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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中华职业教育社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开了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先河，而黄炎培则是近现代中国职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中华职业教育社积累的职业教育经验，是我国教育事业中一笔宝贵的财富。透过中华职业教育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1911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他主编的《教育杂志》上著文提出：吾国近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兴衰，厥惟人才教育。”这是“职业教育”四个字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的文章中。而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才真正讓职业教育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应时而生，解决国民“生计”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救国之术”的过程中，振兴实业与改革教育始终是两大方向，并为此进行了探索，然而都没有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民族危亡之际，职业教育作为沟通实业与教育的新形式，被人们赋予了救国的使命，中华职业教育社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办的一批实业学堂，说明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开始同“振兴实业”的目标挂钩，预示着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即将诞生。一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职业教育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企业增加，需要劳动工人作为保障，尤其需要业务素质符合要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是，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的旧式教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当时民族工业在地区分布上又极不平衡，仅上海一地的工厂即占全国工厂总数的47％。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诞生。从成立开始，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凝聚了诸多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1917年4月，蔡元培、黄炎培、梁启超、张謇、伍廷芳、范源濂等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发起》，宣布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5月6日，在上海市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7月，黄炎培和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伍廷芳、严修、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蒋梦麟、郭炳文等48人联名发表《宣言书》。
《宣言书》直陈当时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即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它揭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是：一为改良教育作准备；二替学生谋服务社会的准备；三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的准备。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
作为一个教育性的群众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借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以振兴民族工业，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黄炎培说：“职教社就创立在立国富民的一念上”，“吾们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与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直接相关。在教育调查中，黄炎培认识到，当时中国教育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于是，他紧紧抓住“生计”二字，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
职业教育“黄金”十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初的前十年，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职业教育自身顺应潮流外，还得益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繁荣”对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
创立于中国民族工商业重镇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抓住这难得的时机，顺潮流而进，做出了一番大作为，这番作为体现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的中国职业教育几个“第一”上。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本身即开历史先河。中华职业教育社早期的两项主要工作——办学校、做研究，也都结出了硕果，由此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为了开展职业教育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直接创办了大批职业学校，既能够培养社会急需的技能人才，也成为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思想的实践基地。
1918年6月15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第一所职业学校，聘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顾树森担任学校主任。
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一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一面从事国货生产，抵制外货。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
中华职业学校因此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实验性的学校”。在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黄炎培把自己儿子黄大能从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化学校转到他所创办的平民化的中华职业学校。
据有关资料：从1918年开办到1951年，中华职业学校共培养学生8800多名，其中很多都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骨干人才。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名会计师顾准、知名演员秦怡等都曾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江竹筠（江姐原型）等革命先烈，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华罗庚曾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骨干得之于本社的艰苦精神，血肉得之于清华的图书馆”。
按照社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事业是研究职业教育和设立职业学校。在职教研究方面，1917年1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研究部，一开始就注意扫除“清谈”的习气，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入手，从事职业教育试验，摸索职业教育规律。主持工作的先后为顾树森、廖世承、沈有乾、陈选善、何清儒、喻兆明，聚集了一批有志于职业教育、学有专长的人才。
