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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意在探讨现代化进程中未婚农村务工女性在父权制、资本主义、户籍制度等三方面的形塑与限制下最终回到农村，从"一无所有"到"一无剩有"的流动过程。
关键词：现代化；未婚；农村；务工女性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2107万人， 并且以每年500万-1000万的数量在递增。在跨省流动人口中， 女性占到了47.2%， 并且以15-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妇女居多。相较于其母辈而言，她们的命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是那么的相似又有那么的不同。
一、父权体制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学者潘毅调查时指出国家、市场、工厂、地方性文化实践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年轻未婚女性的塑造，包括身体方面的规训及思想价值体系的改造。从潘氏的论述中我们获得一些启示，即中国农村的年轻未婚女性从农村流向城市过程中，是否已经被改造为具备现代人格特征的新型女性，即个体化、人格独立、积极奋进、公域型面向等。依据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依附性及低等性皆因不具备任何经济基础，由此女性在获得经济收入时即可独立。此论述看似符合逻辑推理，现实生活中亦有实例对应。许多女孩子刚成年即进入工厂或第三产业工作，相较其母亲辈，在城市空间里她们是自由的，有着属于自己的职业收入，取得大部分的经济独立权，并促使着她们不断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特性。现有的调查研究亦指出务工的年轻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在不断地攀升，随之改变着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致使家庭政治环境复杂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未婚女性出门打工赚取收入帮助她们实现了独立的自我人格，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在经济、社会交往及家庭生活方面必须依附男性，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受男性的支配，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看似的独立真的是绝对的独立吗？
"彩霞订婚前已在苏州某丝织厂打工7年， 是个纺织好手。但未婚夫一定要求她辞职回乡。彩霞说回家没发展， 挣不到钱。未婚夫说： "我们到底是农村人， 别忘了你以后要怀孩子带孩子的"， 他强调丝织车间里的噪音、湿气都"对孩子健康不利"。在男女双方家庭参加的调解会上，彩霞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回苏北乡下结婚了。"（ 江苏沭阳彩霞）
彩霞在作为纺织能手，有着独立并且稳定的职业收入，但是最终在家庭与个人事业中选择回归家庭。从未婚夫劝说彩霞回家的话语可以给予我们些许提示。在生物学意义上，社会以女性生育子女繁衍后代为其职能，传统社会中也正是在生物学基础上建构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之中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此体制服从于父权制将女性视为男性的私有物并将女性限制于家里的私欲。彩霞的未婚夫正是凭借彩霞作为女性最终是要生育小孩这样的性别话语要求其回归家庭，彩霞也最终选择妥协父权压制。在现代性话语中，新型女性是个人主体和自主性取代群体、家庭取向，归属取向被成就取向所代替，但是在中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年轻未婚女性只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满足现代女性的文化标准，最终还是屈从于父权制的"符号暴力"选择回归家庭，囿于父权制的控制。
二、资本生产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劳动力，一些特定的行业工厂尤其需要年轻的被驯化的女性劳动力。因为现代产业集约化生产要求工人统一的重复性的工作，资本主义将产品生产的每一个工序都被划分为一个个精确的步骤，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论述，这是工厂将女性工人限制于特定的空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训女工，将女工规训为适合工厂精确化生产的生产机器。这样的工业时间是线性的、累进式的并且富有侵略性，与女性身体时间与经验是相违背的。正如潘毅在田野调查中所观察的那样，工厂中许多女性都饱受痛经之苦，女工一旦出现痛经就会导致机器生产的减缓甚至停止，这是与工厂的生产逻辑相违背的，并且可能造成工厂的生产任务无法顺利完成，出现利润减少。潘氏在工厂生产逻辑与女性身体经验之间的冲突中观察到女性的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婚姻与生育周期、青春期以及做母亲的周期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
在工厂生产与身体时间周期的冲突下，以及高强度的工业化生产，共同导致女工的身体只能适应一定时间的工序化生产，到某个年龄段身体压力就会逼迫年轻女工退回农村。与其宿命论地认为这是不可必然的，不如视之为资本主义的策略乃至阴谋，当年轻女工的生产力被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完以后，随时可以被当作废弃的机器零件而放弃，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工序不需要全能型的工人，而是一些只懂某个程序的"零件"工人，工人的更替可以被资本主义的规训方法"创造"出来，实现上岗与离职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农村女性工人被迫返回农村的背后所扮演的推手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户籍制度。
