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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见证着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大上海的繁华与时尚，让世人对她流连忘返，“海派文化”已经成为了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之一。在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接纳了无数来自于国内外的优秀文化，并且让它们融于神奇的“魔都”文化中。
时间，总是那么让人容易忘记过去，也会让人对未来充满幻想。不过，未来总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是历史的沉淀和发展才让未来变得如此让人翘首企盼。可曾记得，弄堂中的吆喝调和叫卖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平凡的日子；田间的山歌让我们的祖先忘却了劳作的疲乏；响彻黄浦江两岸的号子激励着无数来沪打工的人们忘我地搬运……人口的迁徙、城市的发展，让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逐渐蒙上了历史灰尘，拂去那些尘埃，我们能发现，这些根植于上海乡土的音乐文化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认识他们的人群正在减少罢了。
青浦，在崧泽文明遗址上出土过距今约六千余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被誉为“上海第一人”。悠久的历史，璀璨的稻作文明，让这里成为了田山歌的故乡。根据史料的记载，清末民初，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地的村落中，几乎都有田山歌的演唱班。
青浦地区的稻作区，让田山歌的生存环境更为优越。田山歌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联老人说，在当年田间劳动时，山歌一起，大家就你追我赶，除了要接上山歌外，更要鼓足干劲，手上的活也不能落于人后。而休息的时候，唱着山歌，既能解乏，又能向喜欢但又不便直接表白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这也就让田山歌的歌词充满了当地的劳动与生活常识，又有了传情达意之用。
田山歌的体裁大致可以分为“大山歌”和“小山歌”两种。“大山歌”如现在常见的“一领众和”的形式；“小山歌”则以独唱和对唱为主。我们有幸在青浦练塘镇聆听了张永联老人亲口演唱的“大山歌”《五姑娘》，悠扬婉转又拗口的曲调、丰富而即兴的装饰音让人为之一震。和者的演唱更为奇特，现代的合唱强调音准，尤其是和声中各个声部的音准，而田山歌的“和”的部分恰恰与此有悖，但更具韵味。限于每个歌者不同的嗓音条件所能达到的音高不可能完全一致，就产生了犹如产生微分音效果的“和声”，这些“飘忽不定”又即兴跟上的音調，在与领歌者的声调中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听觉震撼。如果说，西方的合唱给人以规整、有目的的和声进行之感，那上海的田山歌则是充满了自由、随性和机敏。虽然在记谱上可能对专业的音乐研究者会产生相当的困难，但这不正就是我们寻遍千万里，却近在咫尺的“原生态”吗？
当我们在电视和网络上为来自各地的“原生态”歌手加油鼓劲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身边去寻找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并且属于上海本土的“原生态”。对于上海人而言，其实并不难，简单的回眸一顾，便可寻得。
同样，曾经商贾云集的“十六铺码头”，拥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在时代的变迁中如今已经成为了外滩一个著名的景点。对于上海人而言，一个“十六铺”代表了他们心中对“上海港”所有的记忆和骄傲。
曾几何时，黄浦江两岸的码头船来船往、客货不绝，这也奠定了上海这一中国第一大港的基础。对于众多上海的港口中“人”的记忆，老上海人应该不会忘记，除了匆忙赶路的客商之外，更有一群整天忙碌的人——码头工人。
热火朝天的搬运工作需要提神鼓劲的口号，搬运沉重的货物需要整齐划一的口令，在这样的一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码头号子也就应运而生。
码头工人这种“粗活”曾经都由一些来自上海之外的人或本地破产的小生产者和农民来干，但这无意之中却为码头号子的多元化呈现提供了一个平台。现如今，对码头号子的演唱帮派分类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名称，如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山东帮和本帮等等。看似简单的旋律，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工种，在号子的名称上也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如杠棒号子、搭肩号子、掮运号子、堆装号子、扁担号子、起重号子等。
笔者曾经有幸拜访过码头号子唯一健在的第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程年宛老人，聆听他对码头号子的演唱和解读。老人家虽然已84岁高龄，但毫不失当年的魁梧和气魄，一张口声如洪钟，磅礴的气势着实让人一惊，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让人置身于码头上热火朝天的人群中。
