异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这种“流失”并不如葛浩文删减莫言原作来的明显，但原作的深层意义和语言风格还是有所缺损的。陌生性的缺损，由可读性辩护并为可读性服务，使《活着》带给译入语读者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四、结语
白睿文自己坦言，他在翻译《活着》时，对“翻译理论一窍不通，唯一的参考书只有本雅明的著名短文《译者的任务》”。由于对纯语言的追求，本雅明很推崇异化翻译，且认为直译是翻译者最应该采取的方法。于此，大概可以推断《活着》中明显异化倾向出现的原因了。白睿文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将自己置于忠实和自由，陌生性和可读性的交锋之中，从《活着》异化策略的接受情况来看，原作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与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读者没有因为异化受打击而失去阅读兴趣，反而是白睿文时不时的简单提携让阅读充满异域陌生感。然而，必须承认，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白睿文为了可读性所做的努力，极会造成译入语读者消极被动的，单方面的阐释，抑制了他们与原作之间的沟通。阐释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指出：“思想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是有来有往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既实现交流，又不造成损失。原文和译文作为这一过程的两端，都应该是完好的。”白睿文在保持原作不动，让译入语读者向原作靠近的异化实践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活着》的中国特质，但是也存在对原文潜在意义的明显损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实现一个译作、原作、译者、读者完全平衡的翻译作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白睿文以异化为基，辅以可读性权衡陌生性的尝试，给陌生套上了熟悉的外衣，值得我们肯定与借鉴。
参考文献：
[1]Berry， Michael. To Live [M].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3.
[2]姜智芹.西方人视野中的余华[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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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莹.陌生化概念研究——陌生化在翻译领域中的运用[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5）.
[7]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J].中国翻译，2003，（05）.
[8]余华.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0.
[9]左岩.汉英部分语篇衔接手段的差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5，（03）.
[10]（英）乔治·斯坦纳.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M].庄绎传，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87.
[11]余华.活着（第二版）[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关键词：《活着》；白睿文；接受美学；陌生性
一、引言
《活着》是余华从先锋文学到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之作。在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中，余华放弃了对暴力和血腥的压抑描写，转而用最为简单平实的语言，对生与死进行了哲学思辨和寓言式探讨。2003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白睿文（Micheal Berry）翻译的《活着》英译本一经出版，就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作家邝丽莎（Lisa See）称赞余华为“当今中国最深刻的作家”，并指出《活着》“不仅触碰了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本质，还刺探了所有人类的终极意义”。正如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离不开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的得力翻译一样，《活着》能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白睿文功不可没。美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德·金（Richard King）就指出白睿文的译本“非常到位”，“既忠实于原著，又符合英文的阅读习惯”。由此可见，白睿文在原作和译入语读者之间取得了相当的平衡，既保持了原作“丰姿”，又心存读者意识。既然译作的翻译效果与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不无关联，则这种平衡的实现得益于白睿文将直译作为首要选择，对《活着》进行了恰当的异化处理。