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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在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到半个月，毛泽东便飞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了。
对毛泽东来说，此番赴重庆，除了要和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们打交道外，还要和云集陪都的文化人见面。
他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大后方的文化人面前呢？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在延安和重庆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文化桥梁。
且不说党内的文化人在延安和重庆之间一批又一批地来来往往;重庆文化界，本来就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在那里直接领导，而毛泽东也是极为关注。
关于重庆文艺界的具体活动，毛泽东或许较少与闻，可对那里的文化界的巨匠和朋友，却时时驰信致意，在文字上頻频神交。1944年11月21日这天，他一口气往重庆写了三封信，分别给郭沫若、茅盾、柳亚子。
正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毛泽东大革命期间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任职时的老朋友。正是他在自己的诗作中首先把毛泽东写了进去，称毛泽东为中国的列宁，是“十万大军凭掌握”的将军。
在延安那几年“没有诗兴”的毛泽东，即使十四年抗战的胜利这样大的事件，他也没有赋诗。也许一则是在特别顺利的时候写诗本不是他的习惯，一则是两个中国的命运非常迫切地摆在他的面前，需要他用更现实的政治智慧和胆识而不是诗情去回答、去解决。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用诗的含蓄和智慧来回答重庆方面有关人士提出的一些政治性话题。1945年7月5日，毛泽东驱车到机场为来延安商谈国是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参议员送行时，交给傅斯年一件亲手写的条幅。在飞机上，他们打开一看，却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咏史诗《始皇》中的两句话：“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原来，在延安商谈期间，毛泽东曾单独和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他们是老相识，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这次见面，他们谈起中国的小说，毛泽东也说到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则谦逊地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这话就此一过。末了，傅斯年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也应允下来。在握别之际，毛泽东以钱惟演诗句相赠，大概就是对傅斯年说的“陈胜、吴广”与“刘邦、项羽”之分的一个回答吧。钱惟演的《始皇》是讽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各种无道行径，毛泽东所录两句的原意，是说秦始皇不愿分封诸子为诸侯，终于造成动乱局面，得天下的却是刘邦、项羽这些寻常人。
毛泽东肯定不是随便引用这两句诗作答，其暗含之意倒也不难体会。
这不，抗战胜利不到半个月，以“刘邦、项羽”这类寻常人自诩的毛泽东就来到了重庆，和蒋介石谈天下大事了。
毛泽东在重庆一共呆了四十五天，除和蒋介石见了几次面外，他的大量时间是用来会见各方面人士。其中同文化界的接触，就有十多次。
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的名人“大老”，毛泽东几乎都接触到了。当然不是闲着无事，消磨时光。在他的心目中，大后方的这支文化队伍对他领导的革命事业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力量。延安的文化队伍，相对全国来说，毕竟还只是“半边天”，而且是在山沟里，远播声名比重庆要难得多。所以，即使张恨水这样的作家，虽不明显属于革命文艺界的人物，但他拥有广大的读者，毛泽东也是要特别地关照致意。而且交往中全无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间的隔阂，是那样地细腻入微，平等相谈，其用心之诚、之深，倒也可想而知。
这就要说到他在重庆最精彩的文艺手笔了。
事起于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
在重庆，毛泽东和柳亚子几番会晤，几番书信。当时，柳亚子正以南社盟主的身份编选《民国诗选》，他想把自己从斯诺的书中看到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收入其中，为避免错漏，10月2日应约到红岩见面时，即请毛泽东校正了一下。随后又给毛泽东致信寄诗，其中有几句：“后起多才堪活国，颓龄渐老意犹童。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信里又向毛泽东索诗。
10月7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随信寄上的就是《沁园春·雪》。
毛泽东走了，他留下的《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披露于世呢？
他肯定是费了一番思虑的。上井冈山以前的诗词，是真正的旧作，艺术上自己也未必满意;十年内战时期的其他诗作，多是同国民党厮杀的“战争诗”，其时正值国共谈判，拿出来未免刺激他人，更何况柳先生是统战对象，也难免为人留下“好战”的话柄;十四年抗战，又几乎没有写诗。如此这般，也只有站在黄土高原，凝望祖国河山而萌生的《沁园春·雪》，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是最合适的了。
的确，柳先生读了该词后，几次三番，推崇得不得了。其和词不用说了。在日记中，他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柳先生这样自负的人，如此推崇，且自降一格，并愿意以此言语示人，恐非虚与委蛇的套话。
