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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0日下午，第七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堂举行，受纽曼华语文学奖主办方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阎连科颁发纽曼华语文学奖纪念奖章。
随后，作家阎连科发表该文学奖感言。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评委：
在这特殊的新冠岁月里，我们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行纽曼文学奖的颁奖活动，这将成为我们大家日后独有的记忆，印刻在我们彼此的文学生涯里。是这样，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意义，注定将与我的生地、生存一样独有与关键。因为这个奖中的“华语”两个字，它标志着一种语言，离开它的故乡后，有另外那些最敏感乃至更懂这种语言微妙的人，来对这种语言和它所创造的文学的评估和认知。也正缘于此，我以为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的文学奖，每届的颁奖，都有华语写作的奥德修斯在《奥德赛》中的回归之意义。
如同树必有根、文学必有故乡一样，语言与作家，是有独属于他的故乡的。在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失去语言故乡的“故乡创作”，如上世纪生活在美国的纳博科夫和如今还生活在法国的昆德拉，以及今天生活在海外用法语和英语写作的哈金、李栩云等中国作家们，他们每个人都写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种种原因，当他们都不得不放弃母语写作时，其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非我们可以想象和比拟。比起他们，我的写作是异常幸运的。因为我不仅拥有语言之故乡，还拥有更为实在的母地之故乡——即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拥有这双重拥有的作家们，然除却大家都必有的语言外，在论及彼此更具体、切近的故乡时，世界上再也难有哪个作家的故乡，可与我的故乡相提并论了。
因为那是一个大于世界的故乡和村庄。
在那个村庄里，中国的过去和今天，所有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个村庄都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帝王、战争、灾难、贫穷、革命、饥饿、富有和人性源远流长的丰沛和复杂，在那个村庄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发生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村庄就等同于是中国的过去和今天。是过去和今天，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一个浓缩版。是中国的现实、历史和“中国人”在今天最生动的存在和发生。
中国人自古认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心，中原是中国之中心，而我说的那个母地和村庄，又是中原之中心。在那个村庄和村庄周边的土地上，左一点是中国最早的神话《山海经》中相当一部分神话的发源地，右一点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许多诗歌起生的苗圃和园林。少年时，我随便出门爬一座山，那山上就留有李白的脚印和诗句，随便涉水过一条河，白居易就曾在那河边有过仰望和长叹。那时候，因为我年少无知，不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之中心，中原就是中国之中心，而我的家乡，又是中原之中心，甚至看到范仲淹的墓，就在那个村落不远处，中国的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就是我家的邻居之邻居。我觉得这些太不可思议了，是一种不可能和不真实，是一个村庄的虚构和传说。而今天，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相信这些了，坚信这些了。因为我相信并坚信，真正伟大的文学，是不需要虚构的，甚至连假设也不允许其存在。因为在所有伟大的寫作中，虚构都是对生活中那部分看不见的真实之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你见了，别人不能发现的你独自发现了，而当你以最个人的方式和语言，把这些发现呈现出来时，别人便称此为虚构；而在你，那却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现实和存在。我不在文学中虚构任何的假设之存在，我只在生活中尽力发现所有看不见的存在和真实。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发现、确认了我母地上的那个小村庄，它确实是中国的中原之中心，而中原又是中国之中心，中国又确实是世界之中心——一句话，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之中心，也是世界之中心。于是我全部的生活和写作，便都是在有意、无意地觉悟和发现这一点，不断地证明这一点。都是在向读者、世人反复地用文学去证实那个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整个的中国，就在那个村庄内。
你要想认识中国，去认识那个村庄就够了。
你认识了那个村庄，也就真正懂得中国了。
倘若你想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那么你就跟随华语到那个村庄走一走，住下来，和他们同吃、同住、谋事、计生，乃至于同恶与同善，如此你就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把握了中国和中国人。