但是，异化策略的使用在中译外的实践中无疑是具有风险的，这从杨戴《红楼梦》译本在西方不尽人意的接受度中可见一斑。同时，“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色彩”的葛浩文也指出，作为文化中介的译者应当在翻译中采取“为另一种文化穿新衣”的归化翻译策略。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被形象的比喻为“锦衣夜行”，不论是影响力还是关注度，都与中国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艺术地位极不相符。这固然有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原因，但译者中介作用的消弭也是不容忽视的。《活着》中国味道极浓，明显含有寓言色彩，是余华对“温情地受虐”这一人性思辨的集大成之作。白睿文不合归化主流的异化翻译策略，却打开了“文学排外主义”盛行的西方图书市场，将失衡并长期处于文学系统边缘的翻译作品带回了公众视野。胡安江认为，考虑到汉英语言转换和译作流通的困难，“出发点理应是先以归化式译法让中国文学译本走近西方读者”。本文笔者从接受美学出发，对白睿文的《活着》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在可读性与陌生性的博弈中，异化式译法同样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翻译策略。
二、接受美学下的归化与异化
相对于文本中心论和译者中心论，强调读者地位的上扬，是接受美学的要义所在。反应与接受，是接受美学的“两大核心课题”。前者以伊赛尔为代表，突出文本分析方法，提出召唤结构概念，即文本是开放的，原文的“未定性”和“空白”能激发读者阅读。在阅读过程中，原作的空白“不足点”被读者填补，读者的创造性实现了原作的隐含意象。后者以姚斯为代表，指出文学作品自产生之日起，就绝不会是“孤芳自赏”的绝缘体，它必然经历不同读者群的理解与阐释。诚如鲁迅所说，一本《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读者的“期待视野”，即读者原先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理想等综合形成的对文学作品的一种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译者既是原作特殊的读者，也是译作的第二作者。首先，原作的“空白”被译者主动填补，译者的“期待视野”在与原作磨合的过程中对原作进行修整。随后，广大译作读者以同样的路径，接受译作的召唤，进而对译作进行考量，接受与“期待视野”耦合度高的作品，而排斥不合审美惯性的作品。潜藏于译作字里行间的陌生性或语言异质性便存在于审美惯性之外，它延长读者的审美周期，使读者的理解受到挑战。
狭义来讲，陌生性即差异性（foreignness/strangeness），意指不同语言之间，原文相对于译入语文化规范而言的差异或不同。从一定程度来说，陌生性是讨论归化与异化的前提。林纾借助文言小说等传统文体消除西方文学中的异质性语言，是一种极端的归化，钱钟书提出“化境”一说，也是“不能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归化翻译之佐证。与此相对，鲁迅强调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气”翻译，以及韦努蒂坚决提倡的“有意识地对目的语文化规范进行冲击，以保留原作的陌生性”则是对异化翻译的声援。相较实用文体，文学的审美特质决定了文学翻译中对陌生性的谨慎处理。对此，翻译研究学者孙艺风指出：“在译入语读者的期待视野里，翻译还应该为译入语注入新鲜的文体风格。在此意义上，轻度的违反规范不仅可以容忍，反倒可以受到鼓励。”由此可见，陌生性的留存是有度的，并且这个度要取决于读者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也就是审美期望。符合期望的译作必然会替读者省去诸多麻烦，易于阅读。陌生性与可读性在译作、原作、译者、读者的互相拉扯中此消彼长，二者在动态中寻找平衡。
三、陌生而又熟悉的《活着》
（一）陌生性的张扬
在随笔《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中，余华谈及了音乐和小说创作的相通之处。“文学的叙述也同样如此，在跌宕起伏的篇章后面，短暂和安详的叙述将会出现更加有力的震撼。”由此可见，在《活着》中，余华重复安排死亡的情节，用采风者“我”来间隔福贵的叙述，正如结构完整的乐章和高潮过后的短暂间歇，体现出了鲜明的音乐节奏。与叙事结构相通，这种音乐感还存在于余华小说语言层面。成功英译了余华《许三观买血记》的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安德鲁·琼斯（Andrew Jones）曾指出，“余华的小说很有吸引力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的文字流畅、很有音乐性......我在翻译他的作品尽力追求捕捉他文字中的韵律。”余华《活着》中也不乏结构齐整、琅琅上口的描写，虽中英音系相差甚远，但白睿文处理得当，将源语中的音韵感平行带入到译入语文本中，尽最大努力将原文中的音律存真，带给译入语读者独特的艺术效果。 原文：“皇帝招我做女婿，路远迢迢我不去。”
译文：“The emperor beckons me； he wants me to marry his daughter. The road to the capital is long and distant； I don’t want her.”
原文中“婿”和“去”“招”和“迢”押韵，白睿文用“daughter”和“her”对应，且译文中非重读音节与重读音节相粘，抑扬顿挫，起伏有致，这与原文的平仄安排相得益彰。再如：
原文：“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
译文：“In my younger days I wandered amuck， at middle age I wanted to stash everything in a trunk， and now that I am old I’ve become a monk.”