柳曾将《沁园春·雪》连同自己的和词送给重庆《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有关负责人则答复说，按党内惯例，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须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要到延安请示云云。柳亚子又提议先发表自己的和词。《新华日报》刊出和词后，不少人希望读到毛的原作。时任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吴祖光辗转抄得《沁园春·雪》的三个手抄本，校合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发表，并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甚少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以后，重庆《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益世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发表20首（篇）批判性的和词或文章。显然，这已非文墨官司的范围，已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益世报》发表的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便说：“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对此，进步文化界也进行了回击。
不管怎样的争论，有一个是所有参与者和读者都意识到了的事实：毛泽东会写古诗词，而且写得相当不错！看来，传说中的“匪首”毛泽东，还是个风骚独步之人。经新闻界的这一“炒”，倒把国民党报刊多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低贬宣传“炒”得烟消云散了。毛泽东以他的文人气象，折服了大后方的文化人，这对那些在国共之间持观望心态的文化人来说，尤其有影响力。国民党宣传部门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由此便有了人们知道的“比诗”闹剧，这当然不是人们所乐见的那种民间“赛诗”之举。还有人说，国民党宣传部门搞“比诗”之举的本意是想弄出一首盖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的作品，只得遗憾罢手收场了。
看来，具有深远久长的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子民，对领袖人物的要求与选择，还是比较苛刻的。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不是随便弄一个什么人（如只掌握枪杆子）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文化人就会从心里接受的。尽管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只有默认，可如果有两个“太阳”悬在半空，他们会更多地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来作出选择。这个标准，就是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要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给重庆留下一首《沁园春·雪》，无疑是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摘自《文人毛泽东》）
对毛泽东来说，此番赴重庆，除了要和国民政府的军政要人们打交道外，还要和云集陪都的文化人见面。
他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大后方的文化人面前呢？
其实，在此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在延安和重庆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固的文化桥梁。
且不说党内的文化人在延安和重庆之间一批又一批地来来往往;重庆文化界，本来就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恩来在那里直接领导，而毛泽东也是极为关注。
关于重庆文艺界的具体活动，毛泽东或许较少与闻，可对那里的文化界的巨匠和朋友，却时时驰信致意，在文字上頻频神交。1944年11月21日这天，他一口气往重庆写了三封信，分别给郭沫若、茅盾、柳亚子。
正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毛泽东大革命期间在广州国民党中央任职时的老朋友。正是他在自己的诗作中首先把毛泽东写了进去，称毛泽东为中国的列宁，是“十万大军凭掌握”的将军。
在延安那几年“没有诗兴”的毛泽东，即使十四年抗战的胜利这样大的事件，他也没有赋诗。也许一则是在特别顺利的时候写诗本不是他的习惯，一则是两个中国的命运非常迫切地摆在他的面前，需要他用更现实的政治智慧和胆识而不是诗情去回答、去解决。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用诗的含蓄和智慧来回答重庆方面有关人士提出的一些政治性话题。1945年7月5日，毛泽东驱车到机场为来延安商谈国是的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位参议员送行时，交给傅斯年一件亲手写的条幅。在飞机上，他们打开一看，却是北宋诗人钱惟演咏史诗《始皇》中的两句话：“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
原来，在延安商谈期间，毛泽东曾单独和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他们是老相识，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时，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这次见面，他们谈起中国的小说，毛泽东也说到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则谦逊地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这话就此一过。末了，傅斯年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也应允下来。在握别之际，毛泽东以钱惟演诗句相赠，大概就是对傅斯年说的“陈胜、吴广”与“刘邦、项羽”之分的一个回答吧。钱惟演的《始皇》是讽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各种无道行径，毛泽东所录两句的原意，是说秦始皇不愿分封诸子为诸侯，终于造成动乱局面，得天下的却是刘邦、项羽这些寻常人。