诚如先前所说，码头号子的旋律比较简单，尤如杠棒号子和起重号子。一人领、众人和的演唱形式让人身临其境，但这又绝不同于田山歌一般的自由和即兴。在嗬哟嗬哟的节奏中，你很难真正听明白“歌词”是些什么，但是强烈的节奏感和由丹田之气“吼”出的声音，能让你体会到当年码头工人们身上的重荷、整齐划一的“吼声”，更体现着步调一致、共同前进的精神。又如扁担号子，这又不同于先前的两种号子一般的“震撼”。随着扁担的起伏，号子的节奏也是与其一致，嗬哟的歌声像工人的脚步一般轻快地飞奔……
在我们看来，每一种号子都体现着工人们在进行不同工种劳作时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的强度，或沉重艰难，或轻快愉悦，也有一些号子有着类似“磨洋工”的味道蕴含其中。不管怎样演唱，它总是将码头工人们的工作境况真实地展现出来，因为只有这些真正在码头上劳作的工人们才能深切体会这一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而码头号子就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
虽然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码头的搬运工作已经被机械化替代，零散的货物也改为了集装箱式的整体包装，当年在码头上唱着号子的年轻人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去。不论后人对码头号子的内容看作是健步如飞的“轻快”还是声嘶力竭的“怒吼”，但它给我们留下的则是迎难而上、勇于承担、积极进取的城市精神。码头工人们嘹亮的歌声已经远去不再，号子中所蕴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保留并发扬的“正能量”！
上海的乡土音乐文化，或许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上海人渐渐遗忘，或许对它的记忆也只停留在了模糊而又支离破碎的记忆深处。上海的乡土音乐文化，常常在很“洋气”的西洋音乐面前黯然地隐去，也常常在众多的时尚追求者中被一句“老土”所鄙夷。
对于上海人，尤其是“新上海人”而言，文化身份的界定是至关重要的。“新”必然是跟“旧”相对，“旧”在这些乡土音乐文化中应该是传统的和自我的，“旧”仅仅是一段时间的概念，而非让其湮没或者消失。认可和接受乡土音乐文化，其实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可。我们的文化身份不会因“洋气”而改变，因为我们和那些乡土音乐一样，都是上海的组成部分。
时代需要时尚，更需要进步，每一种乡土音乐文化也都有过“时尚”的阶段。传统需要保护，但最好的保护就是发展，这前提必然是认知和接受。在工作闲暇之余，可以来一杯咖啡、听一段轻音乐，也可以品一杯香茗、听一段江南丝竹乐；度假旅游之际，可以到国外体验一把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到崇明的天然氧吧中欣赏一段扁担戏开怀大笑一番，更可以欣赏一段瀛州古调琵琶曲，享受那份静谧与高雅。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些乡土音乐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缩影，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过夺目的光彩，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对善于欣赏的耳朵，更要有一颗“属于上海”的心。上海乡土音乐文化，就在你我身边。
时间，总是那么让人容易忘记过去，也会让人对未来充满幻想。不过，未来总是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是历史的沉淀和发展才让未来变得如此让人翘首企盼。可曾记得，弄堂中的吆喝调和叫卖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平凡的日子；田间的山歌让我们的祖先忘却了劳作的疲乏；响彻黄浦江两岸的号子激励着无数来沪打工的人们忘我地搬运……人口的迁徙、城市的发展，让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逐渐蒙上了历史灰尘，拂去那些尘埃，我们能发现，这些根植于上海乡土的音乐文化其实并没有消失，只是认识他们的人群正在减少罢了。
青浦，在崧泽文明遗址上出土过距今约六千余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被誉为“上海第一人”。悠久的历史，璀璨的稻作文明，让这里成为了田山歌的故乡。根据史料的记载，清末民初，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等地的村落中，几乎都有田山歌的演唱班。
青浦地区的稻作区，让田山歌的生存环境更为优越。田山歌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联老人说，在当年田间劳动时，山歌一起，大家就你追我赶，除了要接上山歌外，更要鼓足干劲，手上的活也不能落于人后。而休息的时候，唱着山歌，既能解乏，又能向喜欢但又不便直接表白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情。这也就让田山歌的歌词充满了当地的劳动与生活常识，又有了传情达意之用。