当然，在我母地的那个村庄内，当你相信整个的中国就等同于那个村庄时，你却又同时会发现，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的，是华语世界的，也是今天整个人类世界的。它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最有活力的细胞和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冲和跳动，每一缕生活纹理的来去和延展，都和这个世界的脉冲、跳动相联系，慢一步或者早一步，但从来没有脱离开这世界的脉冲、跳动而独立存在过。在这个村庄里，天空、气候、环境、善爱、良知和恨恶，还有人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人的心性和德性，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尊崇和漠然，无不和人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任何人群相联系，它们既有高度的相似性与趋同性，又有令人惊异的隔膜和反动性。人类的所有奥秘和常识，都遍布在这个村落里；人类所有的无知和迷茫，也都遍布在这个村落的大街小巷上。人类人性中的最幽暗和最良善，都鲜明地刻写在这个村落每个人的脸上、内心和行为中。
1978年，我20周岁参军离开这个村落后，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的大伯在我每年探亲回家时，都会与我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地问：“连科，你说我们能真的解放台湾吗？中国和美国打仗能打过美国吗？”我大伯是2006年谢世的，这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他一连问了我28年。之后在那个村庄里，我以为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了，然在两年前，我又回到那个村庄时，有个管我叫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其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 我为我邻居的思考惊慌并愕然。
那时候我呆在他面前，哑口无言。现在我在这儿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讨论人和那个村庄里的善与恶，而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虚妄都在那个村人的内心里；人类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即便在那个村庄没有发生过，也都在那个村庄识字、不识字的人的内心存在、思虑过。当然，不能说那个村庄一定就等于全世界。但至今，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在那个村庄没有被思考，能和那个村庄无联系。高科技、网络虚拟世界和人类最传统、极致的宗教般的爱，在那个村庄的现实之今天，都如荒野中的荆木、花草一般繁荣共生着。他们一边渴望有一天，可以到上帝家里去做客，能和上帝攀谈结亲戚；又一边崇拜美国的科学狂人埃隆·马斯克。一边在那儿存在着深刻的嫉妒、谋算和仇怨，又一边充满着上帝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就超越各种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在中国，再也没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了。就在这百来年的恩知仇怨中，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2014年，我把村里这位母亲的心愿带到了日本去，从此有了更多的日本读者和老人，都渴望到这个村庄走一走，渴望见到这个村里的人。
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当我们在那个村庄看到有人渴望中国用核武毁掉人类时，也看到那个村庄最柔软、博大的内心在爱着人类和世界，希望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充满爱。我庆幸我出生在那个村庄里；庆幸至今我几乎所有的至亲都还生活在那个村庄里；庆幸我不仅拥有那片村庄和土地，而且我还是那个村庄不可分的一部分。我的本身就是那个村庄之本身。我今天所有的努力和写作，都不是为了给那个村庄积累和增添，而是为了发现那个村庄本身就有的它与人类世界共有、共存的互生、互动之关系。
村庄不等同于是世界，村里人却几乎等同于是人类所有的人。村人不等同于是人类，但那个村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却比人类世界还要大，比我们所知的人类更为复杂和丰富。在这个中国中原最中心的村落里，那里的人相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的隔壁等候着，却也相信天堂在头顶，地狱在脚下，神灵就在自己的门口和内心。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读过《神曲》是怎样一本书，然而在那个村庄的房檐风里却吹拂着和《神曲》中的“地狱”“炼狱”“天堂”相类似的寓言和传说。他们没有人读过《荷马史诗》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可对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却都能说出一二三，且有时说得比荷马、奥维德說得更为形象和生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安娜·卡列尼娜是谁，但在那个村街上，却经常晃动着安娜的身影和说话声，以及每年、每天都不消失的对爱玛·卢欧的议论声。格里高尔和他的父母与妹妹，都还健康地活在那个村庄里；《尤利西斯》中爱尔兰的大街和小巷，都铺展在那个村落每户人家的房前和屋后。那里的人，既深知柴米油盐对活着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谈论宇宙间的神秘和不可知。他们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和神圣，却又不断有人向我探问道：“美国、欧洲和资本主义，真的如传说中那么美好吗？”