毛泽东肯定不是随便引用这两句诗作答，其暗含之意倒也不难体会。
这不，抗战胜利不到半个月，以“刘邦、项羽”这类寻常人自诩的毛泽东就来到了重庆，和蒋介石谈天下大事了。
毛泽东在重庆一共呆了四十五天，除和蒋介石见了几次面外，他的大量时间是用来会见各方面人士。其中同文化界的接触，就有十多次。
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的名人“大老”，毛泽东几乎都接触到了。当然不是闲着无事，消磨时光。在他的心目中，大后方的这支文化队伍对他领导的革命事业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力量。延安的文化队伍，相对全国来说，毕竟还只是“半边天”，而且是在山沟里，远播声名比重庆要难得多。所以，即使张恨水这样的作家，虽不明显属于革命文艺界的人物，但他拥有广大的读者，毛泽东也是要特别地关照致意。而且交往中全无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间的隔阂，是那样地细腻入微，平等相谈，其用心之诚、之深，倒也可想而知。
这就要说到他在重庆最精彩的文艺手笔了。
事起于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
在重庆，毛泽东和柳亚子几番会晤，几番书信。当时，柳亚子正以南社盟主的身份编选《民国诗选》，他想把自己从斯诺的书中看到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收入其中，为避免错漏，10月2日应约到红岩见面时，即请毛泽东校正了一下。随后又给毛泽东致信寄诗，其中有几句：“后起多才堪活国，颓龄渐老意犹童。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信里又向毛泽东索诗。
10月7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随信寄上的就是《沁园春·雪》。
毛泽东走了，他留下的《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披露于世呢？
他肯定是费了一番思虑的。上井冈山以前的诗词，是真正的旧作，艺术上自己也未必满意;十年内战时期的其他诗作，多是同国民党厮杀的“战争诗”，其时正值国共谈判，拿出来未免刺激他人，更何况柳先生是统战对象，也难免为人留下“好战”的话柄;十四年抗战，又几乎没有写诗。如此这般，也只有站在黄土高原，凝望祖国河山而萌生的《沁园春·雪》，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是最合适的了。
的确，柳先生读了该词后，几次三番，推崇得不得了。其和词不用说了。在日记中，他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柳先生这样自负的人，如此推崇，且自降一格，并愿意以此言语示人，恐非虚与委蛇的套话。
柳曾将《沁园春·雪》连同自己的和词送给重庆《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有关负责人则答复说，按党内惯例，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须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要到延安请示云云。柳亚子又提议先发表自己的和词。《新华日报》刊出和词后，不少人希望读到毛的原作。时任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吴祖光辗转抄得《沁园春·雪》的三个手抄本，校合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发表，并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甚少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以后，重庆《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益世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发表20首（篇）批判性的和词或文章。显然，这已非文墨官司的范围，已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益世报》发表的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便说：“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对此，进步文化界也进行了回击。
不管怎样的争论，有一个是所有参与者和读者都意识到了的事实：毛泽东会写古诗词，而且写得相当不错！看来，传说中的“匪首”毛泽东，还是个风骚独步之人。经新闻界的这一“炒”，倒把国民党报刊多年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低贬宣传“炒”得烟消云散了。毛泽东以他的文人气象，折服了大后方的文化人，这对那些在国共之间持观望心态的文化人来说，尤其有影响力。国民党宣传部门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由此便有了人们知道的“比诗”闹剧，这当然不是人们所乐见的那种民间“赛诗”之举。还有人说，国民党宣传部门搞“比诗”之举的本意是想弄出一首盖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的作品，只得遗憾罢手收场了。
看来，具有深远久长的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子民，对领袖人物的要求与选择，还是比较苛刻的。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不是随便弄一个什么人（如只掌握枪杆子）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文化人就会从心里接受的。尽管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只有默认，可如果有两个“太阳”悬在半空，他们会更多地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来作出选择。这个标准，就是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要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给重庆留下一首《沁园春·雪》，无疑是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摘自《文人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