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里人声鼎沸，热闹得让人心烦。晚宴后，他独自坐到了长桌的另一头，冷眼看着残羹冷炙，像是在思量着什么，又像是爆发前的沉默……我的弟弟，托马斯，33岁，患精神病已有10个年头了。
　　在家庭聚会几天后，医院把托马斯的诊断意见给了我。医院的诊断简明扼要，就像是法庭的审判——“4年内，我们和我弟弟最好不要见面。”
　　成年后的弟弟理论上已独立，那时的他（虽患有轻微精神病）找到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并工作了几年，但我仍然有些害怕。慢慢地，托马斯身上那些熟悉的偏执特征渐渐展现出来。他信誓旦旦地说，办公室里有一个实习生为了取得他的位置而偷偷做手脚，街上的人一直在盯着他看。等到秋天，让我们担心的事情一件又一件地发生。一天下午，我得知托马斯无缘无故地遭遇了一场车祸，他说他骑着摩托车被别人给撞了，就在他平时回家的路上。他还主动辞掉了工作。托马斯正在被整个社会所抛弃。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痛苦。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决定把托马斯关起来，虽然此举在我们之间竖起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2009年圣诞节的一个早晨，站在托马斯住的房子前，我有些瑟瑟发抖。街道的另一端，消防车的警笛在呜呜作响，一辆警车也停在了路边。消防员愤怒地质问我：“你知道你的弟弟可能对自己甚至对别人产生伤害吗？”随后，他们用消防斧撬开了门，长了霉的衣服一团一团地堆在地上。托马斯直挺挺地坐在躺椅里，面颊消瘦，如同逃难者一般。消防员向我索要医院出具的病患证明。我把证明给了他。这时，被绑在椅子上的托马斯突然猛地喊道：“这是假的，医生绝不会写这样的证明！”
　　在他的眼中，我成为了敌人，成为了叛徒。
　　在医院里，那特有的悠悠的白色氖光灯照着我，地上留下了一条模糊的影子。护士递给我一支笔，我得签署一系列表格和同意书。我有些窘迫地问道：“我弟弟，他会知道谁签署的这些文件吗？”“是的，病人有权利知道这些。”想想我和托马斯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会让我们永远无法回到过去，我久久无法在上面签下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