重视调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优良传统，黄炎培曾言：“苟以我六十万金办中国职业教育，我必以二十万充调查费。”中华职业教育社每举办一项事业，无不先作实际调查，然后设计、实施。此外，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与支持、推行职业教育，宣传工作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宣传方式有：演讲，办讲座、展览，编辑出版书刊。 在理论研究与职教宣传方面，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7年10月25日，《教育与职业》杂志在上海创刊，蒋梦麟任总编辑，顾树森、王志莘、邹韬奋等都曾主编过该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图，画的是一只饭碗，一双筷子，表明职业教育就是要解决生计问题。
《教育与职业》杂志在传播职业教育信息、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制度和方法、研究职业教育理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特别是职业教育史和职业教育学留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它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份期刊。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头十年，各项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声名鹊起，得到实业界和平民社会的极大好评。但实际上，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在骂声中苦斗出来的。那些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人，把主张谋生吃饭的职业教育视为可耻的下等人的教育，把职业教育辱骂为“作孽教育”“吃饭教育”，群起而攻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环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并没有放弃。正如黄炎培所言，办职业教育须下大决心。他认为：“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
第一个十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心致志地开展职业教育，职教理论研究有声有色，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十年的辛勤耕耘，树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也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立社根基。1926年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之后，尽管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很大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职业教育这个根本。
顺势而进，倡导大职业教育主义
头十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下，职业教育引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全国各省都举办了职业教育，甚至连政界、军界的冯玉祥、阎锡山、杨森等人，都支持并开办职业教育事业，有些人还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这阶段，全国职业教育机构从1918年的531个，增加到1926年的1695个；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从1917年的786人增加到1927年的6582人。
局面大好，于是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人民生计问题可以逐渐获得解决，国家也就会强盛繁荣，使外人不敢欺侮。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曾乐观地预言：职业教育进行十年而后，将出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禾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的局面。
十年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尽管成就斐然，然而在旧中国，“教育救国”却是一条坎坷之路。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受了致命打击，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
因此，当黄炎培总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十年时，感慨地说：“我们同志八九年来所作工作……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們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国事纷乱、社会经济困难、一般教育不发达，都是原因，但都不是根本的原因。
由此，黄炎培提出了三条教训。他说：“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有感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步履维艰，黄炎培对形势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在1926年公开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联络……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并在同年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苏州会议上明确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要求职业教育为更广大的平民群众服务。由此，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和任务也相应有了变化。
从1926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既在城市兴办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又在农村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力求实现“富教合一”，解决农村生计问题。其中，“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漕河泾农学团”“中华新农具推行所”比较有代表性，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
除此之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研究也有新进展。自1926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成立了专家会议，专家会议主要研讨职教事业的创兴与改革，同时讨论职教社的大政方针。会后或发表宣言，或提出改进职业教育方案。第一次专家会议于1926年2月22～25日在苏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黄炎培、朱经农、江恒源、杨卫玉、邹韬奋、刘湛恩、王志莘等人。
而这个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的一项突破性工作则是“职业指导”。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考虑到要实现“使人人有业，使人人乐业”的目标离不开职业指导，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职业指导部。
黄炎培在倡导职业教育之初就十分重视职业指导的作用，他认为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职业教育之效果，仍难圆满”。他认为：“职业指导，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之需要，内应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
