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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祁蓉（1986-），女，蒙古族，青海省西宁人，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摘 要：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对当今中国公共治理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作用，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探讨意义重大。
关键词：网络舆情;途径;民意
近年来，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在我国公共治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数度倒逼相关部门改变决策，进而对整个中国社会之发展乃至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大致循着两种路径发挥作用。
一种路径是舆论介入个体性事件、地方性事件，使其成为特大舆情事件，进而影响决策。因为媒体、网民的关注而改变个体的际遇，在中国早已不新鲜，2010年的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堪称典型。但因为个体性的事件而导致社会面的改变仍相对较少，除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外，近年鲜有所闻。但当时的互联网特别是网络舆论还不够突出。湖南永州唐慧事件即属于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以微博为发轫点和主力军的网络舆论的关注，促使湖南省委介入调查并最终取消了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而且引发了对劳教制度的新一轮的批评，甚至在声势浩大的钓鱼岛事件游行中都出现了“废除劳教再保钓，免得保钓被劳教”之类的标语。新领导层注意并回应了这种呼声。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作为2013年政法工作“四项改革”之一。
相比较而言，地方性事件因为舆论的介入而演化为特大舆情事件就普遍得多。近年来频发的邻避运动堪属典型。从四川什邡到江苏启东再到浙江宁波，这些因为担心环境污染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赖网民们的关注而扩散开来，给当地官方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基本逻辑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类媒体的发展缩小甚至消弭了时空，现场即时呈现、网民迅速反馈。现场民众能从网络上获得大量的支持，“同伴”的存在坚定了他们的合法性、壮大了他们的勇气;网民能从网络上找到大量的文字、图片乃至视频，逼真的现场存在感更容易激起他们同情、愤慨、感同身受等情绪，激化舆论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情况下，当地官方已经不能以“鸵鸟”之法来处理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妥协”，决策就这样被改变。
另一种路径是舆论单纯地作为舆情在互联网上发酵，态度倾向高度一致（多数情况下是反对），舆情态势持续高位，直至有关部门注意并顺应民意做出改变。青岛于2012年3月启动大规模的植树增绿行动后，“毁草种树”、“桥下种树”、“海边种树”、“密集种树”等现象被零星地上传到了网络，很快就遭到了网民们的批评，网民如接力、竞赛般地挖掘各种种树“怪相”，穷追猛打、咄咄逼人的追问迫使当地政府部门不得不在网络与之互动，最终坦诚错误并做出相应更正。
更典型的是“延迟退休”事件。2012年6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答复人民网网友”的形式披露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一致反对，以至于人民网的专题调查竟吸引了近150万网民参与投票，其中高达94.2%的受调查网民明确表示反对。在之后的两周内，该话题一直高居各论坛、微博热门话题榜不下，愤怒情绪甚至蔓延到了对公务员退休金、“三公”消费、社保亏空等话题。最终，人社部不得不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形式强调“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并明确表示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与第一种路径相比较，第二种路径的事情少了突发性、多了日常性，以关系日常生活和切实利益为主要特征，相关决策往往是被认为违背了常理或利益，“抢黄灯扣6分”事件就属这一类型。与第一种路径可能致使官民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冲突化不同的是，第二种路径若妥善处理则会打造成官民良性互动、网络有效问政之样板。
每一次的决策改变，都会换来舆论胜利般的欢呼。但舆论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胜利”。北京、上海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迟迟未能出台之际，也有不少网民从社会公平、个人利益等角度呼吁，甚至发生了京籍家长上访北京市教委并与非京籍家长起冲突、上海外来人口子女与当地民众微博“约辩”等事件，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关注。但京沪两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异地高考政策却依然因其对家长前置条件的高要求而遭舆论批评，更有网民直言异地高考是“最拼爹”的不公。
无独有偶，牵动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依然处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尴尬境地，引发了对领导层改革的决心和能力的质疑，舆论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关改革阻力的想象约深刻，对将来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期望也就越高。