三、户籍制度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户籍制度在帮助资本主义最大限度榨取年轻的农村女性工人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户籍制度的监督及控制下，农村户籍的女性工人无法取得与城市工人一样的地位，福利待遇方面也是差异显著。在户籍制度下国家帮助资本家减少了生产成本，即通常所认为的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重要原因--非正规经济。女性工人在城市工厂生产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面临前途选择时由于自身的农村户籍，致使其无法在城市真正的扎根生存，城市生活的高额生存成本是年轻女工所无法负担的。正如潘氏的研究所显示的："因为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城市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在城市中，她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金钱……工人将身体出卖给资本家……因为离开农村和土地的时候，她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并且考虑到未来养老方面的成本及途径时，回到农村结婚嫁人也就是女工的唯一的无奈选择。
四、进无可退的农村未婚女性
农村年轻女性从农村进入城市，其间不仅是地域空间之间的转换，更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脱序与重构及相异的思想价值体系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及重塑。整个流动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脱域、脱序及重构。从现实经验层面观察流动的农村年轻女性，女性脱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进入新的社会空间里，其间男女两性平等、女性独立自由等现代西方价值得到不断的呼吁与赞赏。在城市空间里，女性取得了和男性平等工作的权利，在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不断地通过消费追求自我个性的凸显及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随着经济收入的获得，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地位也在不断地攀升，挑战了父权制的权威，复杂化了家庭政治运行。社会关系层面，离开从小生长的地域范围，相应地就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的生活世界里慢慢形塑为新型的个体化式的劳动工人。然而在新的城市空间里不只是单纯的现代西方价值逻辑在运行其间，而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男性与女性、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以及不同的地域所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及实践逻辑在差异政治的基础上形塑与支配农村女性，换言之，即是国家的控制、市场的发展、资本的利润、父权的生育在女性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在拉力与引力之间相互转换、相互作用。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相较于其母辈，她们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传统父权制的束缚，开始实现独立自我人格，个体层面感知为挣脱与幸福，但是从国家与资本的角度观之，女性却是付出了沉重代价，实为砧板之鱼肉。短暂转变之后，农村的年轻女性最终还是落入父权制的包围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务工女性与传统的女性相比，她们是不同的，但是最终却又是那么的相同。
参考文献：
[1]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九洲出版社，2011：186.
[2]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作者简介：刘欢，四川内江资中县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关键词：现代化；未婚；农村；务工女性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2107万人， 并且以每年500万-1000万的数量在递增。在跨省流动人口中， 女性占到了47.2%， 并且以15-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妇女居多。相较于其母辈而言，她们的命运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既是那么的相似又有那么的不同。
一、父权体制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学者潘毅调查时指出国家、市场、工厂、地方性文化实践四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年轻未婚女性的塑造，包括身体方面的规训及思想价值体系的改造。从潘氏的论述中我们获得一些启示，即中国农村的年轻未婚女性从农村流向城市过程中，是否已经被改造为具备现代人格特征的新型女性，即个体化、人格独立、积极奋进、公域型面向等。依据马克思主义女性观，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依附性及低等性皆因不具备任何经济基础，由此女性在获得经济收入时即可独立。此论述看似符合逻辑推理，现实生活中亦有实例对应。许多女孩子刚成年即进入工厂或第三产业工作，相较其母亲辈，在城市空间里她们是自由的，有着属于自己的职业收入，取得大部分的经济独立权，并促使着她们不断追求自己独立的人格特性。现有的调查研究亦指出务工的年轻女性在家庭中地位在不断地攀升，随之改变着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致使家庭政治环境复杂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未婚女性出门打工赚取收入帮助她们实现了独立的自我人格，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在经济、社会交往及家庭生活方面必须依附男性，在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受男性的支配，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看似的独立真的是绝对的独立吗？
"彩霞订婚前已在苏州某丝织厂打工7年， 是个纺织好手。但未婚夫一定要求她辞职回乡。彩霞说回家没发展， 挣不到钱。未婚夫说： "我们到底是农村人， 别忘了你以后要怀孩子带孩子的"， 他强调丝织车间里的噪音、湿气都"对孩子健康不利"。在男女双方家庭参加的调解会上，彩霞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回苏北乡下结婚了。"（ 江苏沭阳彩霞）