“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一大功效是促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投身政治，另一大功效则是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扩大到社会事业上，这主要体现在职业指导方面。当时，毕业生就业困难，职业指导作用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为此，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8月，联合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成立了毕业生就业指导委员会。1927年9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上海职业指导所，职业指导真正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项基本事业开展起来，并逐渐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上海职业指导所是我国第一个就职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其业务包括职业询问、置业调查、升学指导、职业介绍等13项之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推动下，1928年5月，大学院（国民党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在院长蔡元培主持下，通过了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明文要求各地各类学校开展职业指导工作。许多省、市、大学都成立了职业指导所，而上海职业指导所自然成为各方学习的“榜样”，他们纷纷来函或派人向上海职业指导所调查询问，希望能得到指导，并保持联络。 尽管步履维艰，但中华职业教育社没有放弃职业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觉地将职业教育融入抗日救国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服务于抗战需要的职教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开到哪里，人走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职业教育在战火中艰难而进。
新中国成立前，受困于艰难的时局，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事业虽有所发展，但困难重重。对此，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黄炎培也有感于推行职业教育的艰难，但他对职业教育矢志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身担要职的黄炎培无法忘怀他毕生经营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认定：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国家所需的大量建设人才，除一部分毕业于大学以外，绝大部分所需要的，必然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中等技术人员。职业教育，在今后建国大计的需要上必然很广大而且很急迫。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左”的干扰，职业教育一直默默无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复社，各项工作才逐步恢复起来，并围绕自身定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确立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拥有95载光辉历史的教育团体，正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书写新的篇章！
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集大成者
黄炎培毕生投身职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凝结着中华职业教育社仁人志士职教思想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则成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黄炎培并不讳言接受了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时，在《本社宣言书之余义》里明确表示：“职业教育盛行于欧洲，渐推于美国，而施于东方，万非本社所敢创，更万非本社所得私。”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提的“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等口号，可以看到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子。
但黄炎培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他对查外国的“方书”有个清醒的认识：“方书诚不可不读”，但“必一以吾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而研究之”，“不可‘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 。”因此，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借鉴西方，摸索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道路。
除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源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也得益于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想以及“良师益友”的启发，这其中，黄炎培早期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活动受老师蔡元培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曾發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力主教育改革，并创办爱国学社、城东女校、丽泽书院等新式学堂。有一次，蔡元培对学生说：“中国国民遭受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黄炎培说：“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
后来，蔡元培介绍黄炎培加入同盟会。当黄炎培发起职业教育运动时，蔡元培首先给以支持，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职教社评议会主席；黄炎培创办鸿英图书馆，亦得蔡元培嘉评，并担任董事。蔡元培晚年辞谢一切职务，而上述二职始终不辞，直至逝世。而黄炎培亦“终生师事蔡先生”。
确立了教育救国之志的黄炎培，十分执著于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因此，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就是“兴教育，办学堂”。
在蔡元培指点下，1903年离开南洋公学的黄炎培回到川沙，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此后，他还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在“毁家办学”的杨斯盛的支持下创办了浦东中学。他还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
黄炎培从不经营工商业，但自他创办倡导职业教育始，就与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一手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耗费了他毕生的心血，也凝结了他的教育智慧和情怀。
纵览黄炎培一生，职业教育是其毕生从事的事业。之所以走上职业教育这条路，与他早年“教育救国”的思想有关，更基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调查与思考。
黄炎培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深感教育必须注意实用。同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一样，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同样注意到教育与实业、教育与生计之间的联系。这个阶段，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黄炎培研究教育，一方面悉心研究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社会的实地考察。他说：“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何能已？”