诸如此类未能或者不能顺应舆论的公共治理事件还有很多。特别是诸如兰州市长名表门等事件，官方调查结论和处理措施不仅难以平息舆论，反而刺激了舆论的进一步高涨。但相关部门依然没有“顺应民意”，最终在一片骂声中逐渐平息，对执政合法性、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极为严重。
逆民意行事的原因，大致有三：
既得利益者。现实社会中，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政策毕竟只是少数，任何政策、措施总要损害到部分人的利益。假如这部分人属于强势群体但又缺乏社会公正信念，那么就可能会阻止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由此形成阻力。当民意对抗利益，激烈的博弈不可避免，以后者为导向的决策自然是逆民意而动。
施政主动权。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政府部门人员会存在这样的观念，即担心凡事皆顺民意可能导致舆论的狂飙，动辄以民意相胁迫，致使政府部门不能按照既定方案施政，甚至完全丧失主动权，沦于疲于应对舆论又屡遭其批评、嘲讽的尴尬境地。
舆论正确性。第二种原因至少在“舆论并非永远”正确这一基础上是成立的。一方面是舆论的全面性问题，特别是网络舆论的群体性特征往往会很鲜明，是否真正代表民意有些时候仍需打个问号;另一方面是舆论的正当性问题，特别是随着网络水军等的猖狂，操控舆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两方面作用下的顺应民意，可能带来的是对那些“沉默的多数”的伤害。
这就构成了一个是否顺应民意的困境。
解决之道或许就在孔夫子的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批评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此反对孔子的唯智论调和精英倾向;赞誉者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借以宣扬孔子的民本色彩和教化主义。解决民意影响决策困境的方法，就在于后者。
面对舆论、面对民意，要大胆研判、细致求证。研判的对象是民意的正确性，求证的依据是科学、民生。从决策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判断，不难判断民意正确与否。正当的民意，顺应即可，不应也不需要考虑太多。只要真正做到“成绩说够、问题讲透”，实事求是地亮明成就、解决问题，施政的主动权就不会丧失。
不正当的民意，要敢于、善于去引导。民意好比一面镜子，自己的脸脏了确实要洗，但镜子脏了也需常拂拭。毕竟，民意是种情绪化的东西，一味迁就确会导致进退失据，甚至给民众以“朝令夕改”、公信不足的印象。引导要说实话，空话、假话、套话最难为舆论所接受，对它们的批评、嘲讽总是无以复加。引导要会说话，正确的话、实在的话未必是合适的话，要讲场合、讲对象、讲情境，切忌严重偏离民众的生活认知与感受。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正确，就顺应;民意不正确，就在尊重的基础上将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考验的固然是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但收获的终将是官民良性互动的硕果。（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对当今中国公共治理通过两种途径产生作用，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探讨意义重大。
关键词：网络舆情;途径;民意
近年来，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在我国公共治理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数度倒逼相关部门改变决策，进而对整个中国社会之发展乃至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大致循着两种路径发挥作用。
一种路径是舆论介入个体性事件、地方性事件，使其成为特大舆情事件，进而影响决策。因为媒体、网民的关注而改变个体的际遇，在中国早已不新鲜，2010年的江西宜黄自焚事件堪称典型。但因为个体性的事件而导致社会面的改变仍相对较少，除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导致强制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外，近年鲜有所闻。但当时的互联网特别是网络舆论还不够突出。湖南永州唐慧事件即属于该路径的典型代表，正是因为以微博为发轫点和主力军的网络舆论的关注，促使湖南省委介入调查并最终取消了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而且引发了对劳教制度的新一轮的批评，甚至在声势浩大的钓鱼岛事件游行中都出现了“废除劳教再保钓，免得保钓被劳教”之类的标语。新领导层注意并回应了这种呼声。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将“推进劳教制度改革”作为2013年政法工作“四项改革”之一。
相比较而言，地方性事件因为舆论的介入而演化为特大舆情事件就普遍得多。近年来频发的邻避运动堪属典型。从四川什邡到江苏启东再到浙江宁波，这些因为担心环境污染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一不赖网民们的关注而扩散开来，给当地官方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基本逻辑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类媒体的发展缩小甚至消弭了时空，现场即时呈现、网民迅速反馈。现场民众能从网络上获得大量的支持，“同伴”的存在坚定了他们的合法性、壮大了他们的勇气;网民能从网络上找到大量的文字、图片乃至视频，逼真的现场存在感更容易激起他们同情、愤慨、感同身受等情绪，激化舆论的进一步扩张。这种情况下，当地官方已经不能以“鸵鸟”之法来处理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妥协”，决策就这样被改变。
