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历史铭刻，必然酿就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形塑这座城市的今日形态，牵引这座城市的当代使命。
　　关于广州历史，人们通常用“四地说”予以概括：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
　　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应当说主要是精简凝炼的事实性表述，而不是提纲挈领的更具价值性的表述。
　　也许正是拘泥于这种事实性表述，当人们说“广州（大珠三角、广东，乃至岭南）无文化”时，人们似乎便无以言对。而也正是因为拘泥于这样的事实性陈述，当人们来到广州旅游，这里的人们首先向客人推介的通常会是南越王墓。南越王墓是广州也曾作为一边陲短暂小国的古政都的表征，如此政都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相比，实在是小小巫见大大巫了，全不值一提，人们据此而要说“广州无文化”，也就没有什么不妥了。
　　可是问题是，世界历史上除了政都，还有其他各样的“都”，如教都、商都，等等。尤其在现代，商都的意义一点不比政都的意义低。且商都自有商都性的文化，那是与政都不同质的一种文化。说商都不是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传统观念，甚至本身就是一种“无文化”。可惜的是，似乎就连广州自身也没能看到这一点。
　　如果要对广州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提纲挈领的更具价值性的表述，其实只需要两句话：千年绵延的世界性滨海商都；中国现代化的前沿。
　　这两项表述，是中国任何一个其他城市都不同时具备的，而且显著地具有一种现代文明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意义上的价值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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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铭刻牵引下的当代使命
　　本节开篇说，要用两个更具价值性的判断——“千年绵延的世界性滨海商都、中国现代化的前沿”——来表述广州，那么这所谓的价值性究竟何在呢？
　　现在可以来作概括性地回答：价值之一在于，突显了异质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却又并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一种价值。大陆性的农耕文明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农轻商，扬农抑商，因而“商”（尤其是外向性海路之“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异数，然而正是这个异数，在现代文明的背景下，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最欠缺，最薄弱，最需要补足的重要因素。
　　价值之二在于，突显了全球化的价值。全球化是今日的人类大势，但全球化绝非自近时始，而是现代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人类的现代文明是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大规模远洋通商，以及殖民化出现的，近时的全球化浪潮不过是于今为烈而已。而“海之外”的观念，在古代中国曾体现在颇为灿烂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但于整个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中国而言，海洋性和面向世界的充分开放性，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薄弱、欠缺和需要补足的另一重要因素。
　　价值之三在于，突显了广州在中华民族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向现代文明转型——这一具有总体性的170年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先锋意义。向现代文明进行尽可能理想的转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170年以来，也是今后很可能数百年时间内中华民族的至高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意识到广州之历史铭刻的如上的三重价值，那么我们在塑形今日广州时就会有非常不同的认知。尤其是当广州（大珠三角、广东、岭南）被人们鄙夷地斥之为“无文化”的时候（相比于其他传统文化重镇，相当多数的人们，包括相当多数的广州人自己，在心底里仍是这样认识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无文化”恰是“别一种文化”的意思，是这座伟大的城市有着别一种历史文化基因的意思，这个别一种的历史文化基因，乃是可以特别有力地支撑中国之文明转型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本具的资源。
　　稍举一小小的现实的例子：倘若广州的旅游不是着重向人们展示南越王墓，以及一系列毫无历史感的豪华的人造景观之类的东西，而是着力展示绵延两千多年的世界性滨海商都的无数遗迹，着力展示作为中国现代化前沿的，近代中国最早的新式书院、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改革开放等等的无数遗迹，强烈地突显其价值意义，并构筑相应的主题旅游结构，那么，广州的形象将会是怎么的一个样子呢？
　　当然，更为重要的不是今日广州的塑形问题，而是广州的当代使命问题。
　　中华民族在经过了170年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的辉煌的经济现代化之后，目前显然又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这个新的拐点的总特征是：成就巨大，问题严重。
　　基于这一总特征，基于中国的文明转型不可能继续仅仅依赖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和效率这一基本事实，历史明显地向我们提出了新一轮的文化现代化和制度现代化的课题，而文化现代化很可能又必须走在制度现代化之前。
　　这里的文化现代化，绝不仅仅是今天上下四方都认同的文化产业化，而是指的一次新的启蒙，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指的在作为中介的符号文化的蓬勃的基础上的生活文化的重构与价值文化的重建。
　　在中国之文明转型的这一新的拐点面前，在新一轮的文化现代化，新一轮的启蒙，思想解放和观念变革的面前，广州（以及以广州为文化之核的大珠三角区域）能再前沿吗？
　　广州已不再有1840年前八十多年一口通商的区位优势，也不具有1949——1978年间一城外贸的区位优势，亦不具有改革开放之初被特别赋予的“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广州今天的优势，除了她的城市经济规模和效应外，最重要的就是她的历史铭刻，以及由此历史铭刻而酿就的城市历史文化基因了。
　　历史铭刻以及由此而酿就的城市历史文化基因，不是“广州再前沿”的充分保证，却是“广州再前沿”的必要和极重要的条件，甚至可以说是“广州再前沿”的前提条件。
　　因此，仔细辨析，准确而透彻认知广州的历史铭刻，以及由此历史铭刻而酿就的城市历史文化基因，就是特别重要的工作了。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广州再前沿”问题首先还不是广州这座城市的现实性问题，而是广州的历史铭刻及其由此酿就的历史文化基因在中国文化传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向上所具的象征性問题。换句话说，“广州再前沿”问题乃是“文化广州”的能指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的是，在我们这个民族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语境中，“文化广州”之能指所秉具的向度把握问题。
　　（发表于《城市观察》2011年第1期。金岱等著《城市：作为符号与表征——文化现代化视域中的文化广州论》一书中导言的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