从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黄炎培开始了他“寻病源”“读方书”的求索历程。三年中黄炎培就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其中包括两次大的国内教育考察以及两次大的国外教育考察。
1914年2月22日，交卸完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事，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身份，到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考察，往返95天；1914年9月，他又北上赴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考察教育，历时36天。两次国内考察，使黄炎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看到了封建教育流毒之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教育思潮中，他进行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在考察了本国教育现实之后，黄炎培迫切希望到西方亲身考察彼邦的新教育，借以对比研究。1915年4月起，黄炎培在3个月内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还拜访了自学成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
当时，美国政府正颁布几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法案，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他比较中外教育得出结论：中国人读书，皆近于虚无宽泛，不切实用；而外国人所读，皆切于日常生活。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职业教育，许久以来郁积在黄炎培心头的中国教育道路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说：“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
为了最后完成职业教育方案，黄炎培还想到日本和菲律宾考察教育。他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于中国更为切实、亲近。于是1917年1月初，黄炎培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宾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回来后，黄炎培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从此，黄炎培就在中国高高举起了职业教育的旗帜。
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组建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自从选择了职业教育这条道路，黄炎培就坚定地走了下去，即便几次陷入困顿，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他始终没有放弃。为了职业教育，黄炎培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同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经验的总结、升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在实践中也不断丰富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如关于职业的“本质”，黄炎培用“利他”来概括，而1920年入社、后担任社编辑股主任的邹韬奋则认为：“职业的真谛，是一方利己，一方利人的行为，而能多尽一分材力替社会多做一件好事，这才是职业的快乐。”
陶行知也认为，以“生利主义”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并把“生利”分作两种，一曰生利之物，二曰生利之事，“如商司通有无之事，医司治病之事也，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总之都要“利群”，才算“生利”。中华职业教育社另一位重要成员刘湛恩则进一步把“培训学生自立经营之组织能力”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区别于西方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
这些教育论断在今天看来已属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对中国封建教育的严正否定与批判，“无异于一下子抹去了统治阶级和传统观念为教育涂上的种种神圣光彩。”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种种教育思潮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一股批判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进步思潮。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教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而这一思想，对今天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仍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
（本文主要根据有关资料编辑而成，感谢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提供资料支持。）
1911年，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在他主编的《教育杂志》上著文提出：吾国近日，亟宜注意者有三。国民教育，一也。职业教育，二也。人才教育，三也。“国民程度之高下，恃国民教育，国民生计之赢绌，恃职业教育，而国势之隆替，教育之兴衰，厥惟人才教育。”这是“职业教育”四个字首次出现在中国人的文章中。而1917年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才真正讓职业教育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
应时而生，解决国民“生计”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在向西方学习“救国之术”的过程中，振兴实业与改革教育始终是两大方向，并为此进行了探索，然而都没有能够实现国富民强的愿望。民族危亡之际，职业教育作为沟通实业与教育的新形式，被人们赋予了救国的使命，中华职业教育社应运而生。
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办的一批实业学堂，说明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开始同“振兴实业”的目标挂钩，预示着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即将诞生。一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职业教育也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厂、企业增加，需要劳动工人作为保障，尤其需要业务素质符合要求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可是，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的旧式教育，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当时民族工业在地区分布上又极不平衡，仅上海一地的工厂即占全国工厂总数的47％。
在这样的背景下，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诞生。从成立开始，中华职业教育社就凝聚了诸多当时教育界、实业界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1917年4月，蔡元培、黄炎培、梁启超、张謇、伍廷芳、范源濂等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之发起》，宣布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5月6日，在上海市方斜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7月，黄炎培和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马相伯、蔡元培、张元济、伍廷芳、严修、宋汉章、聂云台、穆藕初、蒋梦麟、郭炳文等48人联名发表《宣言书》。