田山歌的体裁大致可以分为“大山歌”和“小山歌”两种。“大山歌”如现在常见的“一领众和”的形式；“小山歌”则以独唱和对唱为主。我们有幸在青浦练塘镇聆听了张永联老人亲口演唱的“大山歌”《五姑娘》，悠扬婉转又拗口的曲调、丰富而即兴的装饰音让人为之一震。和者的演唱更为奇特，现代的合唱强调音准，尤其是和声中各个声部的音准，而田山歌的“和”的部分恰恰与此有悖，但更具韵味。限于每个歌者不同的嗓音条件所能达到的音高不可能完全一致，就产生了犹如产生微分音效果的“和声”，这些“飘忽不定”又即兴跟上的音調，在与领歌者的声调中交相辉映，形成了独特的听觉震撼。如果说，西方的合唱给人以规整、有目的的和声进行之感，那上海的田山歌则是充满了自由、随性和机敏。虽然在记谱上可能对专业的音乐研究者会产生相当的困难，但这不正就是我们寻遍千万里，却近在咫尺的“原生态”吗？
当我们在电视和网络上为来自各地的“原生态”歌手加油鼓劲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在身边去寻找那些和我们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并且属于上海本土的“原生态”。对于上海人而言，其实并不难，简单的回眸一顾，便可寻得。
同样，曾经商贾云集的“十六铺码头”，拥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在时代的变迁中如今已经成为了外滩一个著名的景点。对于上海人而言，一个“十六铺”代表了他们心中对“上海港”所有的记忆和骄傲。
曾几何时，黄浦江两岸的码头船来船往、客货不绝，这也奠定了上海这一中国第一大港的基础。对于众多上海的港口中“人”的记忆，老上海人应该不会忘记，除了匆忙赶路的客商之外，更有一群整天忙碌的人——码头工人。
热火朝天的搬运工作需要提神鼓劲的口号，搬运沉重的货物需要整齐划一的口令，在这样的一些原因的共同作用下，码头号子也就应运而生。
码头工人这种“粗活”曾经都由一些来自上海之外的人或本地破产的小生产者和农民来干，但这无意之中却为码头号子的多元化呈现提供了一个平台。现如今，对码头号子的演唱帮派分类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名称，如苏北帮、湖北帮、宁波帮、山东帮和本帮等等。看似简单的旋律，其实代表着不同的工种，在号子的名称上也有非常直观的体现，如杠棒号子、搭肩号子、掮运号子、堆装号子、扁担号子、起重号子等。
笔者曾经有幸拜访过码头号子唯一健在的第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程年宛老人，聆听他对码头号子的演唱和解读。老人家虽然已84岁高龄，但毫不失当年的魁梧和气魄，一张口声如洪钟，磅礴的气势着实让人一惊，铿锵有力的声音仿佛让人置身于码头上热火朝天的人群中。
诚如先前所说，码头号子的旋律比较简单，尤如杠棒号子和起重号子。一人领、众人和的演唱形式让人身临其境，但这又绝不同于田山歌一般的自由和即兴。在嗬哟嗬哟的节奏中，你很难真正听明白“歌词”是些什么，但是强烈的节奏感和由丹田之气“吼”出的声音，能让你体会到当年码头工人们身上的重荷、整齐划一的“吼声”，更体现着步调一致、共同前进的精神。又如扁担号子，这又不同于先前的两种号子一般的“震撼”。随着扁担的起伏，号子的节奏也是与其一致，嗬哟的歌声像工人的脚步一般轻快地飞奔……
在我们看来，每一种号子都体现着工人们在进行不同工种劳作时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的强度，或沉重艰难，或轻快愉悦，也有一些号子有着类似“磨洋工”的味道蕴含其中。不管怎样演唱，它总是将码头工人们的工作境况真实地展现出来，因为只有这些真正在码头上劳作的工人们才能深切体会这一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而码头号子就是对他们的真实写照。
虽然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码头的搬运工作已经被机械化替代，零散的货物也改为了集装箱式的整体包装，当年在码头上唱着号子的年轻人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有的已经永远地离去。不论后人对码头号子的内容看作是健步如飞的“轻快”还是声嘶力竭的“怒吼”，但它给我们留下的则是迎难而上、勇于承担、积极进取的城市精神。码头工人们嘹亮的歌声已经远去不再，号子中所蕴含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保留并发扬的“正能量”！
上海的乡土音乐文化，或许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上海人渐渐遗忘，或许对它的记忆也只停留在了模糊而又支离破碎的记忆深处。上海的乡土音乐文化，常常在很“洋气”的西洋音乐面前黯然地隐去，也常常在众多的时尚追求者中被一句“老土”所鄙夷。
对于上海人，尤其是“新上海人”而言，文化身份的界定是至关重要的。“新”必然是跟“旧”相对，“旧”在这些乡土音乐文化中应该是传统的和自我的，“旧”仅仅是一段时间的概念，而非让其湮没或者消失。认可和接受乡土音乐文化，其实也是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可。我们的文化身份不会因“洋气”而改变，因为我们和那些乡土音乐一样，都是上海的组成部分。
时代需要时尚，更需要进步，每一种乡土音乐文化也都有过“时尚”的阶段。传统需要保护，但最好的保护就是发展，这前提必然是认知和接受。在工作闲暇之余，可以来一杯咖啡、听一段轻音乐，也可以品一杯香茗、听一段江南丝竹乐；度假旅游之际，可以到国外体验一把不同的风土人情，也可以到崇明的天然氧吧中欣赏一段扁担戏开怀大笑一番，更可以欣赏一段瀛州古调琵琶曲，享受那份静谧与高雅。
“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些乡土音乐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和缩影，都在上海的历史上留下过夺目的光彩，我们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和一对善于欣赏的耳朵，更要有一颗“属于上海”的心。上海乡土音乐文化，就在你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