另一种路径是舆论单纯地作为舆情在互联网上发酵，态度倾向高度一致（多数情况下是反对），舆情态势持续高位，直至有关部门注意并顺应民意做出改变。青岛于2012年3月启动大规模的植树增绿行动后，“毁草种树”、“桥下种树”、“海边种树”、“密集种树”等现象被零星地上传到了网络，很快就遭到了网民们的批评，网民如接力、竞赛般地挖掘各种种树“怪相”，穷追猛打、咄咄逼人的追问迫使当地政府部门不得不在网络与之互动，最终坦诚错误并做出相应更正。
更典型的是“延迟退休”事件。2012年6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答复人民网网友”的形式披露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的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一致反对，以至于人民网的专题调查竟吸引了近150万网民参与投票，其中高达94.2%的受调查网民明确表示反对。在之后的两周内，该话题一直高居各论坛、微博热门话题榜不下，愤怒情绪甚至蔓延到了对公务员退休金、“三公”消费、社保亏空等话题。最终，人社部不得不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形式强调“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不会立刻调整”，并明确表示会“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充分考虑不同群体间的公平公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后再实施”。
与第一种路径相比较，第二种路径的事情少了突发性、多了日常性，以关系日常生活和切实利益为主要特征，相关决策往往是被认为违背了常理或利益，“抢黄灯扣6分”事件就属这一类型。与第一种路径可能致使官民之间矛盾激化甚至冲突化不同的是，第二种路径若妥善处理则会打造成官民良性互动、网络有效问政之样板。
每一次的决策改变，都会换来舆论胜利般的欢呼。但舆论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胜利”。北京、上海等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迟迟未能出台之际，也有不少网民从社会公平、个人利益等角度呼吁，甚至发生了京籍家长上访北京市教委并与非京籍家长起冲突、上海外来人口子女与当地民众微博“约辩”等事件，引发了不少网民的关注。但京沪两地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异地高考政策却依然因其对家长前置条件的高要求而遭舆论批评，更有网民直言异地高考是“最拼爹”的不公。
无独有偶，牵动亿万民众切身利益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依然处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尴尬境地，引发了对领导层改革的决心和能力的质疑，舆论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更重要的是，这种有关改革阻力的想象约深刻，对将来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期望也就越高。
诸如此类未能或者不能顺应舆论的公共治理事件还有很多。特别是诸如兰州市长名表门等事件，官方调查结论和处理措施不仅难以平息舆论，反而刺激了舆论的进一步高涨。但相关部门依然没有“顺应民意”，最终在一片骂声中逐渐平息，对执政合法性、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极为严重。
逆民意行事的原因，大致有三：
既得利益者。现实社会中，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政策毕竟只是少数，任何政策、措施总要损害到部分人的利益。假如这部分人属于强势群体但又缺乏社会公正信念，那么就可能会阻止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由此形成阻力。当民意对抗利益，激烈的博弈不可避免，以后者为导向的决策自然是逆民意而动。
施政主动权。不可否认的是，部分政府部门人员会存在这样的观念，即担心凡事皆顺民意可能导致舆论的狂飙，动辄以民意相胁迫，致使政府部门不能按照既定方案施政，甚至完全丧失主动权，沦于疲于应对舆论又屡遭其批评、嘲讽的尴尬境地。
舆论正确性。第二种原因至少在“舆论并非永远”正确这一基础上是成立的。一方面是舆论的全面性问题，特别是网络舆论的群体性特征往往会很鲜明，是否真正代表民意有些时候仍需打个问号;另一方面是舆论的正当性问题，特别是随着网络水军等的猖狂，操控舆论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两方面作用下的顺应民意，可能带来的是对那些“沉默的多数”的伤害。
这就构成了一个是否顺应民意的困境。
解决之道或许就在孔夫子的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批评者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据此反对孔子的唯智论调和精英倾向;赞誉者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借以宣扬孔子的民本色彩和教化主义。解决民意影响决策困境的方法，就在于后者。
面对舆论、面对民意，要大胆研判、细致求证。研判的对象是民意的正确性，求证的依据是科学、民生。从决策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是否符合民众利益来判断，不难判断民意正确与否。正当的民意，顺应即可，不应也不需要考虑太多。只要真正做到“成绩说够、问题讲透”，实事求是地亮明成就、解决问题，施政的主动权就不会丧失。
不正当的民意，要敢于、善于去引导。民意好比一面镜子，自己的脸脏了确实要洗，但镜子脏了也需常拂拭。毕竟，民意是种情绪化的东西，一味迁就确会导致进退失据，甚至给民众以“朝令夕改”、公信不足的印象。引导要说实话，空话、假话、套话最难为舆论所接受，对它们的批评、嘲讽总是无以复加。引导要会说话，正确的话、实在的话未必是合适的话，要讲场合、讲对象、讲情境，切忌严重偏离民众的生活认知与感受。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意正确，就顺应;民意不正确，就在尊重的基础上将其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考验的固然是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但收获的终将是官民良性互动的硕果。（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