《宣言书》直陈当时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即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它揭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是：一为改良教育作准备；二替学生谋服务社会的准备；三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的准备。同时宣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的，是推广、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力求做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
作为一个教育性的群众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致力于职业教育发展，借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以振兴民族工业，解决社会生计问题，使人民安居乐业。黄炎培说：“职教社就创立在立国富民的一念上”，“吾们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吾们想以生产报效国家，想以科学开发生产，想以人才运用科学。”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与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认知直接相关。在教育调查中，黄炎培认识到，当时中国教育一切弊病的根源，就在于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于是，他紧紧抓住“生计”二字，提出了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为一体的新教育形式。
职业教育“黄金”十年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初的前十年，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职业教育自身顺应潮流外，还得益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短暂“繁荣”对技能型人才的大量需求。
创立于中国民族工商业重镇上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抓住这难得的时机，顺潮流而进，做出了一番大作为，这番作为体现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的中国职业教育几个“第一”上。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本身即开历史先河。中华职业教育社早期的两项主要工作——办学校、做研究，也都结出了硕果，由此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为了开展职业教育实验，中华职业教育社直接创办了大批职业学校，既能够培养社会急需的技能人才，也成为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职教思想的实践基地。
1918年6月15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南市陆家浜创立了中华职业学校。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第一所职业学校，聘请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顾树森担任学校主任。
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附设工厂。后来又添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一面作为推广职业教育的实践场所，一面从事国货生产，抵制外货。黄炎培亲订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校训，并进一步明确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
中华职业学校因此成为当时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最富实验性的学校”。在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黄炎培把自己儿子黄大能从美国教会办的贵族化学校转到他所创办的平民化的中华职业学校。
据有关资料：从1918年开办到1951年，中华职业学校共培养学生8800多名，其中很多都成为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骨干人才。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名会计师顾准、知名演员秦怡等都曾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江竹筠（江姐原型）等革命先烈，也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华罗庚曾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骨干得之于本社的艰苦精神，血肉得之于清华的图书馆”。
按照社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主要事业是研究职业教育和设立职业学校。在职教研究方面，1917年1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研究部，一开始就注意扫除“清谈”的习气，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入手，从事职业教育试验，摸索职业教育规律。主持工作的先后为顾树森、廖世承、沈有乾、陈选善、何清儒、喻兆明，聚集了一批有志于职业教育、学有专长的人才。
重视调查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优良传统，黄炎培曾言：“苟以我六十万金办中国职业教育，我必以二十万充调查费。”中华职业教育社每举办一项事业，无不先作实际调查，然后设计、实施。此外，为了争取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理解与支持、推行职业教育，宣传工作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宣传方式有：演讲，办讲座、展览，编辑出版书刊。 在理论研究与职教宣传方面，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建立了自己的平台——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7年10月25日，《教育与职业》杂志在上海创刊，蒋梦麟任总编辑，顾树森、王志莘、邹韬奋等都曾主编过该杂志。创刊号的封面是一幅图，画的是一只饭碗，一双筷子，表明职业教育就是要解决生计问题。
《教育与职业》杂志在传播职业教育信息、介绍国外职业教育制度和方法、研究职业教育理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也为后人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特别是职业教育史和职业教育学留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资料。它是我国职业教育界历史最长、影响深远的一份期刊。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头十年，各项事业做得有声有色，声名鹊起，得到实业界和平民社会的极大好评。但实际上，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是在骂声中苦斗出来的。那些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人，把主张谋生吃饭的职业教育视为可耻的下等人的教育，把职业教育辱骂为“作孽教育”“吃饭教育”，群起而攻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面对恶劣的环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并没有放弃。正如黄炎培所言，办职业教育须下大决心。他认为：“办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所以，职业教育绝对不许理想家和书呆子去干的。”
第一个十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心致志地开展职业教育，职教理论研究有声有色，职业教育实践活动更是丰富多彩。十年的辛勤耕耘，树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丰碑，也奠定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立社根基。1926年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之后，尽管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很大精力投入社会活动，但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职业教育这个根本。
顺势而进，倡导大职业教育主义
