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系列的食品安全事件充分暴露了食品监管中的种种弊端。毒奶粉尚未远去，瘦肉精又粉墨登场——一张餐桌，几乎五毒俱全。很自然地，人们会问：有多少食品是安全的、还有多少有毒食品没有被披露出来？或者换句话说，以后的食品会不会更加安全？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考察下我国的食品监管制度。在笔者看来，国家的食品监管和价格管制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关键原因。
　　中国的食品监管制度仍然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安排，是一种对上负责的监管制度。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农产品特供部门的存在，这些部门会为核心层面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这一层次的消费者对质量要求极高，产品提供者不敢、也不会提供低质量的产品。商家会更聪明的以高价格来确保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盈利性。
　　就底层消费者而言，则更在乎食品的经济性。这意味着监管机构会在确保不出人命的前提下保证食品低价可吃。虽然我们说生命无价，但事实上，生命总是会被人用价格来衡量（无论你承认与否），而低层老百姓的生命价格总是比较低的。因此，如果政府对食品价格进行管制，商家不能随便涨价，那么商家就只能选择提供低成本低质量的产品。
　　因此，这种监管安排的必然结果，就是市场上会同时存在两种不同质量的同类商品。一种是高端质量可靠，但价格极高的商品，只有富裕阶层和权贵阶层可以消费得起。另外一种是质量勉强过得去但价格非常便宜的商品。这类商品是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者自然可以选择吃那种食品，但是这种选择是以你自身的收入为基础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明白，严格的价格管制，实际上也是导致食品安全的一个关键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决定食品生产商是否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的，不是企业家的道德良心，而是其在市场的长期竞争力——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成本收益比。更通俗的说，是犯错的成本太低。中国的生产企业，很多都是和地方政府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地方政府有特别的积极性去保护这些企业。这样一来，企业犯错的成本会非常低，通过提供低成本低质量的食品牟利就变成一件非常合算的事情。更糟糕的是，由于“坏企业”不会受到惩罚，这样在长期的竞争中，那些守法的企业将输给这些“坏企业”，从而导致逆向淘汰的后果，也就是守法的企业很难生存，而不守法的企业则可以通过提供低成本低质量的企业生存下来。因此，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就必须极大力度地提高违法的成本。
　　第三个原因，是食品监管的垄断性。如果说第二个原因很多人都能够看得到的话，那么第三个原因就不是那么清楚了。也许我们会问，在很多地方，即使是国外，食品监管也是垄断的，引入更多的监管机构，不是会增加我们的监管成本吗？要理解我这里的观点，我们需要拉远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仔细观察最近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媒体披露的。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媒体在这里扮演了实际的食品监管的角色。有意思的是，媒体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市场竞争来披露食品安全问题的。但他们事实上起到了监管的效果。因此，如果我们的媒体管制放松，那么媒体会更加关注民生问题，从而任何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更容易被挖掘出来。因此，食品生产企业就更难作假。
　　很多读者也许会说，那企业家真的就可以不讲道德吗？我的回答是，道德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事情。道德只可以用来律己，而不能指望道德来约束企业家。企业家天生就是追求利润的。人们需要做的，是让企业家没有犯罪的空间，从而迫使他们老老实实给我们提供安全可靠的食品。
　　现在来回答文章开头提到的问题：我们以后的食品会不会更加安全？答案是，这取决于上面所说的几个问题是否会得到解决或发生变化。非常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行动来看，我们很难指望这几个问题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我的悲观推测是，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发生。
　　
　　钟鸿钧：现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产业组织和拍卖理论、管制和公共政策、中国经济。1998 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 － 2000 年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研究所工作。2000 － 2002 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并获得经济学哲学硕士学位，2002 －2005 年在牛津大学经济系和纳菲尔德学院攻读博士，2005 年初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5 年获得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博士后研究员资格，在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