译文三小句均增译了主语，时间状语在前，主谓后置，句式与原文保持一致。这样安排保持了“amuck”，“trunk”和“monk”三词押尾韵的效果。这两例中白睿文并没有试图将原作译为格律标准的英诗，而是借用英文的抑扬音韵，直白再现了福贵所吟唱的乡村民谣风味，保持了原作之于译入语读者的陌生性。
《活着》时间跨度四十年，期间包括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一系列中国历史标志性事件。在描述如此漫长的历史时，余华所用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特色语汇是很多的，贯穿整部小说。但是，在《活着》英译本中，白睿文通篇仅用了三处页末加注，分别是风水（Fengshui），工分（work point）和大字报（big character posters），这充分体现了译者的异化策略，这种异化保持了原作的完整性和陌生性，增加了读者理解上的难度。
原文：可是想想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凤霞早就是二喜的人了，不能在家里呆得太久。
译文：But when I thought about it， I knew that a daughter married off was just like a pail of water that had been dumped out. Fengxia already belonged to Erxi， and I knew she wouldn't be able to stay too long.
“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映。译入语读者没有相应的文化体验，自然不能理解福贵此句的文化背景。白睿文将这句俗语原原本本地译成英文，没有改动或注释，将源语的陌生性带给译入语读者。
白睿文《活着》以异化为主，原作的陌生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留存，但这种陌生性是相对的。翻译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整个世界越来越融合的趋势使得任何翻译都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化交流基础。早在白睿文《活着》出版之前，1994年，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活着》已经获得了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奖和最佳男演员奖，具有很大的海外影响力。由此，通过这部电影，西方世界对小说《活着》的情节以及作者余华本人都有了基本概念，并非一纸空白，这也构成了《活着》英译本在西方读者群中的前理解。白睿文的异化策略用在妙处，语言的陌生性并不会影响读者对作品情节的理解。
（二）陌生性的消解
作为转型“民间”的成果之一，余华在《活着》中放弃了语言上的先锋实验，没有了变异的词语搭配，没有了泛化的能指，也没有了反常的零标点句。白睿文也指出：“《活着》从头到尾都运用一种比较纯粹的现代白话。”但是，由于中西方语言结构悬殊，文化背景相异，译者在双向传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为陌生性所困。
白睿文在翻译《活着》时，曾就小说中人名的问题费尽心思，因为“像福贵、春生这样的名字在中文中都有特殊含义，在英文里却不能传达”。比如：福贵虽名为福贵却一生无福无贵，苦根一出生便没了母亲所以取名苦根等等。译者最终还是选择了直接使用拼音，比如Fugui（福贵）、Chunsheng（春生）、Youqing（有庆）、Kugen（苦根），没有进行迂回转换，没有任何注释，完全舍弃了原文中的隐含意义。而这样做的直接效果就是可读性的提高和陌生性的消解，在译入语读者眼中，这些拼音就是一串符号代码，因而在阅读过程中无法体会到与原语读者相同的心理体验。这种缺失损害了英译本的文学性和原作的寓言性特征。
此外，《活着》的语言通篇简明朴实，映衬之下，其中不多的喜剧化表述因极为难得而产生了文学效果。但是，“因为每一个民族的幽默感不一样”，白睿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遗憾地没有很好的传达原文韵味。译入语读者没有源语的文化和时代背景，便无法理解基于此的幽默。而这些幽默正是原文相较于译入语的陌生性所在。
原文：“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
译文：“We’ll be able to make three bombs out of this iron， and all of them are going to be dropped on Taiwan，”he proudly declared.“we’ll drop one on Chiang-kai-Shek’s bed， one on his kitchen and one on his goat shed！”
原文有连续三个排比句，余华通过队长重复的叙述，把人们浮夸不切实际的状态表现地淋漓尽致，语言切合农民的身份地位，极具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时代感。当源语读者把这种农民的日常移到蒋介石身上时，心理的落差就会产生喜剧效果。反观译文，白睿文在处理后三个排比重复句时，省略了动词“打”和受事“蒋介石”，用“one”和“his”取代。这是符合英语的行文规范的，因为就篇章连贯手法来说，英文重照应和替代，而汉语重原词复现。但是，这种平淡化的处理既没有偏离常规，也没有制造“前景”，丝毫不会引起译入语读者的格外注意，因而也就无法进一步思索人物对话后的隐含语用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睿文译本将原文之于译入语的陌生性消解，语言形式成为意义的单薄附属品。 （三）陌生性与可读性的共存