头十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下，职业教育引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得到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的热烈支持。全国各省都举办了职业教育，甚至连政界、军界的冯玉祥、阎锡山、杨森等人，都支持并开办职业教育事业，有些人还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这阶段，全国职业教育机构从1918年的531个，增加到1926年的1695个；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从1917年的786人增加到1927年的6582人。
局面大好，于是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人民生计问题可以逐渐获得解决，国家也就会强盛繁荣，使外人不敢欺侮。中华职业教育社也曾乐观地预言：职业教育进行十年而后，将出现“学校无不用之成才，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禾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的局面。
十年中，中华职业教育社尽管成就斐然，然而在旧中国，“教育救国”却是一条坎坷之路。随着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受了致命打击，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
因此，当黄炎培总结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十年时，感慨地说：“我们同志八九年来所作工作……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們所希望，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国事纷乱、社会经济困难、一般教育不发达，都是原因，但都不是根本的原因。
由此，黄炎培提出了三条教训。他说：“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有感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步履维艰，黄炎培对形势进行了认真思考，并在1926年公开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主张“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联络……参加全社会的运动”。并在同年召开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苏州会议上明确提出：“本社以后应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络，以期合作。”要求职业教育为更广大的平民群众服务。由此，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宗旨和任务也相应有了变化。
从1926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既在城市兴办各种形式的职业学校和职业补习学校，又在农村试办农村改进试验区，力求实现“富教合一”，解决农村生计问题。其中，“徐公桥农村改进试验区”“漕河泾农学团”“中华新农具推行所”比较有代表性，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
除此之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研究也有新进展。自1926年起，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成立了专家会议，专家会议主要研讨职教事业的创兴与改革，同时讨论职教社的大政方针。会后或发表宣言，或提出改进职业教育方案。第一次专家会议于1926年2月22～25日在苏州举行，参加会议的有黄炎培、朱经农、江恒源、杨卫玉、邹韬奋、刘湛恩、王志莘等人。
而这个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创的一项突破性工作则是“职业指导”。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考虑到要实现“使人人有业，使人人乐业”的目标离不开职业指导，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了职业指导部。
黄炎培在倡导职业教育之初就十分重视职业指导的作用，他认为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职业教育之效果，仍难圆满”。他认为：“职业指导，外适于社会分工制度之需要，内应天生人类不齐才性之特征。”
“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一大功效是促进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投身政治，另一大功效则是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扩大到社会事业上，这主要体现在职业指导方面。当时，毕业生就业困难，职业指导作用一下子变得突出起来，为此，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26年8月，联合江苏教育界知名人士成立了毕业生就业指导委员会。1927年9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上海职业指导所，职业指导真正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项基本事业开展起来，并逐渐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上海职业指导所是我国第一个就职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其业务包括职业询问、置业调查、升学指导、职业介绍等13项之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推动下，1928年5月，大学院（国民党教育部）召集全国教育会议，在院长蔡元培主持下，通过了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国家教育主管机关明文要求各地各类学校开展职业指导工作。许多省、市、大学都成立了职业指导所，而上海职业指导所自然成为各方学习的“榜样”，他们纷纷来函或派人向上海职业指导所调查询问，希望能得到指导，并保持联络。 尽管步履维艰，但中华职业教育社没有放弃职业教育事业。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自觉地将职业教育融入抗日救国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服务于抗战需要的职教实践。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开到哪里，人走到哪里，学校就办到哪里。职业教育在战火中艰难而进。
新中国成立前，受困于艰难的时局，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事业虽有所发展，但困难重重。对此，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办人，黄炎培也有感于推行职业教育的艰难，但他对职业教育矢志不渝。
新中国成立后，身担要职的黄炎培无法忘怀他毕生经营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认定：职业教育是今后增加生产、繁荣经济的国策实施时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国家所需的大量建设人才，除一部分毕业于大学以外，绝大部分所需要的，必然是受过职业训练的中等技术人员。职业教育，在今后建国大计的需要上必然很广大而且很急迫。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受到“左”的干扰，职业教育一直默默无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复社，各项工作才逐步恢复起来，并围绕自身定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国家确立了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中华职业教育社这个拥有95载光辉历史的教育团体，正为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努力书写新的篇章！
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集大成者
黄炎培毕生投身职业教育，是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凝结着中华职业教育社仁人志士职教思想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则成为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实践基础。
黄炎培并不讳言接受了美国教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时，在《本社宣言书之余义》里明确表示：“职业教育盛行于欧洲，渐推于美国，而施于东方，万非本社所敢创，更万非本社所得私。”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所提的“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等口号，可以看到西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子。