彩霞在作为纺织能手，有着独立并且稳定的职业收入，但是最终在家庭与个人事业中选择回归家庭。从未婚夫劝说彩霞回家的话语可以给予我们些许提示。在生物学意义上，社会以女性生育子女繁衍后代为其职能，传统社会中也正是在生物学基础上建构将女性束缚于家庭之中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此体制服从于父权制将女性视为男性的私有物并将女性限制于家里的私欲。彩霞的未婚夫正是凭借彩霞作为女性最终是要生育小孩这样的性别话语要求其回归家庭，彩霞也最终选择妥协父权压制。在现代性话语中，新型女性是个人主体和自主性取代群体、家庭取向，归属取向被成就取向所代替，但是在中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年轻未婚女性只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满足现代女性的文化标准，最终还是屈从于父权制的"符号暴力"选择回归家庭，囿于父权制的控制。
二、资本生产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劳动力，一些特定的行业工厂尤其需要年轻的被驯化的女性劳动力。因为现代产业集约化生产要求工人统一的重复性的工作，资本主义将产品生产的每一个工序都被划分为一个个精确的步骤，按照米歇尔·福柯的论述，这是工厂将女性工人限制于特定的空间，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规训女工，将女工规训为适合工厂精确化生产的生产机器。这样的工业时间是线性的、累进式的并且富有侵略性，与女性身体时间与经验是相违背的。正如潘毅在田野调查中所观察的那样，工厂中许多女性都饱受痛经之苦，女工一旦出现痛经就会导致机器生产的减缓甚至停止，这是与工厂的生产逻辑相违背的，并且可能造成工厂的生产任务无法顺利完成，出现利润减少。潘氏在工厂生产逻辑与女性身体经验之间的冲突中观察到女性的时间是母性的时间，月经周期、婚姻与生育周期、青春期以及做母亲的周期都是女性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身体经验。
在工厂生产与身体时间周期的冲突下，以及高强度的工业化生产，共同导致女工的身体只能适应一定时间的工序化生产，到某个年龄段身体压力就会逼迫年轻女工退回农村。与其宿命论地认为这是不可必然的，不如视之为资本主义的策略乃至阴谋，当年轻女工的生产力被资本家最大限度地榨取完以后，随时可以被当作废弃的机器零件而放弃，一是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工序不需要全能型的工人，而是一些只懂某个程序的"零件"工人，工人的更替可以被资本主义的规训方法"创造"出来，实现上岗与离职的无缝对接。另一方面则是国家的制度设计在农村女性工人被迫返回农村的背后所扮演的推手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户籍制度。
三、户籍制度下的农村未婚女性
户籍制度在帮助资本主义最大限度榨取年轻的农村女性工人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户籍制度的监督及控制下，农村户籍的女性工人无法取得与城市工人一样的地位，福利待遇方面也是差异显著。在户籍制度下国家帮助资本家减少了生产成本，即通常所认为的中国经济高速腾飞的重要原因--非正规经济。女性工人在城市工厂生产了一段时间以后，在面临前途选择时由于自身的农村户籍，致使其无法在城市真正的扎根生存，城市生活的高额生存成本是年轻女工所无法负担的。正如潘氏的研究所显示的："因为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城市生活与农村完全不同，在城市中，她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换取金钱……工人将身体出卖给资本家……因为离开农村和土地的时候，她们除了自己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并且考虑到未来养老方面的成本及途径时，回到农村结婚嫁人也就是女工的唯一的无奈选择。
四、进无可退的农村未婚女性
农村年轻女性从农村进入城市，其间不仅是地域空间之间的转换，更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之间的脱序与重构及相异的思想价值体系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及重塑。整个流动的过程就是在不断地脱域、脱序及重构。从现实经验层面观察流动的农村年轻女性，女性脱离了传统的父权制家庭，进入新的社会空间里，其间男女两性平等、女性独立自由等现代西方价值得到不断的呼吁与赞赏。在城市空间里，女性取得了和男性平等工作的权利，在获得独立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不断地通过消费追求自我个性的凸显及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随着经济收入的获得，女性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地位也在不断地攀升，挑战了父权制的权威，复杂化了家庭政治运行。社会关系层面，离开从小生长的地域范围，相应地就逐渐脱离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的生活世界里慢慢形塑为新型的个体化式的劳动工人。然而在新的城市空间里不只是单纯的现代西方价值逻辑在运行其间，而是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男性与女性、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以及不同的地域所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及实践逻辑在差异政治的基础上形塑与支配农村女性，换言之，即是国家的控制、市场的发展、资本的利润、父权的生育在女性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在拉力与引力之间相互转换、相互作用。现代化进程中的女性相较于其母辈，她们有一段时间脱离了传统父权制的束缚，开始实现独立自我人格，个体层面感知为挣脱与幸福，但是从国家与资本的角度观之，女性却是付出了沉重代价，实为砧板之鱼肉。短暂转变之后，农村的年轻女性最终还是落入父权制的包围之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务工女性与传统的女性相比，她们是不同的，但是最终却又是那么的相同。
参考文献：
[1]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九洲出版社，2011：186.
[2]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作者简介：刘欢，四川内江资中县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3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