实在说，那儿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村，人口只有数千人，然而那儿又确确实实是完完整整的中国和世界，且许多时候还是大于中国和世界的浓缩和存在。实在说，我一生的写作都将立足在那个村庄里，也只能立足在那个村庄里，然那立足之目的，却不单单是为了文学的创造和发明，而更多是为了对那个村庄的发现和证明。就我言，就我这一生的写作言，我所幸那个村庄说到底它不是一个村，它是中国和世界的最中心，是完整的中国和世界，是一个大于世界的村庄和世界。在这儿，我要郑重地谢谢那片土地和村庄，谢谢值得信任和敬重的纽曼文学奖的评委们，也郑重地谢谢今天所有参与颁奖的同人们！
希望大家沿着语言的路，有一天能同我一道到那个村庄和我家里去做客！
随后，作家阎连科发表该文学奖感言。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评委：
在这特殊的新冠岁月里，我们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进行纽曼文学奖的颁奖活动，这将成为我们大家日后独有的记忆，印刻在我们彼此的文学生涯里。是这样，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纽曼华语文学奖的意义，注定将与我的生地、生存一样独有与关键。因为这个奖中的“华语”两个字，它标志着一种语言，离开它的故乡后，有另外那些最敏感乃至更懂这种语言微妙的人，来对这种语言和它所创造的文学的评估和认知。也正缘于此，我以为这个来自俄克拉荷马的文学奖，每届的颁奖，都有华语写作的奥德修斯在《奥德赛》中的回归之意义。
如同树必有根、文学必有故乡一样，语言与作家，是有独属于他的故乡的。在全世界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失去语言故乡的“故乡创作”，如上世纪生活在美国的纳博科夫和如今还生活在法国的昆德拉，以及今天生活在海外用法语和英语写作的哈金、李栩云等中国作家们，他们每个人都写出了许多杰出的作品，但种种原因，当他们都不得不放弃母语写作时，其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也非我们可以想象和比拟。比起他们，我的写作是异常幸运的。因为我不仅拥有语言之故乡，还拥有更为实在的母地之故乡——即便世界上有成千上万拥有这双重拥有的作家们，然除却大家都必有的语言外，在论及彼此更具体、切近的故乡时，世界上再也难有哪个作家的故乡，可与我的故乡相提并论了。
因为那是一个大于世界的故乡和村庄。
在那个村庄里，中国的过去和今天，所有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一切，那个村庄都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帝王、战争、灾难、贫穷、革命、饥饿、富有和人性源远流长的丰沛和复杂，在那个村庄都可以找到对应的发生和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村庄就等同于是中国的过去和今天。是过去和今天，中国全部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的一个浓缩版。是中国的现实、历史和“中国人”在今天最生动的存在和发生。
中国人自古认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心，中原是中国之中心，而我说的那个母地和村庄，又是中原之中心。在那个村庄和村庄周边的土地上，左一点是中国最早的神话《山海经》中相当一部分神话的发源地，右一点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许多诗歌起生的苗圃和园林。少年时，我随便出门爬一座山，那山上就留有李白的脚印和诗句，随便涉水过一条河，白居易就曾在那河边有过仰望和长叹。那时候，因为我年少无知，不相信中国就是世界之中心，中原就是中国之中心，而我的家乡，又是中原之中心，甚至看到范仲淹的墓，就在那个村落不远处，中国的理学大师程颢和程颐，就是我家的邻居之邻居。我觉得这些太不可思议了，是一种不可能和不真实，是一个村庄的虚构和传说。而今天，作为一个小说家，我相信这些了，坚信这些了。因为我相信并坚信，真正伟大的文学，是不需要虚构的，甚至连假设也不允许其存在。因为在所有伟大的寫作中，虚构都是对生活中那部分看不见的真实之发现。别人看不见的你见了，别人不能发现的你独自发现了，而当你以最个人的方式和语言，把这些发现呈现出来时，别人便称此为虚构；而在你，那却是百分之百的真实、现实和存在。我不在文学中虚构任何的假设之存在，我只在生活中尽力发现所有看不见的存在和真实。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发现、确认了我母地上的那个小村庄，它确实是中国的中原之中心，而中原又是中国之中心，中国又确实是世界之中心——一句话，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之中心，也是世界之中心。于是我全部的生活和写作，便都是在有意、无意地觉悟和发现这一点，不断地证明这一点。都是在向读者、世人反复地用文学去证实那个村庄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整个的中国，就在那个村庄内。
你要想认识中国，去认识那个村庄就够了。
你认识了那个村庄，也就真正懂得中国了。
倘若你想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那么你就跟随华语到那个村庄走一走，住下来，和他们同吃、同住、谋事、计生，乃至于同恶与同善，如此你就更深层、更深刻地了解、把握了中国和中国人。
当然，在我母地的那个村庄内，当你相信整个的中国就等同于那个村庄时，你却又同时会发现，那个村庄不仅是中国的，是华语世界的，也是今天整个人类世界的。它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世界最有活力的细胞和心脏。它的每一次脉冲和跳动，每一缕生活纹理的来去和延展，都和这个世界的脉冲、跳动相联系，慢一步或者早一步，但从来没有脱离开这世界的脉冲、跳动而独立存在过。在这个村庄里，天空、气候、环境、善爱、良知和恨恶，还有人们的思维和价值观，人的心性和德性，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尊崇和漠然，无不和人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任何民族、任何人群相联系，它们既有高度的相似性与趋同性，又有令人惊异的隔膜和反动性。人类的所有奥秘和常识，都遍布在这个村落里；人类所有的无知和迷茫，也都遍布在这个村落的大街小巷上。人类人性中的最幽暗和最良善，都鲜明地刻写在这个村落每个人的脸上、内心和行为中。
