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利，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1929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侧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1942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1929年8月3日《纽约时报》的社论(有删节)：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以及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摘自《民国采访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