但黄炎培并没有完全照搬照抄，而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他对查外国的“方书”有个清醒的认识：“方书诚不可不读”，但“必一以吾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而研究之”，“不可‘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 。”因此，他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借鉴西方，摸索在中国实施职业教育的道路。
除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源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也得益于近现代中国教育思想以及“良师益友”的启发，这其中，黄炎培早期的教育主张与教育活动受老师蔡元培影响很大。
辛亥革命前，蔡元培曾發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力主教育改革，并创办爱国学社、城东女校、丽泽书院等新式学堂。有一次，蔡元培对学生说：“中国国民遭受到极度痛苦而不知痛苦的由来，没有能站立起来，结合起来，用自力解除痛苦，这是中国根本弱点，你们将来出校，办学校以外，还要唤醒民众，开发他们的知识。”黄炎培说：“蔡师这几句话，我永远记着。”
后来，蔡元培介绍黄炎培加入同盟会。当黄炎培发起职业教育运动时，蔡元培首先给以支持，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之一，还担任职教社评议会主席；黄炎培创办鸿英图书馆，亦得蔡元培嘉评，并担任董事。蔡元培晚年辞谢一切职务，而上述二职始终不辞，直至逝世。而黄炎培亦“终生师事蔡先生”。
确立了教育救国之志的黄炎培，十分执著于自己的信念。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因此，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就是“兴教育，办学堂”。
在蔡元培指点下，1903年离开南洋公学的黄炎培回到川沙，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此后，他还创办和主持广明小学和师范讲习所，在“毁家办学”的杨斯盛的支持下创办了浦东中学。他还在爱国学社、城东女学等新教育团体和学堂中任教，并参与发起江苏学务总会。
黄炎培从不经营工商业，但自他创办倡导职业教育始，就与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建立了深厚的关系。他一手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耗费了他毕生的心血，也凝结了他的教育智慧和情怀。
纵览黄炎培一生，职业教育是其毕生从事的事业。之所以走上职业教育这条路，与他早年“教育救国”的思想有关，更基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调查与思考。
黄炎培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深感教育必须注意实用。同蔡元培提出的“实利主义教育”一样，黄炎培的“实用主义教育”同样注意到教育与实业、教育与生计之间的联系。这个阶段，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
黄炎培研究教育，一方面悉心研究西方的各种教育学说，同时，也非常重视对社会的实地考察。他说：“吾辈业教育，教育此国民，譬之治病，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方书诚不可不读，而病所由来，其现象不一，执古方治今病，执彼方治此病，病何能已？”
从1914年2月到1917年4月，黄炎培开始了他“寻病源”“读方书”的求索历程。三年中黄炎培就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其中包括两次大的国内教育考察以及两次大的国外教育考察。
1914年2月22日，交卸完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的职事，黄炎培以《申报》旅行记者身份，到皖、赣、浙、鲁、冀五省的88所学校考察，往返95天；1914年9月，他又北上赴山东、北京、天津等省市考察教育，历时36天。两次国内考察，使黄炎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看到了封建教育流毒之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教育思潮中，他进行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在考察了本国教育现实之后，黄炎培迫切希望到西方亲身考察彼邦的新教育，借以对比研究。1915年4月起，黄炎培在3个月内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广泛接触，还拜访了自学成才的大发明家爱迪生。
当时，美国政府正颁布几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法案，职业教育蓬勃发展。他比较中外教育得出结论：中国人读书，皆近于虚无宽泛，不切实用；而外国人所读，皆切于日常生活。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职业教育，许久以来郁积在黄炎培心头的中国教育道路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说：“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
为了最后完成职业教育方案，黄炎培还想到日本和菲律宾考察教育。他认为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于中国更为切实、亲近。于是1917年1月初，黄炎培一行6人赴日本、菲律宾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回来后，黄炎培更加坚信：“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从此，黄炎培就在中国高高举起了职业教育的旗帜。
1916年9月，在黄炎培主持下，江苏省教育会成立职业教育研究会，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组建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1917年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开中国职业教育之先河。自从选择了职业教育这条道路，黄炎培就坚定地走了下去，即便几次陷入困顿，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他始终没有放弃。为了职业教育，黄炎培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同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学经验的总结、升华，是中华职业教育社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在实践中也不断丰富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比如关于职业的“本质”，黄炎培用“利他”来概括，而1920年入社、后担任社编辑股主任的邹韬奋则认为：“职业的真谛，是一方利己，一方利人的行为，而能多尽一分材力替社会多做一件好事，这才是职业的快乐。”
陶行知也认为，以“生利主义”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原则，并把“生利”分作两种，一曰生利之物，二曰生利之事，“如商司通有无之事，医司治病之事也，前者以物利群，后者以事利群”，总之都要“利群”，才算“生利”。中华职业教育社另一位重要成员刘湛恩则进一步把“培训学生自立经营之组织能力”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区别于西方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
这些教育论断在今天看来已属平常，但在当时却是对中国封建教育的严正否定与批判，“无异于一下子抹去了统治阶级和传统观念为教育涂上的种种神圣光彩。”在“五四”运动前后的种种教育思潮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是一股批判旧教育、创立新教育的进步思潮。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教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而这一思想，对今天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仍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
（本文主要根据有关资料编辑而成，感谢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提供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