1978年，我20周岁参军离开这个村落后，在我26年的军旅生涯中，我的大伯在我每年探亲回家时，都会与我促膝长谈，推心置腹地问：“连科，你说我们能真的解放台湾吗？中国和美国打仗能打过美国吗？”我大伯是2006年谢世的，这个一成不变的问题，他一连问了我28年。之后在那个村庄里，我以为不会再有人关心这些了，然在两年前，我又回到那个村庄时，有个管我叫哥的邻居，专门到我家闷头坐了大半天，等到家里没有其他人，安静时，他很郑重地轻声问我道：“哥，你说一个核弹头丢下去，能真的让一个国家消失吗？”在我朝他点头并做了解释后，他又非常不解地大声质问我说：“既然核弹头这么厉害，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趁全世界都毫无防备时，朝所有的国家都丢一个、几个核弹头，然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别的国家只有我们中国了。” 我为我邻居的思考惊慌并愕然。
那时候我呆在他面前，哑口无言。现在我在这儿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讨论人和那个村庄里的善与恶，而是说世界上所有的虚妄都在那个村人的内心里；人类世界上所有发生的事，即便在那个村庄没有发生过，也都在那个村庄识字、不识字的人的内心存在、思虑过。当然，不能说那个村庄一定就等于全世界。但至今，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事情在那个村庄没有被思考，能和那个村庄无联系。高科技、网络虚拟世界和人类最传统、极致的宗教般的爱，在那个村庄的现实之今天，都如荒野中的荆木、花草一般繁荣共生着。他们一边渴望有一天，可以到上帝家里去做客，能和上帝攀谈结亲戚；又一边崇拜美国的科学狂人埃隆·马斯克。一边在那儿存在着深刻的嫉妒、谋算和仇怨，又一边充满着上帝所渴望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就超越各种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关系而言，在中国，再也没有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情感更为复杂了。就在这百来年的恩知仇怨中，在那个村落里，有位母亲七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电视上或是村人的谈论里，当大家看到或谈到中国与日本的仇杀历史时，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一位穿着破烂、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这位母亲说，这是她人生第一次吃到的糖，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竟然那么甜。所以，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血的日本士兵的脸，终生都渴望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去。2014年，我把村里这位母亲的心愿带到了日本去，从此有了更多的日本读者和老人，都渴望到这个村庄走一走，渴望见到这个村里的人。
爱，是可以化解一切的。
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价值都不会超过爱。当我们在那个村庄看到有人渴望中国用核武毁掉人类时，也看到那个村庄最柔软、博大的内心在爱着人类和世界，希望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都充满爱。我庆幸我出生在那个村庄里；庆幸至今我几乎所有的至亲都还生活在那个村庄里；庆幸我不仅拥有那片村庄和土地，而且我还是那个村庄不可分的一部分。我的本身就是那个村庄之本身。我今天所有的努力和写作，都不是为了给那个村庄积累和增添，而是为了发现那个村庄本身就有的它与人类世界共有、共存的互生、互动之关系。
村庄不等同于是世界，村里人却几乎等同于是人类所有的人。村人不等同于是人类，但那个村庄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却比人类世界还要大，比我们所知的人类更为复杂和丰富。在这个中国中原最中心的村落里，那里的人相信共产主义就在明天的隔壁等候着，却也相信天堂在头顶，地狱在脚下，神灵就在自己的门口和内心。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读过《神曲》是怎样一本书，然而在那个村庄的房檐风里却吹拂着和《神曲》中的“地狱”“炼狱”“天堂”相类似的寓言和传说。他们没有人读过《荷马史诗》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可对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却都能说出一二三，且有时说得比荷马、奥维德說得更为形象和生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安娜·卡列尼娜是谁，但在那个村街上，却经常晃动着安娜的身影和说话声，以及每年、每天都不消失的对爱玛·卢欧的议论声。格里高尔和他的父母与妹妹，都还健康地活在那个村庄里；《尤利西斯》中爱尔兰的大街和小巷，都铺展在那个村落每户人家的房前和屋后。那里的人，既深知柴米油盐对活着的重要性，又不断地谈论宇宙间的神秘和不可知。他们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和神圣，却又不断有人向我探问道：“美国、欧洲和资本主义，真的如传说中那么美好吗？”
实在说，那儿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村，人口只有数千人，然而那儿又确确实实是完完整整的中国和世界，且许多时候还是大于中国和世界的浓缩和存在。实在说，我一生的写作都将立足在那个村庄里，也只能立足在那个村庄里，然那立足之目的，却不单单是为了文学的创造和发明，而更多是为了对那个村庄的发现和证明。就我言，就我这一生的写作言，我所幸那个村庄说到底它不是一个村，它是中国和世界的最中心，是完整的中国和世界，是一个大于世界的村庄和世界。在这儿，我要郑重地谢谢那片土地和村庄，谢谢值得信任和敬重的纽曼文学奖的评委们，也郑重地谢谢今天所有参与颁奖的同人们！
希望大家沿着语言的路，有一天能同我一道到那个村庄和我家里去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