在《活着》中，余华选择双第一人称视角，即采风者“我”和主人公福贵同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福贵在回忆过去时，采风者“我”隐于幕后，却又在关键处断开福贵的叙述，使读者暂时放松，整部小说有张有弛，富有节奏感。这两个“我”在原文中自由转换，余华没有给出任何交代，全凭读者自己理解感受。这种独特的叙述安排无疑是《活着》文学性的重要表现。白睿文继承了余华的独具匠心，没有进行任何删减或改写，保持了原作之于读者的“陌生性”。在译文中，两个“我”仍然各自叙述，原作的完整性得以保存。但在排版上，白睿文从可读性角度出发，用不同字体来区分福贵叙述部分和采风者“我”的叙述部分，减少了读者理解上的工作量。
伴随双第一人称视角，有两个时间轴的随情节平行铺展，即采风者“我”在写作过程中回忆自己在十年前与老人福贵相遇，而福贵又是从十年前的基点上回忆再往前四十年的人生。白睿文坦言这种时间的复杂带给自己翻译上的困难：“很困扰我的是时态问题。在中文语境中，是过去时、现在时，还是将来时都不是问题，人在叙述中经常跳跃也无需提示，但这个在英文中是行不通的，就需要你做一个明确的决定，该选择何种时态。”为了不让这种时间的跳跃给读者造成太大的挑战，白睿文选用了统一的过去式，以期译作流畅易读。同时，在不戕害原作的基础上，作者还用不同的语体风格将两个“我”区分开，对于采风者“我”，白睿文选用符合知识分子身份的较高语域词汇，而对福贵则是采用了农民式的平实语言。
原文（福贵）：“大家都吃的太快，有些人拼命咳嗽，咳嗽声一声比一声响。我身边一个咳得比谁都响，他捂着腰疼得眼泪直流。”
译文：“Everyone ate too fast， and a few even started coughing their guts out， each one seeming to cough louder than the next. The guy beside me coughed louder than anyone---he coughed so hard that he was in tears and had to hold his waist.”
原文都是短句，结构简单，没有修饰语。译文中“cough”一词出现四次，顺应了原文的重复，“coughing their guts out”的夸张补译既产生了幽默效果，又符合福贵教育程度低下，语言粗俗的特点。
原文（采风者）：“一个穿短裤的男人神色慌张的挡住了我，把我引到井旁，殷勤的替我打上来一桶水，随后又像耗子一样窜进了屋里。”
译文：“A man wearing shorts and looking quite flustered stoped me and led me outside to a well. He eagerly hoisted up a bucket of water for me from the well， then like a rat scurried back into his house.”
此处译文采用合译法，将原文四个零句整合成两个整句，结构复杂。“fluster”“hoist up”“scurry”三词用词贴切讲究，意在体现采风者较高的教育程度。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接受度不尽人意，莫言指出，文学走出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只是被动地被选择，被翻译。翻译过程本身就是流失的过程。从白睿文《活着》来看，尽管异化的翻译策略使得这种“流失”并不如葛浩文删减莫言原作来的明显，但原作的深层意义和语言风格还是有所缺损的。陌生性的缺损，由可读性辩护并为可读性服务，使《活着》带给译入语读者一种熟悉的陌生感。
四、结语
白睿文自己坦言，他在翻译《活着》时，对“翻译理论一窍不通，唯一的参考书只有本雅明的著名短文《译者的任务》”。由于对纯语言的追求，本雅明很推崇异化翻译，且认为直译是翻译者最应该采取的方法。于此，大概可以推断《活着》中明显异化倾向出现的原因了。白睿文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将自己置于忠实和自由，陌生性和可读性的交锋之中，从《活着》异化策略的接受情况来看，原作的语言和文化特点与译入语读者的期待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读者没有因为异化受打击而失去阅读兴趣，反而是白睿文时不时的简单提携让阅读充满异域陌生感。然而，必须承认，这种平衡是不稳固的，白睿文为了可读性所做的努力，极会造成译入语读者消极被动的，单方面的阐释，抑制了他们与原作之间的沟通。阐释翻译学家乔治·斯坦纳指出：“思想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是有来有往的。最理想的情况是既实现交流，又不造成损失。原文和译文作为这一过程的两端，都应该是完好的。”白睿文在保持原作不动，让译入语读者向原作靠近的异化实践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活着》的中国特质，但是也存在对原文潜在意义的明显损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实现一个译作、原作、译者、读者完全平衡的翻译作品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白睿文以异化为基，辅以可读性权衡陌生性的尝试，给陌生套上了熟悉的外衣，值得我们肯定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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